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布斯与英国现代史学之建立
摘 要： 威廉·斯塔布斯曾长期担任牛津钦定现代史教授一职，在维多利亚时代，其在牛津大学历史学科乃至英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过程中扮演着奠基性角色。他深度参与英国中世纪文献的编纂，贡献卓著，并将自己锤炼为第一流的专业历史学家。同时，他较为系统地构建了基于原始历史文献的现代史学方法论与史学叙事体系。凭借其权威性的历史著述，斯塔布斯主导确立了牛津历史课程与考试体系的核心与风格，助推了其历史学科的初步建立。通过牛津历史学科及其培养的专业史家，斯塔布斯帮助英格兰构建了历史学家共同体，继而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历史学科的扩展乃至其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关键词： 斯塔布斯;文献编纂;史学方法论;课程体系;历史学科
英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与德法等国历经了大致相似的路径：一是史学研究的专业化，形成了具有批判意识的史料观、史学方法论及专业著作;二是史学研究的制度化，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历史学科体系，它不仅“作为方法论和（研究）主题标准化的载体，而且塑造了历史职业的形态（habitus）”，①为史学研究的职业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英国史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启动较晚，其进展更为曲折而缓慢，迟至19世纪下半叶它才逐渐赶上欧洲同行的步伐。在英国现代史学建立的过程中，曾任牛津钦定现代史教授（1866-1884）的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生前身后，他所获的史学界赞誉难以计数。阿克顿勋爵承认斯塔布斯是“目前我们所有历史学家当中最伟大的”;著名法律史家梅特兰盛赞他是英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国王，而“如今是无王时代”;中世纪史名家坎贝尔（James Campbell）更称赞斯塔布斯为英国中世纪史的创建者等。②由此
可见，他在推动英国历史学科发展中的筚路蓝缕之功为学界所公认。遗憾的是，对于斯塔布斯与英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关系，学术界仍未有过系统的梳理。【国内外学界对斯塔布斯学术贡献的评介以中世纪史家为主，如James Campbell，Stubbs and the English State， Reading： University of Reading， 1989; R.J.Bartlett， e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Selected Papers of R.W.Souther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Cam Helen， “Stubbs Seventy Years After，”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9， No.2 （1948）; Norman F.Cantor， ed.， William Stubbs on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mpany， 1966; 孟广林：《西方史学界对中世纪英国“宪政王权”的考量》，《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等;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则往往将斯塔布斯作为其中的一个主题环节处理，未能系统厘清其学术与英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关系，如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since the Renaissanc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3; Reba Soffer， Discipline and Power： The University， History， and the Making of and English Elite， 187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Michael Bentley， Modernizing Englands Past： English Historiography in the Age of Modernism， 187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等。】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时人文献和后世评介对该问题做一初步梳理，以期更深刻地理解英国现代史学的起源及其发展脉络。
一、斯塔布斯与中世纪文献编纂
纵观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的进程可发现，历史学的专业化发展，首先必须以充沛而完备的文献材料作为支撑，英国也不例外。19世纪伊始，英国史学再次落后于欧洲大陆，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对史料收集、编撰及相关史料考证的疏忽。在德国，1826年，斯泰因就组织规划编写《德意志史料集成》，并陆续出版。几乎与此同时，兰克已着手遍搜外交档案、书信集等原始史料，著成了《教皇史》等现代史学的典范之作;法国则在基佐的主导下，于1833年成立了致力于原始文献出版的法国历史学会等机构，编辑出版了大型史料集《法兰西史料汇编》。英国尽管在1800年成立了档案委员会，但其成员少有历史学家参与，文献史料散落各处，档案管理涣散;其文献出版仅为帕尔格雷夫（Sir Francis Palgrave）编纂的《议会特许状集》和数卷国家公文集，总体质量低下。直至1838年，有识之士推动政府建立公共档案馆，加强对原始文献的收集与编纂，英国才开始构建较为完善的文献整理与出版体系。【 Philippa Levine，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nd Its Staff， 1838-1886，” The English History Review， Vol.101， No.398（Jan.1986）， p.26; 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since the Renaissanc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3， p.96.1836年，英国档案特别委员会声称“公共档案提供了历史最纯粹和丰富的史料，给我们的制度成长及国家风俗习惯提供了最佳证据”，有鉴于“我们国家真正历史的匮乏……最强烈地向议会建议这一民族事业应立即得到恢复”。委员会的呼吁直接推动了1838年《公共檔案法》的通过。参见Select Committee on Record Commission，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Record Commission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1836， pp.iii， xliii;但英国在文献出版领域依旧进展缓慢，直到1856年史蒂文森仍惊叹“鉴于德法已分别出版了13卷和21卷（文献）”，罗米利也痛陈“（英国）政府是现代文明民族政府中，唯一没有采取措施开发其早期历史财富，使其为世人所知的”。有关公共档案馆建立后历史文献整理与出版的制度演变及成就，参见陈磊：《英国公共档案馆馆制考（1838-1910）》，《档案学研究》，2017年第1期。】正是公共档案馆所开辟的国家档案库，成为锤炼英国职业史学家的摇篮。【 Philippa Levine，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nd Its Staff， 1838-1886，” The English History Review， Vol.101， No.398（Jan.1986）， p.22.】其第一代专业史家就是在这一波原始文献的编纂大潮中所造就的，斯塔布斯和梅特兰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1850年代，公共档案馆所启动的“卷宗系列”（Rolls Series） 和“国家公文提要”两大文献出版项目，【 馆长罗米利爵士（John Romilly）获得财政部授权后，放弃国家公文全文，转而出版公文提要以扩大文献覆盖面。1856年第1卷《内政公文提要》（Calendar of Domestic State Papers）出版，此后外交公文、殖民公文乃至西班牙等国外所藏公文相继面世。不久，闻名于世的“卷宗系列”全名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中世纪编年纪”（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the Middle Ages），于1857年开始出版。】可谓英国现代史学发轫的奠基石，而斯塔布斯则是其主要功臣之一。截至1910年，该馆共出版“卷宗系列”252卷;国家公文提要296卷等。【 该时期档案出版的数量及分类状况，参阅Royal Commission on Records， Appendices to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Public Record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and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Public Records and Local Records of A Public Nature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I （Part Ⅱ）， 1912， pp.75-91.】这在数量上赶超了《德意志史料集成》系列，为历史专业学生提供了充足而可靠的文献史料。在编纂“卷宗系列”文献过程中，斯塔布斯是英格兰兰克治史风格的真正践行者。在担任乡村牧师期间，他遍访英国教堂，对手稿、登记簿等史料的内容及其所藏地的了解无可匹敌。担任公共档案馆编辑【 早在1857年4月，斯塔布斯便向馆长哈代毛遂自荐，希望参与整理中世纪手稿。但由于他名声小，且无专业档案编辑经历，申请屡次失败。直到1862年斯塔布斯第四次申请，才最终成功。参见M.D.Knowles， “Presidential Address： Great Historical Enterprises IV.The Rolls Se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11（1961）.】后，他不仅纵览兰贝斯宫图书馆所藏史料，更是前往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剑桥图书馆遍搜手稿资料。【 Helen Cam， “Stubbs Seventy Years After，” 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9， No.2（1948）， p.131.】这使他成为当时英国文献编纂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最终斯塔布斯共编纂了19卷文献（名录参见下表），名列当世第一，莱利则以15卷次之。
斯塔布斯所编纂的文献不仅以数量取胜，更是水准上乘，足以垂范他人，教化学生。其学生弗思称赞他是首位潜入档案馆深处的钦定教授，【 C.H.Firth，Modern History in Oxford， 1841-1918，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20， p.5.】其编辑工作极大提升了“卷宗系列”的水平。此外，不少编辑同事也承认从他那里受益良多，“并为自己的作品能够与他（斯塔布斯）的作品置于同一书架而倍感荣耀”。【 F.M.Maitland， “William Stubbs， Bishop of Oxfor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6， No.63（Jul.1901）， p.420.诺尔斯也指出尽管该系列诸多卷本完全失败，但斯塔布斯的编辑质量超越所有其他人，其相关的评论文章也最具历史价值。参阅M.D.Knowles， “Presidential Address： Great Historical Enterprises IV.The Rolls Se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11（1961）， p.148.】精深的考辨功夫在他所编的《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中臻至化境。【 Robert Brentano， “The Sound of Stubbs，”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6， No.2（May 1967）， p.2.】而他受魏茨之邀担任《德意志史料集成》的编辑更是表明其学术水准已得到德国同行的认可。不仅如此，他为自身所编卷宗而撰写的导言更是学生深入中世纪世界的向导。在这些工作中，他展现了在纷繁史料中潜心追索隐蔽历史信息，进而逼近历史真相的超强史学判断力和洞察力。哈索尔认为对英国中世纪史感兴趣的人，都能在其导言中发现诸多难解事物的线索。“就对英国历史研究的贡献而言，也许无人能超过斯塔布斯。精读这些导读将极大地帮助全世界的历史学生感受到对他的亏欠，并意识到历史学术的真正价值”。【 Arthur Hassall， ed.，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to the Rolls Series， by William Stubb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2， p.vi.】隨着这些文献成为该领域学生的必读物，斯塔布斯的史识影响了数代历史学人。
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文献编撰者不仅示范了从原始文献运用中锤炼为专业历史学者的进阶之路，更为训练下一代学者备足了丰富的史料。英国第一代专业历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斯塔布斯和梅特兰分别是从编纂手稿文献和原始档案中成长起来的。前者以专研纳尔斯伯勒家族和教会史文献踏上史学研究道路，并在编纂中世纪手稿中熟练运用了德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后者则从抄写法律文件开始转变研究方向，开启了英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生涯。【 R.J.Bartlett， History and Historians： Selected Papers of R.W.Southern， p.83.斯塔布斯编纂的文献以手稿为主;莱特担任档案馆馆长后，档案文献的出版才正式启动，梅特兰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史密斯指出，正是卷宗系列的编纂使得斯塔布斯的惊人成就成为可能。参见R.J.Smith， The Gothic Bequest： Medieval Institutions in British Thought， 1688-18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02.】自此以后，从原始文献入手展开学术训练成为所有专业历史学者的必经之途。他的学生们步其后尘，皆遵循此路径迈入了史学研究的堂奥。除了以身示范外，他们所编的文献也成为训练未来历史学家的必备“弹药”。用斯塔布斯的话说，他所希冀建立的历史学院将不再以哈兰、马考莱的史学为本，而是建基于经过精心编纂的丰厚史料之上。【 William Stubbs， “Inaugural，” in William Stubbs， Seventeenth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and Kindred Subject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7， p.14.】他也确实实现了这一目标，其所编文献填补了中世纪史的诸多空白，成为史学研究进阶的铺路石。诺尔斯便声称中世纪学者难以绕开它们开展研究。“没有这些文本，源于中世纪宪政和制度史的学术历史的伟大革命很难能够发生。那场革命永远地与威廉·斯塔布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正是作为‘卷宗系列的编辑，斯塔布斯为自己和他人备好了工具”。【 M.D.Knowles， “Presidential Address： Great Historical Enterprises IV.The Rolls Se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11（1961）， p.159.】这一来自1960年代的赞誉更足见斯塔布斯所编文献泽被后世之深远。
二、构建现代史学理论与史学体系
有了丰沛的原始史料后，制定一定的专业标准以确保历史知识的有效性是史学专业化的必经步骤。因此，如何认识与解读史料就成为现代史学建立的关键环节，构建基于新史料的史学方法论和本体论乃其题中应有之义。在史料考证方法论方面，德国和法国同样走在了英国前面。早在1821年，法国就创立了古文书学校，成为训练文献考证方法的中心。即使像梯也里（Augustin Thierry）这样的浪漫主义史家，也广采原始资料，极力将马比荣（Jean Mabillon）的考证传统融入新的史料批判方法中。19世纪初，德国的沃尔夫和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就已着手改进传统的史料批判方法;兰克则更进一步，不仅提出了“如实直书”的治史原则，而且确立了基于档案文献的史料批判和考据方法。而此时的英国则以马考莱式的叙事史学为主流，仍仰仗二手著作来书写历史。迟至1860年，小说家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竟然仍被任命为剑桥钦定现代史教授充分说明了英国专业史学意识的薄弱程度。当时利用手稿等原始文献进行写作的唯有特纳（Sharon Turner）和帕尔格雷夫等少数学者。其中师从德国语文学家雅各布·格林的肯布尔（John Keble）考察了大量原始材料后，出版了六卷《萨克逊时期文献抄本》（1835-1848）。他被斯塔布斯视为“学术典范”。此后，不少史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德国，正是在本土原始文献编纂结合德国客观主义史学方法的基础上，斯塔布斯等学人发展并实践出了英国的现代史学方法。
以斯塔布斯与弗里曼（Edward Freeman）为代表的牛津学派为英格兰史学建立了新的批判标准，那就是要从原始材料出发来写作。【 T.W.Heyck，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 Canberra： Croom Helm， 1982， p.144.】但他們和阿克顿一样拒斥将自然法则机械地应用到历史事件中的巴克尔式实证主义，认为这种方法所建构的是历史哲学，而非真实的历史。斯塔布斯声称“我不相信历史哲学，因此我不相信巴克尔”。【 William H.Hutton， ed.，Letters of William Stubbs： Bishop of Oxford， 1825-1901， p.42.】他拒绝任何将史学研究简化为纯粹的科学计划的企图，【 George B.Stow， “Inaugural，”“Stubbs， Steel， and Richard II as Insan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n English Historiographical Myth，”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143， No.4（Dec.1999）， p.612.】而推崇培根式的经验主义，即针对史料进行周密分析，继而形成合理的历史叙述。他和弗里曼对于如何辨析和解读史料都做过专门阐述，而且存在一定的分歧。
首先，斯塔布斯区分了史料的不同性质与价值。他认为中世纪和现代历史的原始材料主要依赖于教会作家，可分为编年史（Annals）、编年纪（Chronicles）和史著等种类。但与弗里曼仅以经典作家的传世文献（即所谓原始权威，original authorities）【 弗里曼所谓的原始权威是指那些作为旁观者甚至参与者，记录了他自己时代之事件的作者;因此严格地说，修昔底德当属原始权威，而罗马史家李维的史著就不能算。但在实际的史学写作中，弗里曼却从不前往档案馆或图书馆利用一手文献，而满足于业已出版的二手史料。“我从未尝试去大英博物馆。我更不经常去博德林。加德纳和亨特似乎依靠它成长，但我觉得很可怕。我的史料必须在我自己的房子或其他地方”。参见W.R.W.Stephens，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Edward A.Freeman， Vol.I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5， pp.471-472.】为核心不同，他将基本史料范围扩展至特许状、契约和书信等史料，并且积极加以运用。因为它们“可能有助于完成一个证据链……可能充当了一项讨论的基本阶段中的重大要素”。【 William Stubbs， “On the Purpose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 in William Stubbs， Seventeenth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and Kindred Subject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7， p.92.】这样，档案文件等材料所提供的不再是弗里曼眼中“不连续的叙事”，而是实现历史论证的重要原料。
其次，斯塔布斯提出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程序。他声称原始史料的编排、研究颇类似于天文学家通过天体扰动推测未知行星的存在，已形成了具备一定方法和规范的次级科学，如古文书学等。他所应用的研究过程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通过区分手迹笔法、羊皮纸、缩写词、手稿等展开初步调查;（二）对之进行详细考证，经过初步鉴定后，评估所有历史清单等等，换言之，对史料展开批判性分析。【 William Stubbs， “On the Purpose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p.87.】 由此可见，斯塔布斯在结合自身文献编纂经验和德国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对原始史料的辨析和运用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看法。
斯塔布斯对史料的现代认识延伸至其对史学的本体论认识，即对史学之“科学”地位乃至学科地位的辩护中。但他所谓的“科学”并非指代某个知识分支的狭义“科学”，而仅仅是指某种知识或学问。凯利指出英国史家的“科学”介于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和培根的经验主义之间。【 Donald R.Kelley， Fortunes 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29.】斯塔布斯所谓的“科学”与之相似，他所建立的史料考证与批判的“科学”方法使他足以声称历史学是科学，是一门合理的学问。之所以称历史学为科学，乃出于争取其独立学科地位的需要。在就职演说中，他就以“科学”修辞为历史学的真理价值和独立地位进行了有力辩护：“我不该被认为是仅仅基于功用（utility）的理由来提倡我的研究……我不会说它（历史）作为科学（Science）……但它具有一种类似于科学价值的价值。一种某些事物值得认识，并且因其自身和真理的缘故而保留在知识当中的价值。”【 William Stubbs， “Inaugural，”Seventeenth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and Kindred Subjects， pp.26-27， 28; M.D.Knowles， “Some Trends in Scholarship， 1868-1968， in the Field of Medieval Histor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19（1969）， p.143.】由此看来，斯塔布斯对史学本体的认识颇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意识。这与他强调阅读历史的目的之一即是为其自身而阅读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为此，他坚持历史学与古典学一样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应当在诸项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在古典学占据牛津学术体系霸权地位的时代，无疑为历史学科的“突围”和独立发展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
在总结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斯塔布斯撰写了《特许状选集》（Select Charters and other Illustration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和《英格兰宪政史》【 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共3卷，分别于1873年、1875年和1878年先后由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出版，并在生前各再版了4-5次。但由于他此后担任主教职务，事务繁忙，各版本均以小修补为主。此外，1870年出版的《特许状选集》（Select Charter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立即成為经典，其生前共再版9次。】等权威著作，从而建构了英国中世纪史研究的框架与体系，帮助英国史学追赶上欧洲主流史学。《特许状选集》出版后旋即成为中世纪史家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后来英国学者从事宪政起源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430页。】《英格兰宪政史》不仅史料充沛、考据精湛，而且体大思精，其章节安排结合编年叙事和结构分析，其新史料和新方法的运用都开创了英国宪政史书写的新范式。该书以英格兰宪政发展为主线，以议会为核心，赋予了英格兰历史发展以有机统一的叙事体系。弗里曼声称《英格兰宪政史》“更像是一本德国而非英国史学著作”。【 W.R.W.Stephens，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Edward A.Freeman， Vol.II， p.88.】约翰·巴罗则盛赞《英格兰宪政史》是史学史上最伟大的单座丰碑，19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在给读者造成的印象上，最接近于《物种起源》”。【 J.W.Burrow，A Liberal Descent： Victorian Historians and the English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07， 129.】两人的评价足见这一著作在学术性、可读性和体系性上都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尽管难以在流行程度上与马考莱比肩。
不仅如此，宪政史体系因其方法和主题对于专业史学的适宜性，迅速占据了牛津大学历史学院的核心地位，进而帮助宪政史成为英国主流的历史研究领域。对此，牛津历史学家萨瑟恩的评价最为精当：“宪政史是满足（牛津）历史学院所认可目标的绝妙工具。……是世俗历史中最为高贵和宏大的主题。”【 R.J.Bartlett， History and Historians： Selected Papers of R.W.Southern， pp.94-95.本特利更指出斯塔布斯在英格兰宪政史学中占据独特与核心的地位，其影响接近一个世纪。参阅Michael Bentley， Modernizing Englands Past： English Historiography in the Age of Modernism， 1870-1970， pp.23-24.】而这一主题正是通过斯塔布斯顶级水準的撰述而发扬光大，并为后辈学者所不断开掘。1920年，弗思就认为斯塔布斯的最大影响在于通过《英格兰宪政史》的出版，为牛津乃至更大范围内的英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C.H.Firth，Modern History in Oxford， 1841-1918，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20， p.29.】这一论断貌似夸大，却被此后宪政史研究长期占据英国史学研究主导地位的事实所进一步证明。
三、塑造牛津历史学科
专业史学的发展除了史料编纂和理论建设，仍需在高等教育中获取独立学科地位，建立制度化的专业史学人才培养体系，进而形成历史学共同体。在这方面，首创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德国再次遥遥领先，兰克早在1833年就在柏林大学创设“研讨班”，成为培养专业史家的摇篮;而法国则未能保持对英国的优势地位，直到1880年代才将历史学学士学位教育纳入大学体系，至1907年才完全独立。在英国，保守的牛津却领风气之先，1850年正式设立法律与现代史学院（The School of Law and Modern History），将史学纳入选修科目，1864年将其纳为荣誉等级考试科目。1872年现代历史学院独立成系，牛津历史学科建设逐步迈上正轨，成为英国现代史学的发轫之地。在此过程中，斯塔布斯作为钦定现代史教授参与并塑造了牛津历史学科的课程与考试体系及学术共同体建设。
首先，受限于牛津学院导师主导教学的格局，斯塔布斯对历史学科教学管理的影响相对有限。1724年乔治一世在牛津大学设置钦定现代史教授席位，其目的以资政为主，以利用史学之实用价值为圭臬。在斯塔布斯之前，几无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充任。执掌者很少写作史学论著，其课堂大多学生寥寥，几乎沦为闲职。【 按照弗思的总结，钦定教授职位之所以被设立是因为它富于教益和实际功用。戈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也认为该职位的原初目标就是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参见Goldwin Smith，An Inaugural Lecture， Oxford and London： J.H.and Jas.Parker， 1858， p.2.在斯塔布斯之前，该职位担纲者均非历史学家，极少写作史学论著。如第3任教授斯彭斯（Joseph Spence），此前为诗学教授;1801年就任的比克（Henry Beeke）是经济学家而非史家;1848年上任的沃恩（Henry Vaughan）为哲学专家;戈德温·史密斯也非专业史学工作者;直至1866年就职的斯塔布斯才算是真正的专业史家。】及至1850年历史学被纳入博雅教育体系，其功能仍以公共服务为主，增加史学考试是为适应现代专业化分工的需要。现代史学院独立成系后，在历史教学亟须扩大范围和加强深度的情况下，斯塔布斯也未能改变听课学生少的状况。其通过“历史教学……产生足够兴趣以刺激研究”【 William Stubbs， “A Last Statutory Public Lecture，” （May 8， 1884）， in William Stubbs， Seventeenth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and Kindred Subjects， p.426.】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学生以应付考试为目的，多接受学院导师的指导，而导师是博雅教育的载体，以训练学生心智和精神为宗旨，并不以史学研究为依归。【 牛津导师与教授的矛盾本质上是教学（博雅）与研究（专业）的冲突。1868年，导师们成立了独立于教授的跨学院组织，即历史导师联合会（History Tutors Association），负责安排讲座，提供考试官并决定讲授的内容。尽管斯塔布斯和巴罗两位现代史教授也是其成员，但显然没有太多话语权。参见Noel Annan， The Dons： Mentors， Eccentrics and Genius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77.[不过，他们曾帮助查尔斯·博阿斯（Charles Boase）和谢德维尔负责英国史教学工作。]斯塔布斯的学生奥曼更是声称，学院导师们不准学生参加教授的讲座，这也导致学生一般通过其著作认识他，很少与斯塔布斯有个人交往。参见Sir Charles Oman， Memories of Victorian Oxford and of Some Early Years， London： Methuen & Co， 1941， p.106.据称，斯塔布斯的讲座一般只有12～15位学生参加;而导师的课堂能高达80～100人。总体而言，他和大部分历史教授一样与学院导师的关系较为微妙，尽管保持着礼貌。】史密斯在1868年仍承认学院尚未形成系统的学科来支撑学术教育即为明证。【 Goldwin Smith，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James Parker and Co， 1868， p.28.】但此后状况有所改善。斯塔布斯担任了1872年创设的研究董事会（Boards of Studies， 由各学科教授及三位考试官组成）主席，旨在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专业建议。这使得他对牛津学术研究的发展具有了潜在的控制权力。【 Peter R.Slee， Learning and a Liberal Educatio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Cambridge and Manchester， 1800-1914，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p.95.】
其次，在课程内容与考试模式上，斯塔布斯借助其权威性的历史著述，完全主导并塑造了牛津历史学科的风格和发展方向。1850年新考试规章将现代史列入文科学位的选考科目，但其教学体系未能脱离旧的窠臼。【 当时的普通学位课程以英国中世纪史为主;优等学位课程则包含“从基督诞生到1789年的世界历史”等。参见[英]F.H.劳森著，黎敏译：《圣殿：1850年至1965年的牛津法律教育》，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3页。参考书目为布莱克斯通等人的经典著作而非原始材料。根据牛津大学年历，1859年现代史考试的参考书目仍以二手著作为主，如哈兰的《中世纪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基佐《法国文明史》及《萨克逊年鉴》等。参见Peter R.Slee， Learning and a Liberal Educatio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Cambridge and Manchester， 1800-1914， pp.40-41.】 只有當斯塔布斯原创性的研究著作纳入课程体系后，才逐步将基于原始材料的学术训练与历史教学及考核相结合。这使得他在1884年离职之际，能够自豪地宣称牛津已成功组建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体系。尽管教学主要依靠导师完成，但这套课程与教学体系却是以《英格兰宪政史》对英国宪政成长的阐释为核心的。梅特兰盛赞《特许状选集》是一本厚重的著作，对学院的贡献少有人及，“牛津的学院应该以它为傲”。【 F.M.Maitland， “William Stubbs， Bishop of Oxfor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6，No.63（July 1901），p.426.】该书出版后旋即被牛津师生奉为史学中的“圣经”，成为必备参考书。牛津的模范导师史密斯（A.L.Smith） 在担任巴利奥尔学院导师期间（1877-1916年）培养了众多政治家和史学教师。他所开设的课程“斯塔布斯进阶”（Steps to Stubbs），即是对《特许状选集》的内容和主题进行解析，帮助学生掌握斯塔布斯著作的精髓。此外博阿斯、史密斯等导师也开设宪政史讲座。斯塔布斯建立的宪政史体系在牛津历史学院的主导性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考试模式是学科发展的指挥棒，考试官则发挥着引导历史研究方向的作用。斯塔布斯和弗里曼不仅通过担任考试官引导学院发展，【 斯塔布斯分别于1865-1866年、1873-1874年、1877-1878年和1882-1883年担任历史学院考试官，1871-1872年担任神学考试官。参见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Honours Regis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 Record of University Honours and Distinctions，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883， pp.468， 571.】也凭借其史学著作锻造学生的研究能力。根据斯塔布斯的归纳，当时考试规章（Examination Statute）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1.持续地研读国史（national history）;2.全新处理一般欧洲历史中的一部分;3.对原始文献中某些人物或时期的特殊研究。该计划有两大目标，一是通过“持续地研读某一主题，传达连续性（continuity）的教训”;二是通过接触特殊主题的原始史料，让学生领略研究的风采。【 William Stubbs，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 p.110.】斯塔布斯认为专题研读是史学研究的样本展示，也是牛津考试项目中最具特色的。而通过专研原始史料则能够开启“独立研究的起点”。作为考试核心的英国史分为宪政史和政治史两个部分，其中前者被视为历史学院的支柱，提供国史的基本框架。其原因之一是宪政史涵盖了史学研究所需的所有技能，特别适合作为教学之用。【 Reba N.Soffer， Discipline and Power： The University， History， and the Making of and English Elite， 187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4.】莱恩甚至认为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等著作就是“特别为迎合我们（历史）学院的观点而作的”，这“意味着学院影响了斯塔布斯一生著作的性质和内容”，而他“作为教授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学科的需要而写作”。【 Peter R.Slee， Learning and a Liberal Educatio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Cambridge and Manchester， 1800-1914， p.99.】这充分展现了斯塔布斯与牛津历史学院相互塑造的程度之深。
宪政史方面的考试通过手稿学、文书学等复杂的专业技术要求，逼迫学生必须掌握原始史料并具备多语种能力，以淬炼学生的研究能力。为此，弗思建议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马上开始阅读斯塔布斯、弗里曼与格林的著作，其中宪政史部分围绕斯塔布斯的《特许状选集》和《英格兰宪政史》展开，足见其核心地位。斯泰普尔顿就盛赞斯塔布斯的著作之于历史学院犹如柏拉图的著作之于古典学院，是整个学院的智识基石。【 Julia Stapleton， Englishnes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Ernest Bar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4.】奥曼（Charles Oman）也回忆，英国历史中的宪政部分是他投入时间最多的部分，不仅因为它在学院当中的重要性，更因它所涉及的技术性知识较难掌握。“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两年前刚刚出版，正处于完全的荣耀时刻……他以非常艰涩的原始拉丁文或诺曼-法语所撰的《特许状选集》出现得更晚，但已被奉为圣经。学生须在没有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辨识其中的每一个段落”。【 Sir Charles Oman， Memories of Victorian Oxford and of Some Early Years， London： Methuen & Co， 1941， pp.104-105.】奥曼的回忆进一步佐证了牛津导师们及其课程对斯塔布斯著作的依赖程度。
最后，斯塔布斯支持引入兰克式教学研究模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牛津相关历史协会的建设与发展。其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斯塔布斯协会（Stubbs Society）的创办与运转上。该协会是牛津最重要的历史学术组织之一，起初为美国学生布雷亚利仿照德国研讨会模式发起建立的“现代历史协会”（Modern History Society），俗称“布雷亚利进步协会”（Brearley Improvement Society）。斯塔布斯担任该协会主席，并且承担着类似于兰克在其研讨班中的角色。根据奥曼回忆，斯塔布斯极为勤勉，基本上出席了该协会的每次会议。而且他参与讨论，并对与会者提交的每篇论文进行点评，这种状态延续至他离开牛津就任切斯特主教为止。【 Sir Charles Oman， Memories of Victorian Oxford and of Some Early Years， p.105.】该协会成熟之后更名为斯塔布斯协会，发展势头良好，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协会成员组成了非常严肃的研究团体，讨论主题较为广泛。不仅包含历史理论与解释问题，也涉及当代的工业革命、宪章运动等议题。该协会培养了众多杰出的学术、宗教与政治人才。仅以其1883年成员为例，其中就有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朗（Cosmo Lang）、杜伦主教韩森（Herbert H.Henson）、奇切里现代史教授奥曼及马里奥特等4位后来的下议院议员。某种意义上，斯塔布斯协会是当时牛津以史学研究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历史研究能力为宗旨的主要学术共同体，而斯塔布斯显然是其早期活动的灵魂人物。
综上而言，斯塔布斯不愧为牛津历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虽然及至1895年开设研究生学位（即B.Litt 和B.Sc）项目，191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牛津才建成完整的专业史学人才培养体系，但他以其学术成就为历史学科赢得一席之地，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教学与研究体系。在任期内，斯塔布斯实现了上任之初许诺的帮助牛津与哥廷根、巴黎等史学重镇比肩的期望，而牛津也有了英国乃至欧洲历史学术“苗圃”的名声。【 William Stubbs， “A Last Statutory Public Lecture，” in William Stubbs， Seventeenth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and Kindred Subjects， p.442.】
四、助推英国历史学科的扩展
作为英国率先创建了较为完整的教学与课程体系的学术机构，牛津历史学科对英国历史学科乃至现代史学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风格，它的标准为剑桥和英国其他大学所模仿。【 M.G.Brock and M.C.Curthoys， eds.，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ume VII： NineteenthCentury Oxford， Part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62.】除了其他大学的主动学习效仿，牛津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学生任职其他大学后，积极将“牛津模式”推广到英国各高校历史学科的建设中。可以说，英国历史学术研究发起于牛津，“通过其灵感和范例，牛津塑造了它，其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大学”。【 R.J.Bartlett， History and Historians： Selected Papers of R.W.Southern， p.88.】而斯塔布斯也正是通過牛津学科体系及其培养的学生这两种途径，帮助创建了全国范围的历史学家共同体，从而将自己的影响扩散至整个英国历史学界。
其一，以斯塔布斯论著为核心的课程体系，逐步为英国其他高校和学术机构所效仿。斯塔布斯和弗里曼所建立的历史学科体系，不再像马考莱那样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而是“凭借严格的史料研究来掌握英国民族发展”的进程来展开民族教育。【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Second Editi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255.】这种教育模式通过19世纪末英国大学的扩展运动而向外传播。“围绕着斯塔布斯的著作，一项周全的教学与考试计划在牛津、剑桥乃至新大学得到组织和教学”。【 Reba N.Soffer， Discipline and Power： The University， History， and the Making of and English Elite， 1870-1930， p.86; M.D.Knowles， “Some Trends in Scholarship， 1868-1968， in the Field of Medieval History，”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19（1969）， pp.143-144.】譬如在剑桥，《特许状选集》多年以来都是史学课程的基石;【 J.R.Tanner， “The Teaching of Constitutional History，”in F.M.Maitland， ed.Essays 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1， p.55.】曼彻斯特大学等英格兰新兴地方性高校，也不同程度地借鉴了以斯斯塔布斯著作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甚至在苏格兰，英国早期宪政史还被普洛瑟罗等人引入到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总而言之，以代议制度发展为主线，以宪政自由的进步为核心的牛津历史课程模式不同程度地推广到了英帝国的影响所及之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牛津、整个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一些大学生接受着主要由牛津所设计的历史课程。【 R.J.Bartlett， History and Historians： Selected Papers of R.W.Southern， pp.124-125.】而且直至二战，绝大多数英国地方性大学仍然忠诚于牛津传统。尽管欧洲史和殖民史等相继崛起，以斯塔布斯为中心的英国宪政史始终保持着核心地位。【 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since the Renaissance， p.199.】本特利甚至指出，在英国或美国，195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才能在学校中避开宪政史。【 Michael Bentley， Modernizing Englands Past： English Historiography in the Age of Modernism， 1870-1970， p.19.】某种意义上，尽管斯塔布斯的诸多学术论点早已被抛弃，但围绕其宪政史体系建立的课程在众多大学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代。
其二，除了其影响所波及的范围至为广泛，斯塔布斯及其宪政史体系在英国各高校所渗透的深度同样惊人。他的著作不仅成为各大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基本读物而被其学生所参考，更是那些有志于史学研究的学生研读和追捧的入门学术训练的必备之物。英国历史协会1929年和1958年所编的英国宪政史阅读书目仍将《英格兰宪政史》和《特许状选集》列为学生参考的经典之作，尽管承认它存在诸多缺陷。【 参见Helen M， Cam and A.S.Turberville， A Short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London： G.Bell and Sons， 1929; S.B.Chrimes and I.A.Roots，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 Select Bibl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8.】1901年剑桥教授泰纳从教师角度观察斯塔布斯及宪政史在高校历史专业学生中的影响后所得出的结论，更为清晰地展现了斯塔布斯在英国大学历史课程及学术训练中的崇高地位：
从教师的角度看，近年来英国宪政史已变得更有趣并具有了更高的教育价值，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如果从本科生的立场……这一主题的早期部分可见于神圣的《英格兰宪政史》三卷本中。虔诚的门徒走进它们所抱有的心情几乎与年轻的婆罗门接近《吠陀经》一样。阅读斯塔布斯的第一卷对于拯救是必备的;阅读第二卷将会极大地使人渴望被拯救;第三卷则是为那些通过不寻常地苦行来积攒德行的有志学生所准备。它们包含了整个领域。讲师们讲授斯塔布斯;评论者们阐释他;为考试而死记硬背的人（crammer）则“生吞活剥”了他。在这些书页中，能找到每一项争论的最终判决，在这样的信念下，学生们平静地前行。【 J.R.Tanner， “The Teaching of Constitutional History，” in F.M.Maitland， ed.Essays 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1， p.54.】
其三，斯塔布斯通过牛津训练的下一代历史学家将其学术精髓和风格传递到英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各历史学科的发展方向乃至英国现代史学的整体风格。据统计，自1901年起，牛津的历史学毕业生开始超过古典学;1900-1909年，历史学学生占據本科生总数的23.4%。从1873年至1929年，牛津共有7852名历史学毕业生，其中有543名获得一等学位。这部分学生绝大部分成为英国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的精英，其中更不乏斯塔布斯所培养的未来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当中的杰出者是牛津史学开枝散叶的使者，成为英国诸多高校历史学科的“开山鼻祖”。例如，其学生陶特（T.T.Tout）和塔特（James Tait）一手奠定了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的基础，开创了英国行政史研究的曼彻斯特学派;阿什利（W.J.Ashley）则在伯明翰历史系首创商业学位教育;缪尔（Ramsay Muir）前往利物浦大学组建了历史学院，并于1903年为其赢得特许状;波拉德（A.F.Pollard）开创伦敦历史研究所，成为英语世界历史学研究生开展研究的中心。【 Reba Soffer， “Nation， Duty， Character and Confidence： History at Oxford， 1850-1914，”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0， No.1（Mar.1987）， pp.79-80.】著名中世纪史家朗德（John Horace Round）在牛津就学期间，经常参加斯塔布斯的讲座，奉他为导师。他颇受斯塔布斯历史发展“因果链条论”的影响，其《杰弗里·曼德维尔》（Geoffrey de Mandeville）一书的主要目标即“详细阐明牛津主教提及的这些原则的运作”。【 Marjorie Chibnall， The Debate on the Norman Conquest，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1.】此外，牛津首位古文书学讲师兼《英国历史评论》编辑普尔（R.L.Poole）、牛津钦定现代史教授查尔斯·弗思（Charles Firth）、奇切里现代史教授奥曼等著名历史学家都曾受教于斯塔布斯。由上可知，他所培养的英国第二代专业史学家占据了英国史学扩张时期诸多学术机构的要津，从而为英国历史学科的扩展和现代史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除此之外，斯塔布斯还深深影响了英国史学界的第三代学人。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波维克（F.M.Powicke），他先后师从于陶特和史密斯，并于1928-1947年担任牛津钦定现代史教授。其著作对宪政发展和历史中道德价值的关注，部分反映了他的智识缘起于斯塔布斯。【 James Campbell， “Stubbs， Maitland， 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in Benedikt Stuchtey and Peter Wende， eds.， 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s， Perspectives， and Transfers， 1750-1950， p.118.】除了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主导性影响，牛津历史学毕业生还一度主导着历史联合会、公共档案馆及《英国历史评论》等学术机构。这些机构与各大学的历史学科一起构成了英国历史学的学术共同体，是其现代史学建立的制度性基础。
结 语
斯塔布斯是19世纪英国从浪漫主义叙事史学迈向现代专业史学的主要奠基人物之一，也是英国史学得以重新与德法等国史学并肩而立的主要功臣之一。在18世纪启蒙时代，英国的理性主义史学尚可与法国、德国三足鼎立;然而当19世纪初德国的尼布尔、兰克等人在史料编纂、史学方法总结方面开创全新气象，将现代专业史学牢牢扎根于大学使之成为独立学科，从而使德国史学引领世界史学潮流的时候，英国史学仍踌躇不前，为不依托于任何学术机构的业余历史学家所主导。从政府到大学乃至历史学家个人，英国史学革新的气息孱弱，马考莱拒绝剑桥钦定现代史教授职位一事给出了绝好的说明。但19世纪中期的牛津、剑桥大学改革为历史学的专业化发展打开了制度空间，加之对德国研究模式的学习及公共档案馆在文献编纂上的卓越贡献，英国史学逐渐迎头赶上。斯塔布斯作为牛津钦定教授恰好结合了这三股潮流，从而成就了他在英国现代史学建立中的奠基性地位，而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似乎已找不到同等地位的历史学家。就研究领域和对史料编纂的贡献而言，斯塔布斯很像兰克的学生魏茨，而就对本国现代史学的整体贡献而言，他更像兰克本人。他极为欣赏兰克所代表的德国史学，并屡次前往德国大学交游学习，其学术得到德国史学界的肯定。1879年斯塔布斯被授予哥廷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897年荣获德皇亲自颁发的普鲁士外国骑士勋章，【 William H.Hutton， ed.，Letters of William Stubbs： Bishop of Oxford， 1825-1901， pp.139-140.斯塔布斯所获荣誉还包括：1872年当选哥廷根法理协会成员;1876年成为皇家爱尔兰学会荣誉会员和麻省史学协会会员;1879年荣获剑桥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79被授予牛津神学博士学位及民法荣誉博士;法兰西道德和政治科学学会通信会员;等等。】都有力地说明了他所代表的英国史学已足以与欧洲大陆同行较长论短。他也实现了帮助英格兰建立一所历史学院，并使之加入欧洲史学共同体的夙愿。
就英国史学内部而言，斯塔布斯是从马考莱式浪漫叙事史学向梅特兰式严谨专业史学迈进的标志性人物。但同样拥有钦定现代史教授的剑桥，却未能诞生斯塔布斯式的人物。1869年就任该职位的西利（John Seeley）系政治学出身，梅特兰由于英年早逝难以产生同等的影响力。而斯塔布斯可谓英国历史学科乃至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从文献编纂到构建史学方法论和史学体系，进而通过权威史著塑造牛津历史课程体系，均是对英国史学的极大助推乃至奠基之功。斯塔布斯在编纂“卷宗系列”文献的过程中，自我锤炼成专业历史学家;在担任牛津钦定历史教授期间，则凭借其权威历史著述推动牛津历史课程建设，垂范并培养下一代史家，帮助牛津历史学科成为英国现代史学的摇篮。【 至少在20世纪初及之前，牛津无论是在史学毕业生的规模上，还是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上都远超剑桥。而从历史学科体系的影响角度而言，说牛津历史学院乃英国专业史家之母并不为过。】1876年，曾任首相的格拉斯顿盛赞牛津历史学院已成为英国史学的中心，而其中最大的功劳归属于斯塔布斯。【 William H.Hutton， ed.，Letters of William Stubbs： Bishop of Oxford， 1825-1901， p.148.】不仅如此，他所构建的英国中世纪史体系主导着英国各大学历史课程的框架和内容，其影响延续至二戰之后。就此而言，斯塔布斯堪称英国现代史学的“泰山北斗”。
责任编辑：任东波
William Stubb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nglish Modern Historiography
CHEN 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Being 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Oxford for a long time， Stubbs had acted as a founding character in the formation of Oxford history subject in the second-half of nineteenth century. Before that， he had compiled much of excellent English Medieval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rained himself as a first-rate historian. Then， he built moder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d historiographical system. By virtue of his authoritative historical works， Stubbs dominated the historical curriculum and examination system at Oxford， and help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history subject. Through the Oxford history subject and the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it trained， Stubbs had promoted greatly the enlargement of English history subject and even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its modern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William Stubbs; document compilatio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curriculum system; history 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