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关于毛泽东首次访苏的若干误记
徐红艳
[摘要]师哲回忆录毛泽东首次访苏部分，除学界已指证的失实之处，尚有多处误记。比如毛泽东与斯大林首次会谈时苏方是否有翻译人员，斯大林70寿辰庆典上毛泽东是否登台致辞，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是否为师哲向周恩来建议，中苏条约的有效期是否有二十年之说，中苏签约仪式上是否有言语交锋等，均与事实不符。
[关键词]师哲回忆录;毛泽东;中苏关系;误记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毛泽东首访苏联70周年。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他一生中第一次出国访问。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俄文翻译，也是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首次会面时，唯一的中方随行人员。1991年12月，以《在历史巨人身边》为名的师哲回忆录首次出版，毛泽东首次访苏一章是回忆录中的重头戏，多处内容此后频繁地被各种媒体摘登，也被学术著作引用及其他人物的回忆录参考。回忆录二十多年来也不断再版，很有影响。①然而，由于年久失忆、资料欠缺等主客观因素，回忆录失实之处在所难免。从1998年的“增订本”始，回忆录的整理者根据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增加了毛泽东与斯大林首次会谈时，明确提出过签订条约问题的一处注释，作为对师哲回忆之誤的更正。但仅就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内容而言，仍有多处细节与事实出入。由于回忆录发行量大，引用率高，为避免进一步以讹传讹，有必要澄清事实。一些学者在征引过程中已指出了部分文字的失实之处，本文将辨析几处学界未论及的讹误。②
一、毛泽东与斯大林首次会谈时苏方是否有翻译人员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当天，便前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谈。关于此次会谈的翻译人员，师哲说“会谈时只有我一人作翻译，苏方没有翻译在场。”也就是说，无论毛泽东还是斯大林说的话，都只经由师哲一人转译。且强调不是苏方翻译未开口，而是根本不“在场”。如此重要的双边场合，会谈双方显然都有备而来，这事实上是奠定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基础的重要会谈，苏方“主场作战”，竟然连自己的中文翻译都不配备，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师哲还追加了对所谓苏方此举的解释，称不安排翻译是苏方刻意为之，“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完全信任和尊敬。”③
事实上，苏方不仅配备了中文翻译费德林，而且费德林还是此次会谈苏方档案的记录者。④费德林在其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中，对于当时如何接到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要求其与中方访苏人员一起回国，在赴苏专列上与毛泽东进行了怎样的谈话，及此次“两巨头会见”的诸多细节等均有描写。还提到翻译过程中遭遇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口音问题，称斯大林在会谈中“偶尔用他习惯的格鲁吉亚口音插一两句话”，“好在他一发现我有困难，便立刻用标准的发音把句子重复一遍。”⑤
毛泽东于此次会谈后的12月18日，发回国内一份电文。这份电文在1987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并未收录，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附有该电文首页的手稿图片，毛泽东明确提到会谈由“师哲、费德林科二人当翻译。”⑥并概要介绍了会谈经过和内容，以及苏方会谈成员等。
此外，师哲称他对毛泽东的一段话进行补充翻译后，苏方成员“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失声笑起来。”⑦关于此次会谈的苏方成员，苏方档案和毛泽东电报的记载完全一致，除斯大林和费德林外，共有四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⑧也就是说，师哲记忆中发出笑声的贝利亚，其实倒真的不“在场”。
二、斯大林七十寿辰庆典上毛泽东是否登台致辞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五天之后，适逢斯大林七十寿辰庆典。庆典当晚十二点，毛泽东即致电中共中央：“本（廿一）日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⑨
出席庆典的中方人员，只有翻译师哲随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但他回忆称，毛泽东并未登台发言，“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苏方翻译）代读的。”⑩
事实上，费德林并非代读毛泽东的致辞，而是毛泽东致辞的翻译。据他回忆，毛泽东念完讲稿，“然后往边上退几步，把麦克风前的地位让给我翻译。”?今天，早已能通过前苏联的影像资料看到、听到此次庆典上毛泽东的原声讲话。（例如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十二集电视纪录片《共和国外交风云》，第一集“另起炉灶”中，就有此次庆典和毛泽东发言的长镜头。）
三、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是否经周恩来同意
在毛泽东首次访苏部分，师哲唯一提及的中方其他俄语翻译人员是孙维世。据师哲称，孙维世是在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从欧洲回国途经莫斯科，来看望周恩来的。“孙维世是周总理的养女，我建议把孙维世留下来做些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周总理同意了”。?
事实上，孙维世作为“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成员，抵达莫斯科的时间远在周恩来之前。1950年1月4日，以萧华为首的该代表团其他成员离开莫斯科回国，其时周恩来尚在国内。并且，周恩来事先并不知道孙维世没有随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回国。1月12日，周恩来在赴苏专列上给邓颖超写信，还提及“到满洲里不知能否遇到女儿”;13日晨又及：“六时得满洲里电话，萧华、家康已在站等候，大约女儿也在那里了。”?可见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显然未经过由“我”向周总理“建议”这道程序。
此外，萧华1950年1月4日离开莫斯科，周恩来1月20日抵达莫斯科，二人在满洲里碰面，在莫斯科并无交集。但师哲回忆录中，却描摹了一次二人都在场的苏联外交部主办的宴会。席间发生保加利亚驻苏大使要认萧华做干儿子，周总理风趣回应的“趣事”。?
四、中苏条约的有效期是否有二十年之说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有效期，师哲称，“我还记得《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二十年，不知后来怎么变成三十年。翻译时，我曾问主席，他说：‘原来是二十年，不知什么时候改为三十年。”?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年”之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之前，苏方曾起草了六稿条约草案，关于年限问题，除第二稿中有效期为二十五年之外，其余均为三十年。?周恩来抵莫后，无论苏方提出的条约草案还是中方修改后的文本，条约有效期均为三十年。?在谈判及各种条约草案中，从未有“二十年”之说。
与周恩来一起赴苏的时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在回忆录里记录了中国代表团和驻苏使馆人员，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对条约草案“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的细节?。1950年1月24日，中方将苏方条约草案的修改稿送交维辛斯基后，毛泽东于第二天凌晨五点致电刘少奇，介绍中苏会谈及文件起草情况，并附上条约草案，请中央加以讨论，电告意见。?条约正式签字前，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回国内数封电文，要求胡乔木等人对条约草案、条约最后付印稿等进行校正，确保无讹。电文中对条约最后付印稿的字数精确到898个字，并说明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等。?
如果“二十年”之说只是师哲个人记忆有误，倒也无关宏旨。然而他虚构了一句引号内毛泽东的原话。如此一来，他的回忆非但没能反映毛泽东围绕签约一事的殚精竭虑，反而传递了毛泽东对条约内容漫不经心的假象。
五、中苏签约仪式上是否有言语交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约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师哲描述的签约仪式上，有这样一段插曲：
突然，斯大林对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毛主席问我斯大林说的什么（同时斯大林也要我翻译给毛主席听）。
我如实地作了翻译。
他听后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头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说：“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
这样，他就不好再问了。
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所以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这种事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实在使人啼笑皆非。
这场颇具戏剧性的言语交锋的逻辑起点——苏方未准备好贸易协定文本，纯属莫须有。因而以此为基础的一步步推演——苏方人员对斯大林撒谎，被蒙蔽的斯大林对中方的责怪，毛泽东的“呛声”，均为镜月水花。
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中苏双方1月22日的会谈中，关于贸易条约，中方只确立了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约这一原则。周恩来2月8日发给刘少奇及中央政治局的电文中，说明当时“我们所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大概的规定。”此后，中方拟定了详细的出入口货单，与苏方展开商谈。但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起签约显然来不及。周恩来在该封电报中，明确谈到贸易谈判的后续安排：“我们力争议好原则，只留审查出入口货单的工作给后走的同志，并由叶季壮留此签约。季壮来此即病痔，且将开刀，现由富春主持贸易谈判。富春走后，将留沈鸿、张化东、吕东等在季壮领导下续谈。”2月13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就第二天正式签约的程序和内容问题进行会谈，周恩来说明“通商协定、航空航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开采石油和有色金属协定”暂不能签订。同日维辛斯基与王稼祥会谈时，再次被告知中方在2月14日前不可能将通商协定等文件准备好。此次会谈纪要报送了斯大林。
因此在签约仪式上，苏方有关人员自然用不着栽赃，斯大林对于正常的谈判流程也不可能不知晓。事实上，中苏贸易协定直到两个多月后的4月19日才在莫斯科签订。期间中方留苏人员一直紧张工作，以至李富春无法提前回国参加4月初的中央工作会议。贸易协定没能在2月14日签订，自然远非师哲所谓斯大林口中的翻译问题那么简单。
此外，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首次会面的一些细节问题，师哲与苏方翻译费德林的回忆相去甚远。比如关于会谈时双方的落座方式，师哲称：“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该文字曾被解读为斯大林将毛泽东看作与苏方的政治局委员平等。但费德林的回忆是：“斯大林请客人在一张顺着墙放的长桌旁就坐，那是一张专用的会议桌。‘请毛泽东同志对面坐，我们好面对面地谈。东道主向我指了指客人的坐位。斯大林的动作不大，手势平缓，胡子里透出友善的微笑。毛泽东坐下，他的随行助手师哲坐在他近旁，斯大林转过头对我狡黠地笑了笑，压低声音轻轻说：‘你坐到桌子顶端主席座上去，那里方便些，也不会影响我们……”
此类细节问题目前并无档案资料可以查证。在缺乏第三方材料的情况下，难以断言谁的回忆更接近历史真相。但费德林大相径庭的记载的存在，至少提醒我们：不加分析地将师哲的部分回忆等同于信史采用，以及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解读”，无疑是草率的。
[注释]
①《在历史巨人身边》迄今已出四个版本：首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1995年4月，该社出版回忆录的“修订本”;1998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增订本”;2015年2月，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增订本”.为了不忽略回忆录的最新修订成果，本文所引回忆录内容均出自最新的2015年版本.
②沈志华指出的师哲回忆录中的讹误包括：1、师哲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互助”二字是周恩来加上，苏方接受的.事实上，苏方起草并交给中方的条约名称中，一直就有“互助”二字;2、师哲认为“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事实上苏方起草的文本在先;3、师哲认为1950年1月22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不允许第三国居民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但当天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未发现这一内容;等等.分别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第154页，第163页注①.
③⑦⑩???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313，315，318，325，336，325，333-334，314.
④⑧?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12卷）（第二卷）[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178，178，215-275，268，317-319.
⑤?[俄]尼·费德林.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M].周爱琦，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34，40，33.
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998.
⑨?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6，2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43-44，54，68-69，92-94，261.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37.
如师哲之女师秋朗称：“座位的形式我想也让毛泽东不愉快。……他（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那明显地表明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局委员是平等的。”见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编著《中苏外交档案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