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里黑手党：社会信任解体的代价
狄亚哥?甘贝塔++王鹏
内容摘要：十七、十八世纪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对意大利南部地区实施的分裂统治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间的信任。黑手党的出现是对信任缺失的一种应对。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后，虽然黑手党产生的制度环境不复存在，黑手党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仍然留存至今。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不甘受黑手党迫害的人们通过迁徙远离是非之地，而使“顺民”比例提升，这为黑手党家族巩固其垄断地位提供便利；通过控制选票向政治领域渗透，在政府内部培养代理人和建立盟友，从而获得当政者的保护；使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包括民众对惩罚的恐惧、经济利益、文化价值、亲属关系和友情联系）来获得民众的合作和顺从。
关键字：西西里黑手党；不信任；黑手党起源；私人保护
世界上很多地方存在着三类不幸的情形：（1）即使在互惠的前提下，人们也不选择合作；（2）人们采用有害的竞争方式；（3）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参与人通过竞争都可获取相当大的收益，但人们还是回避竞争。然而，同时拥有这三类情形并且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地区可能没有很多。虽然意大利目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工业国之一，但是很明显意大利南部地区（尤其是伊特鲁里亚地区的坎帕尼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满足上述的所有的要件。
似乎很容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人们要么是顽固非理性的、要么是偏好自讨苦吃的。然而，有一种可能性无法排除，即这一倾向或者偏好可能是人们逐步地形成的，用来应对因长期暴露在某种特殊社会环境下所产生的认知失调。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究在旷日持久的灾难下人们是如何回归个人理性的。文章包涵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对于信任缺失的显著反应；二是作为应对信任解体而产生的机构却同时加剧信任体系的恶化，这一机构通过缓冲或者加剧信任危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笔者的基本假设是黑手党 体现了这一结构的精髓，在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所有重要的行为模式汇聚成为一个坚固的、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此外， 在公共利益处于崩溃边缘以及社会大众无暇建立社会内部的信任和合作的背景下，黑手党的产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文章的第一部分审视黑手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深入地讨论西班牙的统治对于意大利南部的影响以及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西西里之行。基于欧普多·弗兰凯蒂（Leopoldo Franchetti）经典的研究 ，第二部分概述西西里黑手党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特征。 第三部分探讨黑手党是如何开发利用不信任以及如何通过加剧信任解体来实现长期存在的。
一、西西里黑手党产生的历史背景
站在两位那不勒斯思想家保罗·马蒂亚·多理亚（Paolo Mattia Doria）和安东尼奥·杰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的肩膀上，安东尼·帕格顿（Anthony Pagden）阐明：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统治者是如何毁灭那不勒斯社会信任的。西班牙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具体来讲，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部署：从抑制商业和财富的生产到控制信息；从通过传播愚昧和迷信控制民众到破坏民众团结和建立剥削制度；从破坏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到颠覆性别权力关系。帕格顿将这些策略视为统治者对于社会信任的肆意破坏（或者说有选择地利用不信任），而这些策略却增强了统治者对于那不勒斯社会的控制。
我们不确定多理亚和杰诺韦西的论述是否与“社会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这一结论相矛盾，（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受治于一套有较少争议的规则）；我们也不确定他们的描述是否与理想社会中的美德相矛盾，这种美德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帕格顿的论述中包涵一些让人非常震惊的信息，这些信息类似于发现了我们熟悉的某位成年人的童年，他的（某些独特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是个谜。我们发现这些独特的行为是有起源的，意大利南部贫困和落后的面貌来源于一段特殊的历史阶段。但是了解产生某种事态的起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与了解这一事态如何在这些制度环境消失的情况下仍长久存在是非常不同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适应了西班牙独特的殖民统治，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即使在殖民者消失之后），人们仍沿袭原来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就是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平衡状态”，这一状态是各类限制、利己主义和“自力更生”共存的结果。面对社会的变异和不稳定，黑手党的应对行为是最极端、激进以及不稳定的，但是他们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唯一的改变就是他们的暴力性更强了。用“平衡状态”一词来形容那时的社会状态，也反映了大多数社会组织的状态，即使他们想到通过变革来改善社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充满自私自利和公共信任缺失的社会中，平衡状态是如何维持的？
1827年，也就是大约距离多理亚逝世近一百年和距离杰诺韦西逝世五十年，时年22岁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独自到意大利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旅行。他的手稿《西西里游记》（Voyage en Sicile）大部分已经遗失，只有三十页保留下来。这些仅存的手稿中记录着两位虚构人物西西里人唐·安布罗西奥（Don Ambrosio）和那不勒斯人唐·卡罗（Don Carlo）的对话。虽然两位人物存在不同，但是托克维尔更感兴趣他们的共同点，他写道：“双方都似乎养成了口是心非的习惯；但是对于前者来说，口是心非是必须的，奴役性之下的苦果；而对后者而言，欺诈是达到目的的最快的途径”。
唐·安布罗西奥谴责唐·卡罗和他同伙们对西西里的百姓的所作所为，这是与多理亚和杰诺韦西谴责西班牙人对那不勒斯人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你们的贵族…他们不再属于西西里。你们摧毁了贵族对公共事务的所有兴趣…你们把贵族都引诱到了那不勒斯。你们打击了他们的灵魂， 把他们原有的忠心报国的理想和对美德和勇气的推崇全部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追逐私利”。深受暴力袭击之苦的唐·卡罗，询问这位西西里的人：为什么那时的西西里人对这种不能承受的束缚没有进行反抗而是选择了忍受？唐·安布罗西奥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国家的个性因受压迫而崩溃，长期压抑之下积蓄的能量只能通过犯罪来释放。除了恶习其他的一无所有。在正义得不到维护，甚至买卖正义的背景下，我们学会了把谋杀当成一种权利”。
托克维尔通过对虚拟人物的描述，传达了他在旅程中的思考。我们也从中了解到生活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人们对于西班牙人的统治是如何放弃反抗而选择慢慢接受的，主要原因包括：贵族的消失、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欺诈横行、道德体系瓦解；犯罪和谋杀的猖獗，以至于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合法的权利。
此外，西班牙人不仅利用不信任以达到统治的目的，他们还把这种方法传授给了臣民。1724年，西班牙波旁王朝取代哈布斯堡家族开始在西西里的统治。除了一次短暂的间隔，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61年意大利统一。在统治期间，当权者一直使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在西西里人的心中，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是同一回事。
但是，西班牙统治者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实行的政策并不能解释：黑手党组织何以在西班牙统治结束后仍能存活并且延续至今？1838年，也就是托克维尔完成他的著作的11年后，一份官方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the mafia”（黑手党）的存在 ，并且将黑手党被描述为一股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力量。对于历史的概略描述不能深入阐述黑手党组织产生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对会黑手党的出现和发展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西西里黑手党的产生
欧普多·弗兰凯蒂于1876年来到西西里，他被当地人的热情好客所感染。直至今日，他所撰写的关于西西里的报告《西西里的政治和行政条件》（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Conditions in Sicily）仍是描述西西里黑手党及其产生环境最为条理和全面的著作。他的作品可以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相媲美的。他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是写作方式的新颖性或者对学科界限的大胆突破（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方法），最为重要的是他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今社会仍然非常有用。也就是说，弗兰凯蒂的书间接地证明了当代黑手党的特征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基于他的著作，我们可以推断黑手党现象及其特征延续了至少一个世纪。弗兰凯蒂的每一个研究发现都被后来出现的证据所证实，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黑手党的“进化史”与弗兰凯蒂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从根本上来说，弗兰凯蒂确定了促使黑手党产生的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显著的原因是政治因素，西西里缺少可靠的或说是有效的司法和法律执行体系。至少从十六世纪开始，西西里的民众就不信任法律的公平和司法保护。 这也是那时新成立的意大利政府所面临的巨大难题。虽然那时的意大利政府势力虚弱并且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它对合法地位的渴望要远远高于任何一个政权。
第二个重要原因与经济方面的信任有关（而政治信任的缺失并非主因）。格尔纳（Gellner）的观点是中央机关的缺失不是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社会凝聚力和可接受的集体行为规则可以在多样化的地方群体中产生。 即便是存在一个不可信任的中央机构，那么这也不足以解释黑手党现象的出现。政府的不可靠性与经济关系的互动又导致了另一现象的发生：正像达斯古普塔（Dasgupta）和帕格顿（Pagden）共同主张的那样，不信任感在社会各阶层中渗透，制裁的不可预见性增加了协议执行的不确定性，社会对于各种形式合作的普遍排斥，这些都导致商业和工业的停滞不前。 众所周知，西西里民众不信任政府，同时地方团体之间也相互不信任。
经济的落后阻断了个体实现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升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行为所能实现的目标或者抱负只能是通过打压同行取得。 正如西西里的俗语所说：同行是冤家。 压倒同行的愿望和可信赖的中央政府的缺失不会导致正常市场竞争行为的产生，与之相反，通过竞争以外的手段把对手搞垮成为最常见的现象。个体的提升是被向往的，也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损人利己、彼消此长的恶性竞争事实上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机会可以被理解为第三大诱因。社会流动，是指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层，或者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者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弗兰凯蒂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原因，但是证据表明，基于不同的原因，社会流动在有组织犯罪长期盘踞的意大利南部地区是可行的。在大型城市聚集地区（比如那不勒斯和巴勒莫），黑手党产生于西西西里的大庄园， 那里的地主大多离开庄园迁居城市，同样的情况在西西里其他的地区（如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却没有发生，这是因为地主仍然牢牢控制庄园，没有给农村的中产阶级留下任何机会。 黑手党在一些规模较小、农业发达的地区也取得了发展，但是在那些处于温饱线上的地区却没有得到发展。 信任的缺失加上对社会流动的严格的限制 （比如像班菲尔德所研究的悲惨的村庄）无法激起人们打击竞争对手获利的欲望，但是造就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和恶劣的经济状况。
与之相反的是，在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经济上不值得信赖的世界，它不缺乏社会流动的空间，但在这样的世界里，权力凌驾于正义和道德之上，仅存的美德就是以牺牲他人的社会公平权利为代价，从权贵阶级那里获取利益，并把（很小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特定的底层人。 团体中存在的小群体就会从德高望众的人那里寻求庇护。协会和团体的成员来自各阶层和各行各业，在信任缺失不再成为威胁的地方，只有人际关系是有价值的，它也被认为是社会流动的途径。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黑手党成员不像普通罪犯那样实施单个人犯罪行为。 或者说，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黑手党成员的印象和普通罪犯截然不同。西西里的社会舆论对黑手党成员的看法是，在社会正义被西班牙人肆意破坏以及没有人值得依赖的情况下，黑手党成员似乎更有能力进行私人执行。时至今日，黑手党成员依然秉持着这一社会定位。 50年前，谋杀这一手段的使用对唐·安布罗西奥来说仍是非常可怕的。在弗兰凯蒂做研究的时候，执行谋杀被认为是有能力提供保护的象征，甚至还被认作是衡量声望最为重要的标志。
在任何时期，黑手党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团体。它不仅成功地应对信任缺失，而且还成功地通过使用残酷或者暴力的手段将社会不信任转化成一项有利可图的以及排他性的生意。它最为核心的一项活动就是垄断，即在它的地盘上，控制尽可能多的资源。每一个黑手党成员要么是一个垄断者，要么就是垄断者的助手。就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cosa nostra”的意思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行当”； 它强调包容，而这种包容是以排他性为前提的。黑手党长期以来的特征是不能容忍竞争，他们愿意参与到那些易于实现垄断的活动和交易，比如土地、牲畜、旱地的水源、市场、拍卖、港口、建筑、交通运输和公共工程； 出于不同的原因，黑手党可以比较容易地控制所有这些领域，也就是说，排他性在上述领域是相对容易实现的。
从历史上说，黑手党最有代表性的犯罪行为是通过暴力手段垄断合法的商品。黑手党组织从事的究竟是是敲诈勒索还是私人保护，我们很难区分；而它的保护产品是货真价实还是价质不符，也很难界定。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理解黑手党所提供的“保护”商品的两面性。此外，不管是黑手党的敲诈勒索行为还是售卖保护行为似乎都不具备犯罪行为完整的特征。
有人提出新的观点 ，指出黑手党仅发源于农村地区；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弗兰凯蒂指出的那样：从黑手党诞生之日起，他们就同时存在于城市和农村。黑手党高级成员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在一些地方已成功转型为资产阶级。在一个私人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两者是很难区别的，就如弗兰凯蒂书中所说，流氓（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发觉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他们可以相互交换服务。但是，中产阶级能够用个人的天赋来支撑他们对排他性的追求，他们有时也把这些个人天赋（比如秩序、远见、谨慎和精明）用于合法的（非暴力的）业务中。他们甚至像英国人那样，拥有绅士风度和谦虚的态度，也正是这种做事方式为他们赢得了名声和信任。
近些年，黑手党具有了正式组织的地位，但是在最初的时候，黑手党是当地的多个垄断组织以不确定的、不稳定的联盟的形式存在的，这些垄断组织有时进行合作，有时又无视对方，有时短兵相接。弗兰凯蒂提到，垄断进一步扩张的唯一的威胁就是来自另外一个同样强大、英勇和凶猛的联盟。事实的确如此，对这种现象最有力的理论解释是：在任何一个时期，黑手党组织间的竞争都体现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强势的、组织性更强的黑手党组织取代较弱的黑手党组织。
但是即使黑手党进化成了一个更有组织性的团体，黑手党家族之间的稳定合作仍是无法实现的。究其原因，虽然我们无论是通过理论上还是历史上的角度都无法给予恰当的解读，但是有证据表明，黑手党既没有发展壮大到可以取代其它所有社会组织，也没有解散瓦解。黑手党的顽强的生命力代表了一种混乱社会情形下的平衡状态。
事实上，一个团体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取代其它所有组织，而所有的组织又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融合成一个民主的政权。在这种信任缺失的情况下，黑手党成员提供的解决方案对于某些个体来讲是合理的，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确是一场灾难。信任在这种环境下演变成了“地位商品” （positional good）。信任的总量是一定的，如果一个人要相信别人，同时被别人所信赖，那么需要从其他地方“汲取”信任，也就是说，在社会信任解体的社会中，某一卖方成功获取购买者信任的同时，其他卖家就丧失了这部分购买者的信任。信任是供不应求的，但它不会随着使用的增加而增多。这里所谓的信任，究其本质，就是对于社会不信任感的利用。与社会的不信任紧密相关的社会现实（如口是心非、背叛和隐蔽），它们加剧不信任感的恶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黑手党成员的生活和业务的各方面都与不信任密切相关。 当今的黑手党成员的思维里还像一百多年前那样，充满了风险意识，充斥着像叛徒、特务、和虐待者这些令人害怕的观念。 一位年迈的黑手党头目在写给一位年轻成员的信中说到：“我一定要提醒你，这个世界都是邪恶的”。的确，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相信。
三、黑手党何以长期存在
通过上一部分，我们探讨了导致黑手党产生的原因。我们仍然需要思考黑手党是依靠何种机制来实现长期存在的。黑手党的长期存在是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的组合。
弗兰凯蒂指出，在西西里，那些聪明、能干和雄心勃勃的人们只能通过投身“暴力产业”来提升社会地位。在缺失（能够提供庇护的）合法机构的情况下，如果不想与黑手党有任何关系，唯一的选择就是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隐居。这两种抉择都受到了广泛的追捧，这直接或者间接地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为黑手党势力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不甘受黑手党迫害的人们）选择迁移或者隐居是黑手党可以长久存在的第一类原因，这导致的后果是：“顺民”的比例提升，黑手党的控制加强。基于大量的证据，阿拉基（Arlacchi）指出，在边境地区，人们就是因为黑手党的迫害而迁移。由于黑手党的反对者倾向于频繁地迁移，那么反对黑手党的力量就会变弱而黑手党的势力则会与日俱增。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后果是出人意料的，（想通过迁移而逃离黑手党魔爪的）人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促进黑手党的力量的增强。
黑手党如何成功实现长期经营的第二类原因是：尽管民主国家将黑手党视为“国家公敌”，然而它不得不依靠黑手党的势力来赢得选票。杰弗里·霍桑（Geoffrey Hawthorn）提出了两种方式可能打破这些“恶性循环”（包括黑手党现象）：一是形成稳定的、可预见的制度环境；二是建立独立的、维护民众利益的新力量。霍桑以恒河平原变更的土地关系为例，他指出：形成一个可靠的、有信誉的市场是基本前提，它的出现是自然形成的。正如我接下来谈到的，在黑手党控制的世界里，可靠市场的形成从概念上来讲就是自相矛盾的，它是不会自然发生的，或者说至少不会自然地被推广。霍桑又以韩国为例，他指出：（从1961年建立第三共和国到1987年第五共和国的终结）韩国政府的威权统治其本身就是专制独裁，因此它对于地方霸权是零容忍的；也就是意味着，为了铲除黑手党，我们所需要的是仅仅是另外一个更强大、更好的“黑手党”。
在意大利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黑手党之外的一股势力，它的出现至少是受到了社会阶层的支持，这股力量也的确在（不彻底地）打击黑手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就是法西斯政权。 与之相反，民主依赖于广大民众达成的共识。若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能力通过垄断来控制选票、影响政治信任，又能维护当地“法律和秩序”，那么与这群人达成交易所带来的诱惑是很强烈的，甚至是无法抗拒的。这种做法当然不会对西西里已经非常脆弱的信任有任何的改善。具体细节不再赘述。简单的说，尽管腐败案件时有发生，但是民主政府，至少在国家这一层面上，不太可能与黑手党串通一气。就像大部分的意大利人肯定会赞同的是：黑手党还是比法西斯专政好一些的！直至今日，任何消灭黑手党的努力都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打击力度太轻，毫无成效；另一种则是“运动式、扩大化”的“打黑”，它对老百姓的自由造成威胁。
民众的逃离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黑手党缺少反对者以及它能够顽强生存下来的原因。民主政府固有的缺点和弱点也是其中的一类重要原因。与强大的地方社会结构（如黑手党家族）以及它促进合作（交易）的能力相比，政府是软弱的，这也就导致了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地在南部地区获得合法地位的认可 。
四、暴力与合作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指出，能够激发人们合作的机制包含四种基本的元素：强制、利益、价值和私人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可能基于以下原因进行合作：（1）害怕受到制裁；（2）合作可以达到经济上的互利共赢；（3）出于文化、道德或宗教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出于收益和惩戒的考虑），他们相信进行合作是有好处的；（4）基于有亲属或朋友关系的考虑。
虽然黑手党没有读过威廉姆斯的文章，他们却对这四种合作机制非常了解，并能够灵活运用它们。由于篇幅所限，我只着重论述前面两种元素：强制和经济利益。在一个信任解体的社会中，即使不存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强制和经济利益的有机结合成为黑手党开展法外保护 业务的重要支撑。生活在黑手党网络下的人们购买黑手党的服务是一种理性的接纳，这为黑手党的发展带来机会。即便是和黑手党成员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普通民众，即便是他们对黑手党的荣誉守则（the code of honour）和缄默法则缺少真正的信仰，这些人仍会理性地选择黑手党。
“经常发生的情形是这样的，一位做好了通过自我牺牲来中止（黑手党）暴力统治的人最后不得不接受黑手党的服务并且与黑手党成员结交，从而加强了黑手党的影响。诉诸于法律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诉诸法律会轻易暴露自己，因该行为而遭遇枪杀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外部的条件强压在每一个人身上，不管他们内心是否真的愿意”。
有效使用暴力和进行暴力威胁是黑手党行为的重要组成要素。这一特性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黑手党和其他形式的群体（保护/执行机制）。 使用私人暴力对于黑手党组织自身来讲存在两个层面的重要价值：从对外的层面来讲，有组织的暴力用来打击不屈服的受害者、对抗劲敌（如其他的黑手党家族）、“驯服”不服从的合作者、以及惩戒忠实的（不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从对内控制来讲，“大佬”使用暴力来处罚背叛者和阻止上位者，相反，“小弟”通过暴力来挑战帮内“大佬”。很多黑手党成员往往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早期频繁使用暴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暴力行为使得他们逐步地建立起声誉。黑手党成员赢得了社会声望，并且成为值得信任的人。 因为人们坚信：一旦发生利益分歧，黑手党成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
从促进合作的角度来讲，暴力和其他的机制的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辩证的解读。第一个层面是两者存在替代关系，即暴力可以替代或者被如下三种机制所替代：（1）价值观念，即越是顺从（如拒绝佐证和不报警），越少诉诸暴力；（2）利益，它可以推动合作、免除对暴力的需求；（3）私人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亲友之间更有可能合作，因此在控制交易的过程中较少使用暴力。第二个层面是两者暴力与其他机制可以相互加强，即越是顺从，越可以减少因暴力使用而受到法律制裁的危险；同时，对于（因违反“规则”）将遭受暴力惩罚的预期越高，人们越倾向于严格执行缄默法则；中肯地讲，我们很难辨别人们的顺从是出于信仰还是畏惧。 类似地，在人际网络中满足交易双方经济利益的能力越强，并且防御竞争对手的能力越强，那么在保护供给活动中可能更加需要广泛地使用暴力，并且还要担任“保险公司”的角色来应对暴力使用的不良后果。相反，使用暴力能力的增加能够提升维护双方利益的能力，因而加强了经济合作的纽带。
第三个层面是（暴力）强制与合作之间存在矛盾关系。过度运用暴力会引发复仇行为和违反顺从原则。比如，在一半家人死于非命后，（曾是黑手党成员的）多玛索·布西达（Tommaso Buscetta）在1983年决定去坦白一切他所知道的黑手党的罪行。布西达的供述导致大约500名黑手党成员被捕。
然而，暴力本身不能说明问题。暴力是高风险和高代价的，它的使用将导致不安定和冲突；基于“使用暴力的能力”来解读黑手党组织的持久存在是有局限性的，这无异于用同样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长久存在的原因。 对于促进合作必须需要一个前提，即满足双方的经济利益。互惠共赢可在黑手党网络内外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假如成员因犯罪行为被捕或者死亡，黑手党网络内部的团结（如成员恪守缄默原则）可以大大减少参与非法活动的风险。 在犯罪网络之外，黑手党通过各类行为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这些行为包括：贿赂公职人员，通过帮助政客赢得选民支持来实现利益交换，或者通过解决劳资纠纷来维护地主和企业家的利益。一些情况下，黑手党建立和维系这些外部的经济联系无需通过暴力手段。比如，面对极高的回报率，民众会将钱投入非正式的银行系统，他们不需要了解他们的钱将会是用来支持企业家做慈善事业还是会资助犯罪分子从事毒品走私。因此，黑手党成员建立的利益网络是极为复杂的，包括了自身的犯罪行为、行贿官员、维护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以及普通民众对于黑手党“福利”的合理接纳。
即便是黑手党长期从事的敲诈勒索行为，我们也很难明确地区分受害者和共犯者。弗兰凯蒂的论述是引人注目的：
“避免伤害与获得利益，这两者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人为理解。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区分是不可能明确的，或者说明晰的区分并不存在于人们的感觉（情感）中。当坏人侵入并且占据了大部分的社会关系，能够使人们避免受到坏人伤害的行为就是和他们建立友谊，这些联系将为人们带来相应的好处”。
黑手党的敲诈勒索（暴力）行为以及“受害者”的自身利益时常融合在一起，它们为达成合作提供了一组难以解释的理由：（商人）成为敲诈勒索者的“朋友”的益处不仅仅可以避免他们的伤害，而且还可以帮助商人们排挤竞争对手、抵御强盗以及降低商业交易被欺骗的风险。
五、信任缺失与民众的理性选择
对于社会信任问题的详细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剖析黑手党成员行为的经济核心。信任缺失会给商品贸易将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对于被欺骗的高预期可能会导致交易的流产甚至会导致市场交易的坍塌，尤其是在某些案例中，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对交易行为产生影响。 而黑手党成员可以为购买其服务的民众提供独特的解决路径，应对“柠檬市场” （也叫次品市场）带来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一位那不勒斯的车夫曾在1863年说过这样的话 ：
“我好惨啊！我买了一匹‘死马，它不认路，只愿意走它喜欢的路，老是滑倒在了斜坡上，还害怕炮竹和铃声。昨天它还一头撞进了挡路的羊群里。有一位曾经控制马市的黑手党成员，他之前一直保护我，使我免于被盗。他监督马市的交易，并从买卖双方那里获取钱财。去年我想处理掉一匹‘眼瞎的马，他帮我按照好马的价格卖出。现在他蹲了大牢，我被强迫购买这匹劣等马。我那位黑手党朋友真是一位绅士啊！”。
这一真实的有趣案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其他的学术作品中也佐证了这一社会现实的存在。 车夫愿意支付保护费来获取黑手党成员真实的防卫，黑手党成员被捕使车夫丧失了保护人，他为此感到非常的惋惜。黑手党成员依靠我们不熟悉的方式（这应该包括他们自强不息坚韧的品格）具备了阻止卖方使诈的能力。没有黑手党的保护，车夫就会面临真正的风险，就像前文所说的，他不得不接受一匹劣等的马。
更加难以解读的一个事实是：卖方同样也会支付黑手党成员的服务。与达斯古普塔（Dasgupta）的观点 相似，在这一特定的（马的买卖）交易中，黑手党所提供的保护有利于买卖双方，因此可被视为公共的服务。如果黑手党成员不能成为交易的担保人，那么这桩买卖就不会发生，潜在的购买者会因畏惧“柠檬问题”而退出交易。而卖方支付给黑手党的服务费就是在购买或者获取市场信任所支付的代价，因为黑手党的保护使得卖方的优等马免于“柠檬” 问题的影响。如果世界上仅仅有三类人，即卖方、车夫和黑手党人员，那么这会使每一个人的境况都更加好一些；就交易成本来讲，虽然依赖黑手党进行交易的社会要高于一个充满信任的（无需黑手党介入就可完成交易的理想）社会，但是在一个社会信任解体的国家，有黑手党保障交易总比完全没有市场交易要好。
如果市场上有多家卖方，那么某些卖方可能也会购买黑手党的服务。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卖方的这项支出可能与购买信任无关，而是请黑手党成员帮其截留客源，从而起到抵御竞争的目的。在信任解体的社会中，所有的卖家在购买者眼中都是不可信任的，如果这时黑手党成员可以推荐某位卖家并且确保诚信的交易，那么购买者会更倾向于接纳黑手党的推荐。因此，卖家支付给黑手党成员的酬劳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购买信任，二是获取定向客源。
六、黑手党的保护：私人定制而非公共服务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黑手党成员不为所有的市场卖方提供“信用担保”，然后让消费者基于口感、价格和产品的质量来选择最适宜的卖方呢？如果真的如此，黑手党所提供的保护和担保则成为公共的商品或者服务：所有的市场卖方将集体出资来购买市场信任，交易可以在任何市场进行。然而，目前的资料显示，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黑手党成员倾向于以损害部分卖家的利益为前提，为有限数量的卖家提供保护。
黑手党提供信用担保的同时还要抑制竞争的原因是：如果（黑手党提供的）信用担保成为公共产品的话，那么向所有市场卖方收缴服务费是困难的，“搭便车”的行为将会盛行。黑手党将会发现监督所有的市场交易是十分困难的，其长期经营的社会声誉可能会因为某位卖方的一笔失信的交易而毁于一旦。另外一个原因是黑手党成员作为“交易的担保人”，他的身份需要被消费者识别。基于这个原因，黑手党成员的服务往往与某一类具体的交易相联系，这样才能够确保购买者能够意识到一项成功的交易是基于黑手党的保护而不是卖方自身的诚信；否者，诚信交易将加强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而使得担保人（黑手党成员）出局。
将信任打造成“地位商品”对黑手党自身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一位卖家购买这类服务的前提是其他潜在卖家无法购买。 为了进入市场或者维持生意，其他潜在的卖家不得不放弃常规的竞争策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确立价格优势），而是选择发展自身的武力来抗衡黑手党组织，因此，黑手党的服务使得市场竞争向坏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市场主体为了生存，要么自己成为黑手党成员，要么就是购买黑手党的服务。
车夫还告诉我们，在另一次交易中黑手党成员成功地帮他把一匹“瞎马”以一匹好马的价钱卖给了别人。这就意味着黑手党成员不是向马匹市场上所有的买家提供相同的保护。也就是说，黑手党成员并不是在维护所有买家的正当权利。但是我们还不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时候黑手党成员会满足买卖双方的利益，而另一些情况下却会选择牺牲一方利益来满足另一方的需求。有可能是因为这笔交易的受害者并不是固定的买家，黑手党成员不值得为这一单笔的交易提供保护，而这一不诚实的行为又能协助他的马夫朋友获得好处。
另一种更微妙的解释可能是，把一匹“瞎马”的卖给一个没有购买黑手党保护的买家其实是在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得不到黑手党的保护，上当受骗是一定会发生的。黑手党成员通过向市场注入不信任来达到市场对于黑手党服务源源不断的需求，这里要强调的是：他们提供的服务就是保护。如果代理人能够排除来自黑手党的干扰而相互信任，那么黑手党就要失业了。黑手党的经济来源和他们的势力影响都得益于社会中存在的不信任。
一方面提供担保从而应对社会信任解体，另一方面不断向市场注入不信任，黑手党组织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了长期的存在。不管不信任是如何产生的，一旦这种不信任出现了，那么对一个买家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证自己能够从市场上买到一匹真正的好马而不是以次充好的劣马。对卖家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证能成功卖出一匹马；如果能把一匹劣马卖出一匹好马的价钱就更好了。所以选择黑手党提供的保护就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了。但是，这些看似理性的选择却引发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超高的谋杀比例，更高的交易成本，对科技创新的兴趣的降低，军费和安全投入的增加，优秀人才的流失，诈骗盛行，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尽管是人们不希望看到这些可怕的后果，但是它们的存在使得意大利南部地区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
内容摘要：十七、十八世纪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对意大利南部地区实施的分裂统治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间的信任。黑手党的出现是对信任缺失的一种应对。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后，虽然黑手党产生的制度环境不复存在，黑手党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仍然留存至今。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不甘受黑手党迫害的人们通过迁徙远离是非之地，而使“顺民”比例提升，这为黑手党家族巩固其垄断地位提供便利；通过控制选票向政治领域渗透，在政府内部培养代理人和建立盟友，从而获得当政者的保护；使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包括民众对惩罚的恐惧、经济利益、文化价值、亲属关系和友情联系）来获得民众的合作和顺从。
关键字：西西里黑手党；不信任；黑手党起源；私人保护
世界上很多地方存在着三类不幸的情形：（1）即使在互惠的前提下，人们也不选择合作；（2）人们采用有害的竞争方式；（3）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参与人通过竞争都可获取相当大的收益，但人们还是回避竞争。然而，同时拥有这三类情形并且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地区可能没有很多。虽然意大利目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工业国之一，但是很明显意大利南部地区（尤其是伊特鲁里亚地区的坎帕尼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满足上述的所有的要件。
似乎很容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人们要么是顽固非理性的、要么是偏好自讨苦吃的。然而，有一种可能性无法排除，即这一倾向或者偏好可能是人们逐步地形成的，用来应对因长期暴露在某种特殊社会环境下所产生的认知失调。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究在旷日持久的灾难下人们是如何回归个人理性的。文章包涵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对于信任缺失的显著反应；二是作为应对信任解体而产生的机构却同时加剧信任体系的恶化，这一机构通过缓冲或者加剧信任危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笔者的基本假设是黑手党 体现了这一结构的精髓，在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所有重要的行为模式汇聚成为一个坚固的、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此外， 在公共利益处于崩溃边缘以及社会大众无暇建立社会内部的信任和合作的背景下，黑手党的产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文章的第一部分审视黑手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深入地讨论西班牙的统治对于意大利南部的影响以及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西西里之行。基于欧普多·弗兰凯蒂（Leopoldo Franchetti）经典的研究 ，第二部分概述西西里黑手党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特征。 第三部分探讨黑手党是如何开发利用不信任以及如何通过加剧信任解体来实现长期存在的。
一、西西里黑手党产生的历史背景
站在两位那不勒斯思想家保罗·马蒂亚·多理亚（Paolo Mattia Doria）和安东尼奥·杰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的肩膀上，安东尼·帕格顿（Anthony Pagden）阐明：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统治者是如何毁灭那不勒斯社会信任的。西班牙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具体来讲，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部署：从抑制商业和财富的生产到控制信息；从通过传播愚昧和迷信控制民众到破坏民众团结和建立剥削制度；从破坏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到颠覆性别权力关系。帕格顿将这些策略视为统治者对于社会信任的肆意破坏（或者说有选择地利用不信任），而这些策略却增强了统治者对于那不勒斯社会的控制。
我们不确定多理亚和杰诺韦西的论述是否与“社会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这一结论相矛盾，（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受治于一套有较少争议的规则）；我们也不确定他们的描述是否与理想社会中的美德相矛盾，这种美德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帕格顿的论述中包涵一些让人非常震惊的信息，这些信息类似于发现了我们熟悉的某位成年人的童年，他的（某些独特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是个谜。我们发现这些独特的行为是有起源的，意大利南部贫困和落后的面貌来源于一段特殊的历史阶段。但是了解产生某种事态的起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与了解这一事态如何在这些制度环境消失的情况下仍长久存在是非常不同的。意大利南部的人们适应了西班牙独特的殖民统治，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即使在殖民者消失之后），人们仍沿袭原来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就是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平衡状态”，这一状态是各类限制、利己主义和“自力更生”共存的结果。面对社会的变异和不稳定，黑手党的应对行为是最极端、激进以及不稳定的，但是他们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唯一的改变就是他们的暴力性更强了。用“平衡状态”一词来形容那时的社会状态，也反映了大多数社会组织的状态，即使他们想到通过变革来改善社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充满自私自利和公共信任缺失的社会中，平衡状态是如何维持的？
1827年，也就是大约距离多理亚逝世近一百年和距离杰诺韦西逝世五十年，时年22岁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独自到意大利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旅行。他的手稿《西西里游记》（Voyage en Sicile）大部分已经遗失，只有三十页保留下来。这些仅存的手稿中记录着两位虚构人物西西里人唐·安布罗西奥（Don Ambrosio）和那不勒斯人唐·卡罗（Don Carlo）的对话。虽然两位人物存在不同，但是托克维尔更感兴趣他们的共同点，他写道：“双方都似乎养成了口是心非的习惯；但是对于前者来说，口是心非是必须的，奴役性之下的苦果；而对后者而言，欺诈是达到目的的最快的途径”。
唐·安布罗西奥谴责唐·卡罗和他同伙们对西西里的百姓的所作所为，这是与多理亚和杰诺韦西谴责西班牙人对那不勒斯人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你们的贵族…他们不再属于西西里。你们摧毁了贵族对公共事务的所有兴趣…你们把贵族都引诱到了那不勒斯。你们打击了他们的灵魂， 把他们原有的忠心报国的理想和对美德和勇气的推崇全部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追逐私利”。深受暴力袭击之苦的唐·卡罗，询问这位西西里的人：为什么那时的西西里人对这种不能承受的束缚没有进行反抗而是选择了忍受？唐·安布罗西奥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国家的个性因受压迫而崩溃，长期压抑之下积蓄的能量只能通过犯罪来释放。除了恶习其他的一无所有。在正义得不到维护，甚至买卖正义的背景下，我们学会了把谋杀当成一种权利”。
托克维尔通过对虚拟人物的描述，传达了他在旅程中的思考。我们也从中了解到生活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人们对于西班牙人的统治是如何放弃反抗而选择慢慢接受的，主要原因包括：贵族的消失、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欺诈横行、道德体系瓦解；犯罪和谋杀的猖獗，以至于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合法的权利。
此外，西班牙人不仅利用不信任以达到统治的目的，他们还把这种方法传授给了臣民。1724年，西班牙波旁王朝取代哈布斯堡家族开始在西西里的统治。除了一次短暂的间隔，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61年意大利统一。在统治期间，当权者一直使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在西西里人的心中，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是同一回事。
但是，西班牙统治者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实行的政策并不能解释：黑手党组织何以在西班牙统治结束后仍能存活并且延续至今？1838年，也就是托克维尔完成他的著作的11年后，一份官方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the mafia”（黑手党）的存在 ，并且将黑手党被描述为一股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力量。对于历史的概略描述不能深入阐述黑手党组织产生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对会黑手党的出现和发展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西西里黑手党的产生
欧普多·弗兰凯蒂于1876年来到西西里，他被当地人的热情好客所感染。直至今日，他所撰写的关于西西里的报告《西西里的政治和行政条件》（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Conditions in Sicily）仍是描述西西里黑手党及其产生环境最为条理和全面的著作。他的作品可以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相媲美的。他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是写作方式的新颖性或者对学科界限的大胆突破（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方法），最为重要的是他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今社会仍然非常有用。也就是说，弗兰凯蒂的书间接地证明了当代黑手党的特征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基于他的著作，我们可以推断黑手党现象及其特征延续了至少一个世纪。弗兰凯蒂的每一个研究发现都被后来出现的证据所证实，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黑手党的“进化史”与弗兰凯蒂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从根本上来说，弗兰凯蒂确定了促使黑手党产生的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显著的原因是政治因素，西西里缺少可靠的或说是有效的司法和法律执行体系。至少从十六世纪开始，西西里的民众就不信任法律的公平和司法保护。 这也是那时新成立的意大利政府所面临的巨大难题。虽然那时的意大利政府势力虚弱并且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它对合法地位的渴望要远远高于任何一个政权。
第二个重要原因与经济方面的信任有关（而政治信任的缺失并非主因）。格尔纳（Gellner）的观点是中央机关的缺失不是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社会凝聚力和可接受的集体行为规则可以在多样化的地方群体中产生。 即便是存在一个不可信任的中央机构，那么这也不足以解释黑手党现象的出现。政府的不可靠性与经济关系的互动又导致了另一现象的发生：正像达斯古普塔（Dasgupta）和帕格顿（Pagden）共同主张的那样，不信任感在社会各阶层中渗透，制裁的不可预见性增加了协议执行的不确定性，社会对于各种形式合作的普遍排斥，这些都导致商业和工业的停滞不前。 众所周知，西西里民众不信任政府，同时地方团体之间也相互不信任。
经济的落后阻断了个体实现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升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行为所能实现的目标或者抱负只能是通过打压同行取得。 正如西西里的俗语所说：同行是冤家。 压倒同行的愿望和可信赖的中央政府的缺失不会导致正常市场竞争行为的产生，与之相反，通过竞争以外的手段把对手搞垮成为最常见的现象。个体的提升是被向往的，也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损人利己、彼消此长的恶性竞争事实上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机会可以被理解为第三大诱因。社会流动，是指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层，或者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者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弗兰凯蒂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原因，但是证据表明，基于不同的原因，社会流动在有组织犯罪长期盘踞的意大利南部地区是可行的。在大型城市聚集地区（比如那不勒斯和巴勒莫），黑手党产生于西西西里的大庄园， 那里的地主大多离开庄园迁居城市，同样的情况在西西里其他的地区（如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却没有发生，这是因为地主仍然牢牢控制庄园，没有给农村的中产阶级留下任何机会。 黑手党在一些规模较小、农业发达的地区也取得了发展，但是在那些处于温饱线上的地区却没有得到发展。 信任的缺失加上对社会流动的严格的限制 （比如像班菲尔德所研究的悲惨的村庄）无法激起人们打击竞争对手获利的欲望，但是造就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和恶劣的经济状况。
与之相反的是，在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经济上不值得信赖的世界，它不缺乏社会流动的空间，但在这样的世界里，权力凌驾于正义和道德之上，仅存的美德就是以牺牲他人的社会公平权利为代价，从权贵阶级那里获取利益，并把（很小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特定的底层人。 团体中存在的小群体就会从德高望众的人那里寻求庇护。协会和团体的成员来自各阶层和各行各业，在信任缺失不再成为威胁的地方，只有人际关系是有价值的，它也被认为是社会流动的途径。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黑手党成员不像普通罪犯那样实施单个人犯罪行为。 或者说，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黑手党成员的印象和普通罪犯截然不同。西西里的社会舆论对黑手党成员的看法是，在社会正义被西班牙人肆意破坏以及没有人值得依赖的情况下，黑手党成员似乎更有能力进行私人执行。时至今日，黑手党成员依然秉持着这一社会定位。 50年前，谋杀这一手段的使用对唐·安布罗西奥来说仍是非常可怕的。在弗兰凯蒂做研究的时候，执行谋杀被认为是有能力提供保护的象征，甚至还被认作是衡量声望最为重要的标志。
在任何时期，黑手党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团体。它不仅成功地应对信任缺失，而且还成功地通过使用残酷或者暴力的手段将社会不信任转化成一项有利可图的以及排他性的生意。它最为核心的一项活动就是垄断，即在它的地盘上，控制尽可能多的资源。每一个黑手党成员要么是一个垄断者，要么就是垄断者的助手。就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cosa nostra”的意思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行当”； 它强调包容，而这种包容是以排他性为前提的。黑手党长期以来的特征是不能容忍竞争，他们愿意参与到那些易于实现垄断的活动和交易，比如土地、牲畜、旱地的水源、市场、拍卖、港口、建筑、交通运输和公共工程； 出于不同的原因，黑手党可以比较容易地控制所有这些领域，也就是说，排他性在上述领域是相对容易实现的。
从历史上说，黑手党最有代表性的犯罪行为是通过暴力手段垄断合法的商品。黑手党组织从事的究竟是是敲诈勒索还是私人保护，我们很难区分；而它的保护产品是货真价实还是价质不符，也很难界定。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理解黑手党所提供的“保护”商品的两面性。此外，不管是黑手党的敲诈勒索行为还是售卖保护行为似乎都不具备犯罪行为完整的特征。
有人提出新的观点 ，指出黑手党仅发源于农村地区；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弗兰凯蒂指出的那样：从黑手党诞生之日起，他们就同时存在于城市和农村。黑手党高级成员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在一些地方已成功转型为资产阶级。在一个私人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两者是很难区别的，就如弗兰凯蒂书中所说，流氓（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发觉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他们可以相互交换服务。但是，中产阶级能够用个人的天赋来支撑他们对排他性的追求，他们有时也把这些个人天赋（比如秩序、远见、谨慎和精明）用于合法的（非暴力的）业务中。他们甚至像英国人那样，拥有绅士风度和谦虚的态度，也正是这种做事方式为他们赢得了名声和信任。
近些年，黑手党具有了正式组织的地位，但是在最初的时候，黑手党是当地的多个垄断组织以不确定的、不稳定的联盟的形式存在的，这些垄断组织有时进行合作，有时又无视对方，有时短兵相接。弗兰凯蒂提到，垄断进一步扩张的唯一的威胁就是来自另外一个同样强大、英勇和凶猛的联盟。事实的确如此，对这种现象最有力的理论解释是：在任何一个时期，黑手党组织间的竞争都体现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强势的、组织性更强的黑手党组织取代较弱的黑手党组织。
但是即使黑手党进化成了一个更有组织性的团体，黑手党家族之间的稳定合作仍是无法实现的。究其原因，虽然我们无论是通过理论上还是历史上的角度都无法给予恰当的解读，但是有证据表明，黑手党既没有发展壮大到可以取代其它所有社会组织，也没有解散瓦解。黑手党的顽强的生命力代表了一种混乱社会情形下的平衡状态。
事实上，一个团体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取代其它所有组织，而所有的组织又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融合成一个民主的政权。在这种信任缺失的情况下，黑手党成员提供的解决方案对于某些个体来讲是合理的，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确是一场灾难。信任在这种环境下演变成了“地位商品” （positional good）。信任的总量是一定的，如果一个人要相信别人，同时被别人所信赖，那么需要从其他地方“汲取”信任，也就是说，在社会信任解体的社会中，某一卖方成功获取购买者信任的同时，其他卖家就丧失了这部分购买者的信任。信任是供不应求的，但它不会随着使用的增加而增多。这里所谓的信任，究其本质，就是对于社会不信任感的利用。与社会的不信任紧密相关的社会现实（如口是心非、背叛和隐蔽），它们加剧不信任感的恶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黑手党成员的生活和业务的各方面都与不信任密切相关。 当今的黑手党成员的思维里还像一百多年前那样，充满了风险意识，充斥着像叛徒、特务、和虐待者这些令人害怕的观念。 一位年迈的黑手党头目在写给一位年轻成员的信中说到：“我一定要提醒你，这个世界都是邪恶的”。的确，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相信。
三、黑手党何以长期存在
通过上一部分，我们探讨了导致黑手党产生的原因。我们仍然需要思考黑手党是依靠何种机制来实现长期存在的。黑手党的长期存在是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的组合。
弗兰凯蒂指出，在西西里，那些聪明、能干和雄心勃勃的人们只能通过投身“暴力产业”来提升社会地位。在缺失（能够提供庇护的）合法机构的情况下，如果不想与黑手党有任何关系，唯一的选择就是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隐居。这两种抉择都受到了广泛的追捧，这直接或者间接地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为黑手党势力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不甘受黑手党迫害的人们）选择迁移或者隐居是黑手党可以长久存在的第一类原因，这导致的后果是：“顺民”的比例提升，黑手党的控制加强。基于大量的证据，阿拉基（Arlacchi）指出，在边境地区，人们就是因为黑手党的迫害而迁移。由于黑手党的反对者倾向于频繁地迁移，那么反对黑手党的力量就会变弱而黑手党的势力则会与日俱增。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后果是出人意料的，（想通过迁移而逃离黑手党魔爪的）人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促进黑手党的力量的增强。
黑手党如何成功实现长期经营的第二类原因是：尽管民主国家将黑手党视为“国家公敌”，然而它不得不依靠黑手党的势力来赢得选票。杰弗里·霍桑（Geoffrey Hawthorn）提出了两种方式可能打破这些“恶性循环”（包括黑手党现象）：一是形成稳定的、可预见的制度环境；二是建立独立的、维护民众利益的新力量。霍桑以恒河平原变更的土地关系为例，他指出：形成一个可靠的、有信誉的市场是基本前提，它的出现是自然形成的。正如我接下来谈到的，在黑手党控制的世界里，可靠市场的形成从概念上来讲就是自相矛盾的，它是不会自然发生的，或者说至少不会自然地被推广。霍桑又以韩国为例，他指出：（从1961年建立第三共和国到1987年第五共和国的终结）韩国政府的威权统治其本身就是专制独裁，因此它对于地方霸权是零容忍的；也就是意味着，为了铲除黑手党，我们所需要的是仅仅是另外一个更强大、更好的“黑手党”。
在意大利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黑手党之外的一股势力，它的出现至少是受到了社会阶层的支持，这股力量也的确在（不彻底地）打击黑手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就是法西斯政权。 与之相反，民主依赖于广大民众达成的共识。若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能力通过垄断来控制选票、影响政治信任，又能维护当地“法律和秩序”，那么与这群人达成交易所带来的诱惑是很强烈的，甚至是无法抗拒的。这种做法当然不会对西西里已经非常脆弱的信任有任何的改善。具体细节不再赘述。简单的说，尽管腐败案件时有发生，但是民主政府，至少在国家这一层面上，不太可能与黑手党串通一气。就像大部分的意大利人肯定会赞同的是：黑手党还是比法西斯专政好一些的！直至今日，任何消灭黑手党的努力都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打击力度太轻，毫无成效；另一种则是“运动式、扩大化”的“打黑”，它对老百姓的自由造成威胁。
民众的逃离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黑手党缺少反对者以及它能够顽强生存下来的原因。民主政府固有的缺点和弱点也是其中的一类重要原因。与强大的地方社会结构（如黑手党家族）以及它促进合作（交易）的能力相比，政府是软弱的，这也就导致了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地在南部地区获得合法地位的认可 。
四、暴力与合作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指出，能够激发人们合作的机制包含四种基本的元素：强制、利益、价值和私人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可能基于以下原因进行合作：（1）害怕受到制裁；（2）合作可以达到经济上的互利共赢；（3）出于文化、道德或宗教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出于收益和惩戒的考虑），他们相信进行合作是有好处的；（4）基于有亲属或朋友关系的考虑。
虽然黑手党没有读过威廉姆斯的文章，他们却对这四种合作机制非常了解，并能够灵活运用它们。由于篇幅所限，我只着重论述前面两种元素：强制和经济利益。在一个信任解体的社会中，即使不存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强制和经济利益的有机结合成为黑手党开展法外保护 业务的重要支撑。生活在黑手党网络下的人们购买黑手党的服务是一种理性的接纳，这为黑手党的发展带来机会。即便是和黑手党成员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普通民众，即便是他们对黑手党的荣誉守则（the code of honour）和缄默法则缺少真正的信仰，这些人仍会理性地选择黑手党。
“经常发生的情形是这样的，一位做好了通过自我牺牲来中止（黑手党）暴力统治的人最后不得不接受黑手党的服务并且与黑手党成员结交，从而加强了黑手党的影响。诉诸于法律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诉诸法律会轻易暴露自己，因该行为而遭遇枪杀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外部的条件强压在每一个人身上，不管他们内心是否真的愿意”。
有效使用暴力和进行暴力威胁是黑手党行为的重要组成要素。这一特性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黑手党和其他形式的群体（保护/执行机制）。 使用私人暴力对于黑手党组织自身来讲存在两个层面的重要价值：从对外的层面来讲，有组织的暴力用来打击不屈服的受害者、对抗劲敌（如其他的黑手党家族）、“驯服”不服从的合作者、以及惩戒忠实的（不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从对内控制来讲，“大佬”使用暴力来处罚背叛者和阻止上位者，相反，“小弟”通过暴力来挑战帮内“大佬”。很多黑手党成员往往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早期频繁使用暴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暴力行为使得他们逐步地建立起声誉。黑手党成员赢得了社会声望，并且成为值得信任的人。 因为人们坚信：一旦发生利益分歧，黑手党成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
从促进合作的角度来讲，暴力和其他的机制的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辩证的解读。第一个层面是两者存在替代关系，即暴力可以替代或者被如下三种机制所替代：（1）价值观念，即越是顺从（如拒绝佐证和不报警），越少诉诸暴力；（2）利益，它可以推动合作、免除对暴力的需求；（3）私人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亲友之间更有可能合作，因此在控制交易的过程中较少使用暴力。第二个层面是两者暴力与其他机制可以相互加强，即越是顺从，越可以减少因暴力使用而受到法律制裁的危险；同时，对于（因违反“规则”）将遭受暴力惩罚的预期越高，人们越倾向于严格执行缄默法则；中肯地讲，我们很难辨别人们的顺从是出于信仰还是畏惧。 类似地，在人际网络中满足交易双方经济利益的能力越强，并且防御竞争对手的能力越强，那么在保护供给活动中可能更加需要广泛地使用暴力，并且还要担任“保险公司”的角色来应对暴力使用的不良后果。相反，使用暴力能力的增加能够提升维护双方利益的能力，因而加强了经济合作的纽带。
第三个层面是（暴力）强制与合作之间存在矛盾关系。过度运用暴力会引发复仇行为和违反顺从原则。比如，在一半家人死于非命后，（曾是黑手党成员的）多玛索·布西达（Tommaso Buscetta）在1983年决定去坦白一切他所知道的黑手党的罪行。布西达的供述导致大约500名黑手党成员被捕。
然而，暴力本身不能说明问题。暴力是高风险和高代价的，它的使用将导致不安定和冲突；基于“使用暴力的能力”来解读黑手党组织的持久存在是有局限性的，这无异于用同样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长久存在的原因。 对于促进合作必须需要一个前提，即满足双方的经济利益。互惠共赢可在黑手党网络内外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假如成员因犯罪行为被捕或者死亡，黑手党网络内部的团结（如成员恪守缄默原则）可以大大减少参与非法活动的风险。 在犯罪网络之外，黑手党通过各类行为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这些行为包括：贿赂公职人员，通过帮助政客赢得选民支持来实现利益交换，或者通过解决劳资纠纷来维护地主和企业家的利益。一些情况下，黑手党建立和维系这些外部的经济联系无需通过暴力手段。比如，面对极高的回报率，民众会将钱投入非正式的银行系统，他们不需要了解他们的钱将会是用来支持企业家做慈善事业还是会资助犯罪分子从事毒品走私。因此，黑手党成员建立的利益网络是极为复杂的，包括了自身的犯罪行为、行贿官员、维护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以及普通民众对于黑手党“福利”的合理接纳。
即便是黑手党长期从事的敲诈勒索行为，我们也很难明确地区分受害者和共犯者。弗兰凯蒂的论述是引人注目的：
“避免伤害与获得利益，这两者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人为理解。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区分是不可能明确的，或者说明晰的区分并不存在于人们的感觉（情感）中。当坏人侵入并且占据了大部分的社会关系，能够使人们避免受到坏人伤害的行为就是和他们建立友谊，这些联系将为人们带来相应的好处”。
黑手党的敲诈勒索（暴力）行为以及“受害者”的自身利益时常融合在一起，它们为达成合作提供了一组难以解释的理由：（商人）成为敲诈勒索者的“朋友”的益处不仅仅可以避免他们的伤害，而且还可以帮助商人们排挤竞争对手、抵御强盗以及降低商业交易被欺骗的风险。
五、信任缺失与民众的理性选择
对于社会信任问题的详细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剖析黑手党成员行为的经济核心。信任缺失会给商品贸易将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对于被欺骗的高预期可能会导致交易的流产甚至会导致市场交易的坍塌，尤其是在某些案例中，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对交易行为产生影响。 而黑手党成员可以为购买其服务的民众提供独特的解决路径，应对“柠檬市场” （也叫次品市场）带来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一位那不勒斯的车夫曾在1863年说过这样的话 ：
“我好惨啊！我买了一匹‘死马，它不认路，只愿意走它喜欢的路，老是滑倒在了斜坡上，还害怕炮竹和铃声。昨天它还一头撞进了挡路的羊群里。有一位曾经控制马市的黑手党成员，他之前一直保护我，使我免于被盗。他监督马市的交易，并从买卖双方那里获取钱财。去年我想处理掉一匹‘眼瞎的马，他帮我按照好马的价格卖出。现在他蹲了大牢，我被强迫购买这匹劣等马。我那位黑手党朋友真是一位绅士啊！”。
这一真实的有趣案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其他的学术作品中也佐证了这一社会现实的存在。 车夫愿意支付保护费来获取黑手党成员真实的防卫，黑手党成员被捕使车夫丧失了保护人，他为此感到非常的惋惜。黑手党成员依靠我们不熟悉的方式（这应该包括他们自强不息坚韧的品格）具备了阻止卖方使诈的能力。没有黑手党的保护，车夫就会面临真正的风险，就像前文所说的，他不得不接受一匹劣等的马。
更加难以解读的一个事实是：卖方同样也会支付黑手党成员的服务。与达斯古普塔（Dasgupta）的观点 相似，在这一特定的（马的买卖）交易中，黑手党所提供的保护有利于买卖双方，因此可被视为公共的服务。如果黑手党成员不能成为交易的担保人，那么这桩买卖就不会发生，潜在的购买者会因畏惧“柠檬问题”而退出交易。而卖方支付给黑手党的服务费就是在购买或者获取市场信任所支付的代价，因为黑手党的保护使得卖方的优等马免于“柠檬” 问题的影响。如果世界上仅仅有三类人，即卖方、车夫和黑手党人员，那么这会使每一个人的境况都更加好一些；就交易成本来讲，虽然依赖黑手党进行交易的社会要高于一个充满信任的（无需黑手党介入就可完成交易的理想）社会，但是在一个社会信任解体的国家，有黑手党保障交易总比完全没有市场交易要好。
如果市场上有多家卖方，那么某些卖方可能也会购买黑手党的服务。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卖方的这项支出可能与购买信任无关，而是请黑手党成员帮其截留客源，从而起到抵御竞争的目的。在信任解体的社会中，所有的卖家在购买者眼中都是不可信任的，如果这时黑手党成员可以推荐某位卖家并且确保诚信的交易，那么购买者会更倾向于接纳黑手党的推荐。因此，卖家支付给黑手党成员的酬劳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购买信任，二是获取定向客源。
六、黑手党的保护：私人定制而非公共服务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黑手党成员不为所有的市场卖方提供“信用担保”，然后让消费者基于口感、价格和产品的质量来选择最适宜的卖方呢？如果真的如此，黑手党所提供的保护和担保则成为公共的商品或者服务：所有的市场卖方将集体出资来购买市场信任，交易可以在任何市场进行。然而，目前的资料显示，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黑手党成员倾向于以损害部分卖家的利益为前提，为有限数量的卖家提供保护。
黑手党提供信用担保的同时还要抑制竞争的原因是：如果（黑手党提供的）信用担保成为公共产品的话，那么向所有市场卖方收缴服务费是困难的，“搭便车”的行为将会盛行。黑手党将会发现监督所有的市场交易是十分困难的，其长期经营的社会声誉可能会因为某位卖方的一笔失信的交易而毁于一旦。另外一个原因是黑手党成员作为“交易的担保人”，他的身份需要被消费者识别。基于这个原因，黑手党成员的服务往往与某一类具体的交易相联系，这样才能够确保购买者能够意识到一项成功的交易是基于黑手党的保护而不是卖方自身的诚信；否者，诚信交易将加强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而使得担保人（黑手党成员）出局。
将信任打造成“地位商品”对黑手党自身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一位卖家购买这类服务的前提是其他潜在卖家无法购买。 为了进入市场或者维持生意，其他潜在的卖家不得不放弃常规的竞争策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确立价格优势），而是选择发展自身的武力来抗衡黑手党组织，因此，黑手党的服务使得市场竞争向坏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市场主体为了生存，要么自己成为黑手党成员，要么就是购买黑手党的服务。
车夫还告诉我们，在另一次交易中黑手党成员成功地帮他把一匹“瞎马”以一匹好马的价钱卖给了别人。这就意味着黑手党成员不是向马匹市场上所有的买家提供相同的保护。也就是说，黑手党成员并不是在维护所有买家的正当权利。但是我们还不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时候黑手党成员会满足买卖双方的利益，而另一些情况下却会选择牺牲一方利益来满足另一方的需求。有可能是因为这笔交易的受害者并不是固定的买家，黑手党成员不值得为这一单笔的交易提供保护，而这一不诚实的行为又能协助他的马夫朋友获得好处。
另一种更微妙的解释可能是，把一匹“瞎马”的卖给一个没有购买黑手党保护的买家其实是在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得不到黑手党的保护，上当受骗是一定会发生的。黑手党成员通过向市场注入不信任来达到市场对于黑手党服务源源不断的需求，这里要强调的是：他们提供的服务就是保护。如果代理人能够排除来自黑手党的干扰而相互信任，那么黑手党就要失业了。黑手党的经济来源和他们的势力影响都得益于社会中存在的不信任。
一方面提供担保从而应对社会信任解体，另一方面不断向市场注入不信任，黑手党组织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了长期的存在。不管不信任是如何产生的，一旦这种不信任出现了，那么对一个买家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证自己能够从市场上买到一匹真正的好马而不是以次充好的劣马。对卖家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证能成功卖出一匹马；如果能把一匹劣马卖出一匹好马的价钱就更好了。所以选择黑手党提供的保护就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了。但是，这些看似理性的选择却引发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超高的谋杀比例，更高的交易成本，对科技创新的兴趣的降低，军费和安全投入的增加，优秀人才的流失，诈骗盛行，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尽管是人们不希望看到这些可怕的后果，但是它们的存在使得意大利南部地区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