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
摘?要：?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关键词：?社会危机;太平天国;社会战略;民变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一场遍及江南、造成大量人口流失的社会危机迅猛蔓延，主要表现为民众迁徙避乱、自杀殉难，天灾瘟疫，以及民变、团练、匪盗、教门、会党等不安定因素愈演愈烈等。学界对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危机现象多有论述，①
但对太平天国政府应对社会危机、进行基层治理的政略实践仅间有谈及，迄今尚无专文专论。而应对社会危机、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及成效，哪怕是对一个“革命”政权要保持长治久安，也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民心的所向和转向，同样也关系到太平天国社会战略评判，是理性审视太平天国历史地位，走出全面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学术怪圈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应变十策”
（一）安民造册
1.宣讲“道理”。“讲道理”是太平天国对士卒民众宣传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各占领地区，“讲道理”的实践经常而普遍。所讲内容主要有四：一是政治说教。宣扬奉天承运，王朝正统，顺天伐暴，丑化清政府，号召民众投身反抗。二是宗教宣传。据清方探报，咸丰三年（1853）十月太平军攻克安庆集贤关后，“高札木屋，宣讲伪书”。【《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等奏报收复集贤关及张熙宇等可否以功抵罪折》（咸丰三年十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0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3-424页。】三是号召民众纳贡交赋。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日硖石镇守将罗某至海宁花溪“设台讲礼，并催完银”;在常熟，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各处师旅帅、司马、百长共有六七十人，齐来听长毛讲道理。各师、旅帅皆有馈献，或洋钱，或土”;【佚名：《庚申（甲）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同治元年（1862）四月二十二日，太平军的一位将领带百人“到镇讲道，无非要银”。【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9-70页。】四是平抑民变。咸丰十一年二月常熟东乡梅塘医士王春园，因乡官派役逼索，盟约乡里，拆馆打官，守将钱桂仁亲至梅里书院安民讲道理，其事渐平。【顾汝钰：《海虞贼乱志》，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五），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72页。】四项内容的共同主旨均是为收拢民心，消弭变乱，稳定秩序。
随着太平天国统治方式的转型，“讲道理”的主旨也有变动，由初始的以政治说教和宗教宣传为中心，逐渐向以经济劝导为主过渡。所讲要旨不过劝谕民众进贡、交赋、纳税，所说所述已彰显“一切服从、服务于军事”的核心思想。随着太平军战局恶化，军纪松弛，行政败坏，“讲道理”的威信也逐渐下降，原本旨在安民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勒贡和“打先锋”的泛滥，“讲道理”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不再赢得民众信赖，其应对社会危机的功用愈加有限。
2.出榜安民。“讲道理”是口传形式，“布告安民”则是文字形式。太平军每据一地，都先“出示安民”，【光绪《富阳县志》卷一四《武备·兵事》，第4页b;民国《龙游县志》卷一《通纪》，第15页a;民国《寿昌县志》卷一○《拾遗志·兵事·咸丰兵灾记》，第15页a。】“揭榜通衢”，【光绪《镇海县志》卷三七《杂识》，第24页a。】“为收拾人心计，大张晓谕”，【高昌寒食生：《劫火纪焚》，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第5页a。】甚至“通衢僻壤，俱有伪示”，【柯超：《辛壬琐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极大地扩展了太平天国政治宣传和法令传播的空间。《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收录安民布告44篇，内容大致分三部分：宣扬正统、正义，申明太平军军纪;號召四民投诚进贡、编立门牌、举官造册、完粮交税;允诺严惩不法官兵，标榜建政决心，宣称对拒不归顺者进行武力震慑。“出榜安民”和“讲道理”均是太平天国为整肃治安，平抑社会危机做出的努力。但和“讲道理”一样，“出榜安民”的宗教教育和思想教育功能逐渐被为经济服务的现实功用所取代，大肆倡言刍粮所出，不能不随时随地取给于民间，引起百姓普遍反感。
“安民”的另一种形式是太平天国发给地方安民旗。在苏州，商人陈孚益通过乡官吴某得安民旗一面，“上写‘奉令招商四字”，凡遇搜查皆“指旗而过”。【陈孚益：《余生纪略》，稿本，苏州图书馆藏，第8页b。】在桐乡青镇，乡民进贡后，太平军当局“给小旗一方，书太平天国安民乡字样”。【光绪《桐乡县志》卷二○《杂类志·兵事》，第10页b。】现存两面安民旗实物，均颁发于石门县，一面墨书“太平天国奉令安民”，【浙江省博物馆等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一面上有“太平天国前军前营司马李奉令安民”字样。【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据此可知，安民旗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行凭据，一是维护治安的权力象征;在石门县，低级乡官两司马亦可持安民旗，说明安民旗发放之普遍。但安民旗的作用非常有限，特别是遇到过境太平军和“打先锋”的部队便可能失效，如湖州练市军帅沈国桢为阻止过境太平军杀戮，“麾旗禁止”，却被太平军重伤而死。【佚名：《寇难琐记》，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所以“安民旗”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太平军的违纪行为。
3.编户造册。进贡是民众对太平天国政治归顺的标志，太平天国随即进行的编查户口，分发门牌，选任乡官则是正式设治建政的标志。编户造册旨在掌握人口数量：首先这是政权统治确立的标志，太平天国不能只有政府、官员、军队、土地，而没有百姓;其次是便于选任乡官，征发徭役，建立地方武装和扩充太平军;第三是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这是门牌制度的主要功用，“以备稽查户口而杜奸宄事”，【浙江省博物馆等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第138页。】“给发门牌张挂，以免兵士滋扰”。【《朗天安陈炳文劝嘉兴士民赶紧输粮纳贡钧谕》，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72页。】维护地方治安是门牌制度创建和实践的初衷，但随着战局恶化，吏治败坏，物资开销加剧，门牌制度的经济意义凸显：一是通过人口登记，掌握家庭贫富，以便派捐征税;二是收敛门牌费，由于太平天国占领区均有门牌之立，此项杂税成为太平天国财政的重要收入。
所谓“造册”就是根据门牌的登记和发放情况编造户籍册，常熟秀才龚又村曾在乡官局亲见“军、师、旅帅及卒长、司马麾下烟户门册”，“称子民某，开祖、父、母暨兄、弟、姊、妹、妻、女、子、妇几口，俱注年岁，向例所无;又簿填田产若干，以备收租征赋”。【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50页。】另一类“造册”则是编造田册，与社会治安无关。
一般来说，编户造册工程浩繁，太平天国战事频仍，原本无暇全面推行，而实际执行情况却相当普遍，展现了太平天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恢复和稳定地方社会秩序方面的努力。从执行效果看，由于政治意义向经济职能的转变，门牌制度引起社会不满和抵触，激发民变等对立行为，降低了编户造册调控社会秩序的功效;现存不少空白门牌实物，说明当时清户工作还不彻底，【浙江省博物馆等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第139、140页;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物》，第86、87、96页。】如绍兴州山村即以村为单位缴纳门牌费，出售门牌后太平军当局不再干涉门牌制度的落实，【吴燮恺：《劫难备录》，抄本，绍兴图书馆藏，第7页。】由此可能出现只填写编号的空白门牌留世。
（二）招辑流亡
战争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维系相当数量的人丁户口，是新政权稳定统治基础的关键;迁移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流民、饥民、灾民、难民也是社会治安的隐患，所以安辑难民成为政府预防和调控饥民暴动、流民滋事、灾民闹赈等类型社会危机的有效途径。
太平天国各地方政府普遍重视招集流亡的工作。咸丰七年（1857）在安徽即已施行，潜山监军黄振钧“奉伪将帅张潮爵令窜天堂，诈称招抚流离”。【储枝芙：《皖樵纪实》，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39页。】太平军据守江南后更为普遍。吴江自咸丰十年（1860）秋间设施粥局留养难民，持续一年有余，“每口给票，朝暮发粥四碗，日渐增多，日需白米四五石，加柴料工费。又有逃难过往之人住宿，给路凭资遣别处”。【倦圃野老：《庚癸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319页。】常熟当局也于同年十月专委乡绅钱伍卿“总理常昭难民局”，“六门盖造敞宇，留养难民，施衣赈粥”，【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51页。】“延至年余，全活无数，功德莫大”。【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342页。】
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也常见官民合办的抚恤局、施粥局等救济组织。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像收尸局、抚恤局、施粥局之类的社会救济组织往往缺乏生命力。苏州收尸局的人员“每日晨出午归，未出酉归”，“敷衍至匝月而局方撤”;【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五），第284页。】各地抚恤局、施粥局存在时间大多不过二三月即趋于废弛。尽管救济组织的存在确有利于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个别地区也成效颇著，但大多难以长久维系。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难民群体规模大，流动时间长、范围广，抚恤赈济工作所需人力、物力、财力浩大，只有政府强有力的统一调配才能做到赈济工作的有序铺排;也只有在政府财政的强力支持下才能使社会事业持续运作。但战时的太平天国政府很难达到这两个层面的要求，太平天国政府低效的政权建构和“积贫”的财政状况对救济事业的束缚也导致了太平天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困局”。
（三）管理诉讼
司法公正有助于推进社会公平。太平天国占领区的民间听讼断狱之权一般由乡官直接掌管。在江阴，乡民“进状则告乡官，告军帅，信口而称天朝、称大人”;【章型：《烟尘纪略》，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3页。】在湖州双林镇，“民有争讼，由乡官理之，酋不与闻”。【民国《双林镇志》卷三二《纪略·杂记·兵燹记》，第13页b。】也有地方守将经理诉讼的事例，如濮院镇守将顶天豫张镇邦“故武弁出身，善识民情，市井中有以小事入告者，随即坐堂听审，颇明允，不索讼费，以故日问公事，观者盈庭”。【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183页。】太平天国政府对地方司法的管理，特别是驻防佐将经理诉讼的案例，反映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扩张，故时人感慨太平天國治下“民有诉事者，杖责牢禁不少贷”，【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五《武事·咸丰同治年间粤寇记》，第11页b。】“东南半壁已难安，法令居然到弹丸”。【知非：《吴江庚辛纪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4号，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页。】
由于司法实践打破了《天朝田亩制度》关于诉讼案件层层审理、由下级向上级直至中央送达和裁决的理想规定，诉讼程序过于简化，缺少必要的监督和规范的审判环节;也没有系统的法律文本依据，主要倚靠审理者的经验、旧法律常识和道德自律;而且司法权主要由基层乡官控制，乡官良莠难分，素质不一，心态各异，司法公正与否全凭其主观意志决断。故造成两类截然不同的司法实态：湖州双林镇，“以塘桥堍总管堂前为行刑地，两年所杀可百人，皆凶恶之著名者，颇不冤滥”;【民国《双林镇志》卷三二《纪略·杂记·兵燹记》，第13页a。】而像海宁花溪师帅高来来“杖势凶恶，无论士庶俱大链系之，彼竟南面，夜夜比审，必遂其所欲而后已”，【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701页。】慈溪乡官“擅理词讼，桁扬鞭朴，俨若长官”。【光绪《慈溪县志》卷五五《前事·纪事》，第27页a。】更有甚者，因司法不公、基层官员贪腐激起民变，苏州吴县师帅许一亭“傲慢虐民”，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夜，被不明男子十余人剖腹挖心而死;【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苏州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合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7页。】常熟和尚王某任旅帅，中饱私囊，咸丰十一年六月“载宝在船，被南乡人砍死投尸华荡”。【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69页。】
（四）治理土匪
除那些主动配合和参加太平军的“土匪”外，太平天国治下大都进行了“清匪”行动，不仅在必要时动用军队剿办，还在基层政府立局差、巡查，在民间设团练、乡勇，负责缉盗捕匪。例如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象山“南冲土匪某某辈，纠党数百”，守将张得胜“调劲兵三百、骑二十，令部下余逆统之”，“不费一金，遽夷大难”，土匪作鸟兽散，时人称之为奇。【王莳惠：《咸丰象山粤氛纪实》，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209-210页。】同治元年十二月，象山土匪赖大吉、蒋小麻等抢劫村民，为村民捕送官局，参天豫顾廷菁“欲以刑杀立威”，将其“就地正法”，“数十村同声称快”。【佚名：《辛壬脞录》，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近代史资料》总34号，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9页。】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二十八日，海宁太平军会同花溪乡官局“领小卒千余，猝捕盗于马桥之长浜等处，纵火焚巢穴，获盗廿余人，皆斩之，盗劫始息”。【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709页。】
太平军的治匪行动存在不足。一是在军事行动中有妄杀、枉杀百姓的现象。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常熟太平军剿东北乡土匪，当大部队出动后，守将钱桂仁方“恐藉端纵掠，饬报无辜之家插旗免抄”，然为时已晚，“惜令到时已冲虹桥、柴角诸村，唯落后者幸免”。【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82页。】二是剿抚原则拿捏不准，未能区别对待参加者。如海宁“盖天王”的土匪队伍，参加者大部分为饥民、灾民，理应先行招抚;而不分胁从，一概剿灭，则把土匪中的普通成员推向绝境，死心塌地地跟着匪首亡命或潜伏，甚或降清，继续为害地方。【参见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213、227页;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711、712页。】三是缺少善后政策，未见有太平军剿灭土匪后安抚民众的记载。
无论是前期太平天国不愿意主动联合土匪、会党等外部力量共同反清，还是后期太平天国在占领区不分良莠、不分主次地剿土匪，均反映了太平天国自我孤立的心态和政略，太平天国以太平军控制城市，以乡官和地方武装维系乡村秩序的政略没有得到良好的收益，反而要为稳定乡村统治经常下乡清剿土匪、驱逐团练和迫敛赋税，牵制了大量人力、物力、精力，也造成后方基地失序。
（五）兴办团练
按《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方案，维持地方倚靠乡官统领乡兵。乡兵是国家军事系统中的地方武装，它与太平军在理论上的不同是乡兵从属于地方政权系统，不是由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直接管控。乡兵也与团练乡勇不同，它有正式、固定的人员編制，领导权归诸地方政府，民众参加乡兵属义务兵役。
太平天国的地方武装主要有三类：一是招抚团练照旧存在;二是乡官局中的局差、差役;三是自立自办团练。
后期太平天国在江南寻求与地方合作，实行招抚政策，李秀成本人及其部将均亲身实践。太平天国的招抚政策获得极大收益，江南团练多顺利易帜。
被太平天国招抚的团练不仅照旧维系地方，行政权亦有加强，重要表现是成立政府公务机构性质的“保卫局”。同治元年正月，湖州长兴潘顺天的枪船被太平军襄王刘官芳招抚，“于南阳墩改设伪人和局，其头目受职有差”;次年十一月烈王江某占夹浦，“令乡官招集未出之枪划，仍于南阳墩设局，改人和为‘保卫，而抽捐纳粮则如故”，同治三年（1864）正月，保卫局“设粥厂于鸿桥，收养难民”。【胡长龄：《俭德斋随笔》，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760、762页。】长兴的“人和局”“保卫局”均是由枪船团练局改组的类似乡官局的机构，不仅有武装保卫地方之责，还有征收赋税、社会救济之职。咸丰十年五月，吴江同里镇“设保卫局于财神堂，招勇百名”，【倦圃野老：《庚癸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311-312页。】“用枪船数十号，聚赌开场，演戏，局设东栅，兼管民间盗贼、词讼等事”。【知非：《吴江庚辛纪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4号，第46页。】同年九月，无锡、金匮“各乡团局亦改为堂，以白旗易青旗，名曰保卫局。惟金匮荡口镇另设一局，与团局并立于三公祠，专办安民事务”。【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73页。】嘉兴地区也设保卫局，秀水新塍的枪船在同治元年八月“假保卫局旗号而复出”。【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156页。】在团练势力照旧存在的地区，成立“保卫局”可能是普遍现象，保卫局的组织基础虽是旧有的团练局，但大多已经被太平军当局和地方势力合作改造，团练职权亦有扩大，这也是太平天国“立团”“办团”政策的部分体现。也有地方将团练在清朝时的组织机构和成员全盘沿用，如象山贡生王芳棣自咸丰十一年十月“会同城中各绅富议，在姜毛庙设立保安局、练勇二百名保护地方”，归降太平军后，王仍任“城中团董，日夜在保安局”。【民国《象山县志》卷九《史事考》，第65页b-66页a。】
第二类具有维护社会治安职责的地方武装是乡官局中的局差，类似于旧官府衙役。在常熟、昭文，乡官局中“有无籍之徒，投身局中，伪充差役”，“头差”是“局差徐兆康”，监军公馆、军帅局由其防守，凡遇勒令捐银，避匿不出者，“立使局差徐兆康提拿拷问”，有擅自剃发者由其“锁住”治罪;咸丰十年八月底，王市西田村发生反对太平军掳掠的群体事件，乡民将违纪士兵缚送军帅局，乡官“乃令局差送东圣堂汪胜明收去”，押解犯人亦由局差负责。【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318、325、324、321页。】海宁花溪乡官局也有局差之设，“羽党大盛，又用无赖子为局差，如狼虎一般”。【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699页。】绍兴有局差催捐，“各捐户一礼拜不缴，则催之以委员，再缓，则催之以局差，再缓，则令贼兵锁拿押缴”，时人确指“局差即向之府县役，需索无厌”。【王彝寿：《越难志》，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147页。】“局差”之谓或为时人随意称述，未必有统一名目。同样是记常熟事，《自怡日记》载咸丰十一年二月有人控告乡官“私设租局”，“伪官饬役捆解”;又记同治元年三月征收上忙银及各项杂税，“师发役五十名，以备追索”，这里称“役”而非“差”，但与上述“局差”为同一群体应无问题。【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59、98页。】吴江监军钟志成属下有“护将”之职，有与上海通书者，“为护将所见，拘人勒财，以作犯法”;有士子不肯应试者，“着护将执锁封捉人”。【知非：《吴江庚辛纪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4号，第39、44、45页。】“局差”“差役”“护将”应都是同一类乡官佐员，负责地方治安、侦查、缉拿等事。这类人员数量不多，无定制，是维护治安的官方专职人员。
第三类地方武装是太平天国在占领区内自立自办的团练。苏州有“团练长”之设，桐乡赌棍周三曾将无赖钱四毛推荐给慕王做“团练长”。【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221页。】在常熟，咸丰十年十一月，“曹和卿因招入城，见胡伪官，邀同见慷天燕钱桂仁，议及设勇防土匪与设局收漕事”;【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51页。】咸丰十一年四月，常熟太平军当局公开“出示沿海一带集民团练”;【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53页。】五月，“钱伍卿由指挥升右十八参军，派留鹿园召募团练”;【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67页。】七月，“钱伍卿又使乡官召募民勇，分置福山塘，设局十处，直至恬庄”。【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353页。】在海宁花溪，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太平军“鸣锣催开市，并勒镇人每十家出二人守夜，十家中张挂大灯，号‘民团二字，查察奸细，凡夜行过市，必传递而进，市人畏势，无一梗命者”;不久，“贼馆出伪示，欲镇人团练保守”;同治元年十一月，“椿树下等处共数十里地方皆团练守夜”。【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690、691、708页。】
在湖州乌镇，咸丰十年十一月，军帅董沧州“集枪船环其门，名为团练”。【皇甫元塏：《寇难纪略》，排印本，桐乡市图书馆藏，第4、24页。】
理想方案中的乡兵制度与实践中的乡勇在性质和组织上均有不同，但两者在类型上又极为相似，如以“寓兵于农”为原则，以“杀敌捕盗”为功用，所以太平天国关于乡兵制度的执行偏差可能是地方团练的社会实际同化所致。在燕王秦日纲的一份诲谕中有“凡尔四民，须要醒醒，不必多生恐惧，况各郡县业已团集乡兵，即有些少残妖拦入，何难一时扑灭”之辞。【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洪秀全在戊午年（1858）所颁《答天豫薛之元镇守天浦诏》中令其在江浦、浦口“团练乡兵，以资防堵”。【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5页。】太平天国最高层已把“乡兵”与“团练”混淆，背离了理想方案，乡兵制度在具体执行上出现异化与决策层主观意识的变动有关。
太平天国自办团练是其政治权力试图深入乡村社会的体现。以“招抚”和“自立”的团练稳定社会秩序、平抑社会变乱的政策本身无分好坏，如果监管和改造得当，自然可以给太平天国带来实惠。但在时局动荡、政府行政能力不足的客观条件下，团练自身“抗官”和“害民”的特性凸显，而具有社会破坏性的团练组织镇压群情激愤的民变等群体事件，易致事态扩大。事實上，太平天国延续和自立的团练并没有在有效应对民变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多数情况只得依靠太平军下乡镇压而使事件趋于终结。经招抚照旧存在的团练大多进行了暗中恢复和积蓄力量，徐图割据，联络清军，阴谋颠覆，直至公开反水的活动。太湖地区的枪船就是典型，担任过乡官的枪船头目无锡金玉山、严墓卜小二扬言屠杀太平军士兵为“剥毛皮”;【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268页;万流：《枪船始末》，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27页。】曾做过练首的乡官，像何南山、王花大、姚福堂、周大统等均重操旧业，办团与太平军为敌。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后来官兵之进，亦藉民团未散之力”，【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五），第301页。】太平天国自食恶果。
（六）整饬军纪
太平军的军事纪律有明文规定，如前期颁行的《行营规矩》《行军总要》，现存太平天国安民布告几乎均包含有宣明军纪的内容。严明军纪的原则始终如一;太平军军纪实态则表现为两类截然不同的军事实践：一是军纪严明，深得民众拥戴，一是军纪败坏，引起民众敌视、反掳掠暴动乃至民团。造成军纪形态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是后期太平天国立政无章、各自为政的涣散政局，而将领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决定了太平军军纪实态的表现形式。主客观条件决定了太平天国整肃军纪与调控社会秩序的整体水平无论是在力度还是广度上均十分有限。
（七）保障农业
在战争年代，政府很难将保障农业生产与增加国家收入的关系保持到承平时期那样耐心和细致铺排的有效水平。有些太平军将领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保障农业的重要性。在杭州，太平军当局“发粟十万赈抚，借给籽种招垦”，【李应珏：《浙中发匪纪略》，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228页。】各县监军亲自负责发放谷种事宜，“嗣因开仓，由仁、钱两伪监军派人凭归逆票来仓领米，分散城乡贼馆，并领谷下乡散”。【李圭：《思痛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第491页。】又据杭州将军瑞昌等奏，忠王李秀成在苏州“时于胥、盘两门之外观看田稻”。【《寄谕曾国藩著俟李元度等到徽后照议办理攻剿广德等事》（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第2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页。】侍王李世贤巡视东阳，“洞察民瘼”，发现师帅许公衡、旅帅汪熙坎辖地“囊橐俱空，粒食艰难”，立即令乡官“造册赴台叩领银两路凭，任往邻封采买种子”。【《东阳南门师帅许公衡旅帅汪熙坎等请谕禁越境滋扰上韵天福跪禀》，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141页。】有的地方政府还鼓励养蚕缫丝，
怡和洋行的外商观察到“叛党正在尽一切努力鼓励蚕户”。【严中平辑译：《怡和书简选》，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9页。】
还有太平军保护耕牛的记载。绍兴州山村乡民以牛进贡，为太平军将领陈某拒绝，“牛是不收的，汝乡下人耕种要用，可以带回”。【吴燮恺：《劫难备录》，第6页。】李秀成在苏州下令“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并“令人于各城门巡察，遇下乡打粮牵牛而归者，即抽刀断其鞭放去”;【潘钟瑞：《胥台麋鹿记》，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记事，抄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容闳在太平军中访察而得李秀成曾在苏州约法三章：一不许残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容闳：《西学东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9页。】嘉兴守将朗天义陈炳文“传令不许杀牛”。【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62页。】早期石达开在江西抚州也有“禁止部下屠宰耕牛”的法令。【“Dominion?of?the?Taiping?Dynasty?in?Nganhwui?and?Keangse，”?The?North-China?Herald，Vol.Ⅶ，No.323，Oct.4，1856，p.38.】可见太平军保护耕牛的法令是持续、连贯的，并且在占领区广泛推行。
不少地区的太平军当局已经意识到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们也在试图构建良性的物资获取渠道。但时局动荡，战局变幻莫测，良性经济秩序运转的外部环境没有被完全肅清，一旦政局稍有变动，有益的农业生产政策只得搁置。所以，即便是少数地区在有良性施政愿望和能力的将领主持下出现了“秋收大稔”【张尔嘉：《难中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641页。】“禾麦大熟”【光绪《石门县志》卷一一《丛谈》，第88页a。】“五谷丰而百货萃”“三时之务不废”【杨引传：《野烟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7、178页。】的丰收景象，也难以持续发展。个别繁华地区一经挫折便无法扭转颓势，太平军当局也丧失再立再治的信心耐心，只能放任自流，重蹈恶性征收的覆辙，绍兴斗门、宜兴大浦均是如此。
（八）兴修水利
修筑堤坝，疏浚河道，是国之重举，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国家有关农业生产、防洪、交通等事业的举措。江南水网密布，水利工程尤为重要。然自清中叶以来，江南河塘、海塘失修，稍有雨患，江水漫溢成灾，庐舍漂没，海水则倒灌内河，田禾损毁，民众受害匪浅。
太平天国早期据守安徽，“督修河堤，以卫民田，故民不乏食”;【周振钧：《分事杂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0页。】后期据守江南，修筑江浙海塘成为太平天国占领区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公共工程。在无锡、金匮，同治元年八月，乾天义李恺运“奉伪令劝捐修葺海塘，使锡、金监军赶办”;【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287页。】在常熟南乡，同治元年三月，“定议筑海塘，造牌坊，修塘路及上忙条银每亩征钱七百廿”;【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98页。】在长洲，海塘捐“每亩捐二百零六文”;【佚名：《蠡湖乐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近代史资料》总34号，第172页。】在吴县，同治元年五月，“忠酋令徐少蘧佩瑗督筑海堤”;【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苏州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合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2页。】在吴江，同治元年正月，“督理修塘伪董事十人至江开工，自夹浦桥起，至瓮金桥止，计程五十里，各派地段”;【倦圃野老：《庚癸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320页。】在嘉兴，太平军“累经派费修塘”;【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217页。】在海盐，同治元年四月，谨天义熊万荃“因海塘圮数百丈议修，将往海盐巡视海塘”;【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120页。】在海宁，同治元年夏秋海塘坍塌，李秀成催促修复，嘉兴当局随即令乡官筹措修塘所需木料;【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703页。】在绍兴，同治元年五月大雨，“西江之塘坏，湖水暴涨，田禾皆淹，伪官令有田者输钱以修之”。【古越隐名氏：《越州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770页。】由常州至绍兴，太平天国占领区环长江三角洲的沿海地带均有修复海塘的公共工程兴办，忠王李秀成委派苏福省天军主将汪宏建提理苏浙两省海塘经费筹措事宜，协同苏浙军政各方，取得阶段性成果。浙江海塘在听王陈炳文的主持下于同治元年冬天“将次完竣”;苏福省应修海工也在忠谨朝将熊万荃的主持下“作速修筑”。【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158页。】
兴修水利关乎国计民生，这在历史上几乎成为历代政府、民众应对自然灾害唯一有效的途径。尽管太平天国的宏大工程客观上确实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有利于改善民众生活环境，却未能获得民间社会的良好反馈。一方面，海塘工程费用额外派加民间，民众负担增重。公共工程兴建的费用理应在政府税收工作完结后由财政统一拨款，但太平天国于正赋之外另立专项杂税，有的地方甚至“居停薪水，该地伪旅帅供给”，【倦圃野老：《庚癸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320页。】或“役夫自食”，“掳农当差”，【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98页。】这当然被民众视作横征暴敛。在海塘工程运作中，官方的参与和给民间社会的压力较以往明显增大，而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却大幅削减，像吴江修塘开工事宜也是政府催迫绅董执行的。
另一方面，公共工程的实际执行者是乡官，鉴于乡官素质，取得的成效也会因乡官主观能动性的不同发挥而有所不同。江浙海塘兴建伴生了诸多腐败和害民情形。如无锡、金匮的修塘工程有“劣生吴某为海塘伪经董，并募司事往各乡市肆勒捐。吴某酷慕贼装，黄绢帕首，出入乘马，敛资逾倍，与乡官分肥”;【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287页。】绍兴修西江塘的费用“不过五千缗”，而乡官“所敛逾十倍”;【古越隐名氏：《越州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770页。】海宁花溪镇乡官局负责供应修塘木材，“局匪及无赖子逞势图肥，不论士庶家冢墓木斫伐几尽，有裔孙先斫货卖，反被勒索不休”;【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703页。】常熟太平军当局修建元和塘，伐树、掘墓、烧棺、毁田等害民之举颇多，因慑于太平军修塘滋事行为，有的地区消极怠工，极尽敷衍，像常熟征捐拓地工作完成后，各处乡官均想“借公便私”，“欲免抄扰”，“南北两路无人允筑，遽先动工”;【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91-92页。】再如兴修嘉兴海塘一事，当地文人沈梓事初即断言乡官“率皆饱私囊，未必办公事”，“贼去则海塘无修筑之理”。【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217页。】原本利国利民之举，却因主事官员和执行者的不良行政而与太平军当局良好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太平天国通过兴办公共事业应对社会危机的功效大为减弱。
（九）减赋限租
《减赋诏》颁行后，随即在江南辖地有所反响。在常熟，“堂然伪天王黄榜，抚恤民困”;【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50页。】在吴江，“奉天王诏至镇，军帅以下，一切受职人员迎接。黄旗数十对，前呼后拥，各店俱设香案，行人跪接，至公馆前悬挂诏辞，惟应天顺人安民完漕而已”;【知非：《吴江庚辛纪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4号，第42页。】在桐乡米局，“中堂供天王诰命及诏书”。【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103页。】从实践上看，太平天国的减赋政策在苏南各县，特别是在苏州，有不同程度的执行。
太平军当局还有意识地规范和限制地租，干预租佃事务，在佃农抗租风潮的影响下，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地租额有所减少，像青浦“未有粒米送仓”“租籽不过十分之三”，【姚济：《小沧桑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458、464页。】锡金“大抵半租”，【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279页。】诸暨“输租不过三分”，【高昌寒食生：《劫火纪焚》，第4页b。】会稽“自征半年租”，【张大野：《微虫世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總6号，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89页。】等等。但租额的减轻主要还是佃农自发抗租的结果，像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常熟各地“民情大变”，“慷天安到东乡安民，各处收租减轻，或一斗，或二斗，各有不同”。【佚名：《庚申（甲）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227页。】这说明太平天国减租限租的政策主要是对既成事实顺水推舟的追认，有防止滋生抗租暴动的因素在内。然尚未发现佃农不用交租的实例。
“减赋限租”体现了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执政理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太平天国将社会经济矛盾的焦点部分地从田赋转向了政府要求的地租。
后期太平天国最重要的经济政略是对传统赋税征收方式的改易——“着佃交粮”，它与“代业收租”和“招业收租”政策同时间杂并存施行，造成传统租佃关系混乱。业主认为政府削弱了他们的收租权利，而租籽是他们的衣食之源，政府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权力的限制，使业主产生逆反心理。拥有小份额土地的自耕农则为田赋附征杂费及高额繁复的杂税所困扰，经济负担不能得到足够缓解。佃户的心态很明显，完粮则不交租，限制地租的政府行为被他们当作多余之举，因为通过抗租，实际可以迫使业主采取更多让步。因此太平天国政府的初衷并没有获得农村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理解，甚至引发诸多反对兼收租粮政策的民变，如太仓“因租价太贵，激成浮桥之变”;【佚名：《避兵日记》，抄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第29、30、31页。】无锡设总仓厅代业收租，“以致各佃户聚众拆毁而废”。【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279页。】
（十）招贤之制
从曾国藩《讨粤匪檄》在士子文人中产生的巨大震撼和号召来看，文化反感是士子文人走向太平天国对立面的一方面因素。太平天国科举取士的制度化尝试虽有较大进展，仍未能获得知识分子的广泛响应，与湘军阵营人才济济相比，太平军中的知识分子鲜有声名著闻者。
太平天国有招贤之制，李秀成在杭州“改抚署为招贤馆，大小文武官员皆准投入，或授以伪职，相待甚优”，【奕、朱学勤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九八，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第16页a。】又于“湖墅设招贤馆”。【张尔嘉：《难中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641页。】桐乡守将钟良相张榜招贤，“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一材一艺皆搜罗录用”，但招贤效果不佳，“善书记笔札者”“民间豪杰”“绿林好汉”“江湖游士”尚有来投者，“通晓天文”“熟悉风土民情”“熟悉古今史事政事”的真正贤才则少之又少。【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57页。】
“应变十策”概括而言均是政治性的，是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重要举措，其具体内容又可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四个方面：安民造册、招辑流亡、管理诉讼属政治领域;治理土匪、兴办团练、整饬军纪属军事领域;保障农业、兴修水利、减赋限租属经济领域;开科取士及招揽人才属文化领域。其中安民举措里的宣讲“道理”和出榜安民又可细归为思想舆论宣传;编户造册、招辑流亡及兴修水利的部分意义可细归入社会生活领域。可见“应变十策”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舆论和社会生活等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果能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全面系统有效推行，太平天国的后方基地建设也许会是另外一番局面。但这十类措施没有形成系统的政策纲领，仅是在占领区的某些时期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危机时采取的较常见的办法，它们从来也没有全面系统地在某一个地区推行过。
即使在承平时期，政府能够做到十类举措同期有效进行也较困难。战时的太平天国政府在缺少统一的政策支持、局势动荡不定、政局涣散的情形下仍能在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有所触及，并且在某些领域（如减赋、治匪、办团、兴修水利等）保持相对协调的步调，已属难得。只是在具体应对内容上未能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实际做到有的放矢，各个领域均有触及，却分散了社会建设的精力，没有抓住社会秩序紊乱的关键。
影响太平天国占领区社会秩序的主要危机是民变、民团和匪盗。团练和匪盗问题的形成主要与民众先天的敌对意识、战乱、天灾等相对不可变因素有关，而民变成因多具可变性，如关涉民众切身经济利益的田赋、地租、杂税是激发民众抗争的主要方面。所以政府应重点对此采取预防和调控，例如减赋限租、规范税收、治理腐败、严明军纪，而这些恰是太平天国未能做好的几个方面。
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策有其各自失利的具体原因，从太平天国自身主观因素和社会现实客观因素两个层面可归纳应对效果不佳的共同原因。
就太平天国自身来讲，首先是政治层面因素。低效的政权建构、各自为政的政局决定了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制定统一的应变国策，也不可能在占领区进行统一有效的政策部署和社会资源调配。贡役制统治模式的反复也使部分地方政府缺少良性行政的耐心，限制了太平天国政权与地方社会合作的程度。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直接执行者是乡官，但乡官素质参差不齐，心态各异，行政效率低下，如太平军当局严禁浮收的政令便因地方行政腐败而成一纸空文。应对民变等社会危机原有赖于地方武装，但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战力不强，平抑社会变乱尚须由太平军负责;战争的深入进行牵制了大量太平军，因此在平抑社会变乱的行动中，太平军处于不敷调派和疲于应对的困境。
其次是经济层面因素。战争的物资消耗导致太平天国“积贫”，使赈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公共工程缺少财政支持。为弥补经费不足，政府又将经济压力转嫁民间，引发社会危机。
再次是思想舆论层面。太平天国缺乏对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主动权的掌控，原本新辟以“讲道理”的口传形式引导舆论走向，这在文化水平整体较低的乡村地区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太平天国的舆论宣传缺少政治和思想文化认同，宗教思想的宣传和阐释力度不够，没有指出“拜上帝”的中国化和本土性，也没有充分说明太平天国“顺天”的正统性和“伐暴”的正义性，只是以含混的宗教语言生硬地灌输给民众。在后期，宗教宣传和政治宣传的宗旨则基本以为经济服务为中心，造成民众反感。
就客观现实而言，战事频繁，经济危机，天灾人祸，社会秩序破大于立，加剧了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和调控社会秩序的难度。
二、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
学界普遍认为太平军在乡村社会控制薄弱，然而通过太平天国在占领区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我们发现太平天国是以一种极为积极的姿态涉足地方事务。
第一，通過普及乡官制度将乡村社会管理纳入政权系统运行轨道。太平天国在《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乡政基础之上，改良旧有的保甲、里甲体系，吸纳中小士绅进入政治权力系统，授予乡官官职，建立县以下市镇乡村基层政府，使太平天国政治权力的触角伸入乡村社会，试图以此颠覆传统行政体制，削弱和破坏士绅、宗族、乡约对乡村地区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控制，实现政治权力对地方社会资源的占有。
史料中常见的太平天国设局祠庙的现象就反映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如在江苏高淳，“大士庵为乡官聚议公所”;【方濬颐：《转徙余生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第507页。】在常熟，太平军“将庙中神佛移置别处，大殿改作天父堂，排书案，群毛执刀列两行，拘农民具限期”，俨然旧时衙门;【顾汝钰：《海虞贼乱志》，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五），第372-373页。】在无锡，“折（拆）寺观庐舍为伪官伪府”;【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332页。】在苏州，共设七局，城心一局设玄妙观（圆妙观）;【潘钟瑞：《庚申噩梦记》上，光绪十年（1884）长洲潘氏香禅精舍刻本，第20页a。】在浙江宁海，设乡官局于崇教寺。【陈懋森：《台州咸同寇难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184页。】这些机构均为乡官局或政务机构。一些半官方性质的公务或公益机构也常设于民间祠庙，吴江同里北观设收租息局即是一例;常熟北郊破山之麓的兴福寺改设留养局，“各寺山田暂入难民局，以备薪蒸”;【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59页。】在嘉兴，“惟立关庵为赐粥局，关帝庙为漕粮局，水月庵为贼众过往寓所，得不毁”。【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197页。】
民间祠庙具有公共性，太平天国设局城隍庙收粮与“通衢大道设局收税名曰摆卡”【黄侗：《义乌兵事纪略》，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21页a。】存在同样功效。政府公开借助民间信仰和仪式的场所为自己服务，或是宣扬政府权威凌驾于神权之上;或是向民众表现政治权力与神权的合作，传达“代天行事”的信息;或是单纯利用神明力量获取广泛而有效的动员。对太平天国基层政府来说，这几重意图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太平天国官方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应是借行政权力的运作表示对多神崇拜和偶像的蔑视、凌辱以及打压，强行在民间植入拜上帝信仰的独一性。然而这种无视江南民众祭祀风俗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政治举动，必然激发民众对太平天国的对立情绪。
第二，不遗余力地干预敏感的业佃关系和动用军队镇压因租佃事务而起的佃农暴动。减租限租、设局收租、政府直接代业收租、给业户发租凭收租等政略体现了过度干预租佃关系，这也是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经验不足的表现。
第三，力图取代传统社会组织在社会救济和公共工程等领域的角色。根据太平天国践行“安辑流亡”的应变举措等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社会救济事业呈现进一步延续清中叶以来“官僚化”趋势的征象，太平天国官方不仅是简单地积极介入社会事务，而是力图在占据地区取代原有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救济功用，这也是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重要表现。因此，太平天国占领区的救济组织大多具有官办性，所谓“抚恤局”“施粥局”亦带有政府临时事务机构的色彩，由官方掌控。政府在社会救济领域的角色完全变为政治督管，原有的政府督导扶持与民间承办的互惠关系无法重建。
第四，应对民变的实践存在理性成分。太平天国应对民变有较明显的分类型分性质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抗粮、抗税、反对政府兼收租粮等影响政府财政收入的民变及相关个体行为，太平天国严禁和镇压的态度非常明确;但同时准许民间社会以合法抗议的形式监督政府行政和太平军军纪，这反映了部分地区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对基层社会事务的进一步干预和介入。
第五，地方行政工作细化。“应变十策”之一是“安民造册”，一般来说，因工程浩繁，太平天国无暇顾及，而实际执行情况却相当普遍;如太平军驻防佐将直接干预和经理地方司法等。
再如太平军剿枪船一事也充分体现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与地方社会势力的较量。剿灭枪船的联合行动获得了良好预期，“卒至以苏、松、嘉、湖遍地之赌局，遍地之枪船而受制于长毛一日之号令，杀者杀，掳者掳，逃者逃，散者散，匿迹销声之不暇”，“赌匪逃匿净尽，各镇各乡无枪船踪迹”。时人沈梓对太平军果断迅猛的行动极为感佩，他说：“伪忠王以一土寇之号令一朝灭之而肃清，我朝大僚之与逆贼才智不相及且如此”，“余生三十余年，目不见赌，独有此时，窃叹长毛号令，清时地方官所不逮也”。【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138-139、142-143页。】
可见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广大乡村地区，乡村政治实践的主角仍然是“天国”政府官员和太平军。虽然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推行最终流于失败，但应该正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突破城市，活跃于乡村社会的事实。太平天国的努力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
孔飞力在分析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将绅权的扩张和“地方自治”视作传统国家崩溃的重要表现，【＼[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221-229页。】但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太平军主要活动和控制的江南地区，绅权却有异于帝国崩溃时期的总体态势，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
绅权被压缩的原因首先是乡官制度的束缚。对于纳入太平天国行政体系的中小士绅、知识分子，太平天国政权拥有人事任免和政治监督权，试图将其从旧有的宗族、乡约体系中剥离出来，削弱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并制造政治壁垒，大多使其承担“书手”和征税工具的配角而不予实权，在具体行政过程中还特别注意“毋使军师帅当权”，士绅甚至“因长毛入局混杂”无议事之处。另外，对下层社会民众相对开放基层政权，一些下层人士可取得在清朝社会中无法逾越的身份等级，出任总制、监军等高级乡官，甚至可以进入地方行政体系的中高级位置。多数低级乡官由下层社会人士出任也是不争的事实，如绍兴乡官局有200多处，【鲁叔容：《虎口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802页。】常熟、昭文大小乡官达2000余人，【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338页。】如此众多的下级乡官职位不可能仅靠士绅和知识分子填充。大量非精英人士加入基层政权并获取地方管理权，以及太平天国对赋税、地租和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干涉、约束，实际也有可能削弱士绅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次，太平军对地主富户进行经济打压，削弱了绅权控制地方的经济基础。第三，太平天国占领区士绅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他们或死或逃，或消极避世，无暇关注地方社会事务。第四，战后清政府和地方社会对“伪官”的清算运动，也使士绅阶层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例如，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富户及土匪地棍之曾充乡官者，则诱至而收其罚捐”，【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10册，岳麓书院2009年版，第494页。】仅桐乡青镇一处便“罚捐各伪职伪董米二千五六百石”;【光绪《桐乡县志》卷七《食货志下·蠲恤》，第14页a。】安徽六安州韩钟灵因“甘受伪职，充公田三百五十石”;【光绪《六安州志》卷一二《食货志七·积储》，第13页b。】乌程监军费大熊任乡官期间“积三万余金”，城破后交巨资捐得免。【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六《杂识四·湖滨寇灾纪略》，第24页a。】当然，这些限制绅权的表现可能主要是客观作用而非主观意图。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举动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意在约束并重新压缩已被释放的绅权，【参见Tobie?Meyer-Fong，What?Remains：?Coming?to?Terms?with?Civil?War?in?19th?Century?China，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13，pp.135-174;余治：《江南铁泪图新编》，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第37页b-43页a。】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庚子国变中，外部因素对清政府政治权力的极度削弱，扭转了政府与地方社会角逐的优势地位，清末十年民变、教案等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预示着绅权的爆发，清政府的最终覆亡也与清末新政时期政府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落败有一定关联。至于上述历史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尚需进一步论证。
三、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对太平天国历史地位的评价需建立在总结太平天国历史贡献和深刻教训的基础之上，应全面辩证地看待它在特殊社会格局中的复杂面向，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历史窠臼。根据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这一切入点，也可为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参照。
（一）可取之处
1.稳定社会秩序的努力。历史上的民众起事，即使能顺利建立政权，在这一过程中大多重破不重立，以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冲击作为颠覆旧政权机器的推力。太平天国在江南局部取代清政府的统治，各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旨在应对社会危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举措。虽然这些政略没有形成系统的建设纲领，不具普遍意义，也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最终成效不佳或流于失败，但反映了太平天国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转型的迹象，这在战事频仍的非常时期对一个行政经验非常匮乏的稚嫩政权来说难能可贵。历史上诸多“反乱”事件中，像太平天国部分地方政府这样，积极应对社会危机，致力稳定社会秩序并拥有良善主观行政作为的极为少见。特别是安辑流亡、兴修水利、治理土匪等措施需由相对集中范围的各太平军当局联合开展，并且取得良好预期;减赋限租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了太平天国缓和社会各阶层矛盾的理念，并以此为开端引发了同治年间清政府在江南地区大规模减赋限租的实践。这打破了太平天国“完全破坏性”的谣言，有利于合理认定咸同兵燹的责任。首先须正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巨大伤痛，以及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但应对太平天国战争和太平天国加以区分，因为战争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太平天国一方，责任认定是多方面的，曾国藩也承认“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克城以多杀为妥”“自以杀贼为志”，【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院2001年版，第491、651、661页。】文人金念劬在逃亡途中确信“败兵之罪实浮于贼”“不曰避寇而曰避兵”。【金念劬：《避兵十日记·琐言》，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2.推行社会战略的尝试。太平天国提供了进行社会变革的宏伟蓝图，但它的社会战略未必一概超越现实，有的政略带有严重的落后性或不合實际。这里仅是肯定太平天国社会战略中某些大政方略的合理成分。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天朝田亩制度》，虽具有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性，但除土地制度基本未施行外，乡官制度、乡兵制度、司法制度、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规定均经改良而变相实践，并且以理想为模板构建了太平天国政权在基层社会维系的基础。《天朝田亩制度》和后期刊行的《资政新篇》，它们的理论意义和启示意义大于对当世的影响。《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规划，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事动机的正义性，说明太平天国曾代表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并为其创制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建设纲领，描绘了较前制更为完美良善的社会前景，正因为此，太平军的足迹才能遍及10余省，攻破600余座城池，前后持续14年。《资政新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性成果，后来所谓“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的近代化格局也是奠基于反思太平天国战争的思想运动之上。这些具有启蒙性的文件是在太平天国推行社会战略的尝试中形成的。太平天国反压迫的抗争事业和伟大理想也激励了后来救国者们的斗志，成为他们继续“革命”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提高斗争水平的借鉴，为近代中国社会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太平天国推行社会战略也有革除社会旧弊的尝试，尽管成效不著，但其改良和改善地方行政的作为值得肯定，如在政策层面严禁浮收、勒折、卖荒，虽然“浮收”日渐泛滥，其他像“勒折”“卖荒”等流弊似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少见。太平天国较之历史上其他民众起事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放弃流寇主义，经营后方基地，目的主要是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所以太平天国将地方行政的重点置于农村、农民和粮食，并以乡村社会为基地推行具有太平天国自身政治宗教特色的社会战略，将地方行政的重点放在农村、农民问题上无疑是正确的。
3.地方社会事务中的“变通”原则。“着佃交粮”政策是太平天国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对“传统”和“理论”的“变通”之举。至于“着佃交粮”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符合社会实际的，应当肯定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这类变通精神，而实际激发诸多民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着佃交粮”的同时，过分干涉业佃关系和基层社会事务。太平天国在基层社会实行的乡官制度、乡兵制度均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理论规定的变通，如依据理想蓝图进行现实实践，这些制度将在基层社会事务中寸步难行。变通后的乡官制度体现了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相对开放性，执行得当则有助于扩大统治基础，保障政权运作和战争进行的物资供应;变通后的乡兵制度主要表现为太平天国在地方上自立自办团练，执行得当亦有利于防奸肃敌、维护治安、稳定秩序和调控社会变乱。但这些问题均不考虑制度的执行偏差，仅就制度本身而言。太平天国应对民变区分事件类型和性质也体现了这种变通性，这是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变乱的一种经验。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可取之处，均是太平天国较之前其他民众运动的优势所在，是历史上经民众运动建立政权并对国家机器在内的上层建筑进行较系统建设的重要创举，从而促使太平天国的抗争事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这些也是太平天国正面形象的表现。在肯定太平天国起事动机正义性的基础上，对太平天国正面形象的概括还应有更加宏大的内容：1.空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政府统治。2.太平天国是近代以来民众抗击外来侵略的一次总爆发。3.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分析，战争的客观影响具有某种进步意义。太平天国战争对晚清政局、江南社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客观影响，极大地改变了近世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更多的近代性元素。以上所述，奠定了太平天国作为中国旧式民众运动最高峰的历史地位。
（二）深刻教训
从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略与实践之主观方面，总结这场规模烈度史无前例的农民起义政权土崩瓦解的历史教训，有助于对太平天国历史地位和历史形象做出更全面的认知。
1.未能超越旧式民众运动的局限
总体来讲，太平天国的运动形式仍然局限在旧式民众运动的水平，14年战争实践的实质还是改朝换代式的王朝战争，这是太平天国不可能革新复兴中国并最终流于失败的根源。
（1）缺少社会变革的决心和进取精神。从创建社会建设的理想蓝图看，太平天国是有勇气进行社会变革的，但缺少完成社会变革的决心和进取精神。如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往往被传统习俗同化;禁止浮收舞弊等改良地方行政的政令也没有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旧弊起到根本遏制作用;土地制度、田赋税收制度、基层社会组织在本质上沿袭了清朝旧制，理想和实踐的差距是民心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平天国的理论与构想在实践中往往屈从于社会现实，或在社会现实面前稍遇挫折便丧失进取精神。如《天朝田亩制度》旨在建立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平均分配土地和建设平等温饱世界是其对农民阶层的重要许诺，但在实践中太平天国追求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完成改朝换代的王朝战争并构建贵族特权等级制度，因此承认现存生产关系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出台并长期实行是客观所需，具有必然性，所谓“土地革命”的计划则转变为未来可有可无、可行可不行的空头支票。农民阶层不能从太平天国获取现实经济利益，未能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支持太平天国，甚至倒戈相向，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再如，一旦太平天国在地方上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努力失败，以“打先锋”和“勒贡”为标志的贡役制统治模式会轻易复辟，所以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常见传统社会经济秩序和贡役制统治模式并行并存的局面，这也给后世留下太平天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行政风格是“重立不重建”的不良形象。
（2）忽视发展战时生产的重要性。在应对社会危机的方略中，某些太平天国地方政府有过兴修水利、保障农业之类的举措，但太平天国所做主要是鼓励和保护农业生产，以便如期足额收缴赋税。总体上看，太平军当局基本没有发展战时生产、建立新政权独立稳固经济基础的战略意识。
太平天国虽然拥有后方基地，但战略重心置于“取民”，前期主要是通过强制手段“打先锋”“勒贡献”“写大捐”，后期主要是照旧征收漕粮赋税，却囿于战守，盲目扩军，唯知索取，滥收滥征，不修政理，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狭蹙的占领区民穷粮尽，最终战局逆转。不能认识到依靠战时根据地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支持战争消耗的重要性，是旧式民众运动共同的局限。一因客观上连年战争，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发展生产具有难度;二因太平天国领导者目光短浅，所行社会战略具有盲目性。作为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农民阶层，他们的小农经济依附于现实的地主经济存在，不可能建立独立的经济基础，于是憧憬于《天朝田亩制度》中平均主义的小农幻想;太平军领导者则错误地认定“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第269页。】于是圣库制诞生，贡役制成为太平天国始终难以割舍的施政模式。
（3）上帝教在社会建设中的消极影响。利用宗教动员组织群众，是历史上旧式民众起事的普遍特点。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在运动前期，上帝教的精神凝聚力、宣传动员和组织功能得到强化，对太平天国的生存发展主要发挥积极作用。但上帝教除对太平天国政治权力结构产生消极影响外，【参见刘晨：《萧朝贵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192页。】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也充斥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特别是在占领区推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以简单而激进的宗教运动强制民众改变传统信仰和风习，企图摧毁旧有思想文化根基，却只是以新的宗教迷信取代旧的宗教迷信，缺乏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超越民众心理承受力。太平天国最终失去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也与其崇奉上帝，反孔非儒、毁灭偶像的偏激文化政策有关。太平天国忽视发展生产，在城市废除私有财产、取消私营商业和手工业，某种程度上也掺杂着上帝教的宗教因素。太平军及其领导者将生产所获财富作为“天赐”，言其理所应当享尽“天福”，上帝教强化了这类幻想，所以有人讲：“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第716页。】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从事生产，一应所需转嫁民间，逐渐失去反抗者的本色而转变为新的寄生权贵。
2.没有建立统一有力的政治权力机制
这是后期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一大缺陷，也是太平天国领导群体执政能力、执政素养不高和行政经验不足的表现。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推行，倚仗于地方执行者，由于政局涣散，各自为政，同一政略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主政将领而表现为不同的实践效果。李秀成在被俘后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十误”，其中与政治权力机制相关的有两条：“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误立政无章”。【《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97页。】缺少长期稳固的领导核心和持续健全的政策，削弱了太平天国推行社会战略的成效，如乡村建设实践的失败、军纪败坏屡禁不止、官员贪腐享乐之风泛滥、移风易俗改革受挫、预防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方略成效不著，这些均与太平天国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督、教育、奖惩、舆论宣传和政策执行机制有关。
3.“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1）自我孤立的政略。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太平天国统治方式的转向误差主要表现在自我孤立的经济政略，在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过程中，推行“着佃交粮”、“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间杂并行的田赋政策，地方社会不公和行政腐败继续蔓延，杂税体系紊乱。在乡村政治实践中，太平天国对乡官群体和农民阶层的利益诉求缺少持续关注，也是自我孤立政略的体现，特别是将维系战争进行和政权开销的经济压力强加给乡官群体，乡官再转嫁民间，削弱了统治基础，破坏了占领区基层社会的常规运作。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均服务、服从于军事，旨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地方政略，结果造成孤立“自我”的困局。
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如反孔非儒、宽进宽取、任人唯亲）、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政策（如易服式、变时令）、违背现实经济规律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城市政策（如废除私有财产、取消私营工商业、拆散家庭）、非理性的宗教说教（如毁灭偶像）等，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政略，人为制造了民众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心理鸿沟。太平天国领导人在理政思路上缺少对战略全局客观清醒的认识，对联合的会党、土匪的态度也表现得相对冷漠，自视正统，自我孤立，既不注重内修政理，积蓄自身力量，又忽视联合、招抚其他可以联合的外部反清力量，实际上陷入了自我消耗的困境。
（2）习惯于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很多民众抗争的诉求是经济型的，抗争内容主要是与田赋税收地租有关的经济问题，不具政治敌对意识，其性质与团练有着本质区别。所以战争状态中的太平天国政府，因政权认同和政治权威尚未完全形成，应对这类群体事件的实践应该稍向“抚”的方向倾斜，同时修省自身，缓和社会矛盾，以保障社会稳定和民心所向。但太平天国政府的应变实践是以“剿”为主，不注重善后，过分干涉基层社会事务，习惯性地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在应变实践中产生了“打先锋”“屠灭”“掳人”等越轨违纪行为，结果得不偿失，耗费财力、分散兵力、牵扯精力，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太平天国不能区分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不能区别对待社会变乱的参加者，一概视作政治反乱，大加剿洗。对待团练的政策和实践反而常表现为弱化政治问题，大力实行招抚政策，使占领区团练依然存在并照旧维系地方，在地方社会潜伏了严重隐患。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社会变乱，应变的原则和实践应有不同，但太平天国模糊了彼此界限。
综上所述，根据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概括归纳太平天国的历史贡献和深刻教训，太平天国既有在处理社会问题、推进社会建设方面的可赞可取之处，也留给后世诸如自我孤立、政局紊乱的沉痛教训。这一视角展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在评价太平天国功过是非问题上，不应再像过去那样执着一端，问题的本真须客观理性地立足史料和史实，绝不能泛泛而谈。
责任编辑：吴?彤
The?Strategy?Practice?of?Taiping?Heavenly?Kingdom?in?Coping
with?the?Social?Crisis?and?An?Evaluation?of?the?Taiping?Rebellion
LIU?Chen
（Department?of?History，?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Jiangnan（江南）was?the?region?where?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established?a?stable?rule?and?vigorously?implemented?various?policies.?As?the?political?entity?in?the?region，?the?government?of?Taiping?Heavenly?Kingdom?made?different?attempts?and?efforts?to?deal?with?social?crisis?and?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which?includes?10?kinds?of?measures?aiming?to?complete?the?transformation?of?ruling?idea.?However，?due?to?the?constraints?of?subjective?and?objective?conditions，?Taiping?Heavenly?Kingdom?has?not?achieved?much?in?dealing?with?the?social?crisis，?and?the?expectation?of?regulating?social?order?has?not?been?realized.?Nevertheless，?some?local?governments?made?some?achievements?in?social?construction?during?the?period?of?internal?and?external?troubles，?which?indicates?that?the?view?that?the?Taiping?paid?little?attention?to?construction?of?political?power?is?not?absolute.?The?strategy?and?practice?of?coping?with?the?social?crisis?is?also?the?embodiment?of?the?technology?and?social?strategy?of?the?ruling?class.?The?social?strategy?of?the?Taiping?shows?the?special?situa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tate?and?the?society.?We?found?that?the?political?power?of?the?Taiping?penetrated?into?the?rural?society?positively，?which?was?different?from?the?general?trend?of?the?expansion?of?gentry?power?in?this?period.?The?power?of?gentry?in?the?district?occupied?by?the?Taiping?was?restricted?and?weakened.?The?Qing?government?made?further?efforts?to?restrict?the?power?of?the?gentry?when?recovering?the?social?order?after?defeating?the?Taiping，?which?stirred?up?a?new?competition?between?the?government?and?the?local?society，?and?also?had?effects?on?the?political?situation?in?late?Qing?Dynasty.?This?perspective?also?provides?a?starting?point?for?us?to?understand?objectively?and?rationally?the?historical?status?of?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and?presents?its?complicated?historical?aspects.
Key?words：social?crisis;?Taiping?Heavenly?Kingdom;?social?strategy;?popular?revolts
收稿日期：2018-04-04
基金項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传记-类传-农民领袖”（200510120304010）
作者简介：刘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秘密社会史、太平天国史。
①?如计小敏对江南人大逃亡的研究（计小敏：《咸同之际江南人避兵江北考》，《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王晓南、廖胜对妇女被掳和自杀的研究（王晓南、廖胜：《太平天国的“掳妇”问题——兼论太平天国占领区清方妇女死难原因》，《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余新忠对江南瘟疫的研究（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康沛竹对灾荒的研究（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郑亦芳、孔飞力对团练的研究（郑亦芳：《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28编第33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1-691页;＼[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