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驻韩美军减撤与韩国“自救”政策探析
毕颖达
摘 要：? 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开始对韩国实施减撤政策，在撤出大批作战部队的同时，着手推进韩国裁军计划，但受当时国际环境和朝鲜半岛局势制约，这种减缩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伴随着尼克松主义的出台，美国进一步推进减撤驻韩美军计划，然而这一计划遭遇韩国的强烈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艰难曲折的协商，最终美国强行从韩国减撤了部分驻军。这一行动使韩国陷入极度的安保焦虑之中，同时也激发了韩国强烈的自主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自救”政策，走向了经济“自立”、国防“自主”、外交“自强”道路。
关键词： 驻韩美军;美韩关系;朴正熙政府;“自救”政策;自主国防
长期以来，驻韩美军问题一直是影响美韩关系的重要因素，它每次出现都会对美韩关系造成较大冲击。当前，韩国的整体实力已经远超朝鲜，韩国一年的国防开支就已大幅超过了朝鲜的GDP总额，①
即便如此，关于驻韩美军减撤的问题仍然是韩国十分担忧的敏感话题。2018年以来，随着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驻韩美军撤军问题再度浮出水面，韩国舆论界就此展开了激烈论争，可见，该主题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美韩关系史上，因驻韩美军减撤造成两国关系波动最大的时期当属20世纪70年代。当时，由于美苏冷战趋缓，国际局势因之发生了较大变化，朝鲜半岛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景象，这种背景下，美国尼克松政府正式推动从韩国减撤驻军计划，此举引发了韩国的极度担忧和强烈不满，美韩关系一度出现明显的摩擦，而且这种状态几乎贯穿于整个70年代。因此，研究这一时期驻韩美军减撤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美韩关系变化，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前美韩关系的理解和对未来双方关系发展趋向的把握。
对于这一主题，学术界多数相关研究是从美国世界战略调整的角度来理解驻韩美军减撤问题，认为驻韩美军的减撤，是美国政府很早就已经计划好的，并持续加以推进，它是美国世界政策和亚洲政策的一环。②这些研究深刻地剖析了美国的撤军动机及内部协商情况，但没能把撤军问题与韩国的“自救”政策联系起来考察。有部分学者从撤军的角度分析了美韩关系变动情况，指出尽管韩国强烈反对美国减撤驻军，但美国仍然依计划强行推进，此举加剧了韩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成为 70 年代初韩国追求国防自立并秘密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动因之一。【;贺飞：《尼克松政府对韩国军事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1969-1974）》， 《社会科学战线》， 2017年第11期，第108-112页。】这些研究把驻韩美军减撤与韩国的自主国防联系在一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并没有能够从经济、外交等角度来综合考察韩国的应对之策，更缺少对美韩关于撤军问题协商过程的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个别学者立足于《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集》（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分析了尼克松政府决定减撤驻韩美军的原因，并详细考察了美国政府内部及美韩之间的严重分歧，强调指出美国减撤驻韩美军，进一步增强了韩国在美韩同盟中的独立倾向。【 冯东兴：《尼克松政府撤退驻韩美军问题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76-84页。】这一研究的视野比较宽阔，分析深入且全面，尤其是立足美国的外交档案进行分析和论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对韩国相关文献的梳理和使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回顾五六十年代美国缩减对韩援助政策基础上，立足于已经解密的英文、韩文档案及相关文献，深入分析美国推动撤军计划的根本动机，之后着重考察美韩就驻韩美军减撤问题是怎样展开协商的，特别是集中探究韩国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何种“自救”策略，尝试探索经济“自立”、国防“自主”、外交“自强”之路。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缩减对韩援助政策
伴随着美苏冷战全面深入展开，美国的军事开支和对外援助急剧上升，这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特别是朝鲜战争中，美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的经济负担。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后，美国迫切需要缓解财政开支压力，为此一方面着手从韩国撤出大批战时部署的军队，另一方面努力缩减对韩军事援助，其表现是推动韩国裁军。
朝鲜战争之后，从韩国撤出大批战时作战部队本是常规动作，但撤军行动并不是非常顺利。对韩国来说美国是其巨大的安全屏障，因此驻韩美军的调整部署或减撤军队等动作都会引发韩国强烈担忧，甚至认为1949年驻韩美军撤军是引发朝鲜战争的直接原因。【 参见[韩]姜声鹤著，王亚丽译：《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在这样的认识下，当时韩国李承晚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大规模撤军，为向美国施加压力，李承晚政府拒绝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高调推动“武力北进统一”。在此背景下，1953年10月美国与韩国正式签订了《韩美相互防卫条约》，把对韩国的安保防卫义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根据《韩美相互防卫条约》规定：缔约任何一方认为一方的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外來的武装进攻的威胁时，应随时进行共同磋商，并将单独或联合地以自救和互助的办法，保持并发展适当方法以制止武装进攻;双方认为，对缔约任何一方的武力进攻都将危及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双方将按照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共同应对危险;美国有权将陆海空军部署在韩国领土之内及其周围地区，对此韩国准予许可。《》，https：//terms.naver.com/entry.nhn？docId=526205&cid=46627&categoryId=46627.】 在此之后，美国开始分批撤出作战部队，在韩美军人数从1953年的32.5万人减少到1954年的22.5万人，到1959年美国的大规模撤军基本完成，留守在韩国进行安全防卫的美军人数维持在5万～6万人。同时，为解决因撤军造成的军事威慑力下降问题，美国于1958年开始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
美国在推动从韩国撤军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缩减对韩援助。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大力推进经济复兴援助计划的同时，在亚洲也积极支持友邦国家战后经济重建，韩国位列其中。【就单个国家来说，韩国是当时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从1946年到1960年，美国共向韩国提供了多达47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参见《》， ， http：//www.doopedia.co.kr/（2019-04-20）.】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增强对韩国防卫的同时，集中力量帮助韩国进行战后重建，发展经济，对美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负担。为减轻对韩援助负担，美国除了采取减少无偿援助规模和提升借款比例这些措施之外，在援助的内容上也进行了调整，以使援助更加有效率。
从当时美国对韩援助的内容上看，实际上有很高的比例用于军事防卫领域。统计显示，从1954年到1960年间，韩国军费中美国的援助占比在29%～48%区间，而美国对韩援助中用于军事的费用占比在20%～44%区间，一方面大量的对韩援助成为美国的一个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对韩援助中的较高比例用于军费，这与美国的战后经济复兴援助基调不相符合，因而当时美国国内在讨论对外军事援助问题时，对韩援助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最为重要的议题，【 Tae-Gyun Park， “Change in U.S.Policy toward South Korea in the Early 1960s，” Korean Studies， Vol.23（1999）， pp.95-99.】而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把缩减驻韩美军和裁减韩国军队设定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71.】在这种考虑之下，美国政府推动韩国进行裁军，希望通过裁减韩国军队来减少对韩援助规模，从而减轻美国的负担，同时将节约的军费用于韩国经济发展。
然而，由于中国志愿军直到1958年才撤出朝鲜，加之这一时期苏联又对外采取攻势政策，越南、台海等地区局势紧张，这种国际环境直接制约了美国推动的韩国裁军计划。不仅如此，无论是美国的撤军还是推动韩国裁军，都遭到了李承晚政府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对于美国要求韩国裁军问题，李承晚政府试图通过推动成立“亚太反共联盟（The Asian Pacific Anti-communist League）”和向海外派遣“反共十字军”等努力，来舒缓来自美国的裁军压力。总之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美国没能实质性地实践韩国裁军计划。
尽管存在各种阻力，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停止从韩国撤军和推动韩国裁军计划。进入60年代，特别是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美国开始强调通过发展来体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对外援助方面转向以经济援助为中心，在对韩政策上继续推动韩国裁军计划。但在古巴导弹危机造成的美苏高度紧张对峙的大环境中，作为冷战桥头堡的军人政权治下的韩国，需要保持高度的稳定，基于这种考虑，肯尼迪政府在推动韩国裁军问题上又不得不有所保留。60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美国需要韩国向越南派兵援战，韩国朴正熙政府为取得美国的援助并疏解裁军压力，在越南派兵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行动。在1965年5月朴正熙与约翰逊的会谈中，美国方面确认了对韩的安保承诺，并表示驻韩美军将维持现有状态，如有任何调整将首先与韩国协商。【“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y 17， 1965， FRUS 1964-1968， Vol.XXIX， Part 1：Kore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6， pp.97-98.】1966年10月访韩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不但没有减撤驻韩美军的计划，为了保障韩国的安全，将持续支持韩国军队维持适当的水平。【“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Johnson and President Pak，” Seoul， November 1， 1966， FRUS 1964-1968， Volume XXIX， Part 1： Korea， p.207.】朴正熙政府同意美国的要求，追加向越南派兵，由此韩国最為担心的美军撤军计划被搁浅，而美国推动的韩国裁军计划也告一段落。
二、尼克松政府减撤驻韩美军计划与韩国的反应
（一）美国推动减撤驻韩美军的几点考虑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体现在1969年尼克松亚洲巡访时推出的“尼克松主义”，其主要内容是敦促亚洲盟国自行加强国防力量，在发生常规战争的情况下，当事国应负起首要的防卫责任，美国将有选择地和有限地进行支援。“尼克松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收缩防卫政策，但它更多针对的是亚洲国家，并不意味美国要全线收缩，欧洲仍是其战略投入的重点。而美国从韩国减撤驻军正是其亚洲收缩政策政策的一个表现，从当时半岛的实际情况以及周边情况来看，美国减撤驻韩美军有着多种复杂的考虑：
首先，危机不断的朝鲜半岛局势使美国有再次被卷入战争的风险。6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对外攻势的增强，朝鲜在与韩国进行激烈竞争同时，不断采取攻势行动，半岛地区武装摩擦事件频频发生，类似普维布洛号事件、美军EC-121侦察机被击落事件等突发状况，令朝鲜半岛时常处于危机状态，沉陷越战泥潭中的美国，绝对不希望再次卷入新一场朝鲜战争，因此在相应的事件处理过程中，美国政府虽然考虑过武力选项，但最终并没能付诸实践，而是选择了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韩国承担更多的防卫义务，而自身尽量收缩防卫，以免因过多介入危机不断的半岛事务而再次深陷其中。当时美国驻韩大使威廉·波特（William Porter）曾提出“韩国中立化”主张，并表示“即使韩国遭到侵略，美国也不自动介入”。另外，通过主动减撤驻韩美军，不排除有缓和对朝关系的考虑，即通过缓和对朝关系，降低朝鲜半岛再度开启战端的风险。因为美国担心“朝鲜有限挑衅与韩国的积极报复可能引发全面战争”，通过减撤驻军，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顺应朝鲜长期坚持的“驻韩美军撤军”要求，缓和对朝关系;另一方面增加韩国的安保责任和压力，迫使其在对朝关系上做出适当的调整。
其次，国内舆论不利于继续对韩进行大规模支持。朴正熙独裁统治与美国倡导的民主主义相去甚远，特别是进入70年代，朴正熙为寻求长期执政，积极推动修改宪法，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使总统任期无限期，制定了著名的“维新宪法”，确立“维新体制”。朴正熙的做法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反对，民主化运动不断高涨，朴正熙政府对此采取了高压政策，打压学生运动，运用多种手段限制甚至囚禁不同政见的政治人士，绑架金大中事件便是一个代表事例。这种情况下，美国难以继续对一个独裁政权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可以说朴正熙强化独裁统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从韩国减撤驻军提供了凭借。
再次，从韩国减撤军队也有配合从越南战场撤军的用意。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50年代在朝鲜战场没有打赢战争，60年代又被越南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如果直接从投入巨额成本却又没有打赢的越南战场撤军，势必会极大损伤头号军事强国的形象，因此为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国际形象，美国需要在其他地区采取相应军事措施加以配合。从韩国减撤美军一定程度上具有这样的考虑，即佐证美国从越南撤军并不是由于战争失败，而是在尼克松主义指导下有计划地从亚洲撤军。【参见姜声鹤：《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第268页。】
最后，缓和对华关系的战略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也对美国减撤驻韩军队产生了一定影响。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美出于各自的大战略考虑开始不断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并进行了实质性接触。特别是美国受越南战争的拖累，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处境越来越不利，因此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世界大战略需要。为此，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表示，减少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一方面努力推动结束越南战争，从越南战场撤回大批军队;另一方面从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亚洲其他地区减撤驻军。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越南和朝鲜半岛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性安全屏障，自朝鲜战争停战之后，中国与朝鲜一直主张外国军队应撤出朝鲜半岛。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从韩国减撤驻军可以看作是对华“示善”之举，它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
（二）美韩关于减撤驻韩美军问题的协商过程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出现了较大调整，主要体现在驻韩美军撤军以及美国对韩安保承诺的“弱化”上。如前所述，美国减撤驻韩美军的计划由来已久，五六十年代考虑到当时的客观条件，美国虽然并没有实施驻韩美军的减撤，但关于减撤驻军的计划并没有终止。伴随着尼克松政府上台执政，从韩国减撤军队的讨论又再度活跃。尼克松上任后不久，便着手制订从韩国撤军计划，这一点在1969年4月1日尼克松总统与韩国总理丁一权的会谈中可以看出端倪，会谈中丁一权总理强调“在越战结束后，美国应在韩国保留至少两个师”，同时他对于美国将要从韩国撤军问题表示担心，认为“一些人主张要从韩国撤出部分美军，这是糟糕的”。【“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1， 1969，FRUS 1969-1972，Vol.XIX， Part 1：Kore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0， p.9. 】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著名演说，正式推出尼克松主义，强调“亚洲国家过度依赖我们，美国的政策要避免被拖进类似越南战争之中”。尽管韩国对于美国撤军问题表现出极大忧虑，但美国政府内部仍然继续推进撤军计划。关于从韩国减撤驻军问题，在7月31日举行的美韩外务长官会谈中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8月14日举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集中探讨了驻韩美军减撤问题，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支持从韩国减撤军队，【 参见“NSC Meeting on Korea，” August 14，1969，FRUS 1969-1972， Vol.XIX， Part 1： Korea， pp.89-95.】减撤驻韩美军已基本形成定论。
但考虑到韩国对美国撤军的担心以及韩国国内实际情况，在1969年8月21日美韩首脑会谈中，美国方面并没有正式提出撤军问题。美国尼克松总统表示：“美国将忠实地履行在亚洲的条约和约定，特别是对韩国更是如此。”而朴正熙总统强调驻韩美军的重要性，并请求美国对韩国的安保给予更多的支援。同时仍表示出对美国撤军的担忧：“充分理解尼克松总统的新亚洲政策，但亚洲国家对于美国是否将要从亚洲收手而感到不安。”特别是对于防卫朝鲜进攻的问题上，朴正熙表示：“北傀之所以不敢侵略我们，最主要的理由是美軍驻守在韩国。如果韩国的装备得以增强，相信即便是不增加驻韩美军也能应对北傀的威胁。”【：3017，00287-0029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ugust 21， 1969， FRUS 1969-1972， Vol.XIX， Part 1： Korea， pp.97-98.】
虽然此次美韩首脑会谈中尼克松总统强调了对韩国的防卫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重新考虑减撤驻韩美军计划，相反在美韩首脑会谈三个月后，尼克松总统明确指示，要尽快减撤驻韩美军，他强调：“（美国）空军、海军维持在能够充分进行报复打击的水准，地面部队要缩减一半。”【“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ovember 24， 1969，FRUS 1969-1972， Vol.XIX， Part 1： Korea， p.117.】对于美国减撤驻韩美军的决定，韩国反应非常强烈。1969年10月2日，朴正熙在与参加韩国建军节活动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Earle Gilmore Wheeler）会谈时表示：“美国军队继续驻扎，朝鲜不会试图发动全面战争，但如果美国军队撤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November 25， 1969，FRUS 1969-1972， Vol.XIX， Part 1： Korea， p.118.】当时的韩国国会甚至威胁称，在韩国军队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减少驻韩美军，他们将集体辞职。【姜声鹤：《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第268页。】
关于减撤驻韩美军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终于在1970年3月20日举行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上确定了减撤驻韩美军方案，即在1971年底之前减撤2万驻韩美军，作为补偿，将对韩国提供为期五年每年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帮助韓国推动军队现代化。【“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48，” March 20， 1970，FRUS 1969-1972， Vol.XIX， Part 1： Korea， pp.148-150.】减撤驻韩美军决定做出后，美国通过驻韩大使正式向朴正熙政府提出共同商讨撤军问题。3月27日美国驻韩大使威廉·波特与韩国总统朴正熙、总理丁一权及国防部长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就美国政府撤军的主要内容向韩国方面进行了通报。韩国方面表示难以接受撤军计划。4月21日，波特再次与韩国政府进行协商，但朴正熙总统再次表示拒绝，称“不得不反对在1975年之前减撤驻韩美军”。 【，1970-71，V.1，1970.4-8.】朴正熙还通过韩国驻美大使向美国政府转交了亲笔信，力陈反对撤军的立场，强调“在韩国军队完成现代化之前减撤驻韩美军将在韩国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而当时美国方面对韩国的立场进行了反驳，表示“不减撤驻韩美军韩国将拿不到用于军队现代化的军事援助”。【“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April 23， 1970， FRUS 1969-1972， Vol.XIX， Part 1： Korea， p.151.】5月26日，尼克松正式致信朴正熙，表示将在1971年6月底之前从韩国减撤2万驻军，并希望韩国给予配合，以便在对韩军现代化支援方面得到国会的支持。【“Letter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Korean President Park，” May 26， 1970，FRUS 1969-1972， Vol.XIX， Part 1： Korea， pp.152-153.】
尽管美韩之间进行了多轮协商，但难以就减撤驻韩美军问题达成一致。7月6日，尼克松政府对韩发出最后通牒，强调不管双方能否达成一致都将进入撤军程序。【“Letter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Korean President Park，” Washington， July 7， 1970， FRUS 1969-1972，Vol.XIX， Part 1： Kore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0，pp.164-165.】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韩国最终做出了让步。自7月中旬起，美韩双方正式就撤军方案展开了实质性协商，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971年2月6日就减撤驻韩美军问题达成一致，美军撤出2万兵力，美国保证在5年内向韩国提供15亿美元军事援助，以帮助韩国军队实现现代化。1971年3月27日，美国将第七师2万兵力从韩国撤出，减撤驻韩美军计划由此告一段落。
三、朴正熙政府的“自救”政策
美国从韩国减撤军队，使韩美关系进入了“最恶化期”，朴正熙在整个70年代任期内没有再访问美国。对于韩国来说，美国减撤驻韩美军首先是对韩国安全防卫约定弱化的表现，它动摇了韩国对美国的信赖，因为韩国担心美国放弃防卫韩国的角色，将导致制约战争的因素消失。60年代中后期起，朝鲜不断加强对南方的攻势，韩国在安保方面整体上处于守势，这种情况下美国减撤驻韩美军自然加剧了韩国的安保担忧。正如1971年2月朴正熙在国民演说中所强调的：“在韩半岛及周边环境紧张的情况下，驻韩美军的减撤不仅对韩国的安保，对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都是不恰当的。”【1971.02.08， ： http：//www.pa. go.kr/research/contents/speech/index.jsp（：2018-05-04）.】
其次，从同盟互助道义上看，美军的减撤动作让韩国产生了“被抛弃”的感觉。韩国曾向越南派出大量兵力，帮助美国进行越南战争。当时，韩国决定向越南派兵除了获得美国经济援助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留住驻韩美军。1970年7月13日，在基辛格主持的讨论从韩国撤军问题的一次会议上，从韩国访问回国的美国国会议员加拉格尔（Gallagher）表示，韩国方面希望美国保留第七师和第二师在韩国，作为交换，韩国可向越南增派2.5万人的军队。【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Korean Troop Reduction Plans”，July 13， 1970，FRUS 1969-1972， Vol.XIX， Part 1： Korea， p.169.】在美国推动从越南撤军的时刻，仍有大量韩国军队继续在越南战场作战，而且在越战期间，韩国军队付出了大量的人员损失代价，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顾及这一“情面”，在从越南撤军的同时，从韩国也减撤了第七师的2万兵力，同时将原来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美第二师也撤退至汉城以南地区，美国的这些动作难免让韩国产生遭遇“同盟抛弃”的忧虑。
再者，美国改善与苏、中的关系，使韩国一时间难以接受“盟主的背叛”。如前所述，美国减撤驻韩美军有着改善对华关系、缓解与苏联紧张关系方面的考虑。70年代以来，美国尼克松政府缓和与苏联关系，改善对华关系，从整体上出现了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然而，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韩国来说是一个巨大冲击：在冷战对立格局中，朴正熙政府以积极反共著称，在协助美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扩展方面表现积极，希望以此来得到美国的持续支持。然而，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作为反共桥头堡的韩国重要性在下降”，【 金光熙：《朴正熙与韩国的现代化》，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这令韩国倍感震惊，难免会产生一种“被忽略”的失落情绪，甚至是“被利用”的懊恼感受。这种情况下，韩国更加担心自己会成为大国利益交换的牺牲品，尽管韩国自认为是美国的盟国，但美国突然调整其外交政策却未曾征询韩国的意见，由此产生的无助感更进一步加深了韩国的安保焦虑。【姜声鹤：《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第126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从越南撤军后不久，南越很快便被北越统一。面对这一历史事实，韩国决然地意识到“一个主权国家在安保上依赖他国是一件多么愚蠢无知的事情，应该用韩国民众的力量守护韩国”。.
在深深的安保焦虑之中，朴正熙政府不得已走上了“自救”之路，這种“自救”立足于朴正熙的“富国强兵”理念，体现为国家经济的“自立、自强”发展，和在此基础上的外交、安保、统一等方面的“自主”努力。
（一）确立“自立、自强”的经济发展体系
进入60年代，朝韩不再积极推动武力统一，而是将竞争的焦点集中在综合国力的提升上。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朴正熙政府确立了“发展第一”的理念，提出了“先建设，后统一”的发展战略。然而，韩国的这种发展战略走向实践却并不顺利，它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制约，特别是美国的制约。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由于当时韩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美国的援助，【 直到6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预算有52%是依赖美国的援助。】因此在韩国经济建设方面美国拥有重要发言权。在美国的要求之下，5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主要以满足民生需求为目标，以面粉、白糖、棉花加工为代表的所谓“三白产业”是当时韩国经济的一大特征。1961年“5·16政变”之后，朴正熙政府开始尝试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压缩民生消费领域的投入，努力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工业生产建设中，以期建立自己的工业生产体系。
1962年，朴正熙政府制订了新的经济发展计划，寻求在国家主导下发展重工业，但因国内资金不足，新的经济发展计划难以落到实处，特别是这一计划具有浓厚的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色彩，且其内容强调发展重工业，这些因素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对，因此该计划以失败告终。美国之所以反对这一计划，一是担心韩国按此发展可能会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朴正熙政府没有事先就这一计划与美国沟通，而当时美国强调韩国要集中力量发展轻工业，以解决民生问题;三是发展重工业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这势必会增大美国的对韩援助负担。
1963年，在美国的影响下，朴正熙政府制订并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韩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然而，因重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韩国的出口仍以轻工业为主导，出口导向型经济很快遇到发展的瓶颈。以1970年为例，当时韩国的轻工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仍在70%左右，其中纤维制品、假发、烟草等十大出口商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77.1%。而且这种经济结构造成韩国对外贸易赤字的不断扩大，70年代初韩国的对外贸易赤字达到10亿美元。【参见张宝仁等：《现代韩国经济》，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9页。】特别是，韩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有相当部分是由美国引进的，或者是在美国的斡旋下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引进的。不仅如此，60年代韩国出口的产品也是大部分出口到美国市场，因此美国对韩国的经济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
出口导向型经济带动了韩国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使韩国经济对外，甚至可以说是对美国依赖程度增大，且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韩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实现所谓的自主经济。对于这一点，朴正熙本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愿望，他在60年代就曾经明确表示“必须尽快确立自主经济，实现‘我的生活由我来负责的夙愿”、“自主，它除了自主经济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如前所述，美国反对韩国发展重工业，这成为限制韩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进入70年代，借美国减撤驻韩美军之机，韩国积极推动自主国防，作为其基础，需要发展能够支撑自主国防的重工业，这为韩国发展自主经济提供了契机。根据70年代初美韩协商结果，美国从韩国减撤2万军队，作为安保补偿，美国支持韩国军队实现现代化，以实现韩国在最大程度上的自我防卫，为此，美国不得不转变对韩国产业战略的立场，允许韩国自主发展重化工业。在这一背景下，朴正熙及时将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政策，调整为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政策。一方面，从国家层面上加大对重化工业的投资支持，并对这些新兴产业实施保护，以培养相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允许垄断生产，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1973年6月，朴正熙选定了钢铁、冶金、机械、造船、电子、石油化学工业等六大战略项目，在青瓦台成立了“推进重化工业企划团”，加大对六大战略项目的投入。经过调整，韩国实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建立起以电力、石化、钢铁、造船等战略性产业为核心的、以高精尖产业为引领的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1973年后的五年里，韩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11%，而制造业增长幅度更是高于经济增长幅度，达到16.6%，制造业中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超过50%。【《》， http：//www.futurekorea.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1806 （2018-10-10）.】可以说，70年代初韩国产业结构调整为后来韩国经济腾飞打下了重要基础，使韩国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
（二）积极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追求实现“自主国防”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安保防卫之下朴正熙政府主要着力于发展经济，寻求在经济领域赶超朝鲜，以在竞争中体现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进入70年代，美国的减撤驻韩美军行动引发了韩国巨大的安保担忧，也动摇了韩国对美国的信赖，特别是在韩国朴正熙政府仍高调反共的情况下，美国缓和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这更加加重了韩国对美国政策的疑虑，同时也让韩国更深刻认识到“自救”的重要性。因此，在经济上积极提升“自主”实力的基础上，在安保方面朴正熙政府则大力推动国防现代化，追求提升自主防卫能力。
1970年8月，在确认美国减撤驻韩美军的计划后，朴正熙总统明确表示“只有自主国防才是我们的生存之路。我们应早日实现传统武器的国产化”。1971年3月美军第七师从韩国撤军后，韩国在美国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努力提升自身军队的现代化水平。然而，在韩国进入高度独裁统治的“维新体制”之后，美国越来越将对韩援助与韩国的民主、人权状况挂钩，韩国从美国获取援助的难度增大，特别是同时期美国追加减撤驻韩美军动议不断泛起，朴正熙政府陷入了高度的安保不安之中，发展自主国防成为当时韩国政府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朴正熙政府不顾美国的反对，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为实现自主国防打造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努力提升国防技术，建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KIST）、国防科学研究所（Agency for Defense Development，ADD），加强对常规武器的自主研发，并开始生产155mm口径的曲射炮、迫击炮、500MD直升机、装甲车等，以寻求军队常规装备的自主化。在推动韩国军队现代化计划的基础上，1974年朴正熙政府又开始实施“作战能力增强计划”，即所谓的“栗谷计划”，致力于开发构建新型武器体系，提升军队作战能力。
为应对不利的安保局面和更有效地增强防卫能力，朴正熙政府甚至秘密地推进开发核武器计划。1972年7月20日，朴正熙在国防研究生院的毕业典礼致辞中暗示了发展核武器的意志：“我们的国家只能由我们的国民来守护，我们毅然强力地推进要做的事，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也能做到，这时候美国才应该清楚它只是协助。这就是自主国防。”【， 2016.07.04，：http：//www.futurekorea.co.kr /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1866（：2019.01.22）.】在美国的压力下，朴正熙曾表示放弃从法国引进核原料再处理设施，但根据美国CIA的报告显示，实际上直到1978年末韩国的核计划并没有停止过，而且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2011.09.26， http：//www.pressian.com/news/article. html？no=62685#09T0（2019-01-22）.】
随着安保“自救”计划的不断推进，朴正熙政府的军费投入也开始大幅提升。在60年代，韩国的军费开支增长缓慢，但进入70年代，韩国军费开支呈现快速增长趋势。1965年韩国的军费仅为1.12亿美元，但1970年军费开支达到了2.71亿美元，1973年迅速增长到3.13亿美元，自此至80年代初期，韩国的军费开支呈现大幅增长之势，增长幅度高达30%～50%。
通过自主国防的努力，韩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得到大幅提升，至1980年除了核武器和战斗机外，几乎所有的装备都已实现了国产化且能够量产。朴正熙政府不断增强韩国的军备能力，一方面缩小了与朝鲜的军事力量差距，另一方面减少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主国防的能力。
（三）“自主”外交
冷戰时代，韩国的外交难以摆脱美苏阵营外交的大框架。但70年代初美苏冷战对峙出现缓和，主要大国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整个国际格局呈现多极化之势，这种大的国际环境变化为韩国进一步拓展外交活动空间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一时期，随着韩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成功，整体国家实力迅速提升，发展更加全面的外交显得越发必要，特别是在尼克松政府减撤驻韩美军、韩美关系龃龉不断的情况下，开展“自主”外交显得尤为迫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朴正熙政府放弃了所谓的“哈尔斯坦原则”，即不再坚持“不与和朝鲜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发展关系”的原则，开始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积极寻求与一切非敌对国家进行外交接触，推进全方位外交。1971年1月1日，朴正熙在新年祝词中明确提出了发展“自主”外交的战略方针，强调“推进与友邦和盟国的外交，强化与中立国的纽带关系，根据情况也可开展与非敌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国家变为我们的友好力量”，这一方针意味着韩国将不再止步于阵营外交，而是积极与当时的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甚至也寻求与“非敌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发表著名的《和平统一外交政策宣言》（《6·23宣言》），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强调“将在相互平等的原则下，向所有国家开放门户，以求那些理念和体制不同于我们的国家也会向我们开放门户”。
《6·23宣言》发表后，韩国开始积极实践全方位外交战略，频繁向亚非拉地区中立国家派遣使团，寻求获得更多的外部承认和支持。同时以贸易往来、学术交流、体育比赛等多种形式，积极与捷克、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接触，当然也尝试与中国、苏联改善关系。【 1973年8月15日，韩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同年还派遣经济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代表团回国后受到了朴正熙的高规格接见。对于韩国的接触努力，苏联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回应。根据韩国总统档案馆解密的档案显示，当时苏联和韩国的驻意大利外交官有过谈话，苏联外交官表示“支持韩国的《6·23宣言》，朝鲜宣布中断南北对话是因为受到中国的指令。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的韩苏间的正式关系应该通过两国驻联合国代表处的接触来进行”。? 197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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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初起，朴正熙政府也尝试与中国发展关系。除了驻第三国外交官之间的接触外，在与台湾关系问题上，朴正熙政府顺应形势发展确立了新的方针，即“避免与台扩大发展新的关系，保持实质性关系”。1972.10.30（：721.1CP，1972）。可以说，朴正熙政府新的对台关系方针，为日后进一步发展对中国关系做了铺垫。】1973年8月20日，韩国交通部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与“非敌对社会主义国家”互相通信交换邮件，允许韩国的船舶停靠这些国家的港口，相应国家的船舶也可以停靠韩国港口。
同时期，韩国在对朝关系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双方关系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缓和。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1972年7月4日朝韩达成的“7·4南北共同声明”，声明中确定了“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统一原则，双方正式宣布以和平方式推进半岛统一，也是双方第一次把对方作为和平统一的协商对象。随着7·4声明的发表，南北关系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之后发表的《6·23宣言》中，韩国甚至呼吁朝鲜共同加入联合国，实质上暗示要相互承认对方为合法的政治实体，但这一提议遭到朝鲜强烈反对。
在这种积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之下，至70年代中期，韩国与几十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家合法性得到了更多国家的认同。受大的冷战格局限制，韩国虽然未能实现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突破，但也建立起接触渠道，为日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外交空间的拓展，使韩国的外向型经济不断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助推韩国经济实现快速腾飞，这也是学术界习惯于从经济角度解读朴正熙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因。
诚然，朴正熙政府推动全方位外交有很大的比重是出于拓展海外市场的考虑，但我们不应忽略其全方位外交产生的背景，即因驻韩美军撤军而遭遇严重的安保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朴正熙政府在外交上面向所有非敌对国家开放门户，前文所述的“经济自立”和“自主国防”也是在同一背景下推进的，所有这些举措实质上都是指向自立生存和自主发展。通过查阅同时期朴正熙的公开演说或档案文件，我们不难发现：自立、自强、自主已然成为其执政的核心理念。在这样的脉络上理解朴正熙政府的外交，可以发现它有如下几个现实考虑。
一是缓解安保压力的考虑。在70年代初大缓和的时代背景下，承受巨大安保压力的朴正熙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靠积极反共来换取美国支持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需要从策略上进行调整。在这种认识之下，朴正熙政府主动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出了“和解”信号，通过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接触，展现“谋求务实发展”的姿态，努力寻求缓解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张关系，从而在整体上减轻外部的安保压力。70年代初，朴正熙政府缓解对朝关系的做法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二是体制竞争的考虑。朝韩自分裂之日起便没有停止过体制竞争，朝鲜战争后，这种竞争更多地表现在外交领域，即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自身为朝鲜半岛的合法政治主体。进入70年代，朝韩在联合国舞台上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角逐。由于朝鲜与联合国军处于敌对状态，韩国在联合国长期保有优势地位，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得到认定。然而，随着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特别是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在联合国商讨朝鲜问题过程中，支持朝鲜的国家日益增多，朝韩间的“正统性”角逐愈演愈烈。这种局面下韩国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放弃所谓的“哈尔斯坦原则”，寻求与不敌对韩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同时大力推进与不结盟国家间的务实外交，在联合国提议“终止讨论韩国问题”，并得到联合国大会的通过。通过全方位外交努力，朴正熙政府进一步取得更多的国家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承认，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中南美等地区，韓国外交取得了较大收获，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当时朝鲜迅速扩大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提升韩国国际形象的考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不仅在经济、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在国内政治方面也同样受到美国的干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李承晚政府还是朴正熙政府，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都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即使是具有很强的自立、自主理念的朴正熙也不能例外。如朴正熙在政变上台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很快便“还政于民”;60年代，朴正熙在发展经济上实施“五年计划”，曾引发美国的怀疑。韩国要发展重化工业，也遭到美国的反对;1972年 “维新体制”确立之后，美国一直在“改善人权”方面向其施加压力等等。】因此其外交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明显的对美“一边倒”特征，这对韩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70年代初，美国对韩的“放手”，一方面对韩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韩国相对自主地开展外交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朴正熙政府从70年代初起积极推进全方位外交，在拓展自身外交空间的同时，也提升了国际舞台中的“自主”形象。
四是国内政治的考虑。1972年支撑朴正熙终身执政的“维新体制”确立，然而这一“维新体制”受到国内民主派力量的强烈反对，美国对此也表示反对。在这种压力之下，朴正熙需要通过外交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承认。
结 论
朝鲜战争停战后，为减轻对韩援助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美国开始缩减对韩援助，但受当时国际环境和朝鲜半岛局势制约，这种减缩政策效果不佳。到了60年代末，朝鲜半岛突发事件持续不断，美国既担心再次卷入一场新的战争，希望通过减撤驻韩美军来缓解紧张的美朝关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牵制韩国对朝鲜采取进攻性行动，也出于改善中美关系及配合从越南正常撤军的“体面”考虑，又把减撤驻韩美军的政策提上了日程。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在战略收缩的总体需求下，美国开始大幅调整对外政策，当然，朴正熙不断强化独裁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也为减撤驻韩美军提供了凭借。于是美国坚持从韩国撤走了2万驻军，并对余下的防卫部队进行了重新部署。对韩国来说，驻韩美军是美国对韩提供安全保护的象征，对其进行减撤甚至是重新调整部署，都会引起韩国的高度警觉，因此尼克松政府的减撤驻韩美军计划遭到了韩国强烈反对和阻挠，双方也就此开展了艰难曲折的协商。
驻韩美军的减撤及重新部署，使韩国遭受了同盟“抛弃”的巨大压力，安保危机意识空前高涨，同时也愈发认识到对美过度依赖只能让韩国陷入被动，自立自强才是正确选择。在这种背景下，朴正熙政府在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果断进行了一系列“自救”努力，从经济上确立了“自立”经济发展体系，奠定了韩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从国防上积极推动国防现代化，增强了自我防卫能力;从外交上大力推进全方位外交，拓宽了国际舞台，改善了外部的安保环境。这三者相互助力，实践了朴正熙的自立、自主、自强的执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韩国的自主性。当然，在整体上仍处于冷战对峙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在特殊的同盟安保结构中，韩国追寻“自主”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遇到局限。进入70年代中后期，美国进一步推动减撤驻韩美军，并在人权问题上向朴正熙政府施加压力，美韩关系陷入了低谷，尤其是朴正熙政府秘密进行核武器开发，使韩美关系遭受直接破坏。70年代末，随着美苏冷战再次转入白热化，加强对美同盟关系成为韩国的必然选择，随着朴正熙时代的终结，通过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政权亟须在合法性上得到美国的承认，因而采取了积极强化对美同盟的政策，先前的“自主”外交一定程度上向“同盟依附”回调。而出于同苏联竞争的需要，80年代初上台的美国里根政府也采取了同盟修复政策，一度因撤军问题遭受冲击的韩美关系逐步得到恢复。
責任编辑：宋 鸥
Analysis on the Strategy of Troop Withdrawing by American Forces and
the Policy of Self-saving by South Korea in the Early 1970s
BI Ying-da
（School of Northeast Asia，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Korean War，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a strategy of troop withdrawing from South Korea. By withdrawing a large number of combat troops， it proceeded with the disarmament program， which didnt work out as expected because of restric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ith the emergence of Nixon Doctrine， the United States carried forward this strategy further， which met with strong opposition from South Korea. Then the two sides began a series of difficult and tortuous negoti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cibly withdrew some of its troops from South Korea finally. This has left South Korea in a state of extreme anxiety on 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aroused a strong sense of autonomy. In this context， Park Chung-hees administration adopted a series of self-saving policies to pursue economic independence， autonomous national defense and diplomatic self-improvement.
Key words：American forces in South Korea; Korea-American relation; Park Chung-hees administration; policy of self-saving; autonomous national defense
收稿日期：2019-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