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后湖北早期进步学生的成长道路
张继才 邱念洪
[摘? ? 要] 中國共产党建党前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先后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究其原因，除了深刻的时代背景外，武昌昙华林地区浓郁的政治气候、独特的人文环境、学校特有的革命传统都是他们成长进步的重要因素。他们踊跃投身革命实践、积极参加进步团体或组织、勇于追求真理，这都是他们成长进步的内在动力。在求学期间，他们确立或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走出学校后，除少数留学或从事工人运动外，大部分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在农村土地革命中扮演了革命思想的播火者、基层党组织的创建者的角色。他们的成长轨迹鲜明地显现出建党前后湖北地区革命及其革命者的某些规律和特点。
[关键词] 湖北建党前后;湖北早期进步学生;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昙华林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4-0023-08
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位于武昌昙华林。本文中昙华林是一个文化地理范畴，指的是武昌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这个区域内的武汉中学、中华大学、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等都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较为典型，涌现出15名早期共产党员，其中8名在大革命前后牺牲。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该校进步学生为考察对象，展示他们的成长轨迹，揭示湖北革命早期的某些特点和规律。
一、武昌昙华林浓郁的政治气候和独特的人文环境
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前身是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湖北工艺学堂。其最初位于山前（蛇山以南），1907年搬迁至山后（蛇山以北）的昙华林（今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校园内），易名湖北中等工业学堂。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民国成立后，各学校恢复开学，该校更名为湖北省立工业学校，1914年复更名为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虽然随后与其他学校进行了多次合并与更名，但由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存在的时间较长，故人们习惯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名称。
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是一所工业中学，开设金工、染织、图案、电气四科，后增设机械、染织、图案三科，学制三年。学校办学条件较好，经费较多，建有实习工厂;学校师资较优，教师多有留日背景，还有来自日本的教师。虽然学校规模不大，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该校却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果从外部原因分析，除了深刻的时代背景外，主要还有以下原因：
（一）武昌昙华林浓郁的政治气候
武昌昙华林独特的政治气候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密切的关系。1927年之前，武昌城有周长近22里的城墙环绕。蛇山呈东西走向，把武昌城分为南北两部分，时人习惯称蛇山以南地区为山前，以北为山后。山后有胭脂山、花园山、螃蟹岬3座山，其中，昙华林大片区域处在呈东西走向的花园山与螃蟹岬之间。这一独特的地形使得山后的昙华林地区较为隐秘。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就是凭借这一有利的地理环境，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这里是湖北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1] 261。辛亥革命之后，武昌昙华林地区仍然是湖北政治风云际会之处、思想潮流澎湃激荡之地、进步人士脱颖而出之所。
首先，昙华林是新文化运动的高地。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的标志是1915年9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创刊。有学者认为，与之相比，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或许要更早一些，其标志是1915年5月中华大学校刊《光华学报》的创刊[2] 84。其后，《学生周刊》《互助》《武汉星期评论》等纷纷创刊。恽代英的利群书社、董必武所在的武汉中学、中华大学的《光华学报》、华中大学的讲坛等，都是传播新文化和科学、民主的阵地，进而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而这些“阵地”都基本坐落于昙华林或其周边地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湖北占有重要的位置。面对纷纭繁杂的思想浪潮冲击，马克思主义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最终为湖北地区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时代的强烈主题，并为湖北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文化基础。
其次，昙华林是进步团体的渊薮。在新文化运动中，湖北出现了一些宣传新文化、矢志改造社会的进步社团，如互助社、端风团、觉社、仁社、辅仁社、健学会、日新社、启明化学工业社、诚社等组织。其中，最早成立、最著名的是位于昙华林中华大学的互助社。互助社成立于1917年10月，发起人是恽代英、黄负生等人。互助社成立时只有4人，到11月就达到19人。在互助社的影响下，一些进步社团建立起来，从事新文化运动。1919年，互助社成员恽代英、余家菊等人建立了利群书社，经营宣传新思潮、新文化的书刊。利群书社紧靠昙华林，以昙华林内的学生群体为主要读者。利群书社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贡献颇大。互助社和利群书社还创办《互助》杂志作为宣传阵地。在此期间，恽代英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名著。最重要的是，利群书社联络了一批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先进知识分子，它几乎包括了互助社和其他社团的成员，如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黄负生、李求实、施洋、萧楚女、刘仁静、余家菊、陈启天等。这些有志于传播新文化、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其中许多人在宣传新文化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再次，昙华林是爱国运动的舞台。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6日，恽代英、林育南在中华大学印制传单，揭开了湖北五四运动的序幕。5月9日，武汉各大中学校聚集在中华大学，商讨联合行动事宜，并以武昌学生团的名义开展活动，其后，武昌学生团改名为武汉学生联合会。熊熊的五四烈火在武昌昙华林点燃。一批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后来逐步成长为早期共产党人。
最后，昙华林是中国共产党党团组织的摇篮。湖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在昙华林有过较长时间的革命活动，如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郑位三、施洋、黄负生、陈荫林等。而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有5位曾在这里开始或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或从事湖北（武汉）党团组织建立，他们是董必武、陈潭秋、刘仁静、李汉俊、包惠僧。1920年，董必武等人在此地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校，很快就成为湖北党组织的活动基地。同年8月，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在武昌府院街建立，在最初的7名党员中，董必武、陈谭秋、郑凯卿、张国恩等4人在昙华林工作。同年11月，董必武等人在武汉中学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出席成立大会的18中，有11人是学生。董必武等人以武汉中学为据点，在学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展党团组织发展工作，并指导学生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对青年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二）昙华林独特的人文环境
所謂人文环境，指的是武昌昙华林学校林立、学子云集。昙华林地区环境幽雅，适合办学。晚清时期，此地就形成了以学校、教会为主的基本格局，按照办学主体划分，有教会学校、官办新式学校、私立学校三种类型，数量在15所以上。在面积仅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云集这么多学校，实属罕见。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这里的学校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相当可观，以教育、宗教为主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凸显出该地区的教育规模和实力。其中主要有中华大学、文华大学（华中大学）、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武汉中学、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湖北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女子小学、群化中学等。知识分子富于理想，眼光敏锐，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命运，容易产生或接受革命思想。
（三）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特有的革命传统
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昙华林较为“前卫”，它的前身——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当时有一批进步师生参加革命组织，如曾在该校任教的范鸿泰、时象晋、李四光、饶校文、孙耀卿等都是革命党人，范鸿泰、时象晋还是最早的革命者，参加过著名的花园山聚会。有20多名学生参加了革命组织，辛亥革命著名的十八星旗就是该校学生、革命党人赵师梅、赵学诗、陈磊绘制，上述3人和陈宏诰都是武昌革命组织的核心人物，赵师梅还是学校革命基层组织负责人，这是当时为数很少的建立革命基层组织的学校之一。在湖北军政府建立及阳夏之战中，该校师生发挥了很大作用[3][4]。辛亥革命以后，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该校学生踊跃参加反袁斗争，继而遭到迫害。在随后的五四运动等爱国活动中，该校师生都有积极的表现。
二、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熔炉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至少有15名学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相关情形见表1。
除董锄平外，表中14人均在1916—1925年入学，即在校期间正处于新文化运动至建党前后，他们都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董锄平已离开该校，在湖北法政专门学校学习。除田竺僧在大革命失败后因病而脱党外，其余13人的政治面貌一直都是中共党员。其中，许白昊等8人在大革命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徐会之则牺牲于1951年。
青年学生成长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时代背景等客观因素是其成长的外在原因，而主观动因则是他们成长的内在驱力。考察这15位在学校求学期间的政治表现，可以梳理出较为显著的共同性特征。
（一）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和进步的政治斗争实践
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和进步的政治斗争实践是进步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武汉是较早响应北京开展五四运动的城市，恽代英是湖北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者、领导人之一。在五四运动中，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据史料记载，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是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学校之一。1919年5月10日，武汉15所学校集会于中华大学，在群情激昂中，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萧世杰咬破中指，血书“提倡国货”，获得全场共鸣，萧世杰同学随后疾呼“切勿五分钟”（意即斗争坚持到底），又将集会气氛引向高潮;5月12日，武汉学生建立爱国团体——武汉学生团，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是15个发起学校之一;5月17日，武汉学生团改名为武汉学生联合会，由26所学校构成，该校也是成员之一;在5月18日组织的全市学校3000人大游行中，该校有100多人参加;6月1日，武汉学生总罢课遭到湖北当局镇压，酿成著名的“六一惨案”，其中伤者就有该校学生;该校组织的国货营业部以提倡国货而闻名一时，各大媒体都有报道;在武汉派赴北京请愿的两名代表中，其中一名来自该校。在表1的15名进步学生中，1919年前（含1919年）入校的都以在校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五四运动。其中，1919年刚入校的杨白就参加了游行示威。1917年入校的许白昊则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由于董锄平先前已被学校开除，改名后进入湖北法政专门学校，在所在学校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
1925年，因“五七国耻”纪念活动引发的全市范围的反日运动，则是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引爆的。“五七国耻”纪念日前几日，该校学生杨春波在学校印制宣传单，不料被日籍教师北冈善治发现。北冈善治竟然损毁用来印制传单的石板，破坏中国学生的爱国活动，其行径激起了全校爱国师生的愤怒，有学生将他的衣被和行李从其住宅扔出。由于害怕爱国学生，北冈善治躲进日本租界。进步学生帅云山（帅汉章）、聂洪钧将此事报告给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省学联决定组织罢课和游行，声讨日籍教师劣行，伸张爱国正义。此时的省学联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各学校进行了罢课，省学联组织游行，向湖北省教育厅请愿，要求解聘日籍教师北冈善治。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湖北省教育厅终于同意了学生的请愿。在这次活动中，各学校罢课5天，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罢课长达9天，表现尤为出色。这些爱国活动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学生也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据亲自参加游行的陆鸣秋回忆，该校帅云山、聂洪钧、汪士国、吴干臣、陈锡之等同学在这次斗争中初露峥嵘[5] 134。除陈锡之生平不可考外，汪士国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其余几人后来也成长为中共党员。
（二）积极参加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
参加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同样是进步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在前述1925年的反日爱国运动中，中共领导的湖北省学联起到了主导作用，帅云山、聂洪钧、汪士国、吴干臣等同学就加入其中。湖北省学联是通过各校学生会来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会是中共党组织与进步学生联系的纽带。在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会的领导者就是帅云山等人。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此背景下，共产党人有义务在基层帮助建立国民党的组织。据爱国民主人士杨春波回忆：“学校先后成立了地下国民党区分部，由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帅云山（湖北天门人）、聂洪钧（湖北咸宁人，解放初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掌握国民党区分部的领导权，还成立了学生会，我参加了国民党和学生会两种组织，开始从事民主政治活动。”[6] 136
聂洪钧在校期间就为寻找进步团体和党组织而苦恼：“1924年，从《学生杂志》上，看到杨贤江对学生所提问题均作答复。于是我也写了一信去问他：共产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哪一个好，并希望他能为我介绍加入……（但他）声明无法为我介绍加入。”[7] 4后来，聂洪钧写信给恽代英，希望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恽代英并不在武昌，按规定不能作为介绍人，只能由在武昌的党员作介绍人。1924年底，他看到张学武在散发传单，估计张学武是共产党人，便请张学武介绍，这样才与武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柯松涛是湖北阳新人，他和一些积极追求进步的同乡组织“阳新学友同乡会”，“在武昌买了一间房子为会馆。每逢节假日，会聚一堂，探讨共进的理想”[8] 28。这些学生有来自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柯松涛、冯英堂，湖北法政专门学校的何时英，中华大学的柯少轩，湖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的罗伟等。后来，这些人都成长为共产党员。
吴干臣于1923年进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参加了旅省同学会。该会是由在省城读书的汉阳县籍尹成章、龚崇香等同学建立的。尹成章此时已经是中共党员，也是武汉学联的成员。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武汉学联组织了声援活动，吴干臣在尹成章影响下，参加了游行示威。“此番斗争的实践，使他看清了统治者的凶残面目，同时也体验到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开始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9] 74-75。
（三）积极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追求真理是进步学生成长的关键环节，而获取知识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不远处的横街有许多书店，出售《新青年》《向导周报》等刊物。同学中有不少人阅读了这些进步书刊，思想和观念受到影响。据1924年进入该校附中的陈珣同学观察，学生们“一聚会都是谈革命，谈国内外大势。有些同学床头上摆着《政治周刊》《中国青年》《向导周报》《醒狮》《武汉评论》”[10] 13。不久他发现，不同思想倾向的同学，对书刊是有所选择的，比如，读《醒狮》的是国家主义派，看《政治周刊》的倾向于国民党，信仰共产主义的看《新青年》《向导周报》。也就是说，这些书刊宣传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薰犹同器，需要比较鉴别。郑位三在校期间常去位于横街的利群书社读书，他借阅的《共产党宣言》就是郑南宣亲手交给他的。郑南宣是进步青年，协助恽代英办理利群书社。郑位三读后“连连赞叹受益非浅”。经过共产党人萧楚女的指导，郑位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回忆说：“《共产党宣言》那是我第一次读到的革命理论书，可以说我的革命生涯正是从那里起步！”[11] 19-20他即從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求学时开始成长起来。
吴干臣的成长经历颇有代表性。他生于殷实的儒医之家，父亲在当地行医，且擅长旧体诗，颇有声名。少年时代，吴干臣目睹土豪劣绅的巧取豪夺，痛恨腐败的社会制度。1917年，他随父北上北平，在风云激荡的新思潮中，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立志做中国的欧文，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1923年，他返回湖北，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迈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之外，吴干臣还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在寻求改造中国的方案的过程中，他与尹成章同学交往、讨论比较多，常常因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共产党员尹成章对吴干臣循循善诱，指导他参加爱国运动和政治活动。吴干臣在实践中感受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看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从而对性善说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唤起人性之善念而放弃压迫剥削的思想产生了动摇。加之尹成章反复对他进行宣传教育……”[9]，他终于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
三、革命思想的播火者、革命组织的创建者
在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成长进步的学生都先后加入党组织，有的是在校期间入党的，如吴干臣、杨白等，大部分是毕业进入社会后入党。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基本是在该校期间形成或初步形成的（董锄平除外）。毕业后，前文表1中15名党员的去向是：
1. 出国留学。出国留学者仅有张亚巨。张亚巨于1922年毕业，1923年3月，赴德国普鲁士高等工业学校留学。是年，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建立，朱德是负责人之一。张亚巨与朱德过从甚密，在朱德的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被党组织安排在国民革命军工作。1927年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
2. 从事工人运动。从事工人运动的有董锄平、许白昊等。1921年8月，中共建立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董锄平是骨干成员。该机构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董锄平负责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后来，他参与建立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上海劳动总工会等工会组织，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罢工，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许白昊在1919年被学校开除后，辗转于江、浙、沪一带，在工厂做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李启汉就介绍他加入。他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领导的6次罢工。参加了党的二大、五大，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还参加了全国第一至第四次劳动大会。在湖北，他参与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夫、英美烟厂、英国电厂、火柴厂工人等罢工，曾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秘书兼中共汉阳组组长，中共湖北区委执行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也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
3. 从事农民运动。除上述董锄平、许少昊等人外，其余大部分学生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著名学者金冲及曾从大革命时期全局视野考察黄麻起义。他认为：黄麻起义最初并未纳入当时中共湖北省委的视线范围，因为湖北省委在部署秋收起义时，将起义重点定在鄂北、鄂南;鄂北起义寄希望于受我党控制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的参与，但正规部队却没有发挥作用;鄂南起义则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很快就失败了。而黄麻起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参加者基本都是农民，这是当时黄麻起义最初不被重视的重要原因。但是，黄麻起义不仅成功了，而且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金冲及认为客观上是大别山地区敌人力量相对薄弱。主观原因，“一是民众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历史上鄂东地区重视教育的民风较为浓厚——编者注），在接受和传播革命思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二是由于边界的复杂环境和民间习武的传统，农民有组织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次数比较多，并且取得过多次胜利，战士作战较有经验，也有信心”[12] 20。民众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只是为接受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去宣传鼓动和灌输，民众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革命思想，至少不是大批的民众参加革命。所以，金冲及引用了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郑位三的回忆资料，强调了革命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郑位三说：“回忆起大革命时期的黄安，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农民革命斗争猛烈，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多。”“最初传播革命思想的，是一批从武汉读书回乡的党员，他们多是董必武、陈潭秋、萧楚女介绍入党的。”“在初期，知识分子对于向工农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随着农民斗争的烈火，又迅速锻炼和改造了这批知识分子。”[13] 395
的确，在省城求学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中扮演了革命思想的播火者、基层党组织创建者的角色。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进步学生也是如此。聂洪钧回到家乡湖北咸宁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据中共咸宁市组织史资料记载;“一九二六年七月，省农协特派员聂洪钧来咸宁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展了刘秉彝、雷子林、雷福清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我县第一个特别支部委员会。”所以，聂洪钧被称为咸宁党组织的创建者;柯松涛求学期间，就利用寒暑假，在湖北阳新传播革命思想。他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8月，中共阳新县委成立，这是阳新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县级组织，柯松涛任宣传部长;1926年吴干臣毕业后，被派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次年在湖北汉阳合贤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隶属中共汉阳县委，他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汉阳最早的党支部之一[14] 7，并于1930年担任县委宣传部长;1926年，杨白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湖北崇阳，从事农民运动，在大沙坪、石城、桂口、虎爪一带建立基层党组织，后以省委交通员身份参与了鄂南秋收起义。湖北地区大革命早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是湖北革命屡蹶屡起、革命之火永不熄灭的根本原因，其中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可或缺。
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从上层到中下层、从纸面到落地的过程中，县市级早期骨干党员的发展、活动和作用是关键性的环节。这种从外出求学的学生到成为党组织成员，以及接受训练后受命前往各地创建组织、发动群众的历程，显现出早期共产革命在中下层的诸多面相”[15] 27。诸如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等进步学生成长的轨迹可以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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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邹立鸣]
The Growth Path of Early Progressive Students in Hubei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 Take Hubei Provincial Class A Industrial School as an example
ZHANG Jicai， QIU Nianhong
Abstract：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group of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in the Hubei Provincial Grade A Industrial School took the revolutionary road. The reason i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profound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unique political climate， uniqu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d uniqu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school in Tanhualin area of Wuchang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ir growth and progress. The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rogressive groups or organizations，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pursue the truth. These a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for their growth and progress. During their studies， they established or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ir communist beliefs. After leaving school，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studying abroad or working in the labor movement， most of them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s to engage in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played the role of the flame spreader of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the founder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rural agrarian revolution. Their growth trajectory clearly shows certain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volution in Hubei and its revolutiona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Keywords： Hubei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Hubei early progressive students; Hubei Provincial Grade A Industrial School; Tan Hua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