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生产力标准的提出
所谓历史评价，即是对历史现象的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和历史人物行为的是非所做的分析和评判。历史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项核心任务，同时它也是历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历史评价的对象、主旨和意义等，我国史学界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很多认识。如有学者认为，历史评价“是要在一定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以往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历史事实表示肯定或否定、赞扬或批评的态度，正确认识人类复杂、丰富、生动的历史进程，并决定如何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为解决现实问题、治理国家与增长智慧所取资”。还有学者认为，历史评价是“人类把握客观历史对自身意义与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活动”。
其实，无论怎样理解并定义，都必须坦承，历史评价是一种带有主观性、个体性和时代性的历史认识活动，它涉及如何理解历史事实的作用问题。一般认为，对于歷史事实，不同的主体会依据不同的尺度去评价其意义;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事实的意义，从而形成自己的历史判断。这样，历史事实的意义总是会不断地被重新评价，这也是古老的历史学永葆青春活力、不断推陈出新的力量源泉。
以此观之，作为21世纪新史学而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变迁的环境史，不仅凸显了其研究者看待和考察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旨趣，而且也昭示着他们意图转换视角进行历史评价的某种倾向。对于这一点，我曾将其概括为“以自然为镜”，并撰文解释了何谓“以自然为镜”，也分析和总结了何能“以自然为镜”。
一、从“以自然为镜”到生态生产力标准
所谓“以自然为镜”，就是“以自然的变化来检视人类文化创造的得失利弊，臧否历史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乃至具体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影响”。这么做的合理性归根结底是由催生环境史的“生态危机”所决定的。“世人所谓的生态危机，其实指的是人类居住的环境也即人类的家园不适于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危及了支撑人类生存的有机生命和无机世界，而这种情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史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和研究生态危机或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以探寻和理解自然变迁的人类维度。这样，他们以自然为镜，具体研究和深入分析历史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波及自身，不啻是做一种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因而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合理性”。
现在看来，“以自然为镜”的提法以及对其内涵的厘定，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或者说不够科学;尤其是拙文并未深入、清晰地论述环境史学者在研究中如何以自然为镜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专门讨论。当然，之前我曾在《环境史探索》丛书“总序”第三部分谈及，环境史对人类活动及其结果和意义的重新考量，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评价标准的诞生，并将它概括为生态生产力标准，也注明了这一概括所受到的启发来自何处。其中说道：生态生产力标准是笔者在品味美国环境史学者亚当·罗姆的《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以下简称《推土机》）
一书阐述的“湿地生产力”思想，并参考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于2001年6月宣布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缩写为MA）工作及其部分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不过，由于当时我对生态生产力标准的理解和界定还很初浅，因此在文中只是简单地解释了什么是生态生产力，而没有专门阐释环境史学者如何运用生态生产力标准来评价历史，甚至没有讲清楚何谓生态生产力标准。
经过这些年的反复思考以及对相关文献的进一步研读，我在此明确提出，生态生产力标准，是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所在。这是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出发，立足于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而论的，并有大量的环境史实证研究成果为证据支撑。
上文提及，环境史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变迁，这是它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史学界开创之初即已体现的;迄今，环境史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初衷更加明确。在对大量环境史著述的研读和理解的基础上，我将环境史界定为：“是一门以特定时空下的人类生态系统为基本范畴，研究系统内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发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和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统摄性和跨学界特征的新学科。”
梅雪芹：《环境史——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光明日报》，2016年8月27日，第11版。这一定义特别明确了环境史的基本范畴或单位，即特定时空下的人类生态系统，这又称为社会生态系统。环境史研究所进行的历史评价工作，不啻是对这一系统状态变化的评估，而这一工作的开展，是需要运用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和思维工具，即生态学和生态分析方法。为此，我在重新阅读一些生态学经典作品的同时，更深入地考量之前已参照过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及其贡献，结合它来思忖在环境史研究中如何科学地开展历史评价，即评估人类生态系统变化的问题。
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启示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由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其他组织资助、发起的一项为期四年的国际合作项目，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全球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的多尺度、综合性的评估项目。该项目正式启动于2001年6月，有来自世界95个国家的1360位知名学者参与其中。这项工作的开展，“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生态学的发展和改善生态系统管理工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它是生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
参见张永民译，赵士洞审校：《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译者序》，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毫无疑问，这项工作及其成果是我们从事环境史研究时应当倍加重视的。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这项工作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评价，它不仅有明确的评估内容和目标，而且提供了评估尺度和方法，包括概念框架。这样，该工作的实施及其成果从理论到方法上为我们在环境史研究中如何开展历史评价点明了方向。其中，“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概念与内涵尤其值得关注，这是我进一步思考何谓生态生产力标准的科学依据之所在。
对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是这样界定的：“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生态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多种不同的收益，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产品，比如食物、燃料、纤维、洁净水和生物遗传资源等。调节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作用当中获得的收益，例如维护空气质量、调节气候、控制侵蚀、调控人类疾病和净化水源等。文化服务是指通过丰富精神生活、发展认知、大脑思考、消遣娱乐和美学欣赏等方式，而使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非物质收益。支持服务是指生产其他所有的生态系统服务所不可或缺的服务，例如初级生产、制造氧气和形成土壤等。”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还使用了10类系统，来汇集其全球尺度的评估结果，它们包括海洋、海滨、内陆水域、森林、旱区、岛屿、山地、极地、垦殖和城镇等，每类系统内都包含或细分出了许多生态系统。
由此可见，所谓“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收益”。这些收益被描述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等服务，其中每一项服务的具体内容都得到了阐释。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形势是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日益严重衰退，这就是生态系统的退化问题，是由于直接和间接的多种驱动力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变化以及因个人选择而引起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过度需求等。生态系统退化不仅对人类而且对其他物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人类制订的生态系统管理目标和为此而采取的行动，不仅要考虑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还要考虑人类赋予其他物种与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
这样，依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及其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生态生产力标准界定为：以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受损还是增益，来衡量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及其影响的做法。
鉴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目标是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的长期生产力的条件下，为采取必需的行动以提高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奠定科学基础”，它“把人类福祉作为评估的焦点，同时认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还具有内在价值，并且人们是根据对福祉和内在价值的考虑来制定关于生态系统的决策的”，
受此启发，环境史研究在运用生态生产力标准对特定时空下的人类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和影响加以评估时，除了需要顾及人类的需求外，还需要顾及其他众多生命存在的需求。那些“四条腿的，长翅膀的，六条腿的，生根的，开花的，等等”，拥有和人类一样多的生存于某个地方的权利。这既符合科学的认知，也体现了环境史学的生命关怀。
三、环境史学者对生态生产力标准的运用
明确了上述标准之后，再回到环境史著述之中仔细品味，不禁发现，环境史学者在研究中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生态生产力标准来评价历史，这在浩如烟海的环境史实证研究成果中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对此，我曾以《推土机》为例做过分析。鉴于《推土机》一书的具体内容及其转换视角重新评价历史的情形，我在《环境史探索》丛书“总序”中做过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说明。在此，拟聚焦于该书论及的湿地及其生产力问题进一步探究。
从《推土机》的相关考察和论述来看，历史上美国人对湿地及其作用的认知有一个逐步深入与变化的过程，书中梳理了相关史实，这使我们了解到，一直以来在美国人心目中沼泽就是废地——这是湿地的最古老的形象;户外活动爱好者中很少有人认为洼地、沼泽和池塘拥有惊人的绚丽景色。甚至在1932年，一位杰出的资源保护者仍然贬斥佛罗里达的埃弗格莱兹大沼泽（Everglades），认为它是一个“没有什么使人感到特别着迷，而且绝对谈不上风景如画和景色秀丽”的地方。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新的审美观念的兴起、生态学家有关思想的影响，美国社会才普遍忧虑人类的各种活动对湿地的破坏，并充分认识到湿地的价值。1957年，生态学家保罗·埃林顿（Paul Errington）在一部题为《人与沼泽》的书中认为，沼泽的价值不仅仅是作为野鸭和麝鼠的栖息地，美国人应该认识到沼泽本身是多么有趣，多么美丽;1965年，美国资源保护主义者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在阐述湿地问题时，特别讲述了从马萨诸塞到加利福尼亚人们奋力挽救池塘、洼地和沼泽的故事。美国的湿地捍卫者们反复描述过湿地生态系统的异常丰饶性，不仅懂得“保护我国湿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丰饶的生物生产力”，而且专门探讨过湿地生产力问题。
正是因为像这类美国人在内的很多人的不懈努力，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并不断加强对全球湿地及其资源的保护。其中相关的重要史实是，1971年2月2日来自18个国家的代表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署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又称《拉姆萨尔公约》）。到1996年10月，公约第19届常委会决定，将每年2月2日定为“世界湿地日”，以正式纪念公约的诞辰。该公约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自然保护公约，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有“地球之肾”“淡水之源”和“天然物种库”之称，是迁徙水鸟的优良停歇地，也是淡水安全的生态保障地。因为湿地如此重要，所以保护湿地十分重要。
其实，像《推土机》一书一样，以生态系统的安危来看待历史上人类活动及其文明成就的得失利弊，由此体现生态生产力标准的运用，是当代许多优秀环境史作品的共同特点。在此我们可以再举一例，用以分析环境史学者如何运用生态生产力标准开展历史评价。这个例子是环境史开创者之一、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1932—2019）在一篇文章中讨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视角，这篇文章就是《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该文讨论的是2005年卡特里娜和丽塔两大飓风侵袭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缘由，这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大的灾难之一。在休斯看来，这一事件貌似自然灾害，其实它孕育于新奥尔良的长期发展中。一部新奥尔良发展史，既是人类利用土地、河流、森林、海洋等自然实体并与自然环境搏斗以建立城市、发展航运和工商业的历史，也是这些自然实体及其哺育的眾多生命不断遭受侵蚀以至戕害的历史。这既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环境灾难史。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人类借助水利工程控制自然而建立起来的文明，由于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削弱了其自然防护能力，结果反而加剧了人类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因此，飓风造成的损失不只是取决于风暴之力，也取决于人类对土地的所作所为。而保持新奥尔良生机的努力，并不需要一味地与自然相搏，与自然合作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可以说，像休斯那样，从生态系统安危的视角来审视当代一些貌似自然灾害的事件，已成为一种趋势。
我们认为，由于生态生产力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有机联系性，以此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的各种活动，能够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并兼顾近邻和远域的需要。当然，这样的历史评价标准，并不是取代而是综合并丰富了以往的历史评价标准，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评判历史，这正是其历史意义所在。
不仅如此，以生态生产力标准来评估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得失利弊，其价值更在于指导和评判当下人类的各种活动，思索如何行动才利于人类整体和后代的久远利益。从当下来看，国际社会普遍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内社会积极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深入人心。然而对其如何检验和评判，各种标准和评价尺度不一而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合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主旨的根本性原则标准，这就是生态生产力标准。
基于上文所述历史评价和现实考量，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生态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历史事实之意义的新尺度，也是考量现实活动之影响的新准则，它十分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同时也是检验和评判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