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学术出版路径探析
杨迎春
摘 要：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使命。提高学术出版的质量不仅是大学出版社的职责所在，也是中宣部对图书出版单位进行社会效益评估的刚性要求。实现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可从选题策划、出版品质、学术影响上着力：按照国家重点规划领域布局学术出版内容，抓住高校“双一流”建设机遇占领学术高地，策划优质选题;通过高质量编辑加工，再辅以严苛流程与制度保障，打造精品力作;加强国际合作、优化翻译、推动版权精准输出，从而提高中国学术话语权与传播力。
关键词：学术出版 高质量发展 社会效益
当前，“高质量发展”成为各行各业的主题。2018年12月31日中宣部印发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指出，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由四部分组成，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其中出版质量在各项评价指标中占最大比重（50%），且规定，出版内容质量如果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年度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首次有了可量化、可核查的指标。此外，国家新闻出版署开展图书“质量管理2019”专项工作时，也首次提出将质量检查情况纳入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评价范畴。《办法》与图书“质量管理2019”为新时代出版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与道路，高质量出版将成为出版单位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而作为以学术传播为主要使命的大学出版社，尤其应以高质量作为考量其社会效益的第一标准。大学出版社做学术出版具有先天优势，大学高学术水平作者集聚，高质量学术成果丰硕，大学出版社理应发挥“近水楼台”优势，做好高质量学术出版。
一、聚焦专业高端前沿，匠心打造学术出版品质
在“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各行各业莫不为此出招、增效。大学出版社也不例外，在注重经济效益增加的同时，更要注重社会效益。特别是学术出版物，是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使命。学术出版之高质量，高在其产品在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不可替代性，高在产品内容不是任谁都能为之的不可随意性，高在出版高端学术产品需要高质量人才和严苛流程的不可疏忽性。因而，实现学术出版“高质量”，除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把好选题方向外，大学出版社还必须在高质量编辑人才培养、严格的审校流程，以及高品质产品把关上下足功夫。
1. 细分专业领域，建设编辑人才高地
学术出版折射的不仅是作者的学术水平，也是编辑水平的体现。高水平编辑是出版社最宝贵的财富。目前学术著作质量不高故然与来稿质量差有关，但编辑没有进行创造性加工、对书稿内容提不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改进意见，发现不了实质性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大学出版社要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编辑队伍，并严格施行专业分工。书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若非本专业领域的编辑是很难发现的。[1]学术编辑除了要具备“专业性”，还要有“责任心”，认真细致常质疑，慎断勤查辨是非。
高水平且有责任心的学术型编辑不常有，大学出版社要善于发现、培养和引导，对其考核也应以社会效益为主，注重质量弱化数量。学术出版不能急功近利，大学出版社要给编辑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才能造就出色的学术型编辑。
科学出版社在打造学术精品图书方面连续多年取得良好业绩，其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值得参考借鉴：鼓励编辑在职攻读专业学位、出国交流与进修;引进成熟编辑、设立策划编辑奖;对文字编辑实行对口分社和编务公司双重管理，创新培训方式，由质检部和对口分社来培训文字编辑;等等。[2]
2.落实逆向监督，筑牢质量保障体系
守住学术出版质量生命线是一个大学出版社立社之本。2019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就开展出版单位“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作出说明。国家层面对出版物质量保障体系的大检阅又一次给出版人以警醒：出版质量必须常抓不懈。
“三审三校”是一本著作生产环节中的关键步骤与工序，缺失任何一个环节或者某个环节执行不到位、不严格，都会出现质量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每一环节都认真落实呢？笔者认为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是，书稿审校的各个环节没有相互监督的机制。图书在生产过程中也应像一般企业生产那样严格执行“三序管理”“逆向追查”制度，即监督上道工序、保证本道工序、服务下道工序，出了质量问题要逆向逐级查看哪道工序出了错并问责。有了这样的严格督察机制，各个环节才会认真对待从而保证产品质量。同理，图书的各个审次、各个校次若各自为政，没有相互监督的话，就难以保证各个环节的认真保质执行。一部好的著作必然要经过道道精细到位的工序、千锤百炼才行，而且一定要严格执行下一工序对上一工序的质量监督，如二审对一审的工作进行审核，如果稿件经一审审读加工后，仍有较多明显错误及问题，则二审可退一审重新加工直至达到符合送二审的要求为止。
3.改革印前质检模式，避免质检形式化
印前质检作为图书付印前的最后一个编校质量堵漏的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逐渐为各出版单位所重视。然而，虽然好多出版社成立了图书质检部门，并外聘质检专家或者送质检公司对本社图书进行质检，但质检本身的质量却不高，尤其是学术类著作的质检常常侧重于形式规范，对编校水平的促进作用不大。主要原因如下：第一，质检人员学术及编校水平参差不齐，常常只能查出一些统一性问题或形式上的问题，对书中存在的知识、语法、逻辑方面等实质性问题往往发现不了，甚至常导致有错的地方没有发现而正确的地方却误判;第二，一些质检公司为完成差错率而对图书内容避重就轻，只挑一些没有技术含量而易出错的辅文如参考文献、附录等进行检查，而这些辅文的问题对编辑能力的提升并没有多少帮助;第三，质检部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对质检结果定期总结分析，适时调整质检方案，从而提高质检的效率。
笔者认为，出现上述质检不力的问题主要是出版社与质检公司或临时性的外聘质检人员之间是一种劳务利益关系，往往忽略了提升图书质量这一质检目的。所以，大学出版社可从以下几方面转变质检模式。首先，社内要组建一支自己的高水平质检队伍，改外聘质检为内部有统一规划的专业质检，牢牢树立质量把关意识，并定期培训质检人员，提高质检能力。其次，局部抽检要替换为全书质检，这样就杜绝了避重就轻、为质检而质检的形式主义，同时提升了全书质量。再次，出版社要定期召开质检评估会，根据查出图书问题的严重程度，奖励质检人员，这样可促使质检人员将质检重心放在实质问题的检查上。最后，质检部门要积累编校差错数据，建立数据样本，印發典型差错案例给编辑，进行阶段性分析和总结，明确哪些图书领域质量薄弱，哪些环节容易出问题，哪些编辑能力有待加强等，从而调整质检方案，最终让有效的印前质检推动编校质量前行。
4.改革成果评价制度，激活创作原动力
当前高品质的学术著作不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者撰写学术著作的积极性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评价制度体系造成的。如作者花很大心血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在年度考核评价中有时甚至比不上一篇几页纸的SCI论文;大多高校在职称评审中学术著作并没有比论文占优势，而且学术著作不像论文一样是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没有著作出版并不影响职称晋升。这些评价制度限制了学者对撰写学术著作的时间、精力投入，从而影响了撰写质量。因此，为了鼓励学者传播优秀学术成果，国家和高校层面要出台相应政策给予支持。比如，将学术著作的出版作为职称评定的必要条件之一，或者作为重大科研项目结项的验收成果之一，都不失为激励优秀学者撰写学术著作的好方法。同时，在学术出版经费上，国家以及高校也要多设立资助项目，以缓解学术出版经济压力，从而促进学术传播，扩大学术影响。
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精心策划学术出版选题
学术出版不同于其他出版，其展示的学术成果、弘扬的学术精神，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因而，大学出版社要聚焦学术发展的高精尖方向，使学术出版服务国家实力提升、服务社会发展进步。
1.切国家重点规划之脉，探学术出版方向
国家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发展目标、体现国家战略意图，就要规划一系列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才能完成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大学出版社要善于切中国家战略意图脉博，根据本身学术专业范围，在国家重点规划领域中布局选题，策划出版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与重大科技项目、工程相协益进的学术内容，并努力入选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为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文献支撑。
大学出版社要认真学习国家重点规划文件，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规划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大科技专项、前沿技术与基础科学问题，还有诸如《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细分领域的规划。只有对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做到了然于胸，方能适时策划出具有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学术内容。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年来对标国家发展规划，从16個国家重大科技专项（2006—2020年）中瞄准“先进制造”“能源环境”领域作为重点方向，发挥自己专业特长并充分挖掘专业领域的高水平作者资源，策划了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大飞机出版工程”“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核能与核技术出版工程”。其中“大飞机出版工程”迄今已出版100余种，成为“出版为国家社会科技发展服务的典范”;[4]《大型先进非能动压水堆CAP1400》（上下册）正是16个专项之一“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之体现，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学术专著出版基金的资助。
2.借“双一流”建设之东风，打造学术出版高地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双一流”建设的具体任务包括建设一流师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研水平、促进优势学科发展、传承创新优秀文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等。这些任务的实现离不开一流出版的服务。因此，作为学术出版的“本土”阵地，大学出版社服务“双一流”建设责无旁贷。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国家与地方纷纷出台政策并配备资金，支持各地“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在申报重大科研平台、高层次人才计划项目、创新与学科平台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科研成果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便利，进而为学术出版创造了丰富的内容资源。各“双一流”建设大学也在积极发挥特色，为打造“人才高峰”与“学科高峰”做着方方面面的努力。大学出版社要抓住大学“双一流”建设这一历史机遇，依托本校人才与学科优势，顺势而为，聚焦一流学科一流学者，将分散的学术成果系统汇总成系列丛书，集中宣传、提升传播力，为优秀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工程机械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海洋强国出版工程》都是服务母校世界一流学科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对于高质量优秀文化出版工程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出版基金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出版社的意义也从最初的成本补贴向提升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转化。[5]从近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数排名前十的大学出版社所属大学均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规划就可以看出，大学出版社依托其所在高校强大的学科优势与科研背景，打造了一系列学术精品，马太效应十分明显。[6]一流出版服务一流学科，一流学科成就了一流出版。
三、推动版权有效输出，悉心扩大学术出版影响
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学术走出去，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扩大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外国文化的传播是靠传教士，中国文化的传播是靠书。”[7]《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中，二级指标“国际影响”明确规定，出版物版权输出要以外文版样书或版权收入证明为依据，而不是以版权输出合同为依据。可见，学术著作的高质量且真实有效输出可为提高社会效益加码。
1.多方合作，促进版权贸易
学术著作走出去的第一步，是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打开彼此了解的互通之门，铺设互鉴之路。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如历史最悠久的两家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有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都定位于学术出版，与我国大学出版社有许多共性和相通之处，是合作的首选伙伴。此外，国外知名学术出版集团如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威利、泰勒弗朗西斯等，都拥有全球范围的发行渠道及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是非常好的合作共赢之选。
大学出版社可以通过参加大型国际书展，与国际学术出版机构进行版权贸易、业务交流与合作，如参加每年秋季举行的世界上规模最大、被誉为“世界出版人的奥运会”的法兰克福书展，全球书业最重要的春季盛会——伦敦国际书展，全球最重要的版权贸易盛会之一的美国书展，以及亚洲地区最大的书展——日本东京国际书展，还有我国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海书展、香港书展等。这些书展汇集了世界各地出版商及其学术文化精品，为促进国际科技文化交流，增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我国很多学术著作的版权输出协议都是在国际书展上签订的。另外，参加各类学术出版走出去论坛、联盟，如“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等，也是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增进了解、建立合作的好途径。另外，大学出版社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也可通过互派“访问编辑”到对方出版社去学习取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型编辑，从而促进版权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