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亚文化的形态特征与德法合治方略
问青松
[摘? ? 要] 腐败亚文化是与清正廉洁主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反文化。我国的腐败亚文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演变和发展而来，主要以权力腐败、职务腐败为主。作为一种文化，腐败亚文化不仅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同时还有极强的变异性和隐蔽性，因而对其的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完全消除腐败亚文化，首先要继续高举从严惩腐的利剑，以法治方式清除奉行腐败亚文化的顽固主体;其次，要不断细化完善法律法规，彰显制度文化在抵御腐败亚文化中的刚性作用;再次，坚持以上率下，彰显纯洁的行为文化对于治理腐败亚文化的标杆作用;最后，要坚持以文化人，为治理腐败亚文化提供正确的价值支撑，重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促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统筹联动，相互促进，最终彻底清除腐败亚文化。
[关键词] 腐败;腐败亚文化;文化治理;反腐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5-0057-07
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或主流文化而存在的一种文化。一些文化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都认为，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一些区别于主文化的特征。甚至有些亚文化在本质特征上与主文化完全对立，被称为反文化。腐败亚文化就是与清正廉洁主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反文化。如何更加有效地治理腐败亚文化？这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完善国家治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腐败亚文化的演变及其特征
我国的腐败亚文化本质上也是腐败反文化，是与社会主义的清廉主文化背道而驰的反文化。我国的腐败亚文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演变和发展而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社会乃至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始弥漫一些以权谋私的现象，诸如各种各样的“拉关系”“走后门”，各种各样的任人唯亲、优亲厚友，倒买倒卖各类计划物资、计划指标，等等。当时，人们按照中央的口径，称这些现象为“不正之风”，因为当时从上到下都还存在一种共识，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腐败”的。随着“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中央不得不予以正视，不得不公开抨击并遏制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
从腐败现象产生并被正视，到腐败亚文化形成，也历经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客观上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基本形成。经过快速演化，腐败成为一种亚文化，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其不仅限于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也不仅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党内，而是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蔓延滋长，愈演愈烈。腐败亚文化的疯狂滋长持续了近30年。其间，党中央采取了许多反腐败的措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并没有完全抑制住腐败亚文化的蔓延和渗透。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腐败亚文化仍然相当猖獗。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展开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伟大布局，腐败亚文化的蔓延之势开始得到强有力的遏制。不过，从文化自身的特点来看，每一种文化（包括亚文化），都必然具有比较强的张力，从其产生到消亡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腐败亚文化也不例外，其不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1]，以及极强的变异性和隐蔽性。遏制腐败亚文化蔓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完全清除腐敗亚文化，首先就需要厘清腐败亚文化的形态和特征。
1. 权力腐败。腐败产生于权力，产生于没有约束的公权力，这是西方关于腐败来源的经典表述。权力腐败也是我国腐败亚文化的主体现象。一些掌握公权力的腐败分子，往往是集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于一身。政治上，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封官许愿，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团团伙伙，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文过饰非，欺上瞒下，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经济上，大肆敛财，贪污挪用，索贿受贿，化公为私，中饱私囊，侵吞公款，侵占国有资产，大搞权钱交易，不得钱不办事，得了钱乱办事。生活上，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纵情声色犬马。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党中央多次在重要会议、文件中公开加以严厉斥责。从各级纪委监委公开通报的腐败案例可以看到，就腐败分子的级别、岗位性质、权力大小来说，上自高居党和国家领导位置的诸如周永康“大老虎”之流，下到村镇或街道社区的小官“苍蝇”之辈，从党组织及其部门，到政府乃至其附属权力机构，从正职到副职，从直接管钱、管物、管人的职位或部门，到所谓没有实权的“清水衙门”，几乎没有哪个级别、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完全没有腐败分子出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尖锐指出的，天涯无净土！由此便可知，腐败作为一个亚文化存在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2. 职务腐败。除了掌握公权力的党政等机构人员外，一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是腐败亚文化的重要承载和张扬的主体。从文化演进的规律来看，腐败亚文化的发源地首当其冲是公权力部门，但是，当腐败形成亚文化并长期蔓延之后，必然会弥漫于公权力以外的部门和行业，最直接的就是经济、金融领域，然后逐渐波及有关民生领域，如教育、卫生领域，最终会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行业，譬如金融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医院、学校、网站、报社、期刊等，一些握有权力的领导者，如董事长、总经理、行长、厂长、院长、校长等等，他们的腐败行为，有些是个别的隐蔽行为，有的已经成为潜规则。比如银行贷款回扣、广告回扣、药品及器械回扣，这些在业界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且人们心照不宣，习以为常。更有甚者在一些行业，哪怕只是普普通通的一线员工，如柜员、会计、律师、医生、教师，甚至是临时聘用的保安、门卫、水电修理工，只要是在特定场合、特定的办事环节能够说了算，都可以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自由裁量权，可能仅仅是一个排序权，一个发号权，也可能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权力，如评价权、审查权、推荐权、录用权、选择权。这些本应是属于服务性的工作过程。然而，拥有哪怕是一点点自由裁量权的人，如果其心术不正，你作为服务对象，就得给其利益，否则就不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为服务对象的人，为了谋求一种特殊的对待，主动去对那些具有自由裁量权的人进行“打点”，以换取对自身的好处，这就是腐败亚文化渗透力和侵蚀力的具体表现。当下，受腐败亚文化的渗透和侵蚀，一些本来应该神圣的行业、高贵的职业，已然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再也没了其应有的神圣与高贵。如医院、学校、医生、教师。
3. 群体腐败现象。群体腐败既是腐败成为一种亚文化的标志物，也是助推腐败亚文化疯狂蔓延的加速器。由此也催生了不少新名词，比如“塌方式腐败”“窝案”等。“塌方式腐败”的特点就是整个地区或单位都陷入腐败。其往往与一个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的腐败有直接关系，一把手腐败的同时，相关联人员也竞相腐败。其原因往往是因一个腐败的一把手在一个地方或单位长期把持和经营的结果。“窝案”则表现为在一些大案中，大量的腐败者相互勾连，盘根错节。群体腐败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在“塌方式腐败”和“窝案”发生的地方或单位，腐败分子往往互相庇护，互相利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乌烟瘴气，腐败文化弥漫，正气长期得不到伸张。2014年山西省的“塌方式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4. 腐败亚文化的代际传递。当腐败亚文化形成并长期蔓延的时候，文化的侵染性和文化的代际传递特点就必然表现出来，腐败由这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下一代人自青少年时期就浸泡在腐败亚文化之中。他们通过腐败文化的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接受腐败文化，传递腐败文化，这也为腐败文化的蔓延和扩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传承渠道。从20世纪末开始，一些大学的校学生会、院学生会，已然成为一些大学生追逐权力、享受权力的“练兵场”。一些学生通过形形色色的“贿选”，角逐学生会主席等职位。有的学生会“干部”，在学生会安插自己的“亲信”，或者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为好友谋取某些“机会”或好处。有的学生会“干部”，甚至开启了“当官做老爷”的生涯，学着发号施令，学着为自己配备“秘书”，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甚至在中小学，有些未成年人在腐败亚文化的熏染之下，也学着搞“权钱交易”。比如谁给了班长钱，班长就可以不安排谁做卫生。这些看起来“小儿科”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腐败亚文化就这样侵蚀着青少年。放任这种代际传递，任由腐败亚文化蔓延滋长，代代相传，腐败便可能演变成为社会的主文化，后果不堪设想。
二、对腐败亚文化实施德法合治的内在逻辑与成效
德法合治即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中国优秀传统德政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初就明确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主张。只有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才能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对腐败亚文化实施德法合治的内在逻辑
面对腐败亚文化的蔓延滋长，为什么必须坚持德法合治？这既是由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系决定的，也是由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规律决定的。
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系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准绳，道德是基石[2]。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以惩恶，德以扬善。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治国治党，都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在国家治理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強制度治党的过程。
从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规律看，在文化的四个层级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中，精神文化处于最深的层级。精神文化会发散、渗透到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中去，这也是文化所具有的一种综合性和整体性特质。文化中的各种基本要素，包括精神（思想）、行为、制度以及物质等等，都是紧密联系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支配或相互制约的。现代社会，人的行为首先受到思想的支配，同时也要受到制度的约束。这就是我们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中之所以必须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必须把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统筹起来的内在机理。那么，在治理腐败亚文化的过程中，德治主要是进行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法治的基本前提是法律制度建设，主要属于制度文化的范畴，所以必须德法合治，从而遵循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的内在规律，既通过法律制度遏制和防止腐败行为发生，又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消除腐败的思想和欲望，才能做到标本兼治。
（二）德法合治方略在治理腐败亚文化中的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推进德法合治方略，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泛滥成灾的腐败亚文化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坚持有计划地持续开展党内教育活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带动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是一种有效的德治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党内教育活动，对于形成良好政治生态、遏制腐败亚文化，意义重大。比如2013-2014年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切实增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其落脚点在于，“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明确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2019年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进行清正廉洁教育，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增强了忠诚干净担当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通过先进典型示范教育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进一步提升，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的自觉性明显增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内政治生态持续好转。
坚持在健全完善国家法律制度的同时，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体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高度统一。继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格局中，一方面，国家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如制定或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与治理腐败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3]。“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局之中。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修订或制定了大批准则、条例等党内法规。既有关于党风廉政和监督检查的党内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也有关于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的党内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等等。
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和从严治党的实践中，非常好地坚持贯彻了德法合治的方略，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全党全社会道德水准明显提升，党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向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更加健全和完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态势不断巩固，腐败亚文化的蔓延势头被有效遏制，腐败亚文化的滋长空间被大大压缩。
三、推行德法合治腐败亚文化的重点举措
腐败亚文化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德法合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治党的长期方略。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在腐败亚文化的蔓延之势被遏制以后，为了完全消除腐败亚文化，还必须继续持之以恒地推进德法合治方略，并通过有效举措把这一方略落到实处。
1. 继续高举惩腐利剑，以法治方式清除腐败亚文化的顽固主体。蠹虫不除，腐败不尽。必须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处腐败案件。“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查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把反腐利剑举起来，形成强大震慑”。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必须继续以严刑峻法来震慑腐败分子。一方面重点依法查处不收手的顽固腐败分子，遏制和减少腐败增量。另一方面毫不松懈地查处存量腐败，重点依法深挖潜藏在公权力部门和准公权力单位如国有金融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腐败分子。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绝不姑息，绝不手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我们既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更要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七十二变，也要把它们揪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4]。只有把这些腐败分子全部挖出来，腐败亚文化才会彻底断根。
2. 不断细化完善法律法规，彰显制度文化在抵御腐败亚文化中的刚性作用。要织密制度的笼子，增强制度严密性和可执行性。特别要注重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首先应该不断细化有关党委、政府和有关执法、监督机构等公权力部门的法律法规，彻底、有效地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还应该不断细化和健全有关公共服务、公共资源领域和有关行业的法律制度和工作规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给一切公权力、一切准公权力和每一个从业者的裁量权定规矩、划界限，不给腐败分子任何可乘之机，不给腐败亚文化提供任何滋生蔓延的空间，真正构筑起“不能腐”的法制网络。
3. 坚持以上率下，彰显纯洁的行为文化对于治理腐败亚文化的标杆作用。以上率下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能够有效遏制腐败亚文化蔓延的根本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上率下？这与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着仿效圣贤的文化。从正面来说，是见贤思齐文化。从反面来说，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腐败亚文化的产生，其根源在上。腐败亚文化的治理，也必须自上而下。所谓上和下，也是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权力系统，必然分为上下级。在一个企事业单位，领导者为上，员工为下，党员为上，群众为下。在一个家庭，长者为上，幼者为下，父母为上，子女为下。由此，我们每一个人，既可能处于下的位置，也可能同时具有上的身份。每一个人在要求上级做表率的同时，也要自身做好表率。这样全面地实行以上率下，在全国、全党、全社会形成积极健康、清正廉洁的行为文化。
4. 坚持以文化人，为治理腐败亚文化提供正确的价值支撑。治理腐败亚文化，最大的难点在于重塑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是文化中最深层的意识。腐败亚文化的形成，其深层的支撑是一些人对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价值观的认同。坚持以文化人，就是要教育引导人们纠正错误的价值观，重塑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等正确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視价值观建设。他曾鲜明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5]。在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以文化人、重塑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全社会、需要各方面各层级共同努力的复杂工程。上文所谈到的严惩腐败分子、织密制度笼子和坚持以上率下等举措，实际上也会间接地作用于价值观重塑。除了一些间接性举措之外，还有一些更加直接的工作需要重点加强。
以文化人，重塑价值观，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理论指导是重塑价值观的凭依。当前的突出任务是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同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实现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深刻总结和反思了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目标与方向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本就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结果。要彻底清除腐败亚文化的思想理论根源，对那些曾经引起全党全社会价值观混乱甚至颠倒的所谓理论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理论反思。比如在哲学层面曲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本原中物质与精神关系、主张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的理论;在政治学科领域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在经济学科领域歪曲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否定公有制经济、主张私有化的理论，等等，都需要进行系统地清理。不破不立，要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就需要进行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只有从理论上彻底厘清是非，才能重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确立正确的公私观、义利观、是非观、正邪观、苦乐观，才能从深层次上清除腐败亚文化。
以文化人，重塑价值观，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舆论所主张和追求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对于重塑价值观十分重要。不仅各级党报党刊、電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主流媒体要讲导向，非主流媒体也要讲导向;传统媒体要讲导向，网络媒体、融媒体也要讲导向。从治理腐败亚文化的角度来说，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要善于运用各类文化形式，包括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类展览展播和演艺活动，一方面，继续加大清正廉洁正面典型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另一方面，适度有序地通过反面典型的深度剖析进行警示教育。用高质量高水平的新闻作品或艺术作品，形象生动地告诉人们，特别是要告诉青少年一代，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文化氛围，为抵御和消除腐败亚文化、弘扬清正廉洁价值观，提供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澎湃的精神动力。
以文化人，重塑价值观，需要有效的教育引导。教育引导的重点对象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群体，一个是青少年群体。加强对党员的正确价值观教育引导，能够对全社会产生示范效应。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重点开展共产党人价值观教育，让每一个党员把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样才能形成和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加强对青少年的正确价值观教育引导，既是文化传承的普遍规律决定的，也是在当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阻断腐败亚文化代际传递的紧迫要求。在教育内容上，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教育，同时要着重开展清廉价值观教育。要善于把清廉价值观教育与核心价值观教育融为一体。在教育主体上，要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统一起来，特别要注重家风建设、家规家训、家长言行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潜移默化作用。在教育方法上，要善于运用细化的方法。比如在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时，要细化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每一种价值理念的教育;比如在进行诚信品行教育时，还要细化到学业诚信、交友诚信、求职诚信等方方面面的教育;再比如在进行学业诚信教育时，还要细化到作业诚信、考试诚信等等点点滴滴、一言一行。大而化之的笼统的空洞说教，不仅没有效果，还会令人反感。必须学会运用细化方法，才能把价值观教育以及其他品行教育“落细、落小、落实”，收到良好效果。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使得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亚文化的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清除腐败亚文化，仍然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不懈努力;必须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针对腐败亚文化的演变特点，继续坚持德法合治的重要方略。要一手抓依法治国，一手抓以德治国;一手抓制度治党，一手抓思想建党;一手抓法治反腐，一手抓道德教化。坚持两手抓、两手硬。要让依法惩腐、制度防腐这一手硬上加硬，让德治教化、思想建设这一手由软变硬。在依法反腐治腐的同时，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重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促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统筹联动，相互促进，最终彻底清除腐败亚文化及其滋生土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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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伟国.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EB/OL].求是网，2019-12-27.http：//www.qstheory.cn/wp/2019-12/27/c_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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