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定风波》的曲笔场域与归隐胸臆
刘自歆
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思想情感和表现手法比较复杂，如“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必说学生理解很困难，其又是教学重难点;也不必说“允许学生心存疑问，留待他们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后加深理解”①——具有回避教学矛盾之嫌。单是一线教学就很值得反思，习惯在文本直笔维度上滑行，浅尝辄止，教学视野单一狭窄;即使针对重点意象的理解、分析，或者知人论世的阐释，也多是流于形式，草草得出结论。却始终对文本曲笔手法认识不足，更遑论发现和解决由曲笔场域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并把它们有效地运用到教学之中。因此，本文拟以《定风波》文本为中心，打开曲笔场域，结合苏轼“身处”情境，探讨相关作品的互文性，或许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对促进《定风波》深度学习不无裨益。
一、直筆和曲笔相融合
苏轼《定风波》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据《东坡志林》（卷一）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人教版教材注解：“苏轼被贬黄州后，准备在沙湖买田终老。这首词是去沙湖看田归途遇雨后所作。”基本上和史料吻合。这些正是课堂教学通常从文本直书其事的角度理解分析其意境和旨趣的依据所在，也因此遮蔽了对曲笔手法的充分认识。
晚清词人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云：“此足徵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依声能事尽之矣。”②疑是各家注评本第一次提到“曲笔”概念，可是，何谓“曲笔”？苏轼的“胸臆”又是什么？郑公均未言明。其后词评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曲笔”的概念来阐释，却认识到该词存在着虚写、暗示、隐喻、婉转、双关的写法，其实这些都应该属于曲笔的范围。比如，唐圭璋先生说：“雨打木叶，春风料峭，作者却吟啸徐行、坦然处之。这不仅是对待大自然变化，也是对待人生、特别是对待贬谪生涯的态度。所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即此意。雨后方晴，山头夕照相迎，‘也无风雨也无晴又写出他心头平静的境地。”③唐先生尽管说的比较概括，却分明是从曲笔手法的角度鉴赏的。金圣叹评《西厢记》时说：“不会用笔者，一笔只作一笔用;会用笔者，一笔作百十来笔用。”（《金圣叹评〈西厢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所谓“一笔作百十来笔用”，是说用笔曲折，意蕴丰富，所指深远。他又总结了六才子书的共同写法是“曲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手写此处”即实写眼前之景和眼前人事，而“目注彼处”则虚写言外之义和心中所想。这样看来，《定风波》实写词人遇雨迎晴的情境显而易见，曲笔不单指以曲折婉转的写法表现由泰然处之，到欣然遇之，最后则超然视之的情感态度变化，更是指词人向往归隐江湖的深远情怀。至于直笔与曲笔的关系，不是刘知几在《史通》中关于修史的二者对立关系，而是二者相融合的关系。
二、特殊句式与附加隐喻
“一蓑烟雨任平生”目前存有一处异文，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虚实笔法的界定，所以首先需要稍做梳理。清人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影印元延祐本把“蓑”作“莎”，王应麟《宋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把“一莎”释为“一川”，不管意义是否正确，视为实写无可置疑。不过，这仅是一家之言，以为原作，不足凭信。通行本用“蓑”是从南宋傅榦《注坡词》而来;但是，历来对“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解读分歧颇大，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实写说，有三家最具代表性。胡云翼在《宋词选》中说：“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④王水照先生注：“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行走，乃平生经惯，任其自然。”⑤朱东润先生注：“一蓑句，谓自己对披蓑衣，冒风雨的生活，向来处之泰然。”⑥“实写说”的合理性在于，既满足了文本场景和作者生平经历，又注重常规句式、“任”为“任凭”义与“平生”的外延;但是，也存在着局限性。一方面由小序交代的“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可知，词人和同行者都没有穿戴雨具，显然，词人“披着蓑衣”的说法不成立。另一方面，按常规句式只能宽泛理解，否则，语义不能落实到位，因为“一蓑烟雨”是不能“任平生”的，不合事理逻辑。也就是说，宽泛理解不涉及词序倒装现象。
第二，虚写说。武玉成、顾廷龙编注的《唐宋词三百首简注》认为，“一蓑烟雨：喻指人世的风雨烟波。蓑，蓑衣，蓑草编织的防雨具。此处为虚指。”⑦傅庚生、傅光编《百家唐宋词新话》中引陈振鹏的说法：“这里的‘一蓑烟雨，我以为不是写眼前景，而是说的心中事，他想着退隐江湖。”⑧可见，“虚写说”十分重视“一蓑烟雨”的隐喻义和曲笔手法，前者事实上默认“一蓑烟雨任平生”为特殊句式——“任平生一蓑烟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落实“人世烟波”的隐喻义，并使句意通顺，从而强调人世烟波，即强调平生遭受的生活挫折和政治打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傅庚生先生认可的陈振鹏先生的看法，从句式角度看，“想着退隐江湖”意落实到句子中显得十分牵强，因为此意既不合常规句式，也不合特殊句式，况且该句强调的重心并不在此。但说它具有隐逸言外义是有根据的，古代诗词使用到“一蓑烟雨”或类似于它的意象，常常与避世归隐生活相依附。唐末诗人郑谷《钓翁》诗句“来往烟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外无余”，又《试笔偶书》“殷勤一蓑雨，只得梦中披”。北宋诗人魏野诗《暮春闲望》“何日扁舟去，江上负烟蓑”。虽然“蓑笠”“一蓑雨”“烟蓑”都含有实指义，但终归借这些意象表达隐逸生活。苏轼《如梦令》（其五）：“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烟雨。”“一犁烟雨”并非记实，他期望有朝一日再回东坡，在绵绵细雨中躬耕，向往归隐情绪再清楚不过了。南宋俞成《萤雪丛说》卷上“诗随景物下语”条：“至若骚人于渔夫则曰‘一蓑烟雨，于农夫则曰‘一犁春雨，于舟子则曰‘一篙春雨。则曲尽形容之妙也。”其中，明确地指出“一蓑烟雨”是曲笔手法，指代“骚人”的隐逸生活。故此，“一蓑烟雨”附有隐逸义，不过只能看作它的言外义和文本伏脉，不能参与到句子表面义之中。
第三，综合说。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在“问题探究”中说：“虽然遇到突如其来的风雨，而自己却像平时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行走一样坦然，一样毫无畏惧。”又为课后练习提供了这样的参考答案：“蓑”本指蓑衣，这里是说以一件蓑衣抵挡自然界和人生旅途的凄风苦雨，强调不借助外力的保护，依靠自己走过艰难旅程。“任”有任凭、无所畏惧、顺其自然的意思。这个解读自身就有矛盾，“一件蓑衣”本来就是抵御风雨的用具，何来“强调不借助外力的保护”之义？况且两处解读前后不统一，含糊不清，实虚含意模棱两可。
总之，上述分歧不在该句表达了什么，而在怎样表达。“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是实写，而是虚写，“一蓑烟雨”喻“人世烟雨”，而“隐逸生活”只是依附的微弱意，从全词看，向往归隐江湖的胸臆有一个渐进强化的过程，直到结尾才得以充分表达。该句由于受《定风波》的定格、声律和上四下三节奏的限制，发生了词序倒装的现象，即“任平生一蓑烟雨”;沿着这一思路并联系上文考察，可以断定其内部逻辑关系是，因为“竹杖芒鞋轻胜马”，所以怕什么？然后退一步说，任凭一生风雨吹打，自己也无所畏惧，泰然处之。这样理解不但符合该句的句法、词体规则，而且符合词人身处之境和苏东坡的心态、人格，更高度契合作者的社会生活背景。
三、文本生成与互文
除上述“一蓑烟雨”含有一层依附的隐逸生活意义外，《定风波》词还有几处也是表达同一意义，并且与其他相关作品存在着互文关系。
先说“吟啸”的言外义。人教版教材注：“吟啸，吟咏长啸。”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课本注：“啸，高声叫。”学生常常误认为“长啸”“高声叫”就是嗷嗷叫，实际上“长啸”的含义深远。王水照、朱刚注：“吟啸，吟着诗词，吹着口哨，显示潇洒。”⑨虽然比课本注释具体了一些，“显示潇洒”也非常恰当，但吹口哨有多重含意。范子烨先生在考察“啸台本事”时说：“古人有时把吹口哨也称为啸，由此造成了啸的歧义性，但吹口哨与魏晋之啸无关”;并认为“长啸”有多种意义，长啸之声也是隐逸之声，“基于隐逸文化背景，啸台本事往往代表一种风流的气度，一种高士的风骨。”⑩这些话表明，“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古诗词中以意象出之，带有隐逸色彩，《定风波》也无例外。苏轼《阮籍啸台》（节选）诗：“阮生古狂达，遁世默无言。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他评论阮籍“古狂达”“遁世”，赞其“长啸”的仪态轩昂，扬扬自得。从苏轼对阮籍的仰慕中不难看出，《定风波》中的“吟啸”暗含着隐逸江湖的意味，其作用在于突出词人面对风雨的潇洒豪迈、欣然自得，充分显示其风流标高的风骨。
再说结尾三句的双关义。《定风波》结尾三句在章法上起总括作用，“概括了词人宠辱皆忘，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萧瑟处指刚才遇雨的地方，也指人生危难处。‘无风雨和‘无晴表面上看说的是对天气的变化毫不在意，实际上是指人生的沉浮变幻，喜乐哀愁全不放在心上。可谓一语双关。”《教师教学用书》对此三句的解释虽然基本上满足了教学需要，但是仍然回避了“归去”的深远意蕴。把“归去”看作曲笔中的双关，因为本词是“去沙湖看田归途遇雨后所作”，据清代学者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十一载：“苏轼自元丰三年五月自定惠院迁居临皋，五年春于东坡筑雪堂，但仍家居临皋。”“归去”自然指归回临皋寓所。既然遇雨迎晴隐喻为“人生的沉浮变幻”，那么，“归”到哪里去呢？要远离政治场合的升沉环境，只有归隐江湖一途，如此才能忧乐皆忘，忘怀世事，物我两忘，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的人生境界。正如当代学者夏承焘、盛弢青所言：“政治场合的晴雨表是升沉不定的，不如归去，作为一个老百姓，不切实际地幻想‘也无风雨也无晴。”全词以“吟啸”“竹杖芒鞋”“一蓑烟雨”等意象不同程度地暗示隐逸江湖之意，直至“归去”才清楚地表达出向往归隐江湖的旨趣。
最后说文本互文。法国蒂费纳·萨莫瓦约说：“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解读《定风波》也应该看到这些。在苏轼许多诗词文中不乏向往归隐思想的流露，仅从《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和《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两首词就能看出，它们与《定风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互文关系，通过比较也能发现表现手法的不同。
苏轼在黄州时期就对陶渊明仰慕备至，檃栝《归去来兮辞》为《哨遍》一再吟唱，因躬耕东坡而“欣欣然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与王巩定国书》），或以东坡比为陶之斜川。《江城子》写于元丰五年（1082）春，小序记述：“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回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追慕向往归隐之意摇笔自来，“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临江仙》写于元丰五年（1082）九月，下阕写道：“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豰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该词写成后，误传他“挂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神宗）亦闻而疑之”（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如果将三首词通观，可见写作时间先后相差七个月左右，说明此时作者的生活处境和心态是基本一致的，它们同是表达向往归隐江湖胸臆，并且这种思想在《定风波》中得到了加强和深化。从直笔与曲笔来看，《江城子》和《临江仙》直抒胸臆，而《定风波》则采用曲笔手法，比其他两首词的旨意更曲折，更富有哲理，“也无风雨也无晴”升华到佛家静达圆通、庄子齐物论的人生境界。
事实上，苏轼一生坎坷，屡遭政治打击，尤其“乌台诗案”是他的人生转折点，尽管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形式上的归隐江湖，但那种追慕向往归隐胸臆始终是他思想的一部分，其根源正是逐客生涯的现实生活和早年就已萌发的佛老思想，特别是黄州时期，这种思想已日益浓厚，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定风波》正是对佛老思想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运用，也是其现实生活和思想侧面的一个折射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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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68.
③唐圭璋.唐宋词选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197.
④胡云翼.宋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71.
⑤王水照.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83.
⑥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0.
⑦武玉成、顾廷龙.唐宋词三百首简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62.
⑧傅庚生、傅光.百家唐宋词新话[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86.
⑨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8.
⑩范子烨.魏晋之声：啸台本事及其相关文学书写[J].文学评论，2020（2）：20—22.
夏承焘、盛弢青.唐宋词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65.
蒂費纳·萨莫瓦约，邵炜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
[作者通联：安徽太和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