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审美路径
周妍
一、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呈现
（一）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是一个多重集合的生命媒介空间
影视是一种时间空间艺术，作为空间艺术的维度，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是社会空间、伦理政治空间，也是流动的艺术空间，都是抽象空间与具象空间的统一，终究都是生命媒介空间。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是社会空间。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1974年）一书中认为：媒介的空间可视为社会空间的生产，媒介日益社会化，社会化的媒介在新媒介技术赋能下更具社会传播力，流动更快，社会化媒介迅速、快捷地通过新媒介技术的力量跨越各种媒介介质，穿行于社会，成为流动的媒介空间。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是伦理政治空间。英雄主义的影像传播是媒介艺术的道德伦理功能的体现，新媒介技术赋能赋权媒介主体，传播的屏幕化和轻松自如的跨屏得以实现，然而媒介主体的传播力取决于其自身对传播完整环节的认知能动性，从认知传播学的角度看，认知传播的心理结构有丰富的层次性和动态性，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与社会空间互动，这是媒介建构的逻辑。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伦理政治空间，重视生命，富于媒介空间正义的意蕴，是一种诗意栖居的伦理政治空间。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是流动的艺术空间。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也将媒介空间视为抽象的艺术空间，在抽象空间与具象空间的互动中转化，从抽象的空间走向具象的空间，以实现空间的可见性，且便于我们凝视，也便于媒介空间的存在和流动。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各种类型的空间都是生命媒介空间。
社会空间、伦理政治空间、流动的艺术空间、抽象空间、具象空间都属于生命媒介空间。艺术是生活的点滴，是引向生命的一种媒介，媒介空间不仅是生活的记录和呈现，更是对生命的审思与审美，是生命的媒介，媒介具有生命性，我们称为生命媒介，媒介艺术以空间方式存在，媒介的空间我们称为生命媒介空间。
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传播与媒介系国际知名媒介理论学家、作家、艺术家和策展人Joanna Zylinska教授认为，媒介技术进步伴随着媒介生命的演化过程，媒介是有生命性的，我们称之为生命媒介，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正是一种生命媒介空间。
（二）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媒介空间是思想动力场景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包含红色文化，融合其他先锋文化和先进文化，引导力、影响力、融合力并行，在自我形塑和建构中与社会体系的互动，成为社会砥砺前行的精神文化资源。
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董亚春，2016）、《伟大的转折》（李伟，2019）体现英雄主义、变革的精神、生命共同体特质、政治愿景的正确性、信仰的坚定性、军人使命的艰巨与伟大，集成了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电视剧《陆军一号》（郑方南，2016）、《深海利剑》（赵宝刚，2017），電影《战狼2》（吴京，2017）、《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流浪地球》（郭帆，2019）展现强军强国的图景，《流浪地球》（郭帆，2019）更以伸向太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回望人类栖居的地球家园，用技术与科幻的话语体系叙事方式，展现出对人类家园的挚念与坚持。电视剧《海棠依旧》（陈力，2016）让我们深刻洞见国家领袖周恩来总理的大公无私精神，《激情的岁月》（白涛、黄楠，2019），呈现了我国两弹一星科研人员为了国家的核事业牺牲奉献的品格，以耳闻目染的工作、生活日常，以先锋文化和先进文化典范所体现的人格力量，来阐释英雄主义影像传播。英雄主义影像传播闪烁着人性最崇高的光辉，成为人们深刻的选择性媒介记忆，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国民品格的传承。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媒介空间，是展示生命审美的过程，重视生命，将生命安放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乃至生命共同体中的具体、充满使命感和实践意识的存在，突破资本主义物化格局，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实践为变革和创新的实现创造思想条件。[1]英雄主义影像传播在媒介空间和实践空间的互动中不断实现思想推动力。英雄主义影像传播，伴随着与犬儒主义的长期斗争，是动力场景。
（三）英雄主义影像传播与犬儒主义的博弈斗争
1984年电影、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谢晋，1985;藤敬德，1984），2017年上映的《芳华》（冯小刚，2017），都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题材，在积极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同时，也洞悉到现实思想形态中夹杂的“去英雄化”的犬儒主义噪音。犬儒主义作为社会痼疾体现为对良知的放弃、道德和信仰缺失引发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利己主义和缺乏家国情怀的社会负面思想与情境，由此导致审美扭曲为审丑的社会病态心理，审丑消解了对幸福美好的追求，形成社会精神胆结石，社会心理的恶变和漏洞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我们应不断挖掘创新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内涵，用英雄主义抵制犬儒主义的社会痼疾，遏制犬儒主义抬头。
英雄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使命，古希腊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人类盗取火种，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这个希腊神话中的鹫鹰就是犬儒主义式障碍。马拉松缘起的故事，正是军事英雄主义体育化、生活化、日常化的体现和转变，“马拉松第一人”菲迪皮茨成为马拉松运动的集体记忆。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与犬儒主义斗争对审美焦虑的冲突缓解是其传播的出发点，英雄主义影像传播扎根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中，去推动社会体系发展。合理科学的经济人主体的构造与治理，要克服经济人受制于经济原则的偏颇，[2]使之富于生命的活力，媒介空间以主体变革增强主体主动积极应变行为，以达到医治犬儒主义的目的，促进社会整体生态有序发展。英雄主义影像传播也体现在日常形态中，其建构在思想高度和社会深层去定位和回应社会对英雄主义的选择。
二、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审美旨趣
英雄主义的超越性和自我节制高境界能促成主体的高尚品格德性，体现为生活价值尺度和社会生活适宜性的选择，向上、智慧、正义是其指向。
（一）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审美源头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具有强烈利他性，更是一种强烈的超能力，以主体的超我完善品格为内在诉求，与主体的生命和人格的涵养密切相关，以助推社会审美体系。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审美，与传播的具身认知紧密相关联，传播既有身体在场的具身性，又具有超越在场，进入想象在场的媒介场景特点。英雄主义影像传播将审美的社会功能转化为受众的空间想象在场，和心理情景设置和高度的行为指向，通过受众的空间想象在场，实现与英雄主义的共感，从而认同英雄主义价值观与行为，情感触动层面的交流通过视听符号互动来打开受众心灵之门。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承载着建构现实社会生活的艺术创造，无论是普罗米修斯盗火，还是燧人氏钻木取火的神话故事，源自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神话的诗意和审美意味。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审美，是人们社会生活诗意栖居的审美期待，正如海德格尔强调的“诗意栖居”，一方面是指示存在的空间方式，另一方面具有伦理的意蕴，“伦理”（ethos）的原义即为“住所”、“栖居的地方”，[3]也就是说，无论人们身体还是心灵的诗意栖居，都是我们和谐而平衡的存在方式，是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最高境界，而“精神幸福”无疑是达到诗意栖居的必经之路，想象在场是英雄主义影像的具身传播起点。
（二）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凝视生命逻辑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审美，“选择聚神”很重要。在符号的视觉修辞看来，“选择聚神”的获得，来源于对关键符号的“凝视”，只有“凝视”，我们才会更“选择聚神”。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所提出的涵化理论，强调多向度的共鸣效果，通过呼应个体的观点与需求，来加强这种涵化效果。英雄主义影像传播通过影像多层次建构发挥整合主流意见的作用，直接影响到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传播效能和国民品格的涵化与培养。因此，传播者的认知框架建构极为重要，这个框架包括认知传播完整环节结构、游戏、凝视、聚神四个环节。影像作为图像传播，模拟了人眼的认知结构，融合了视觉和听觉传播形态，增强了传播效能，重要的是东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会对图像有不同的解读，西方的审美偏向于理性的逻辑解读，而东方偏向于感性的极富想象力的符号意象审美。
凝视确实太重要了，凝视在我们选择聚神后，将我们带入沉浸和思考。当我们凝视梵高的油画作品《向日葵》、毕加索的战争抽象立体画《格尔尼卡》时，我们沉浸在体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中，两幅画的美感与痛感都得到了极大释放，其审美结果殊途同归，都溶解、松驰并激励了主体内部紧张而疲软的神经。
因此，随着社会日益媒介化生存的形态发展，传播的媒介化研究应将媒介不仅视为生活的呈现，更是生命的审思与审美，这是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逻辑。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建构，是一个美感与痛感的对立统一过程，正所谓痛并快乐着。痛感，来源于高度带来的难度而引发;美感，来源于英雄主义影像传递出的高度境界与行为对高难度的实现，成就了英雄主义影像传播审美的美感，这正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对英雄主义的审美是一种高境界认知与体验行为。正如谍战剧中的孤胆英雄，他们为了国家利益入虎穴，哪怕流血和付出生命的代价，《潜伏》（姜伟、付玮，2009）中的余则成，《黎明之前》（刘江，2010）中的劉新杰，《悬崖》（刘进，2012）中的周乙，《风筝》（柳云龙，2013）中的郑耀先，都是这类英雄的典范，他们所释放的人性的光辉，照耀着人们。英雄主义是对人性勇气、意志和智慧的挑战，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凝视逻辑，就是面对挑战性对象时，所呈现出的克服艰难险阻认知和实践崇高的过程。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审美，凝视生命是其重要环节。因此，以媒介的创造性适配于时代需求，才能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抵制犬儒主义引发的文化畸变，保障社会文化生态科学有序存在。英雄主义是高尚的品格德性，在康德看来，符号是有德性的，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审美建构体现为媒介的符号化德性生存，《天下粮田》（阚卫平，2017）中的铁弓南、铁箭飞父子是值得品析和回味的两个人物，铁弓南大义灭亲，用火铳惩戒杀死了走入歧途的儿子铁箭飞，最后用火铳三枪自杀，打出了一个“品”字，与其一生的品格德行相呼应，剧中“品”字这一镜头符号意象充满震撼力，铁箭飞修炼了一身武功，守着从二品大员到一品大员且一生清廉的父亲，可惜将聪明和功夫都用到了反的方向，走上了一条作恶多端的不归路。由此，我们看到凝视生命思考的重要意义。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生命审美旨趣与凝视生命逻辑，形成并拓宽了人们心境审美的张力。
三、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实践
（一）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实践智慧
从伦理角度来看，主体的德性会转向德行，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实践，是德行的实践智慧行动，是对一直存在的犬儒主义的救赎，协调着主体的生命与超越，英雄主义影像传播促进社会优化，不断解构和重构，呈现出动态性以及更大张力。但凡重大转折、重大危机和人类进步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这种媒介的践行，《中国机长》（刘伟强，2019）、《攀登者》（李仁港，2019）、《血战钢锯岭》（梅尔·吉布森，2016）、《敦刻尔克》（克里斯托弗·诺兰，2017）都有对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实践智慧。
惟有依据实践智慧才能成其为“德行”，“实践智慧”的深思熟虑，德行是灵魂的习性，它协调着人的生命与超越，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一切有用的记忆、经验和机敏，它们全都或源于实践智慧，或伴随着实践智慧;幸福是人的目的，是合乎德行的活动，符合德行的最好的活动是具有神性的沉思，所以完善的幸福惟在“沉思”中，在沉思中能够获得智慧，因而智慧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无论天地之德还是人的德，其立意都在“行”德，最后落实在“践履”上，因践履而成就其德。实践智慧是德行得以实现的一种实践理性，沉思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证实了创造性与道德正向关联，致良知的思想内涵与幸福感具有正向关联，拓展了人们对幸福感的认知。[4]幸福感是主体从意识沉浸走向知觉沉浸的过程，主体对幸福的体验和认知不断完整而科学化，不断更迭的新媒介技术强化沉浸式认知，媒介化社会的媒介空间和思想符号话语体系，在自身的文化沉淀与凝炼提升中，促使亚文化自身在快乐轻松娱乐的同时，注入更多的沉浸、践行更多的沉思，成就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幸福感，并加强自身抵御诱惑的心理、精神、意志定力，“让经典形象照亮现实生活”。[5]因此，以幸福感的认知，关涉价值观和媒介空间文化的高境界，沉浸（意识-知觉）—沉思（认知）的线路图谱的完整性，有助于对幸福感认知的提升，决定了主体的自我变革。对英雄主义审美的高度境界体验及对幸福感的高度认知都是英雄主义影像认知传播的重要德行心理结构层。
（二）实践智慧超越边界的打开
实践智慧有一个很高的境界标准，以高标准高境界的主体触及这个超然至高的标准德行。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实践智慧，加强了彼此认同的生命认知共同体建构。优秀的德行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支撑体系，德行的精准把握决定了主体创造美的能力。
在英雄主義影像传播的实践智慧过程中，文化管理和辐射功能起重要作用，其中的制度文化转化为制度德行，从而推动社会德行体系的形成。文化与管理的有效衔接，由“良知说”“知行合一”“致良知”构成的本体工夫论具有现代管理价值，为文化管理战略提供实践转向的思想资源。[6]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以实践智慧的艺术化促进社会德行的艺术化，有什么样的审美期待视野，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符号德性，就会拉伸出什么样的艺术和符号德行，德行以主体内心的和谐，施展未来和解力量，来推动社会德行的实现，惠及每一个主体，这正是认知建构的社会性体现，通过逐层传播，最终丰富整个社会的认知体系。[7]
英雄主义影像传播的实践，其符号意象化生产和权力话语系统都要发挥作用，以符号和话语边界的打开来促进德行的突变式实现，以独到的艺术品格眼光去击破资本经济人的局限，使我们的生命德行产生张力，在媒介化生态中，建构思想和话语结构体系，主旋律题材的媒介传播逻辑优化永远都是我们必然的文化选择。
参考文献：
[1]马云志，杨永强.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的逻辑架构考察——以新马克思主义为中心[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3）：113-119.
[2]李乾坤.生命政治与犬儒主义：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 J ].国外理论动态，2018（4）：10.
[3]赵奎英.诗人天职与生态伦理——海德格尔《诗人何为重读[ J ].文艺理论研究，2017（3）：148.
[4]潘德荣.“德行”与诠释[ J ].中国社会科学，2017（6）：23-36.
[5]闫伟.让经典形象照亮现实生活[D].光明日报，2018-8-9（16）.
[6]苏敬勤，马欢欢，张帅.本土管理研究的传统文化和情境视角及其发展路径[ J ].管理学报，2018（2）：161.
[7]欧阳宏生等著.认知传播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