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仪式的再建构：网络媒介环境下的云观影
观影，是电影被生产出来后输送向观众的环节，是电影接受观众评价的过程，观众的观影体验有时能够影响一部电影的市场表现，因此观影体验的相关研究也成為电影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从观影的属性来看，观影不仅仅包含影片的放映过程，亦包括观众的观影过程，因此观影兼具内部性和外部性，内部性即观影过程中观众对于影片的观影体验，具体而言可以包括观影的形式和内容等;外部性是指观影过程非影片体验的其他因素，包括观影环境和观影功能等。所有的观影特性组合就形成了一个观影系统，观影系统的存在使得观影有了意义。随着电影放映的发展，观影由单渠道逐渐扩展为多渠道，渠道的不同催生了观影体验的变化，观影作为一种仪式化的行为在观影体验改变时也随之改变。这些变化是否会对电影创作产生影响，是否会对电影观众的认知和接受产生影响，进而对电影产业产生影响，值得关注。
一、“锁定”的时空：影院观影的仪式化建构
自电影诞生以来，影院之于电影就有着特殊的存在意义，作为长时间唯一的观影场所，影院承担着联结电影与观众的功能，而观众也乐于享受在影院中观影的过程，影院观影被视作一种特殊的“仪式”被众多社会学者、心理学者和电影学者所关注。
追溯柏拉图提出的“洞穴理论”不难发现，影院观影过程与柏拉图的“洞穴”极其相似，黑暗的环境，观众面对银幕，放映机从观众背后向银幕投射影像，观众一动不动地凝视前方，沉浸在电影的活动影像中。无论观众是否有所意识，当观众走进影院的那一刻起，其已经进入了一个“洞穴”空间，开启了一种多重“锁定”的观影体验，这种锁定不仅指物理上的锁定，也包括心理上的锁定[1]。正如让-路易·博德里（Jean-Louis Baudry）所描述的：黑暗的影厅内和银幕，观影成为一种独特的体验——与外界没有交流，放映发生在封闭空间内，里面的人无论是否意识，就像被拴住一样，而如果观众回头看的话也仅能看到放映机投射的一束光源[2]。如此看来，观影就如同沉浸在梦境一样，观众所凝视的银幕与背后那看不见的光束，形成了鲜明的现实与虚幻的对比。但是，与柏拉图的“洞穴”和博德里所描述不同的是，走进影院观影的观众具有主观参与性，并非真的被束缚，他们明确知道银幕上的影像是不真实的，也知道影像是由身后的放映机所投射出来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愿意主动投入到黑暗的环境中，参与电影的放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观众能获取快感，使得观影被赋予新的功能。无论是“洞穴”还是“锁定”，影院空间构成了封闭的观影体系，银幕、放映机、座椅、观众……都是组成这个体系的元素，观众的观影过程借由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了互动效应，影院的意义也随之被建构。
在影院观影环境中，观众沉浸其中从而有了仪式的形式。博德里认为某个东西一旦成了影像，就一定会构成某种含义[3]，电影这种连续的影像在呈现给观众时也自然构成了含义。麦茨（Metz）提出当观众坐在影院时，他一方面在“观看”，另一方面也在“帮忙”[4]，这个“帮忙”就是对电影叙事解构意义的积极建构，也就是说观看的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观看建构的“视觉场”中包含的不仅仅是所见的复制、描述和再现，还有对于各种关系的整理、吸收、消化与升华，即现实与想象、现象与文化、形式与内涵等之间的作用结果。在影院黑暗的空间内，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银幕上，参与到影片的叙事中，直到影片结束场灯亮起前观众都处于这种情境中，在连续时间内，观众实现了对影片内容的沉浸。这种沉浸是对完整模式的刨根问底，即观众在故事中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求知欲[5]，只有当观影完全结束，观众才可能明白他所想要知道的一切。在影院体系内，连续放映使得观众只能跟随创作者规定的过程进行意义解读，也正是由于这种主观不可打断的特性，对影院观影的全过程进行了再次强调。
在影院封闭的观影体系中，既然观影体验是具有整体性的，就会有被体系所默认的规则。影院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的规则约束与黑暗体系相结合对仪式进行了强化。在黑暗的人群中，既不容易看到其他观众的行为，又难以与其他观众完全分割开来，场灯成为现实与虚幻的分界线。在理想的观影行为中，观众都会被电影内容所吸引，完全沉浸在电影当中，无论是“梦”还是“洞穴”，都代表着对于观影行为的理想化认识。在现实中，观者并非可以实现完全沉浸，由于沉浸程度不同，不同观众就会出现不同的观影状态，进而可能产生影响观影体验的行为。麦茨指出，看电影本质上是在满足人们观看的欲望——“窥视癖”[6]，窥视意味着观众站在了“上帝”视角，并会不自觉地在观影过程中承担“上帝”角色，如何显示自己成为“上帝”的优越性，窥视后的及时分享与评论则实现了这种满足感。但是这种行为又与公共空间的规范有所冲突，在观影过程中观众最讨厌的行为就是说话，无论声音大小，都会对影厅内未完全分割开的其他观者产生影响。如此，在电影院观影有了礼仪的约束，而这种约束也成为在影院观影的仪式象征。
在笔者看来，影院观影仪式的构建不仅包含电影放映过程，也包含仪式的准备过程、实施过程和结束过程，从影院观影看就是走进影院和候场等待放映的动作也应当纳入观影系统中，如此观影仪式的建构自然包含了观影过程中的社交属性。当观众选择去电影院观影，就意味着走出了家、办公室等空间，观影行为必然伴随着“外出”的行为动作[7]，选择什么电影、走进哪家影院、在什么时间观影、和谁一起观影等都成为此次“外出”行为动作所附加的信息，在主动选择中，观众无意识地将电影看作社交行为。从看电影本质上看，观影仅仅是个体所选择的行为，看电影过程中个体需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感官来对电影进行体验。但在社会中，影院观影却不仅局限于个体行为，对于大多数观众，当让他选择独自去影院时，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的心态，在这样的心态推动下，这些观众可能会出现主动放弃“外出”的行为动作，选择其他的动作代替，对于这些观众，影院观影的“外出”动作必然伴随着“结伴”属性，观影过程之后也往往连接着如餐饮、逛街等其他娱乐动作，观影仅是众多娱乐行为中的一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影院观影行为从个体行为变成了群体行为。这些都凸显了影院对观众来说是社交场所，看电影的过程不仅是对电影内容的享受，亦是对社交需求的满足。
可以看出，影院为观众观影创造了可供形成“仪式”的场所。在影院观影系统内，观影的功能被赋予社交功能和沉浸功能，一方面观影作为与他人建立联系的社交行为而出现，另一方面观影形成了对电影内容解构的体验;在两种功能的双重作用下观影的主体性被确立为以个体为单位、以群体为主要表现形式，观影主体彼此之间以影厅场灯关闭和开启为界限彼此联结，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紧密与非紧密之间切换;而由于影厅是封闭黑暗的环境，电影在连续放映时间内不可被打断，因此影院观影的时空性都是以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存在。
二、“自由”的时空：网络媒介观影的仪式化消散
随着互联网的持续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观众看电影的重要场所。网络观影形式的出现为传统影院观影带来了巨大挑战，鉴于网络电影和院线电影在传播模式上本身存在差异[8]，观众的观影行为也必然会产生差异，在影院观影所建构的仪式感在互联网空间下也逐渐趋于消散。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对人类经验和社会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它所中介的内容，而是通过它作为媒介的物质形式和技术属性而实现的[9]，哈洛兰认为：思索传播现象时，我们必须不再想媒介对人做了什么，而必须转而想想，人们使用媒介来做些什么[10]。从这一角度来看，网络和影院观影的争论似乎可以找到解决的思路，网络媒介之于影院本就是不同事物，而电影作为传播的内容无论选择哪个媒介对电影本体的影响都是微小的，借用麦克卢汉和哈洛兰的观点，应当更多考虑网络媒介本身的特点以及电影使用网络媒介如何传播，当选择不同媒介时观众的观影体验自然会有不同，拿影院观影体验来衡量网络观影体验就会出现巨大的反差。那么，以影院观影标准所建构的观影仪式感在网络媒介的环境下也就自然逐渐消失，这种消失是从多个层面逐渐被分解的。
首先是环境的变换，环境改变是仪式消散的基础。在影院的封闭空间中，当场灯变暗，观众只能将目光聚焦于银幕，黑暗环境中的光束能够吸引观众将注意力集中至电影。在影院内，众多观众共同正襟危坐在一起形成了肃穆而庄重的观影氛围[11]。在网络媒介环境中，封闭的空间已不存在，没有昏暗的影厅，没有周围的观众，没有“正襟危坐”，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空间、明亮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观众又恢复到观影最初的个体形式，虽然仍有群体观影存在，但个体取得了主体地位。缺少昏暗环境和视听硬件这种影院条件，在明亮环境和普通视听条件下，观众的注意力较影院而言也会大大分散。
从放映标准和硬件看，影院放映是大银幕，任何拍摄的内容都会被放大数倍，配合影厅复杂的声音系统，就对影院呈现的视觉性和听觉性提出了较高要求。正如法国艺术院线联盟2019年发出的致阿方索·卡隆和科恩兄弟公开信中所称：“你们放弃了在大银幕上以技术层面作为最佳的展现方式为你们的电影赋予价值，用电影院中的声音系统传达作品的诸多细节与微妙之处”[12]，指责他们放弃了影院，而在网络小屏环境下，影院放映技术标准不复存在，会出现两种观影差别，一是专为大银幕制作的电影在以小屏观看的情形下无法保证最佳效果;另一个则是专门为小屏制作的电影不严格遵循大银幕的技术标准。在个人化小屏设备中，观众遭遇了多重损失——影像尺寸、画面质量、声音质量，对观影体验有更高要求的观众或许无法忍受这种损失[13]，也必然会产生极大的观影体验差异。
影院环境给予了观众沉浸体验，在网络媒介环境下，新的沉浸体验随之诞生，网络媒介观影的沉浸与影院表现大为不同，主要表现为观影的碎片化、即时化和快速化。网络媒介观影，最核心的改变就是观众成为拥有主动权的一方[14]。由于放映时间的连续性，观众在影院无法控制影片放映进度，也就确定了观众的被动接受地位，而观影地位的变换赋予了观众新的观影形式。当观众掌握了观影的主动权，观影过程不再具有连续性，伴随而生的是暂停、快进、慢放、回放等观影动作，这些动作的出现打乱了传统的观影习惯，使得观影越来越趋于碎片化和快速化。一方面，由于快进和慢放的出现，打破了电影既有的叙事节奏，觀众观看的节奏发生了变化，对于电影叙事产生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暂停、回放的出现，彻底解放了观众，打破了观影的完整性。暂停的出现是网络即时化的一种表现，网络媒介中观众可以选择任意时间进行观影，并非需要如影院一样连续，通过暂定/播放的切换，观众实现了对电影观看全流程的碎片化处理，也实现了对观影时间的掌控，而回放则给予了观众多次解读影片的权利。
在影院观影，观众的观影乐趣可能就是对影片意义的解读以及站在“上帝”视角的心理优越性，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乐趣的所在才造就了影院观影的仪式感。作为网络媒介观影，观众最鲜明的乐趣所在是弹幕的出现，弹幕已经成为一种网络二次元文化，也是网络电影观众增强观影体验的途径。作为新兴观影乐趣的弹幕，其本身是电影评论，影院观影的评论一般发生在观看后，是在对影片整体观感下所做出的基于自身体验的评价，而网络媒介的特性决定了弹幕一方面具备即时评论的功能，弹幕评论往往是观众观看至影片某一片段直接发布，是不建立在整体影片观感的基础上发布的评论;另一方面弹幕创造了观者之间的对话机制，通过弹幕，观者面对的不再只是电影文本，还涵盖了在虚拟空间内的其他观者[15]。同时由于弹幕是对既往存在的影评的汇总，因此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反而使得网络观影具备了跨时空的社交性质。弹幕的存在更加分化了网络和影院观影的差异，在弹幕文化出现后，部分影院曾尝试将弹幕纳入影院观影系统中，但在弹幕场，观众的视线游走于大银幕与手机屏幕之间，大银幕上出现的众多弹幕也对在场的所有观众产生了一定的观影体验障碍，破坏电影视觉完整性的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其艺术表现力，传统电影“暗场”接受的仪式感荡然无存[16]。由此可以看出，当弹幕出现在影院公共空间中，由于观众间的差异性，对于弹幕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同时受观影习惯影响，观众视线的注意力也有不同;而在网络媒介环境中，由于观影的个体性凸显，弹幕反而成为实现个性化观影的工具，以辅助观影体验的提升。
那么，从网络媒介的特点看，影院场域下所构建的观影“仪式”确实已经消散，在网络媒介的观影系统内，观影的功能依旧涵盖了社交功能和沉浸功能，但社交功能有所增强，沉浸功能有所减弱，具体表现为社交成为一种跨时空社交，而对于影片的沉浸却由于网络媒介的特性被影响。在网络媒介环境下，观影的主体是每个在移动设备前的独立个体，且是以虚拟身份活跃于网络中，主体之间仅依靠网络成为纽带;而由于开放明亮的环境，一方面注意力会被分散和打断，另一方面电影可以被不同的动作拆散分解，因此影院观影的时空性在此已经都不具备，网络媒介观影的状态是以跳跃的状态而存在。
三、“自由的锁定”：云观影的仪式化再构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致使电影院歇业，观众的观影需求只能通过网络予以释放，网络观影得到了井喷式发展，一方面大量观众涌入网络，一些原来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行网络观影的群体开始参与其中;另一方面，电影无法在影院上映，网络电影的上映并不受影响。尽管网络观影解决了观众的部分观影需求，但是在影院无法开业的情况下，一些观众的电影社交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一些组织推出了云观影模式，通过这种形式为观众提供了独特的网络观影体验。本文所涉及的云观影是指那些有组织地通过线上平台观看，召集一定的观众在同一时间共同观看某部电影，并有详细的观影流程和规则，同时配合嘉宾互动的活动，如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腾讯视频、折叠宇宙和观映像联手推出的科幻矩阵系列云观影活动。云观影的出现，使得在网络中分散的观众再次聚集，使观众拥有了部分影院观影的体验感，笔者认为云观影是对观影仪式的再一次建构。
云观影的本质是一种网络社群化现象，莱茵戈德（Rheingold）提出：“当有足够的人长时间地共同参与一个公共讨论，投入够多的情感，并在网络空间中构成一个由个人关系组成的网，即构成了网络社群”[17]。不难看出，云观影就是电影在网络播放期间观众基于相同的兴趣爱好同时参与到电影的观看与讨论中，投入一定的情感，并在网络空间中构成了由观众组成的小型关系网络，因此云观影就是一种网络社群化的观影行为。当然，根据网络社群的定义来看，网络观影也是一种网络社群化现象，根据网络观影的特性，其是一种具有超时空性的具有自发秩序的松散化社群，这种自发秩序是指系统内部自组织产生的秩序，是人的行为的产物，而不是人为（有意识）设计的产物[18]。云观影从观众角度也的确是自发的，但是就其特点看却是有组织的行为，因此也就多了些仪式的意味。
由于云观影借助的媒介仍然是网络，因此观众仍然是以虚拟个体为单位进行观影。云观影往往由某个组织发起，在观影过程中由来自网络的不同个体共同组成小规模观影群体，通过网络平台共同观看影片，虽然每个观众所处的环境仍然是电脑屏幕外的自由空间，但由于这种观影形式相比网络媒介观影又具备了组织性，观众间的关系从虚拟的无联结又转化为有条件的联结关系，因此在观影过程中又添加了群体性，这就又形成了类影院化的观影状态。
从观影形式看，云观影对网络观影的碎片化、快速化特点进行了禁锢，云观影强调观影过程的完整性。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在2020年4月19日进行了《大气层消失》（冯小宁，1990）云观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2020年上半年也举办了多场云观影活动，综合来看，两种云观影组织的流程都遵循下图：
不难看出，云观影创造了既定的规则和流程，而流程创建的主要目的是使观众在网络观影中也能获得如影院观影的体验，创造网络观影的仪式感。在云观影过程中，较具特点的环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观众有了身份意义。身份验证给予观众象征性的身份标识，通过这样的身份标识，观众才有资格加入云观影群体，从而形成与非观影群体的差异，并且在云观影后，各类组织都有“解散”动作，表明观众获得的身份仅有单场效力，不具有连续意义，而网络平台的会员权利往往能够持续使用。从这点看，云观影创造了影院的体验感，观众的身份意义代表着虚拟电影票。第二是观影的固定性。由于时间限定，无论如首艺联要求观众同时点击开始播放，还是如UCCA统一播放，观影的时间跨度都被局限在放时长，而正是由于时长限制使得网络观影的特性被束缚，观众不再能随意快进、慢放和回放，也不能随意暂停和开始。即便如首艺联那样观众可以手动控制影片播放，但额外的视频操作动作有可能会影响之后环节的参与程度，在这样的仪式性约束下，网络观众开始遵守如影院放映般的规则。第三是观影的互动性。云观影一方面约束了网络媒介观影，另一方面却又充分利用网络媒介观影的优势，即在线交流。在影院观影时，一旦影片开始放映，观众很难随意交流和互动，网络弹幕却有交流的超时空性，云观影充分挖掘了观众在互动方面的可能性。微信群的出现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可以无障碍交流，且微信群可以实现映前—映中—映后的长时间交流，观众间的预热和映前互动有时也成为放映过程的亮点;弹幕的使用也仅局限在当场观众间，是有限范围内的交流。无论是微信群还是弹幕，都使观众不再受现场观影礼仪的限制，可以随时交流，而觉得受影响的观众也可以选择不看微信群或弹幕，其观影体验也没有被打扰。固定观影、无限交流使得观影的互动性被加强，互动体验的强化也有助于观影仪式感的提升。
综上，云观影是在网络媒介观影基础上进行的群体性观影，观影环境虽然仍然沿用网络媒介自由明亮的私人空間，但相比网络媒介观影，云观影再次确立了观影的组织性和规则性，重新为网络媒介观影建立了新的仪式感。在云观影的过程中，观影形式是基于互联网但对网络观影特点加以约束的规则性观影，使得网络媒介也具有了类影院化的观影特性，同时借助网络媒介的优势在观影过程中强化了互动性。可以看出，由影院到网络是一次仪式建构到仪式消散的过程，而从网络到云观影则是由仪式消散到仪式再构的一个过程。
结语
从影院到网络再到网络云观影，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观影仪式由建构到消散到再建构的过程。一直以来，影院观影都被认为是电影观影的“正统”，这种“正统性”其实就在阐述影院观影对观众的仪式象征，无论观影的环境、形式、内容还是过程，影院都以一种无形的规则使得观众去遵守。但网络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观影，而对于“正统”的颠覆也使得网络媒介观影不再具有影院般的规则，观众被解放的同时仪式也同时消失。长时间内，坚守影院观影的人认为影院的仪式性不可取代，支持网络媒介观影的人则认为网络的开放、自由增加了观影乐趣。具体来看，影院到网络观影仪式变化的根源其实是环境的改变，在封闭黑暗的影院环境中，符合“仪式”的种种因素被提出，无论沉浸式观影、连续观影、固定空间等都是在特定的影院环境下才存在的内容，而影院的社交性和约束性是基于影院独特的公共空间属性而存在的。如此看来，网络媒介之于影院环境几乎彻底改变，对于那些习惯了影院观影“仪式”的观众来说，自然也就不再有仪式感。在网络媒介环境下，基于影院的“仪式”逐渐消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网络媒介的观影其实亦可以理解为建立了新的“网络观影仪式”，这种仪式的表现特点是足不出户、虚拟身份、观影主动权、网络互动等，无论从哪个方面对比，这些特点已然没有了影院的感觉。虽然不被认为是“正统”，但不可否认网络媒介观影以庞大的观众基础对电影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流媒体的持续发展，网络媒介观影所承担的功能也必然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境下，云观影被适时提出并尝试，可以当作是一次对于影院和网络媒介矛盾的缓和。云观影是网络媒介观影的一种应用，自然无法摆脱网络媒介观影的一些属性，但云观影的尝试却在最大程度吸取影院和网络媒介观影的优势，使得基于影院环境建立的仪式感被再次建构，虽然相比影院观影的仪式感，云观影还有一定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云观影创造了独特的网络媒介观影体验，使得网络观影又有了一定的社交性约束和群体性感受，这种体验是模仿影院观影，但也是建立在新媒介环境下的模仿，是一种简单的创新。云观影的出现也为今后电影放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为影院和网络媒介观影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1]刘金平.“离开电影院”：论电子时代的观影主体——从罗兰·巴特的视角出发[ J ].当代电影，2019（07）：109-111.
[2][3][法]让-路易·博德里，李迅.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 J ].当代电影，1989（05）：21-29.
[4][法]Metz·C.Psychoanalysis and the Cinema：The Imaginary Signifier[M].London：Macmillan，1982.
[5][美]斯蒂芬·普林斯.电影的秘密：形式与意义[M].王彤，译.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265.
[6][法]Metz·C.Language and Cinema[M].New York：Praeger，1975.
[7][澳]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M].高红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4.
[8]武建勋.网络电影VS院线电影：融合或独立[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04）：21-28.
[9]张进，姚富瑞.后人类语境中媒介对人的感官系统的调解[ 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05）：13-21.
[10][英]大卫·莫里.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M].冯建三，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5：85.
[11][14]从吴刚.观看之变——网络/视频网站在线观影机制试探[ J ].电影文学，2020（08）：10-14.
[12]法国艺术院线联盟.法国艺术院线联盟致阿方索·卡隆和科恩兄弟的公开信[N].法国世界报，2019-02-23.
[13]潘桦，李亚.互联网时代电影的影院本体论[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6）：93-98.
[15]李侃.弹幕电影：媒介与艺术的博弈与融合论媒介语境下电影弹幕的三次生成[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02）：43-48.
[16]马晓虎，许娅.弹幕电影：互联网时代观影空间的变革与重构[ J ].电影新作，2014（06）：57-60.
[17][美]Rheingold·H.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Cambridge：MIT Press，2000.
[18][英]Hayek·F·Law.Legislation and Liberali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作者簡介】 ?武建勋，男，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电影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影视产业、影视媒介与影视受众。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ZD1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