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心理之于发展经济学
叶杨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导回顾，明确预期效应对于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根本影响，进而论证国民信心对于国民经济的实际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国民信心;预期效应;宏观调控;菲利普斯曲线
本文通过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发展回顾，以及对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成过程的究源追溯，加之对二者异同的比较分析，首先明确预期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继而由国民信心对预期效应的根本影响，推导得到国民信心对于国民经济、国民收入的决定性作用;据此，分析恐慌性经济的来源与对应措施，进而分析宏观调控即政府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实际利弊影响;次之，由已推导结论分析中国特色的菲利普斯曲线，并由此剖析中国的发展前景与经济走势;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国民信心对国民经济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
自二十世纪中叶伊始，菲利普斯明确提出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后，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对这一经验性理论众说纷纭。凯恩斯主义学派力图证明其客观存在性，却在西方七十年代出现的“滞涨”现象与美国九十年代诞生的“新经济”时代面前一筹莫展。最终，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了预期之于经济学的重要作用，进而推导出了符合实情的“菲利普斯曲线”。
一、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
1.1926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国际劳工评论》上发表了《失业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一文，指出至少在短期内，价格变动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2.1957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分析英国近百年的历史数据资料后，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线”，点明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
3.之后，萨缪尔森和索罗使用平均劳动成本固定加值法，将短期产品利润差额视作固定值，由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增长减去产量增长率提出了修正后的菲利普斯曲线，其直观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现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4.六十年代后期，在西方一度出现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居高不下的局面，在七十年代甚至出现了“滞胀”现象，即伴随着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的經济低迷，这一现象是标准的凯恩斯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对此，弗里德曼先验性地考察了预期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区分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指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加以佐证;
5.1970年，费尔普斯发表了题为《动态货币工资论与劳动市场均衡》一文，在求职者不可能区分局部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的前提假设下，利用“孤岛比喻”解释说明了短期中货币工资和失业率之间所存在的交替关系。
二、预期效应的实际影响
“滞涨”现象的出现让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受到了严峻挑战。经过反复研究，弗里德曼等人一针见血点明，凯恩斯主义混淆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忽略了预期通货膨胀对工资时值的决定性影响;进而，弗里德曼用预期通货膨胀扩展了传统菲利普斯模型，使之成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劳资双方会依照之前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及其变化，对新协议期通货膨胀进行预期，并以此相应地调整名义工资水平。所以有，人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越高，名义工资增加越快。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由此而生，继而最终推出了一般性结论——失业率=自然失业率-α*（实际通货膨胀率-预期通货膨胀率）;
预期效应的作用，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工人不断地要求雇主相应地增加货币工资，以补偿通货膨胀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进而不断地形成新的预期通货膨胀，使换取一定失业率的相对通货膨胀率愈来愈高，菲利普斯曲线便不断向右上方移动，直至成为一条垂直于横轴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够发现，实际上通货膨胀久久居高不下，可以说是预期心理的影响，更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因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国民对通货膨胀率的心理预期也在随之上升，甚至升的更快，如此一来，换取失业率减小的代价越来越大，进一步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如是而已。
三、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
根据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在2017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是3.7%，2017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为7.5%，并保持在6-8%的水平。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会居高不下呢？分析如下：
首先，中国的电气、石油、通信的行业都存在国有垄断现象，虽然便于管理，增加了竞争力，却也致使企业活力下降;更可虑者，国家控制下的垄断，会维持高于完全竞争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而垄断行业大都直接关系民情民生，价格上扬必然会促使下一阶段物价的普遍上涨，这便又形成了恶性循环;
其次，政府为保障社会普通居民的利益，实行新《劳动合同法》与最低工资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但若工资增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本增加便会导致通货膨胀。
四、国民信心起决定作用
首先我们要明确国民信心的含义与其客观存在性。温家宝谈及体制改革时有言：“国之命在心，要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这便是国民信心的表述。
国民信心即是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对国家发展前景的看好或看衰。在一般情况下，国民信心呈现相对稳定，但在长期影响或者重大事件发生时，国民可能对国家失去信心，换言之即信心不足。对制度公平公正的信心抑或是对经济形势自有的理解，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或消逝的。
我们以美国“新经济”时代的蓬勃发展为例。自1996年12月30日，美《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开始，美国国民经济开始了长达123个月的高速增长，更难得者，与之相适应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新低。在经济学人看来，这几乎可称作奇迹。那么这是缘何而产生的呢？
究其原因，一者，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大环境的推动。美国把握住了新时代的机遇，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新兴高科技产业，其核心便是观念的创新、运行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等;二者，伴随着经济的稳健增长，政府财政赤字逐年递减，客观上增加了向市场上的融资，进而降低了银行利率，使得人们投资信心看涨;失业率的降低，更是让国民对于前景有了积极的预判。此即国民信心的正反馈效应。
五、另一种视角评恐慌性
事实上，由国民信心继而引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恶性循环，恰恰对应了博弈论中由于预期应对策略而产生的个体利益相对最大化然而整体利益非最大化的窘境。理性人国民在信息不对称的宏观环境下，只能盲目而挣扎的提高心理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而为政府施压更大的压力以降低失业率，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自然也可想而知。
因此我们说，通胀压力主要来自通胀预期，应对之关键即在于抑制国民对物价、房价等产业价格的恐慌性预期，甚至是由此导致的恐慌性抢购、超购等等;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考虑后续效应，恐慌性消费之后，国民投资势必受到影响，继而会形成产能过剩，而后企业入不敷出濒临倒闭甚至破产，更多员工下岗，失业率激增，消费与投资进一步减少，更多的企业关门歇业，这便又形成了恶性循环。
分析历年来各个国家出现的恐慌性经济现象，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判断：第一，国民信心与恐慌性经济密不可分;除过恐慌性消费，无论是在银行利率过低而导致的恐慌性投资，抑或是因为价格持续飙升而导致的恐慌性消费，还是股市散户面对严峻形势下的恐慌性抛售，都是因政策利导与潜移默化下，国民信心最终崩溃而直接爆发的;第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尤其要防止从众、跟风对恐慌性的促进形成作用，而国民信心，或者说国民幸福感的恒定与持续，是抵抗恐慌性最好的方式。
六、宏观调控的必要与否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经济学学者认为，“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自发交易能够自我地根据供求调价以期形成自发秩序。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让这一基本理论陷入了难题，而事实上，古典主义学派确实分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但学生认为，问题在于其不自觉地将现实情况狭隘化与理想化了。
比如说，在垄断与寡头出现后，完全竞争状态被打破;次之，外部性对于市场整体的影响，比如重大的科技革新甚至技术革命，都会对原有的市场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再如，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使理性人假定失去了意义。即算信息完全对称，难道决策者一定会完全理性，按照经济学家的假设，权衡利弊做出对自己最大收益的决策与判断吗？过多不切现实的假定，让亚当斯密的这一基本理论的参考价值远超过了使用价值。
而此时的经济环境便可直接体现出政府的作用。比如，面对垄断，政府通过反托拉斯法进行管制;面对有害型外部性企业，通过罚款或责令停业整顿等措施进行压制;面对信息固有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尽力缓解双方信息量的差距，比如强制要求企业提供完备产品信息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前文提到，国民信心对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甚至整体的国民经济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尤其在中国，伴随着互联网革命的兴起，信息碎片日新月异，受众极易因蜚语流言而人心动荡，进而跟风作出不利于经济大趋势的决策。
比如中国当前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一些地方政府一面调控房价，一面却又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这即是变相的政府出资购房。有了看涨的市场，还愁没有泡沫吗？
那么，究竟为何中国房地产市场始终保持活力竟至长盛难衰呢？这边回到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中国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我们用菲利普斯曲线反复的说明通货膨胀率，但说穿了表面，通货膨胀就是资金贬值，以及相应物价上涨。既然症因已明，对于国民而言，如何对症下药，真正自我而理性去面对通货膨胀呢？答案便浮出水面，除过购买黄金等硬通货，所剩那自然是通过投资能够保值甚至升值的资产以抵御通货膨胀。
那么再问，泱泱华夏什么资产升值最快呢？房价的看涨便在这一刻吸引了大众的芳心。于是购房者前仆后继，房价便继续看涨，这便又是一个恶性循环。而在此中，国民心态的变化也便又符合了博弈思想——人们总在等最后接盘的牺牲者，直至发现自己身陷囹圄。
因此，在八月末由中国银保监会组织召开的银行保险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着重强调的便是稳步推进降杠杆以遏止房地产泡沫化。因为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便是重拾国民信心，而欲使国民心态稳定，则必须由政府出面，用强有力的政策去对抗市场的自发性与盲目性，使之重回正轨。至于政府干预即宏观调控的力度，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平稳时监督为主，动荡时扭转居上。亚当斯密理论的现实性矛盾，在学生看来，仿佛是耳聪目明的人，恣意装聋作哑。
七、浅谈中国的发展前景
以通货膨胀为例，前文提到，在國有企业垄断与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的大环境下，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偏高的，也即是居高不下的。这便对应了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国民看衰经济形势，认为通货膨胀率会居高不低，因而作出愈发夸张的预期，进一步为国家降低失业率提出了难题，至此便形成了又一个恶性循环。
本文中的实例，其原理实际上是完全统一的，即是因为国民信心的不足致使非理性决定的出现，伴随盲目跟风而出现经济形势的恶性循环，以致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未来的经济形势究竟若何，应当积极看待还是消极看衰呢？厉以宁教授对时下中国经济一直保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而在学生看来，结论虽一样，对象却不同。
首先，结论是我们应当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信心。为什么说对象不同呢？对于十数亿国民而言，我们对国民经济前景有积极的态度，便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政府通过紧缩型货币政策与收入政策降低通货膨胀率，此时如果国民预期通货膨胀率随之降低到一定值，则依据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不会受到太大负面影响甚至可能稳中求降，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的经济新局面，进而，国民信心会更加充足，形成良性循环，进而进一步将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直至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准上。
之所以难以成为现实，其主要原因便是绕不开的理性人诉求。每个人都在顾忌私利，既想要掌握第一手信息，又想获得最大收益，却不曾想到，如果每个人都足够聪明，总想着自我利益最大化，那便真正是作茧自缚。
事实上，我国城镇居民人口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换言之，为了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应该先学会暂弃私利，以期后来居上。借用李克强总理的一句话——当前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但我们的信心依旧不可动摇。
上述是对国民作为对象的介绍，那么，作为经济学人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呢？
我们说，近些年来，亚洲经济增速已经高于全球平均水准，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尤其是新型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使我们商品的购买力有所下降。但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下面，我将会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失业人口的减少
一者，由于相关政策的制定，中国劳动人口逐年减少，换言之即减少了劳动人口基数;二者，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由制造业驱动转向服务业主导，这为服务业部门持续创造了就业机会;三者，近年来，政府为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提供了一系列大规模刺激计划以支撑第二产业的发展。制造业与建筑业的快速增长，吸收了大量适龄低技术工人。而中国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低技能工人失业问题的改善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二）中国地方之间的差异
中国地广民丰，其城市与乡村、地区与地区之间，往往都有显著差异，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经济危机的有效应对，也就是说，面对经济危机的风浪潮，差异性使得其无法席卷全国;好比商铺制作两种商品雨伞与遮阳帽，雨天售卖前者，晴天供销后者，其对经济危机实际意义上的缓冲作用，于国有利。
（三）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
我们说，中国有“世界工厂”之称。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很强的竞争力;再如中国信息时代电商模式的出现与繁荣，对传统服务业的冲击与改造，迅猛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服务业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其他行业暂时的低迷。
结语：综上，我们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形势虽然尚存方方面面的不足亟待改进，但总体形势依然稳中看好。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稳定而极富成长性。而国民信心对国民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也点明，我国居民应当对国家经济前景有更多的期许与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