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政论文的话语特色探析（1910—1920）
步新娜
[摘要]毛泽东早期政论文以传播新思想为主旨，但也存在政治观点庞杂、思想矛盾等不成熟的成分，是青年毛泽东勇于实践的生动体现。这些政论文章话语特色鲜明，语体上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写作方法上深受梁启超“新闻笔法”的影响，在气势、情感和章法上兼有自己的特色;注重利用报刊政论启蒙社会、制造舆论。
[关键词]毛泽东;早期;政论文;话语特色
毛泽东早期政论文在毛泽东研究中一直较少被关注，原因大概有两方面：其一，毛泽东早期政论同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一样，尚没有完全褪去青涩的“外衣”。此时毛泽东还没有完全投身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客观上多处在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做认真观察，对革命道路进行积极思考的角色，处于思想积淀阶段，在文章的写作力度、影响力和理论水平上确实无法与成为党的领袖之后的政论相比。其二，人物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主题先行”式研究带来的弊端，就是不但使研究主观色彩浓重而且缺乏多元视角的考察，容易陷入“同质化”解读。一个人思想的发展通常都要经历一个较为复杂的蜕变过程，作为政治家，他们身处风云变幻的社会和历史时空里就更是如此。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性格透过他的笔锋而变得具体和生动，这些特征在他日后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若隐若现的留下了痕迹。如果不能跨时空的、全面的、从发展的角度对他早期政论做清晰、细致的描绘和勾勒，后人自然无法真正科学的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和逻辑轨迹，也妨碍人们对历史人物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毛泽东早期政论文，语体上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写作方法上深受梁启超“新闻笔法”的影响，在气势、情感和章法上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以传播新思潮为主旨，注重利用报刊政论启蒙社会、制造舆论。
一、语体：白话政论、古今辉映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倡议和发起者，作为这本杂志的热心读者，毛泽东的文章写作也自然而然的顺应了白话成为书面语言的历史趋势。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还是文言体的。1918年，从第4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文。毛泽东用白话代替文言写作也大体是从此时开始的，1919年《湘江评论》中《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是他早期白话政论的代表。
翻阅毛泽东早期的文稿，特别是1919年之前的文稿，在清一色的文言体文章中有一则1917年用白话文写的《夜学招生广告》读来颇有意味。这一年，湖南一师的师生们办了一个工人夜校，毛泽东为夜校的招生专门写了一则广告，较他之前的言语风格迥然有别，所使用的全是一般工人能懂的“大白话”，例如：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现近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湖南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①“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来毛泽东那个时候就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不过他早期白话政论的遣词造句，依然有着较浓重的文言色彩：吾人……，诸君……，任是……，则……，……之，……之状，等等。今天人们读起一百年前的那些白话文章，无论是所谓的“欧式白话”还是“旧式白话”，都能让人们设身处地的感受到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的差异在每个人的语言上都留下了投影。1902年，毛泽东八岁开始在家乡的私塾读书，虽然那时已经有新式学堂，“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时代风气”②，但他从小接受的依然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他没有留过洋，行文也少有多层、复杂的“西洋文法”。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受国文教员袁仲谦的影响研习韩愈的文章，“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③毛泽东当年在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讲堂录》后半部分，记录的就是阅读韩愈文章时对一些词句的解释，从词汇、句读到思想主旨，一篇一篇仔细研读，包括《谏臣论》《改葬服议》《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答李翊书》等。李锐认为：“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④而梁启超虽然自认不喜欢桐城派古文，但他写文章“学晚汉魏晋”，笔调注重自由、朴实，在这点上与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散文风格其实是颇为相似的。正是自读书时代就打下的深厚国学基础，使得青年毛泽东写文章就能做到“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他的白话政论“白”但不粗糙，“白”又兼具文采。
二、写法：以新闻笔法写政论
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习作《商鞅徙木立信论》得到了国文教员柳潜的肯定，对此文的赞美溢于言表，评语写道：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⑤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国文教员袁仲谦也很看中毛泽东的才华，但认为走错了门径：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⑥“报笔”也就是新闻笔法，但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新闻笔法不同，这里特指梁启超所开创的“新文体”，也被称为“报章体”“时务体”“新民体”。柳潜和袁仲谦对新闻笔法的褒贬不一，是由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差异造成的，但作为一代政论家，梁启超的行文手法与风格对青年毛泽东及其日后的政论写作，影响无疑是深刻而显著的。这种新闻笔法的特点，按照梁启超自己的说法是：“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⑦。毛泽东后来对梁启超的报刊政论风格也有一个总结：“理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清新平易”。⑧青年时期毛泽东对梁启超的笔法是有所效仿的，同时又兼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句法鲜明、气势轩昂
“气”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文章有什么样的气势和风格，是作者气质性情的一种体现。细读《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一个沐浴着五四大潮，意氣迸发、慷慨激昂、挥斥方遒的青年形象跃然纸上。《创刊宣言》开篇接连抛出三个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⑨三个设问不但构成并列，而且连问连答;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又再次运用排比，一问多答、连用六个“不要怕”;一句话中排比和重复合用，一段话中设问、排比、重复合用。不但语气加强，读罢更有畅快敢言、不可辩驳的气势扑面而来。《宣言》结尾处又连用四个问句：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⑩作者把四个问题做了一个概括性的回答，出版《湘江评论》这份报纸就是以解决这四个问题为己任的，即接受新思潮、传播新思潮、研究新思潮、施行新思潮。
（二）唱叹高歌、情感浓烈
《民众的大联合（三）》中论及民众是否能有“大联合”觉悟时发出的激动人心的号召：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行进。?《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反复使用“我们”一词作为主语，语气之坚决、语态之兴奋，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民众读到这样的文字能不为之感染、感动，并进而激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吗？毛泽东的求学笔记《讲堂录》，现今保留下来的47页中前11页都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温柔敦厚、含蓄蕴藉本是传统文学观念所推崇的表情法，但屈原神秘、浪漫的格调，冷静的头脑和浓挚的情感矛盾般交错在一起，显然这样的文字才更合毛泽东的心意。政论文以“说理”为主，而单纯的说教容易枯燥无味。梁启超先生做文章自诩“对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绝非妄言，他说“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不容躲闪，所以感情这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今天再读《少年中国说》“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依然荡气回肠，这种情感真是跨越时代、超越时代的！新闻学者、作家梁衡曾将《民众的大联合》与《少年中国说》相媲美，“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的评价确实恰如其分。
（三）言之有序、章法有道
柳潜评价学生的文章“义法骎骎入古”，这里“义法”指的就是“文术”。在清代散文家、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看来，“义”指文章内容要充实，即言之有物，“法”指文章的形式要得体，即言之有序。《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文中无论是论点还是论据都次第分明、一目了然，通常把思路外化于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二）》一文在大标题下特别加了一行小标题“以小联合作基础”，简单几个字就对全文做了高度精准的概括，这种篇首点题的方法在毛泽东日后政论的谋篇布局中也最为常见。此后，作者即落笔入题先总说小联合与大联合的关系;之后分述不同社会群体所组成的小联合：农夫的联合、工人的联合、学生的联合、女子的联合、小学教师的联合、车夫的联合。最后总述得出结论，即大联合必须从小联合入手，要多多成立小联合。
再以《民众的大联合（三）》为例，文章也是总分总式的结构，特别之处在于开头用连续四个问句作为全篇内容的总提：于今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之后用三个大段落分别对这四个问题做回答，每个大段落又分别把这四个问题作为段落内容的纲目而放在开头。《民众的大联合（二）》《民众的大联合（三）》这两篇文章从言语上自由晓畅、不拘一格，但论证又很严谨、完整，注意文章的总体布局。总分总的结构虽然简单，但文章眉目清晰、逻辑畅顺，通过强调和突出中心思想，增强了传播效果，使读者能更快的了解文章主旨和意图。
三、宗旨：以传播新思想为本
随着近代报刊业的兴盛和发展，政论文也逐渐成为树立和传播政治观点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系统地学习研究新闻学理论的先行者之一，毛泽东早期政论文不但具有政治性，而且有显著的新闻性。1918年8月，结束了“修学储能”生活的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这期间，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由徐宝璜、邵飘萍任导师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段学习经历对他后来的政论写作和报刊实践都有很大帮助，使他认识到报刊政论强大的舆论力量。他在《创刊宣言》中明确表示了以传播新思潮為主旨的宣传方向;在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了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即“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各界民众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民众合力;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言论“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的观点。1919年至1921年期间，毛泽东发表政论文章的报刊既有湖南《大公报》、上海《申报》这样行业化的新闻媒体，也有《湘江评论》《新湖南》《女界钟》这样以宣传进步思想为宗旨的媒体。但是正如新闻学者陈力丹教授的观察：“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背景下，毛泽东考察新闻业的视角不是着眼于行业化的新闻传播，而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政治性的宣传”。?利用报刊政论启蒙社会、组织思想讨论、制造舆论，这些都为毛泽东后来报刊政论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虽然此时毛泽东发表的政论是以传播新思想为主旨，但他的思想也尚有不成熟的成分存在。例如1919年7月《创刊宣言》中他主张“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不赞同“有血革命”，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是毫无效力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在谈到民众联合起来以后的行动方法时，认为同马克思的“激烈派”相比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派”意思更广、更深远;1920年下半年“驱张运动”之后围绕“湖南建设”问题而做的一系列文章中主张“湖南自治”，各省人民各省自治，虽然赞成“十月革命”式的彻底总革命，但认为“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此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以后，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的两篇重要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给了他最直接的影响。《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对青年毛泽东也起到了启蒙作用。从1910年秋，毛泽东在读到《新民丛报》（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获得启发，写下一段批注留下了他最早的政论文字，直到1920年夏，毛泽东自己认为“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显然此时他头脑中的政治观点还有些庞杂，思想上也有矛盾的地方。尽管如此，青年毛泽东想法大胆，而且勇于在不断实践中去尝试、判断和选择，这种品格难能可贵。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深化，而他的政论写作同他思想发展的轨迹也几乎是同步的，在这之后随着思想认识的成熟、理论水平的提高，他的政论文也日臻成熟起来。
[注释]
①⑤⑨⑩???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81+2+270+272+356+355+457.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45.
③⑥[美]埃德加·斯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07+107.
④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147.
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128.
⑧吴冷西.忆毛主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163.
?梁启超.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02.
?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N].人民日报，2013-2-28.
?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