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视角下的《档案管理》学术影响力探讨
周春雷 陈莹
摘? 要：运用引文增强技术对《档案管理》的发文和被引数据进行深层关联分析，从施引学科、施引群体、施引机构、学术宣传效果等角度探讨该刊的学术影响力特征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该刊的学科影响力主要局限在档案学领域，施引机构多集中在高校，该刊的论文价值发现周期偏长，被错引的比例较高，且高频施引者占比较少，建议该刊扩大选题范围，积极吸纳亲缘学科的相关论文;奖励活跃贡献者，提高作者回報率;重视学术宣传工作，降低被误引的概率，从而进一步提升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引文增强;引文分析;影响力评价;影响力提升;作者贡献率
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citation augmentation method to deeply analysis the published papers and cited data of?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discussed the academic influ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journa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itation discipline， citation group， citation institution and academic publicity effect.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the journal was mainly limited in the field of Archival science， and the citation institutions we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value discovery cycle of the journal's papers was relatively lo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misquoted papers was high， and high-frequency citers accounted l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journal may expand its topic scope and absorb related papers in related disciplines actively; reward active contributors to increase the author contribution rate; attach importance to academic publicity work， and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misquoted，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academic influence.
Keywords： Citation augmentation; Citation analysis;Influence evaluation; Influence enhancement; Author contribution rate
作为档案学领域的重要期刊[1]，关于《档案管理》本身的研究始终有人关注。早在2009年，张垒和耿情[2]即从载文数量、文章基金项目、论文单位分布、地区分布、期刊核心作者和作者合作度等角度评价了《档案管理》。
张玲运用引文分析和词频分析从内部结构角度揭示了《档案管理》的学术影响力，后采用h指数评价了《档案管理》的影响力，并从引文分析和下载量两个维度将其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进行比较。[3][4]
张成丽[5]梳理了《档案管理》1986-2018年学术论文作者合作的发展现状与概貌，对《档案管理》的作者合作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探索。
这些关于该刊的研究大多只是利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施引或被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极少涉及该刊学术影响力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尝试运用自创的引文增强技术，将期刊发文与被引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力图深层刻画该刊的学术影响力特征并提出有助于提升期刊影响力的措施，为期刊评价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从CSSCI采集《档案管理》（下文均简称《管理》）的被引数据，数据采集时间截至2020年9月。需要说明的是，下文所述的发文作者不包含署名为本刊评论员、本刊编辑部等非实名作者。
1.2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引文增强技术对引文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该方法利用自创文献标识符——综合ID（ZID）将发文数据参考文献和被引数据施引文献关联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以揭示各研究对象间的隐性关系。
从数据层面看，该方法通过匹配被引数据和施引数据，对被引数据中的可分析维度进行拓展，从而以引文数据为纽带，实现对相关对象的关联分析。
2 影响力分析
本部分从受众视角探讨《管理》在施引学科、施引者、施引机构、宣传效果等方面所体现的学术影响力。
2.1 施引学科分析。对引文数据中的施引期刊进行统计，发现引用《管理》的期刊有63个，这些期刊的总引用次数为949次。
关注《管理》并积极引用的期刊主要来自图情档领域。其中，仅档案学领域的《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就贡献了737次引用，占总施引次数的77.66%;而图情领域的《图书情报知识》《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这3个期刊的引用次数也在10次以上，它们可能成为《管理》进一步提升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支持者。
进一步统计《管理》的施引学科分布情况，发现《管理》在各学科影响力分布呈现高度集中的格局。
根据各学科总引用次数及期刊数量发现，其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综合社科”“高校学报”这3个学科的期刊较多，其数量分别为22、9、9，共计40个;而这三个学科的施引次数也排前3名，名列第一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引用次数高达876次，远超第二、第三名，这充分说明关注《管理》的友刊主要为图情档领域的期刊。
2.2 施引群体分析。对实施引文增强后的引文数据进行分析可知，引用《管理》的学者共有831人，其中高频施引者有18人（施引次数≥10次）（见表1）。
分析施引者的施引年份分布情况可知，虽然来自这些高频施引者的引用只占总被引次数的16.22%，但他们对《管理》的关注是持续的，均至少连续两年引用《管理》的论文。
其中，陈忠海教授连续十年施引（2009—2018）;牛力副教授连续五年施引（2015—2019）;周耀林教授（2015—2018）、徐拥军教授（2016—2019）连续四年施引。这些重要学者的持续引用行为说明他们长期关注《管理》的动态，对《管理》所发论文的质量较为认可。
统计《管理》的发文情况可知，《管理》在1986—2020年（截至笔者数据采集时间）共刊登了8110篇文献，93名高产作者（发文數≥10次）的发文情况如表2所示（这里仅列出部分学者）。经比对高产作者表和高频施引者表，发现重合的学者仅有2人，这说明频繁引用《管理》的学者与经常在期刊上发文的学者分属于不同的群体。
换言之，这虽不足以证明很多作者发文时很少引用《管理》上的论文，但是可推论出“相当数量的高产作者不能为《管理》提供来自C刊论文的引文选票”。这一现象若继续长期存在，无疑会严重压缩《管理》学术影响力的提升空间。
2.3 施引机构分析。经统计，《管理》的施引机构共有222个，表3列出了高频施引机构（施引次数≥10次），高频施引机构占总施引机构的13.06%。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共施引246次，独占鳌头。由表2可以看到，施引机构多为高校院系，而对比《管理》的发文机构，发现发文机构多为各地市档案局（馆）、高校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某些公司人事处等，证明能够为《管理》贡献引用选票的还是高校。
2.4 学术宣传效果分析。作为学术界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高质量的期刊总是能更好地宣传其刊载的文献，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引用。
笔者将一篇文献首次被引年与发表年之差称之为文献价值发现周期，即：文献价值发现周期=文献首次被引年-文献发表年。
通常，一篇文献在某期刊上发表后，其文献价值发现周期越短，说明该刊为这篇文献起到的宣传效果越好，即该刊作为学术成果宣传平台的价值也越大。《管理》所有论文的文献价值发现周期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管理》的文献价值发现周期主要集中于1年、2年、3年，出现频次分别为122次、106次、81次，各占总频次的20.33%、17.67%、13.50%，总占比过半;而0年的出现频次仅为21次，占比3.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管理》在论文发表当年的宣传力度不够，未能及时引起相关学者关注。
3 问题与建议
3.1 《管理》的影响力以档案学为主，建议丰富论文选题。从施引期刊及其所属学科来看，本刊的学术影响力主要在图情档领域，77.66%的引用来自《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14.65%的引用来自20种图情期刊。然而这两本期刊能贡献的引用次数有限，可挖掘的潜力也有限。
从长远角度看，过于倚重少量期刊无疑会带来很大风险。近年来，来自图情期刊的引用次数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可挖掘潜力巨大。
自2001年以来，有20种图情期刊都曾或多或少地引用过《管理》。例如，《情报科学》曾连续六年、《图书情报知识》和《图书情报工作》曾连续五年引用。这些数字说明《管理》上刊登的某些论文对图情期刊有一定的吸引力，若能分析这些论文的主题并加以利用，相信对吸引图情期刊的关注大有裨益。
因此，在学科交叉融合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建议《管理》在坚守学科本色的基础上扩大选题范围，积极吸纳来自图情领域的相关文章，充分利用友刊的学术资源，稳步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3.2 部分高产作者引文回报率较低，建议奖励重要贡献者。由施引群体分析可知，高产作者与高频施引者的重合度极低，说明期刊对于某些作者的投入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
据此笔者提出作者回报率这一概念来帮助期刊发现真正的“贡献者”——可将作者回报率理解为一种产出投入比，即将B作者的发文数量视为投入，B贡献的引用次数（指B在A期刊的被引和施引次数之和）视为产出，计算方法如图2所示。
当作者回报率为1时，认为A发表B的文献对于A而言是能收回“成本”的;当作者回报率大于1时，认为A发表B的文献对期刊扩大学术影响力非常有益，此时B可视为A的重要贡献者。
值得指出的是，受数据来源限制，本研究利用C刊引文数据计算作者回报率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决策时应正确对待。
计算并统计《管理》在1986—2020年间4860位作者的作者回报率，结果显示绝大部分作者的作者回报率为0，作者回报率<1的有4444位，占比91.44%，也就是期刊能够收回“成本”的只有8.56%。因此，需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一状况。
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三种类型的作者群体：
3.2.1 高回报——低发文型
由表4可见有4位作者的作者回报率超过了10，但这4位作者的发文数均为1篇。据此统计发文量为1篇且作者回报率≥1的作者共有290人，这些作者都是期刊潜在的优秀合作者。
3.2.2 高发文——低回报型
由表5可见，发文数TOP10的作者当中只有1人的作者回报率大于1，2人的作者回报率超过50%，甚至有1人的作者回报率为0。这些作者未能给期刊回报相应的引用，没能收回“成本”，是期刊的负面收益。
3.2.3? 零发文——高回报型
这类作者共有580人，75人的引用次数≥3次，这类作者虽然从未在《管理》上发文，却也关注着《管理》，对于《管理》的选文水准和论文质量抱以认可的态度，才能累积较高的引用次数。
通过作者回报率指标，期刊能够找到真正对其擴大学术影响力做出贡献的学者，改进办刊思路。
对第二类学者，应鼓励发文;对第三类学者，应加强联系。同时，编辑部针对年度影响力或贡献最大的作者，吸引更多优秀作者来稿，激励已有作者产出更多高质量的论文，使期刊与作者良性共赢发展。
3.3 存在较为突出的错引问题，建议加强对本刊成果的宣传推广力度。本研究在利用引文增强技术匹配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了较多的错引样本。经统计，《管理》论文被错误引用的次数多达93次，占总被引次数的10.69%。
其中来自《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的错引记录最多，分别为38条、33条，在全部错引数据中合计占比76.34%。错引问题一般是作者和编辑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6]《管理》应当在宣传推广、格式要求、内文添加文章参考文献的标准格式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减少错引率。
参考文献：
[1]张积玉.学术期刊影响力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05）： 70-76.
[2]张垒，耿情.2005—2008年《档案管理》杂志载文统计分析[J].档案管理，2009（04）： 45-46.
[3]张玲.《档案管理》学术影响力研究——基于2010年～2015年CNKI数据库核心期刊的词频分析[J].档案管理，2017（01）： 68-70.
[4]张玲.基于h指数的《档案管理》（2006年-2015年）影响力研究——兼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相比较[J].档案管理，2018（02）： 74-77.
[5]张成丽.创刊以来《档案管理》作者合作的特征及可视化分析[J].档案管理，2019（04）： 60-62.
[6]李文兰，杨祖国.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关键词词频分析[J].情报科学，2005（01）： 68-70+143.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20-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