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实行的经济政策内容
宋文杰
【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当时社会和战争的需要，我党采取取缔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农村土地改革、排蒋币固本币等经济政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解放战争时期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有力地稳定了解放区的秩序、稳固了统一战线、保证了前线的人员与物资供应，是解放战争胜利地重要因素，并为以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所以系统梳理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经济政策具有很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D23?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11-0032-04
解放战争时期，为保证大规模战争和后方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采取取缔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农村土地改革、排蒋币固本币等经济政策。解放战争时期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有力的稳定了解放区的秩序、稳固了统一战线、保证了前线的人员与物资供应，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一、取缔官僚资本，收归国有，国家经营
1946年，国民党撕毁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为稳定日益上涨的物价，共产党重新认识这时段的官僚资本，并对其采取有效的政策。
毛泽东在1947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指出应没收官僚资本，并将其归入新民主主义国家，以达到充实解放区和动摇国民党经济基础的目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关于官僚资本本质问题的探究，陈伯达、许涤新等同志有较明确的阐述。1946年10月，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出版，此书论述官僚资本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本质是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他们往往掌握政权，压迫农民、小生产者、民族资本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是官僚资本的集中体现，四大家族垄断旧中国的金融、商业、工业、农业等其他方面，他们利用特权“化公为私”，陈伯达的论述让人民更加明晰官僚资本反动的本质。1947年许涤新出版《官僚资本论》，作者追根溯源，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是由中国官僚开始兴办的，一开始就被官僚垄断，1946年的形势是官僚资本被四大家族垄断，同时许涤新也列举了山西的阎锡山、青宁的二马等地方官僚资本，并依据“列宁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美的准备”[1]（P.88）的理论，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思想。
毛泽东等对官僚资本的论述，为党提供了理论上的认识，使党明晰了对官僚资本的政策。最早是在1945年4月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要求取缔官僚资本”应纳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纲领。1946年1月16日的国内召开各党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都提到了没收官僚资本政策。
由于战争时局的复杂性，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需要细化，需要进一步界定官僚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范围。1948年4月，中共中央对官僚资本作了详细的界定，指出官僚資本是指由国民政府经营的工商业，需注意国民政府不等于国民党人，“不要将所有国民党人经营的企业都没收”。[2]（P.1323-1324）1949年4月15日的《国内和平协定》也明确界定了私人官僚资本，指出私人官僚资本是指一些国民党人依靠“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经营的企业，这种类型的企业应该没收。[2]（P.1454-1455）详细、灵活的没收官僚资本政策使新解放区快速稳定下来，同时使官僚资本较快的转化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导力量，有力的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为建立新中国提供丰富的经验。
二、“发展和限制”民族工商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解放战争期间，党实行发展民族工商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对民族工商业的认识停留在七大的理论阶段，七大提出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1946年至1948年，我党重申了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基于中国国情和苏俄的经验，指出党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原因“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无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民族工商业繁荣经济，提高生产力”。为了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经济，1947年10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2月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7月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等重要文件中，都明确提出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必须实行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
1948年9月以后，三大战役基本摧毁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即将垮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越来越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及新的体系中对民族工商业政策需要是否需要改变等一系列问题。“九月会议”张闻天提出了对工商业“利用和限制”的思想，刘少奇基本同意他的说法，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九月会议”标志着我党对工商业政策的转变。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会议将“利用和限制”的思想落实，会议提出可以辩证的看待工商业，发挥工商业的积极性，推动国民经济的繁荣，同时警惕它的消极性，将其逐步转化为国家经济。新中国成立前的《共同纲领》同样继承了“利用和限制”的思想，一方面为繁荣经济，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政策写入《共同纲领》内，另一方面，为限制私人资本的消极性，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一切标明：中国共产党采用了符合时宜的政策，在特定时间段，鼓励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商业，该政策稳定了后方经济，也巩固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统一战线。
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党以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指导，结合我国基本情况进行了分阶段、分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采取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时在一定阶段容忍富农经济的存在。
解放战争时期，党实行三阶段的土地政策：第一阶段是抗战胜利初期到1946年4月，这段时期国内相对较和平，老解放区主要开展复查工作，新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的同时需要大力发展生产，设立生产训练班，这时期的减租减息是基于国共和谈的大环境，农民和地主都获得一定的利益。第二阶段是1946年5月至1947年6月，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转为“耕者有其田”。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了军事进攻，国情发生改变，党立刻调整土地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为使新的土地政策在新旧解放区迅速实施，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需要在各地区扩大，运动的速度需要提高，同时为减少敌对势力，巩固解放区原有的战线，主张孤立地主、坚持富农自耕地、稳定中农的原则。土地改革运动实行中要对地主态度温和，保证地主的生活必需品。第三阶段是1947年7月至1949年10月，这段时期的土地政策以《中国土地法大纲》为依据，大纲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党的态度由温和型转为坚决有力型，明确主张“保护中农，保护民主分子，承办土豪恶霸”，[3]（P.475）彻底消灭封建。随着时期演变的土地政策，灵活的处理地主、富农的土地，保证了人民统一战线、农民的利益，翻身成为主人的农民成为参军的主要来源，为解放军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保障战争的人员补给，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
四、排蒋币固本币，以物易物，统一货币
解放战争期间，党采取排挤蒋币，以物易物，坚挺本币，确定各解放区兑换率，逐步统一货币的货币政策。首先，排挤蒋币。国民党为发动国内战争，购买大量军事物资，大量发行纸币，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此情况漫延到旧解放区和新解放区，新解放区情况更为严重，为快速稳定新解放区秩序，党采取排挤蒋币、限制流通的方法，1947年4月4日《晋冀鲁豫财政联合办事处对目前经济斗争的指示》中严格规定，在旧解放区禁止流通蒋币或者金银，一经发现立刻没收，储藏蒋币是违法的行为，新解放区可以在限定时间内去银行兑换。排挤蒋币、禁止流通的政策使解放区的蒋币数量减少，商品的价格随着蒋币数量的减少也趋于稳定，人民的经济秩序得到恢复，保证大后方的经济安全。
其次，以物易物。蒋币被排挤出解放区，解放区新的货币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各不相同，没有统一对外的货币系统，针对此情况晋察冀边区的委员会、工商厅、银行联合发布“以物易物”的决定，要求土产输出尽量以物易物，用土特产换回一些洋布、洋纱、煤油等生活必需品，减少黄金、白银、粮食的输出。在农村，农民饱受纸币贬值的困扰，为排斥蒋币，农民以粮食、布匹为一般等价物，以物易物。以物易物的政策是在特殊时期实行的政策，该政策防止了物资的外流，保证了人民的正常供给。
最后，坚挺本币，确定各解放区比率，逐渐统一货币。解放战争时期，各个解放区被解放的时间不同，每个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区域的货币，双方的兑换比时常有变动，甚至产生了相互抵制、打压的状况，商品交换效率特别低，为解决此问题，1948年4月6日颁布了《华北财办关于两区货币实行固定比价及相互流通的决定》，规定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固定比价是1：10，这个比价长期有效不变。随着解放战争推进，统一货币的决议提上日程，为更加方便商品的流通，中共中央决定于1948年12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各地区银行，并发行人民币，统一各地区的货币体系。货币的统一，结束了货币制度的混乱，稳定了解放区的物价，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为解放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
五、结语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取缔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农村土地改革、排蒋币固本币的经济政策，该经济政策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提供大量经验。
首先，解放战争时期没收官僚资本、收归国有的经濟政策摧毁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灵活详细的没收政策快速稳定了新解放区的秩序，快速的将官僚资本转化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导力量，有力的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没收的官僚资本转化为占国民经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党立足于国营经济，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牢牢地掌握住全国经济的领导权，中国有了对抗外国帝国主义封索的力量，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它不断的壮大、分量的不断增加，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发展;同时国营经济在肃清国内敌对分子、巩固新兴政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国营经济仍在我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要国有企业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定能绽放活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解放战争时期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符合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该政策稳定了解放区的经济秩序，同时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巩固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在国内的统治。改革开放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重新散发出光芒，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如何解放生产力提供了较系统的答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继承并创新发展了解放战争时期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坚持立足于本国经济环境的原则，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民族工商业符合“三个有利于”中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政策实施后极大地活跃了我国的经济，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至今非公有制经济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解放战争时期分阶段、分地区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始终以维护农民利益、消灭封建势力为重点，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量的物资和农民子弟兵源源不断的到达前线，为解放军注入新鲜血液，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灵活的土地改革政策，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减小了改革的阻力，促进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任务的完成。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土地改革运动提供借鉴经验，实行在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 、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这次的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农村的封建势力，解放农村生产力，为以后我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促进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最后，解放战争时期排蒋币固本币的政策将蒋币对解放区物价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稳定了解放区的经济秩序，减少了物资的外流，稳定了物价。人民币发行后，极大地促进了各解放区之间商品的流通，保障了解放区的物资供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一发行人民币的政策使国家掌握了货币这一关键一环，逐步取代其他货币，建立起人民币的信用体系，将各地物资的调配权收归中央，使得国家更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力量完善我国工业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许涤新.官僚资本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马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