“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成本管理机制构建
【摘 要】 在“双循环”宏观经济新格局下，成本管理机制必须以激励与约束为主导，强化保障机制的辅助功效。从企业角度考察，以国内大市场为主体的内需市场是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成本管理机制的内在驱动。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讲，“双循环”下的制度型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目标的协调与统一。“双循环”的经济发展诉求在制度型开放的推动下使成本管理机制相互协调，共同谋求宏观、中观与微观多层次的成本要素创新整合。借助經济的“双循环”发展，成本管理的边界将更加开放，成本管理机制的实践内涵将更加丰富。相互融通、循环开放的互联网生态与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为成本管理提供创新的保障机制。构造关注互联网生态与人工智能生态的开放系统，利于重塑组织间成本管理机制的范式结构，并使传统的约束机制主导转变为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交融与共生。
【关键词】 “双循环”; 制度型开放; 成本管理机制; 互联网生态; 智能生态
一、绪论
以“双循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新格局，给国家经济社会的开放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全球化开放系统的价值链高端攀升密切相关，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创新链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度型开放”这一新概念，将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推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1 ]。从微观角度考察，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的增加，宏观层面的成本管理措施，如减税降费和定向扶持政策等，持续地推动着企业成本管理及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双循环”经济格局是新形势下对国内国际全面开放的重新表述。随着国内市场逐渐成为全球大市场，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演进将以我国为“主战场”[ 2 ]。即，通过内循环扩大内需，进一步向全球各国开放市场，我国将成为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聚集地。
宏观经济采取“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协作”的发展方针，是我国政府在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对以往经济所作的一次战略调整。这种主动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的目标变迁是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世界经济动荡和保护主义盛行等对企业利益冲击的有效举措。对此，加强成本管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保障机制的构建是中国企业适应全球产业链收缩、供应链重组的客观需要。制度型开放政策表明，中国政府有决心通过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内循环来稳外资、稳外贸，并在内外循环共同发力的同时推动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双循环”战略说明中国经济有很强的韧性，围绕全球产业链的收缩，积极构建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强化集群区域企业的成本管理机制建设，是寻求中国经济新开放、宏观经济高水平运行的时代要求[ 3 ]。
从理论角度观察，通过“双循环”转换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优化发展的结构与方向，是经济全球化理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一种创新实践。通过内向化的产业集约发展，尽快恢复全球产业链活力，形成以中国市场为引擎的全球供应链新体系，是宏观经济新格局下推动我国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由之路。为了保持以我国高端技术为主导的产业能够自主可控，将成本管理机制嵌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开展创新探讨是非常必要的。从微观角度讲，成本管理控制机制能够将价值创造活动中的内生动力与外在行为勾连起来，使它们之间互相协调、各自运行并充分发挥作用。比如，面对供应商选择以及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必须突出国际科技前沿水平要求，要舍得成本的投入。对于全球“领跑”的产业领域，强调以“内循环”为主是很早就有的谋略[ 4 ]。即，形成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主导权，由国内制造和配套高技术含量的关键零部件，推动我国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制度型开放是“双循环”的基础，是一种以“放”促“开”的外在具象，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创新资源与创新要素配置的组织壁垒和组织边界，减少企业和产业运行的交易成本。
从实践角度思考，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通过“三来一补”等方式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一种不自觉的市场化战略，是利用比较优势切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一种“双向嵌入”[ 5 ]。“双循环”则是一种主动的内向化开放战略，即通过开放我国的内需市场（内循环为主）来带动全球化的外部市场，是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开放战略。过去，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外部市场为驱动，现在需要以内部市场为主体，借助强劲发展的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体系来提升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并以新动能加快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即，在宏观经济新格局下处理好外需和内需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主动抢占先机。亦即，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必须加快完善产业集群的成本管理机制，进一步挖掘降本增效的潜力。在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同时，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高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动力和能力。
二、成本管理的激励机制：积极的导向功能
强化成本管理机制的构建，是对宏观经济新形势做出的合理预判。即，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回缩，跨国企业的回归，国内产业集群的格局将面临重新调整。客观地说，我国众多的产业集聚区域实施的是传统的低成本战略，大量跨国企业的加入会对原已微薄的利润产生冲击。因此，构建成本管理的激励机制，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创新整合现有的产业集群，是企业层面必须深刻关注的话题。
（一）内在激励：成本管理的正向激励
面对全球经济新形势，如全球供应链中断或断裂，可能会导致客户关系的流失、现金流断档、合同违约、员工心态不稳等现象，企业需要从内在的成本机制上寻求对策。
1.制度型开放背景下的成本管理激励机制
作为“双循环”的基础，制度型开放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了牢固的制度保障。政府方面，既要主动出台相关的宏观层面成本管理政策，又要加快产业集聚区域等中观层面的制度建设，积极发挥产业集群承上启下的作用。即，通过配置必要的产业政策引导，使微观主体企业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成本管理机制不仅是单一的企业话题，而且涉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等环节中的协作伙伴。从激励机制构建的主体看，不仅包括企业组织层面，而且包括行业或产业的企业群体层面，以及宏观的政府等不同参与者。然而，不同参与者客观上存在迥异的目标和能力，如何协调成本管理在各主体间的关系、如何发挥他们的协同效应提升成本管理绩效等，必须在宏观经济格局下正确认识成本管理机制，加快相关政策与制度安排。亦即，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制度性、结构性的开放，并且从制造业领域开放向服务业领域开放延伸。对于企业群体而言，必须从制度适配向体系建构转变，形成一整套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成本管理激励机制。制度型开放所覆盖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具体内容，紧扣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管理制度的相关方面，体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公平竞争、诚信法治、追求效率的深刻底蕴，包括观念文化、行为方式、价值标准等具体内容。对此，构建正向的激励机制有助于成本管理效率与效益的提升。
“双循环”进一步使我国市场成为开放的最前沿，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将由我国引领，这种嵌入了制度型开放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择。一是激励机制强与弱的思考。促进内需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以及企业经营的驱动，必须始终以市场化为导向，以盈利为目标，加强成本管理激励机制的制度建设。二是处理好激励机制的内外关系。产业链收缩回归的外部企业与原來运行于产业集群中的内部企业，必须全部按照经济规律原则办事，纠正成本管理行为中存在的偏差和由于单一性而无法持续的经济行为。基于激励机制开展的内需促外需，是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提升产业结构的保证。三是处理好激励主体的个性和共性问题。从个性角度讲，全球供应链断裂后回归的跨国企业，有的可能面临生存困境（如全部为外向销售的企业），成本管理的正向激励是帮助企业在短期内保“饭碗”，长期内“谋生存”，从成本控制角度要实施淘汰机制;从共性角度思考，所有企业必须谋求规模化和差异化优势，在内循环为主的激励机制下主动改变走出去的边界，进一步规划“走上去”和“走进去”。四是处理好激励机制的效度与信度关系。激励机制的效度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以开放的国内市场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激励机制的信度就是要坚持互利共赢的管理理念，建立适合企业群体不同价值目标的激励机制，构建创新的成本管理利益组合。
2.“双循环”推进下的成本管理激励机制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经济探索新方式、规划新动能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政策依据。从短期看，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是帮扶外贸企业破解内销难题，促进外资、外贸基本稳定的应急之举。从长期看，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也是促进内外贸有效贯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长久之道。我国绝大部分产业集群是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进行加工生产，在制度型开放的驱动下，这些集群企业开始通过学习和研发以及消化吸收再创新向本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然而，先发国家是不会轻易让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链长”位置，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手段加以阻击。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贸易投资萎缩等，使全球产业发展变得失序而动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这种国际局势的新举措，也是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旨在充分利用我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优势，精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倒逼补足核心领域的短板和弱项，打通循环梗阻点，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内循环来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刘志彪，2020）。
不可否认，这种内向化的循环战略可能会导致国内经济增速的暂时下滑，但其在稳定内资不外流方面有积极功效。或者说，即便因此而使国内经济的价值增值空间收窄，但这种应对外部环境复杂性的内循环也具有稳外资的积极功效。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突出的是制度执行的效率，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使集群区域的成本管理激励机制在“双循环”中发挥出更充分的效率与效益。亦即，通过成本管理的激励机制提升产业集群区域企业的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为未来发展积蓄新动能。同时，成本管理的激励机制还有助于产业集群区域加快重整步伐，优先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向“新基建”的装备制造业等转型。另外，客观分析和学习全球产业链的新动向，巩固产业链的地位，掌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和节点，提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不断提高产品附加价值，创造更多高收入的工作岗位，也为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创造必要条件。
（二）外在激励：成本管理的战略转变
当前，面对宏观经济的新形势，尤其是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大量跨国企业回归国内产业集群的现象，政府作为外在的推动力量，必须强调制造业至上的战略理念，通过各种宏观层面的成本管理激励手段，支持和发展诸如生产服务业等支撑产业，以强化和巩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1.合理配置成本管理战略
制造业是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发展质量是关系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核心所在。之所以强调外在激励，就是要维护和发展国内现有的产业集群，它是“双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大量回归企业的“蓄水池”。政府要借助宏观成本管理手段，采用财政税收与金融等工具帮助产业集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或特色产业集聚群落。比如，针对早期构建的产业集群，由于这类集群主要是通过“双向嵌入”实现全球价值链融入的被动市场化主体，全球供应链中断会面临市场的压力，政府要加强外在激励，通过政府有形的手，结合市场无形的手，使这类集群在吸纳外部回归企业的过程中重新定位。当然，政府也无需扭转这类集群外向化集聚的特征，只需通过有形的手引导企业群体适应宏观经济新形势，谋求新定位即可。对于面向全球产业链整体或主体企业回归后形成的产业集群，政府应号召这类集群坚守“双循环”的新格局，以内向化的思维服务国内企业或消费者来渡过难关。换言之，政府层面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施力，从宏观成本管理战略着手。一是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刺激手段促进需求升级，包括增加公共消费来带动居民消费;二是扩大有效投资，比如以新基建作为投资的重点等。同时，稳定未来发展的预期，通过推动产业升级，鼓励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企业层面考察，就是要主动拥抱“互联网+”，加快商业模式转型，通过互联网平台稳定客户，增加企业收入。同时，制定内向化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主动压缩成本费用，包括瘦身战略，处理不必要的设备等固定资产，增强资金的韧性，确保必要的现金流等。从成本管理角度思考，“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借助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换言之，面对全球供应链中断、产业链回缩的现状，产业集群需要帮助企业尽快找到替代产品。当前的重点是立足国内，调整结构，压缩出口产品的生产，使整个工业品生产围绕国内需求展开。此外，产业集群成本管理必须结合新时代的信息技术特征，积极嵌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提高集群区域企业实际应用成本管理的水平（冯圆，2016）。总之，产业集群成本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延长产业链、优化供应链，积极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2.提高成本管理的效率与效益
围绕“双循环”中的内循环，优化成本管理战略，就是要提高成本管理的效率与效益。企业面对外部市场销路或资金压力的情况下，要坚持开放发展的成本管理战略，加强会计信息沟通，通过回归产业群落等举措，使关联各方了解企业的情况，明确企业原有的目标客户定位等;或者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共同围绕资金流、信息流等来驱动消费流。首先，加强与关联国家和贸易伙伴组织的政府及跨国公司的沟通，通过加深理解实现稳订单、稳预期、稳投资等功效，借助制度型开放政策主动融入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贸易投资秩序。其次，通过提升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围绕核心技术和关键工业产品的自主化，强化成本控制，稳定产业链的地位。最后，在巩固预算管理和成本管理的前提下，提高成本控制机制的效率与效益，提高解决问题的权变性，提供更多灵活性的管理方式与方法。具体的成本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快速识别成本问题、稳定供应链成本和实施成本维持战略。
之所以强调成本管理效率与效益的战略研究，目的是寻求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成本行为路径，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产业链回缩的跨国企业要协调各种经济开发区、自贸试验区、高新区等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问题，并持续开展产能升级，依靠在线办公和人工智能来减少损耗，提高运营效率。同时，可以借助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惠条件，引导回归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加大精准支持，依法提供税费租金减免和低息免息贷款服务等，努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要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期有效制定成本管理战略，管理者必须将战略目标嵌入企业制度，发挥想象的力量，在未来规划和当前实践之间建立起动态联系。成本管理要规划沟通的层次结构，重点关注战略优先事项，明确优先解决最有价值的问题。成本信息支持系统要能够提供潜在价值，与准备独立创新的回归企业主体进行沟通，寻求价值创造的路径。突出成本管理的激励机制是控制系统功能发挥作用的保证，必须妥善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合理选择未来的管理工具。或者，强化成本管理对组织的控制效果，且在强化刚性管理的同时，注重柔性管理。亦即，风险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的能够了解并有效控制它。政府层面要将发展数据技术和数据产业作为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为企业大幅降低信息连接成本等交易费用创造必要条件。
三、成本管理的约束机制：有效的应对策略
成本管理的外部约束主要来自全球产业链回缩产生的企业回归压力，以及美国等国家的抑制和打压;内部约束来自产业集群进一步地域化集聚而带来的成本增加，收益空间收窄的问题。当前，面对宏观经济新格局，如何有效应对全球产业链的新情况，努力克服已经中断或面临断裂的全球供应链困局，中国的对策是在制度型开放的基础上实施“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内在约束：“双循环”格局下的成本控制
通俗地说，我国将从以前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循环发展战略，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并重战略。“双循环”中的内循环涉及稳定就业率、降低外贸依赖度和扩大内需三层涵义，或者以内需来促进产业升级、稳定就业、带动外贸发展形成新的市场格局。从内在约束角度讲，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时机整合各种开放区、高新区与自贸区，构建新型的产业分工体系，稳定外资与外贸。其中的自贸区（港）是贯彻“双循环”的重要载体，能够为重构全球产业链提供实践基础。“双循环”战略重点在于内循环。所谓内循环，就是整条产业链，包括消费端大都在国境线之内，当然也有一部分在国境周边（如东南亚国家等）。化解内部约束必须重视成本管理机制的功效，不能仅考虑表面效果。换言之，需要针对回归企业的不同情况加以正确引导。当然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的成本战略给予资金、政策等扶持。举例来说，一部分回归企业可以到中西部发展（主要是具有独立产业链的企业），以提高中西部的制造能力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另一部分企业则需要配合母公司或产业集群进行深耕，或开拓新的市场份额。政府应该对那些主动进入西部地区（必须以市场化原则为主）的回归企业进行政策扶持，即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加以制度设计，补偿这部分企业可能的效率损失。从综合角度讲，“双循环”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再平衡提供了一次机会，通过缓解内部约束促进了区域的均衡发展。因此，长远来看，内循环使部分有潜力而没有机会的国内企业（产业集群）得以迅速成长，同时倒逼一些企业深耕国内市场和激发企业研发活力。或者说，产业集群的区域化集聚趋势，虽然会在短期内影响收益使成本有所增加，且进入门槛相对提高，但是市场集中传导出的压力有助于优胜劣汰，纠正过去外向型經济发展过程中粗放经营的状态，更好地提炼或打造大型的产业集群。
应该说，我国经济韧性强，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比如，中国的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国内民众的储蓄率高、国家宏观调控效率与效果的制度优势明显等。客观地讲，提出内循环既是一种主动作为，也存在一些被动的成分。主动作为体现在自从我国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在推进诸如加快进口替代，提高中国产业链的安全性与可控性等政策引导。被动成分主要是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等国际环境产生的供应链断裂、产业链回缩，部分跨国企业被迫回归国内，或者迁移到周边国家。现实表明，全球产业链重组已经开始，传统的实体与虚拟结合的链式经济，在相互依赖性减弱、市场机制失灵的时期，如何重新寻找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产业链、修补供应链，需要借助内在的产业集群力量来加以实现。中国作为国际上的一个大市场，提出以内循环为主的开放战略，是在坚守人类命运共同理念下的全球产业链引导，是想借助我国巨大的内需市场，将全球价值链引向中国，以中国为“主战场”。中国广大的市场是产品最终配置或集成的重要环节，积极实施制度型开放政策，合理配置“双循环”经济格局，是中国理念嵌入全球化战略的一个契机。换言之，我国经济以退为进，近期逐步从以往正面的中美贸易战应对的局面中转变出来，开始面向国内实施“双循环”的经济战略，这也是全球化经济发展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我国正好利用这一时机，深入思考当前的全球产业链，借助内循环的内需动力重新构建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从成本管理角度讲，我国经济的修复能力是与我国的要素竞争力相关的，即经济增长的动力离不开土地和劳动力等综合成本的优势。通过制度型开放扩大国内的市场换取全球新技术的引进，借助“双循环”的积蓄能量使中国大型产业集群能够在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路径上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力，进而为全球产业链的重塑贡献出中国力量。
（二）外在约束：全球产业链变迁下的成本管理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强劲，各级政府和产业管理机构纷纷提出中国企业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打造巩固链群经济的创新链，并以这种创新链来网络全球产业链（洪银兴，2020）。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看，2007年至2017年的10年间，中国在全球资本品市场的份额从5%左右迅速上升至20%以上（许正中，2019）。数据背后的动力来自企业持续的研发投入，以及产学研的不断深入融合[ 6 ]。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并在许多方面设置前进的阻力。面对这种外部约束，成本管理机制要进一步为新兴和复杂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即成本管理要主动服务于创新链，这也是摆脱外部约束的一种重要机制。面对宏观经济新格局，企业在产业链变迁中必须强化成本管理，针对不同情况提出成本管理创新驱动的对策安排。
首先，积极寻求降低供应链成本的路径。尽管全球供应链修复需要时日，但建立在内循环基础上的“双循环”仍然可以利用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实施成本管理战略。积极构建基于国内市场的数字化供应链（Digital Supply Chain）①，使供应链由“链”到“网”发生转变，进而给企业带来成本管理的机遇。数字供应链的特征是以顾客价值为中心，借助数据这一核心要素构成一个可视化、透明化的供应链网络。数字供应链作为产业链整合的新方式，能够提高供应链网络的效率，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协同创新。
其次，培育国际级别的大型产业集群。近年来形成的全球一体化供应链面临瓦解，产业链回缩客观上会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创新供应链成本管理的新形式，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向平台型企业主导方向延伸，即主动在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立全球供应链网络，重组供应链的结构模式与执行性交易手段。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供应链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接近80%，其中包括约12万亿美元的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 7 ]。要化“危”为“机”，在不断完善自由贸易区功能的基础上，将全球贸易中的供应链机制引入国内的产业集群之中，并且大力培育全球化的大企业集团，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再次，提高组织的成本管理柔性。要在提高成本管理组织持续价值创造能力的同时，提高成本管理组织的价值分享能力。一是维护关系柔性。不仅与企业员工构建互惠关系，同时还需要与顾客和投资者以及其他生态伙伴建立互惠关系，比如通过共同富裕将投资者与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生产柔性。正确认识内循环的成本挑战，积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选择基于顾客价值的市场定价方法，而不是基于企业成本的内部定价方法。三是制度和文化柔性，即以正向激励或引导为主。面对外在约束，企业应主动增加研发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如积极开展自主研发），以尽快补齐产业链中的缺口环节，提高产业链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最后，要借助“互联网+”与“智能+”，探索促进“双循环”发展的经营生态。要坚持现金为王理念，稳健资本安排，降低资本杠杆水平等。
四、成本管理的保障机制：实体与虚拟融合的经营生态
开放的经济或制度体系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成本管理控制机制的有效实施，必须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支撑。建构实体与虚拟结合的经营生态，重点是互联网生态和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发展。
（一）新经济的技术革命促进成本管理功能完善
新经济的技术革命对产品生产提出了个性化以及大规模定制的新要求。企业制造领域往往分布广泛，共同协作采取的是产品间协作。当前，这种产品间协作等方式正面临挑战。成本管理功能由信息支持系统和管理控制系统组成，激励、约束与保障等机制或手段有助于提升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的能力[ 8 ]。
1.成本信息支持系统在技术革命中的作用
新经济时代的科技革命对成本管理功能提出了新要求，企业必须适应客户、渠道、客户关系、核心资源、成本架构等需求，进行结构变迁，设计或规划成本管理战略。宏观经济新格局促进了新经济条件下经营模式和业态的大量涌现，比如通过生态系统的设计使传统经营活动中已经消失或者失效的渠道功能实现回归，使投资者、参与者、消费者汇聚生态系统提供的平台，实现项目启动、资金回笼和产品销售的共生、互生与重生②。成本管理的保障机制就是要将制度型开放带来的红利，以及“双循环”产生的经济新模式或新业态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宏观的成本管理激励与中观的行业成本政策引导，使全球产业链回缩的跨国企业振奋精神，積极融入扩大内需的经济新格局之中。有激励一定有约束，成本管理的保障机制需要将宏观、中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传达至微观的企业主体，使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体现于成本管理的内在机制之中，积极发挥成本管理功能，通过成本信息支持系统寻求生态系统的平台以及未来发展的市场。在政府宏观成本政策的引导下，国际性、全球化的产业集群面临发展的新机遇。成本管理的保障机制需要在维护成本管理功能的前提下，促进回归企业的服务需求，开展与国内现有企业业务和财务的整合，提高成本管理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内在功效。
2.成本管理控制系统在新经济生态中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是随着市场的变化运转的，当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实施“双循环”战略时，制度型开放的力度只会加强并更加开放，此时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市场的“主战场”。成本管理控制机制要转变观念，注重企业群体发展中的无形事物，并借助信息支持系统使有形与无形的管理活动紧密相联。新经济促使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生态系统嵌入企业经营活动的每一个角落。以媒体、软件等统领的软性的世界基本法则将很快实现对现实物质的硬世界的管制与规范，成本管理的保障机制要积极抓住时机构建各项生态平台控制机制，比如基于互联网生态与人工智能生态的成本管理控制机制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世界标志着企业发展的未来，并使得全球产业链的连接越来越紧密。面对全球实物产业链的收缩、供应链的中断或断裂，网络经济将大有作为。成本管理控制系统要适应网络经济信息连接产生的集群力量，推动企业群体或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个体积极利用网络连接手段开辟新市场，去寻找、开发新的产品种类或经营项目，并将全球供应链的所有规则囊括在网络之中，使隐形规则显性化，提高我国产业集群的话语权和规则主导权。亦即，成本管理控制系统在网络经济的世界中，必须拥有实时的数据信息，据此所形成的生态系统才会体现成本管理的价值。
（二）互联网生态：以组织间资本共享为抓手
“以内循环为主”需要借助互联网生态加以实现，这是成本信息支持系统功能发挥技术优势的重要平台。其中，组织间资本共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或者说，这是内循环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路径。
1.组织间资本共享是互联网生态下的模式创新
产品、商业模式、运营是互联网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尤其是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用户规模需要商业变现的时候，商业模式成为企业获得倍速发展的一个加速器。从企业角度讲，制度型开放就是要通过开放寻求企业发展的出路。“组织间资本共享”是产业互联网发展的一项载体，或者说是互联网生态下成本管理的一种工具。早期的组织间资本共享主要停留在共享经济的“剩余”视角，即认为组织间资本共享是通过互联网生态提供的交易平台将多余的人力、机器设备、厂房建筑和无形资产等资源的使用权进行让渡，并从中获取收益[ 9 ]。当前，组织间资本共享正借助产业互联网使生态系统不断扩展边界，形成一种动态权变的互联网生态新模式，以组织间资本共享为代表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将使“互联网+”变成“互联网×”，其互联网生态的效应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互联网正步入深耕阶段，成本管理的信息支持系统和管理控制系统需要积极借鉴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主动服务于“双循环”下产业集聚出现的新市场。在未来，产业互联网与产业集群相互结合将改变现有的全球产业链，产业互联网与传统供应链的高度融合会让各行各业都离不开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成本保障支持。组织间资本共享在产业互联网的保障下，产品的有用性会大大增强，客户之间的价值观将更趋一致，服务的领域也将不断延伸。互联网生态的模式创新使“双循环”新格局下的经济发展更加开放，经营活动更为灵活。成本管理保障机制需要保持前瞻性，注重成本效益原则的运用，防范互联网生态失衡带来的市场碎片化、连接深度制约，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等风险。
2.围绕“双循环”完善组织间资本共享的生态系统
组织间资本共享作为一种生态经济的创新模式，其特点是能够让不同的产业或企业产生跨界融合，不断扩展边界实现创新并增加价值。组织间资本共享为产业互联网生态提供了范本，能够实现产业集群之间企业个体的有机协同，共生、共赢、共享[ 10 ]。制度型开放将在管理控制系统和信息支持系统功能方面进一步促进“雙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是借助“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将全球产业链回缩的业态融为一体、跨界创新，形成新的经营模式。二是应用互联网组织生态系统构建全新的智能经济模式，为内循环有序运转，外循环更加顺畅提供保障机制。从宏观新经济视角考察，制度型开放使产业链向生态化、智能化、数字化、平台化、国际化以及多业态融合的方向等发生转变，新兴的产业链将不断出现，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将随着我国“双循环”战略而催生出许多新的产业形态与市场机会。以全球供应链为核心的外向型企业在产业互联生态的协同下将产生复杂的竞合模式，并呈现出充满活力的组织间资本共享的产业互联网生态共同体，共同推进技术要素的加速扩散和行业数字化的转型。数字化可以帮助企业组织实现产品智能化，加强组织间的交流与沟通。基于互联网生态的组织间借助数字资产可以帮资本共享扩展边界，进一步改造业务流程，提升供应链整合程度，提升端到端的效率。互联网生态为成本控制系统提供了理论新内涵，使信息支持系统能够在“互联网+”平台上嫁接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为表征的新内容。从成本管理实践来看，将组织间资本共享作为平台经济中的创新手段，探讨互联网生态下成本管理的保障机制，能够扩展成本管理的职能范围，使成本管理机制更具针对性与有效性。
（三）人工智能生态：以智能制造与智能管理为抓手
人工智能生态是以深度学习、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为基础的商业生态系统，它依赖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支撑[ 11 ]。管理者需要具备数据处理分析和挖掘的能力以及多学科交互的能力，并加深对成本管理和主要业务的理解，做到业财有效融合，为正确决策提供有用的数据资源。
1.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生态中的重要资产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来源的廉价化及低成本化，企业利用智能感知和海量数据开展商业活动与应用的可能性增大，并且变得越来越普遍。与互联网生态相比较，人工智能生态的建设会更困难一些。因为它需要5G、卫星网、边缘计算、网络安全等很多基层设备或条件的支持，同时大数据采集完之后，云储存、隐私计算、数据分发等需要机器学习、统计分析、知识图谱、多模态数据合成等技术的支撑，并往往借助机器人、无人驾驶、中心远程控制等实施智能执行和往复的智能决策，这种人工智能生态的运行与未来发展，需要在大量现代化科学技术支持的情境下，积极开发和利用大数据资源。从成本管理机制的角度讲，就是要构建成本管理的保障机制，比如对大数据资产进行确认、计量与报告，以及进一步开展成本管理决策与分析应用。大数据已成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关键生产要素。从商业生态系统来看，人工智能生态具有“共生”“互生”与“重生”的三生特征。即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共生系统已经形成规模，比如完整的数据供应链使数据的管理与应用能力大大提升。同时借助数据的采集、数据标注、时序数据库管理、数据存储等与人工智能进行互生，形成人工智能生态中的商业智能应用平台。此外，借助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数据安全、数据交换等大数据增值环节构建数据产业体系，使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实现再整合与再创新的重生目标。
2.人工智能对企业成本管理有重要影响
人工智能是由人创造的，其终极目标是模仿人的思维能力。人工智能在信息处理和分析方面具有超越人类的速度和耐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将和人类共同完成成本预测与控制等管理工作。如何设计激励机制和业绩评价指标来让管理人员更愿意和更有效地创造人工智能及使用人工智能，将成为成本管理机制发挥功效的研究课题。人工智能是当前全球产业竞争的新热点，也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要深刻理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意义，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智能语音等典型产品和研发应用及推广，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交通、能源、医疗等行业的融合，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家居等。在制造设备运营中，借助人工智能的预测性维护提供保障支持，提高设备的生命周期，降低运维成本，让设备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更合理地进行工作。就制造业而言，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比如避免库存的积压、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产品设计与生产，极大地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人工智能可以发挥成本管理预测与决策的功能。例如西门子在埃尔兰根工厂的电子生产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正式开始生产之前模拟新的生产线，在虚拟环境中消除隐患，避免潜在成本问题的发生，以确保生产的正常运营。
3.智能互联产品的形成是人工智能生态下的管理创新
智能制造与智能管理是人工智能这一“体”的两“面”，人工智能生态改变了企业与顾客的关系，并使企业的生产流程与组织结构等发生改变。智能生态系统下的智能制造具有通过低成本、无限复制的数据、算法等生产要素，使智能管理产生指数级的增长特征。智能生态系统的构建需要政府与企业（包括IT企业与传统企业）共同努力，使智能生态系统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并形成无限低成本复制的经营新业态。比如智能互联产品通过数据资源实现组织间的共享[ 12 ]，并逐渐融入到更广阔的产品系统中去，使企业重新思考自身所处的行业及未来业务发展的目标定位。智能互联产品使企业面对10个新的战略选择[ 13 ]：（1）对于智能互联产品，企业应开发哪一类的功能与特色;（2）产品应搭载多少功能，有没有必要放在云处理器上;（3）企业应该采用开放还是封闭的制造系统;（4）企业如何获得相关的基础设备或功能，是进行内部开发还是外包给供应商或合作伙伴;（5）面对顾客价值最大化的要求，企业应对哪些数据进行挖掘、保护和利用;（6）企业怎样管理产品数据的所有权，或者对数据入口进行管制;（7）对于分销渠道或服务网络，企业是否需要采取部分或全面的“去中介”化战略;（8）企业是否需要适时变革自身的商业模式;（9）企业是否应该开展新的业务，比如将部分数据出售给第三方;（10）企业是否应该扩大业务范围。实践表明，智能互联产品的数据能够带来新的价值发现，比如帮助企业、合作伙伴和客户优化产品性能等，同时员工、原材料、能源、工厂以及设备的生产效率将大大提升，产能过剩得到进一步克服，价值分享成为可能，并变得越来越便捷。
五、结语
“双循环”是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时代的内在要求，也是制度型开放政策的客观反映。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回缩带来的新情况，需要关注全球供应链的调整步伐，加强国内产业集群的开放合作，推动建设以内循环为核心的全球化大型企业集团。“双循环”的提出展现的是一种中国经济的制度优势。完善的产业体系、超大的市场规模、庞大的人力资源等独特优势，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应对疫情等外部冲击的巨大韧性。强调内循环并不是要与国际市场隔离，而是要进一步贯彻制度型开放的政策，挖掘我国内循环的优势。面对全球供应链中断或断裂带来的产业回缩和企业回归，中国市场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战场”。宏观经济新格局下的成本管理战略要服务于这种全球价值链变化的新情况，要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动在中国经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引领全球经济的变革。
从成本管理角度思考，“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借助制度型开放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外循环是优势产业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的吸引，低附加值的产业会越来越多地被挤到低成本的国家或地区，是产业调整的必然进程。面对全球产业链回缩带来的产业集群结构的新变化，成本管理机制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就是引导回归企业朝着政府引导的产业领域转移。之所以提出正向的激励机制，重点强调是：并非谋求区域间或产业间的平衡就一定是好事，跨国回归企业进入中西部有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成本管理机制会警示企業关注运输成本的代价和配套终端用户的费用等。成本管理的约束机制强调产业层面聚焦的企业群体必须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既要保持拥有自身的市场发展空间，也要避免因此而带来行业新的垄断现象。成本管理的保障机制是为促进成本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有效运行、减少竞争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提出的构建以互联网生态和人工智能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安排，以促进宏观经济新格局下的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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