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闻业演进的技术动因
张雅婕 刘洋
【内容提要】印刷机作为推动中国近代新闻业发展的重要技术动因，在过往研究中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通过梳理1840年-1949年期间中国近代新闻业对印刷机技术的采纳过程，大致将新闻业的发展划分成开端、扩散、停滞三个阶段。研究发现，通过对演进中的印刷机技术的采纳，新闻业提升了印报的速度、内容和质量;报馆的截稿时间得以推迟，并逐渐形成值夜班的职业作息;上海一度成为中国印刷业、出版业起步和发展的中心。不过，印刷机技术演进也带来报业垄断等弊端。
【关键词】新闻业 ?印刷机 ?技术动因
一、引言
劳動生产力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①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近代新闻业也由此不断演进。自1833年马礼逊开始使用中文活字印刷技术出版《杂闻篇》，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稳步发展。此后，这一发展进程一度为战争——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所阻断，直到新中国成立，情况才有所改变。②
尽管当前国内新闻史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传播技术和新闻业的互动关系，如造纸术等物质技术，对报业外在形态和内在生产观念的影响;③报业发展对传播技术的推动（如印刷技术等）;④但少有研究聚焦印刷机这一物质技术，探究其如何影响近代新闻业发展。而西方学者诸如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等对印刷术的研究，又多集中在其对书籍出版行业以及社会变革的影响等，且在时间维度上较少关注到近代中国。⑤
故本文尝试通过考察1840-1949年期间中国新闻业对印刷机技术的采纳过程，探究中国近代新闻业演进的技术动因，进一步揭示印刷机技术在驱动新闻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中国近代新闻业对印刷机技术的采纳
近代机械印刷技术诞生于西方。1440年左右，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一种新的金属字模制造技术，使印刷效率大大提高。1833年，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以购自英国的平版印刷机，结合中文活字印刷术出版了《杂闻篇》，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活字排印的刊物诞生。⑥从1833年《杂闻篇》出版，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根据印刷机技术在近代新闻业中的嵌入程度，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端：开始使用较为初级的印刷机阶段（1833-1911年）
早期印刷技术的提升，大体是在书籍印刷领域（当时报刊和书籍印刷技术通用）。进入20世纪，报业发展越来越快，报馆便更多地采用适合自身的印报机。⑦在使用机械动力的印刷机前，中国新闻业先后使用了人力、畜力等动力。
1833年在澳门出版的中国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杂闻篇》，采用铅活字和平版印刷机;1872年《申报》创办时使用的是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以出报几百张。除使用人力外，上海的墨海书馆内，还曾用牛代替人力来印刷，王韬回忆1847年至上海墨海书馆参观时的情景，看到“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拘役玻黎做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⑧
中国报业印刷机开始使用机械力量，始于1879年英文版《文汇报》。彼时，英文《文汇报》第一次使用煤气引擎轮转机印刷报纸。1890年《申报》亦开始采用此种印刷机，“使《申报》在印刷人工方面节约了13个人，以前的报纸需要用18个小时来印刷，而现在报纸需要5到6个小时就可以印刷好”。⑨及至1898年间，日本人仿制的欧式轮转机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又多为国人采用。1900年电力取代了蒸汽，提供了新的更易于实现的能量动力。1906年国人又开始使用英国的华府台单滚筒机（大英机），使用电气马达，每小时可出1000张。
（二）扩散：广泛采用现代印刷机阶段（1912-1937年）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印刷机技术有了较大进步，采用轮转印刷机的报馆越来越多，中国近代新闻业也迎来了商业报纸发展的黄金时代，诞生了一批成熟的、规模较大的商业报纸，其发行量达到旧中国新闻史上的最高值，还出现了几个著名的报业集团和报业托拉斯的雏形机构。⑩
以《新闻报》为例，1914年7月15日，上海《新闻报》率先进口了两层轮转印报机，结束了平版印报的历史，每小时可以印报7000多份。1916年该报日销量已达3万多份。为提早出报，该报还新购进波特式（Porter）三层轮转机1架、四层高斯式（Goss）轮转机2架，1921年《新闻报》销数达到5万份，一跃成为上海销数最大的“柜台报”。111922年，《新闻报》继续购进2架先进的高速轮转印报机及其配套设备。1928年以后，采用轮转机的报社越来越多，如《中央日报》《武汉日报》《东南日报》等，或是在创刊即采用轮转机，或是在中途换成轮转机，新闻业步入了现代印刷时代。
（三）停滞：印刷机技术更新停滞阶段（1938-1949年）
抗战爆发后，大型印刷设备因转移不便，或落入日伪手中，或遭破坏。而少数掌握在中国报人手中的印刷设备，或较为落后陈旧，或经重新改装后使用。这一时期，采纳更为先进的印刷机技术在中国处于停滞状态。经年的战争使中国新闻业遭到重创，各大报纸或辗转撤退，或休刊停止出版。
在抗战后方，上海的《时事报》《新民报》、南京的《南京晚报》《中央日报》、天津的《大公报》、武汉的《新华日报》《大江报》《扫荡报》等知名大报为躲避战乱先后迁至重庆。但重庆的新闻业依旧困难重重，不仅没有条件购置更为先进的印刷设备，原有的印刷设备也免不了要遭日军破坏。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中，不少报社的机器、设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国民公报社厂房、办公室被炸毁，大公报社排字车间被掀翻，西南日报社被夷为平地，12以至重庆报界一致决定在5月5日停刊，抢救伤员和各类印刷器材。
在国统区，中共于1938年出版的《新华日报》，印刷条件也很差，除在创刊初期买下一架四开的平版印刷机，仅添置了两三部对开机器，“制版是打版机，印刷是平版机，一次印两个版，一张四版的报纸要分两次才印完。”13同在国统区发行的湖南《抗战日报》，由于日军进攻，在长沙停刊后，又在湖南怀化沅陵县复刊，复刊时报社设在一栋两层的木板楼内，“用的是手摇平板机印报。”141943年创刊的《战斗报》是三北游击队（后改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的机关报，创刊初期是油印小报，每周出版一期，出版仅3个月，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开始后，也在转移中因油印器材丢失而停刊。15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解放戰争打响，在战火不断的情形下，印刷设备的革新已无法如抗战前一般。
三、印刷机技术的采纳对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影响
从1833年到1949年，报馆印刷从依靠人力、畜力到依靠机械动力，再到因战争损毁回到人力。西方印刷机技术在中国先后经历了起步、繁荣再到低迷的过程，与之相伴的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起起伏伏。本文认为，作为新闻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动因，印刷机技术的采纳对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产生以下几点影响：
（一）提质增效：提升印报速度、内容和质量
从最初依靠手摇印刷机，每小时印刷几百份报纸，到后来依靠机械动力，每小时印1000份、8000份、3万份、4.8万份，到两小时印10万份报纸，印刷机的革新在使报馆节省人力之余，也大大提升了印报的速度，直接促进报纸发行量的提升。1916年《新闻报》的日销量便可达3万多份，一度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更快的印刷速度的影响下，1920-1937年期间，甚至一度出现了“民国厚报”时代。其间，上海的两大报纸《申报》和《新闻报》展开“厚报大战”，在报纸上开办增刊专刊附刊，纸张厚度分别从1917年的4至4.5大张，逐步发展到1931年最多时候的10至12大张，同时期的不少报纸也被卷入到这场厚报竞争之中，逐步提升报纸容量。16
此外，印刷机上不仅装有精确的计数器，而且可以连续对规格不同的纸张进行双面印刷，再经切纸、折叠成完整的报纸，报业至此正式进入到现代印刷时代。在内容方面，印刷机除了能黑白印刷外，还可以实现套印颜色，提高了新闻报纸的质量。新闻报纸提升速度、提高质量、扩充内容，不仅带给普通受众低廉快捷的新闻产品，也培养了受众对信息载体的需求和使用习惯，进而从需求端倒逼新闻生产端进行进一步的技术革新。17
（二）推迟截稿时间，值夜班的职业作息开始兴起
在印刷速度较慢时，为了按时完成印报，当天较晚时分采集回来的新闻便无法出现在当天的报纸上，新闻时效性倍受影响。而各类先进的印刷机技术出现后，印刷速度加快，截稿时间也随之推迟。以《申报》为例，在1928年使用直线式轮转机时，“上午二时以前所得之消息，均可见之于当日报纸。”而在1934年购置同式印机后，“上午四时以前所得之消息，亦可从容披露于六时前出版之报纸。”18截稿时间从凌晨二点延迟至四点，记者获得了更长的新闻采集时间，报纸上也就有机会出现更及时的新闻报道，而从最后发稿到报纸全部印成，只不过两小时光景。一部好的印刷机让截稿时间推迟，让出报时间提早，这对于想在激烈竞争中取胜的报馆而言，至关重要。
截稿时间推迟后，报馆作息时间也随之改变，于是值夜班的职业作息开始出现。清末时，报馆自下午到傍晚即是截稿、编排和定稿时间，“每日办报时间，自午后起至上灯时，报务已一律告竣。同时相率星散，各寻其娱乐之方。”19但自从轮转机开始投入使用，值夜班成为平常。《新闻报》采访科实行的就是白天和夜班两班轮值，“白班记者负责采写新闻的时间以子夜12点为止，从子夜12点起至翌日晨报纸出版时止，在这六七个小时中，如有事发生，其消息概由值夜班的记者负责。”20
印刷机技术的发展，不仅为记者争取到了更多的写作、发稿时间，提升了新闻时效性，也改变了报馆的作息时间，值夜班的职业作息开始出现在中国新闻业，并一直持续至今。
（三）上海一度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中心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将上海作为其侵华重心，上海同时也发展成我国的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同其他先进的技术、观念一样，西方印刷机技术的扩散也大多从上海开始，再由上海传入内地其他地区。据芮哲非统计，“在1700—1931年间，有19种西方印刷方式传入中国;上海在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在19种传入中国的西方凸版、平板和凹版印刷术中，有13种首先出现在上海，7种由商务印书馆首次使用。有记录的21种印刷机械（平转、滚筒、轮转印刷机和石印机），有15种最先在上海投入使用，6种由商务印书馆首次使用。到1895年，中国11家新教教会印刷厂雇佣了不超过250名的中国印刷工人，其中有126人集中在上海。”21上海的印刷技术走在全国最前列，许多近代报刊也诞生在上海。1935年，上海新闻界还举办了为期7天的世界报纸展览会，其中在最大的第六展厅机器设备区，陈列出各类印刷机20余台，通过展示其“形式和效用”，推动了国人对报业的了解。22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中国的“谷腾堡革命”中，印刷机的发展，使上海这座城市扮演着重要作用。
但日本侵华战争彻底摧毁了上海在印刷业和出版业的中心地位。据当时教育部派往上海视察各学校及文化事业机关的陈津藻、戴应观给教育部的书面报告，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除一小小疗养室外，全部已成焦土，断垣残壁，瓦砾成邱”……世界书局的“全部印刷财产被日敌没收”。23而1942年12月后，日军更是直接接管了上海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新闻报》，直接预示着上海民营报纸的衰落。
四、结语
自1833年马礼逊出版《杂闻篇》以来，西方的印刷机技术逐渐在中国“扩散”。这一技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短暂辉煌之后，日本侵华战争、解放战争又阻断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其间，中国近代新闻业也随着印刷机技术的更替而不断演进。印刷机技术的使用，直接提升了报馆印报的速度、内容和质量，推迟了截稿时间，报馆编辑自此之后开始有了值夜班的职业作息，还推动上海一度成为中国印刷业和出版业起步和发展的中心，尽管其中心地位随后被战争摧毁。
另一方面，印刷设备的更新，似乎并未推动近代新闻业形成良性循环。发行量高的报刊收入亦高，可以有资金购置新的印刷机设备;而发行量低的报刊则被排除在外。那些有能力购置新印刷设备的报刊，能够在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而那些由于技术限制，印刷数量少，发行量低的报刊，则无法获得更多收益，只能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也直接影响了报刊内容的多样化发展，使报刊出现内容同质化倾向，导致越来越多的报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形成了报业托拉斯——垄断报团。
如媒介技术决定论所指出的，人类总是被悬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其观念和行为受制于媒介化环境的限定，因媒介技术的变革而重构。在人们更多谈论“万物皆媒”，视媒介为所有传递和流通手段的集合之时，一张餐桌、一间剧场、一个阅览室都可以成为散播的场地和关键因素。研究昔日的媒介技术——印刷机，不仅可以管窥中国近代新闻业演进的技术动因的历史细节，更可以在当前的背景下，为人们理解已经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数字技术（如互联网技术、5G技术、VR/AR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提供镜鉴。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64.
②庞多益.新中国书刊印刷工业的发展历程[J].出版工作，1989（08）：33-47.
③齐辉等人在《“无米为炊”——中国近代报业的纸荒困厄与报界应对》中关注到近代报业纸荒对新闻界的影响及新闻业的应对，王润泽等人在《技术与观念的以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业务发展》关注到通讯、印刷术、邮政等传播技术发展对新闻观念的影响。
④曾培伦在《近代商业报纸何以成为“技术新知”》中以申、新两报为例，认为西式商业报纸推动了中国近代活字印刷技术的革命。
⑤关于中国印刷技术的研究，西方学者的主要成果有米盖拉著《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芮哲非著《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著《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包筠雅（Cynthia Brokaw）、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著《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⑥林玉凤.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杂闻篇》考[J].国际新闻界，2006（11）：72-76.
⑦王润泽.中国新闻媒介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⑧王韬.漫游随录[M].长沙：岳麓书社，l985.
⑨21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⑩张立勤.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232.
11张立勤.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营报业的自主发行模式及其经营策略——以《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J].国际新闻界，2013，35（04）：129-139.
12唐伯友，扶小兰.抗战时期党的大后方新闻媒体统战工作研究[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06）：69-74.
13钱枫，张家厚，魏承史.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纪略[J].新闻研究资料，1979（01）：25-30.
14储永坤.《抗战日报》的创刊与停刊[J].军事记者，2004（08）：62-63.
15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宁波新闻出版談往录[C].宁波：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93.
16吴翔.《申报》的厚度及民国厚报时代——1917～1937年《申报》《新闻报》同城竞争再审视[J].青年记者，2014（13）：83-87.
1718曾培伦.近代商业报纸何以成为“技术新知”？——以中国活字印刷革命中的《申报》《新闻报》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12）：88-101+128.
19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M].上海：申报馆，1923.
20路鹏程.中国近代公雇访员与专职记者的新陈代谢以1920—1930年代上海新闻业为中心的讨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08）：30-45+126-127.
22齐辉.民国报业展览会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成长——以上海世界报纸展览会为中心讨论[J].国际新闻界，2010，32（10）：123-128.
23王春南.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J].抗日战争研究，1993（01）：157-171.
作者简介：张雅婕，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王洪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