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发展演进及其经验启示
王蒙 黄红平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主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制度;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后提高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凸显功能。其发展历程体现的实践逻辑是：党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根本动力，党员主体意识的增强是内在关键，党内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外部条件。提高新时代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必须坚持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必须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必须保障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必须大力发扬调查研究的作风。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5-0017-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篇大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等重点内容，集中解决好党内突出问题[1]。作为党依靠领导班子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深刻体现了党直面问题、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与责任担当。新时代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有必要系统梳理并发掘新中国成立70年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实践逻辑，总结历史经验与启示，以有助于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一、新中国70年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发展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在全面执政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效解决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加强党内监督有效方式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主张的初步提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的方式进行了进一步探索。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要“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实现“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2]215。随后，八大党章明确规定“要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1962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基于对“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2]310的认识，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种领导干部间互相监督的有效机制，“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2]310。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就这种小组生活的频率、目标进行了讨论，取得了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内部监督的一次重要探索。遗憾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3]653-654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党的民主集中制日益受到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党内民主的践踏更是空前严重。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制度正式确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党内民主也得以恢复。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4]72，民主生活会首次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中确立。1981年，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对县级以上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的时间、内容、方式、目标等进行规定，民主生活会制度正式形成。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斗争在领导干部思想上留下“后遗症”，民主生活会“不敢开”“开不好”的问题逐渐暴露。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提出领导干部“要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5]591等要求;1990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重点围绕民主生活会“加强党内监督和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能力”[5]1111的功能，对其内容、程序、监督等作出了详实的规定;1992年，十四大党章以最高党内法规形式对“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6]274予以强调。在制度的逐步健全下，民主生活会开始在领导干部中发挥检视问题和解决矛盾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后，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质量不断提高
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经济要发展，纪律要松绑”“反腐败妨碍经济发展”等错误观念在党内悄然滋长，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中开始出现不少“空炮”“高炮”“礼炮”“哑炮”“重炮”等不正常现象。
以专题形式召开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提高了解决党内主要矛盾的针对性。1991年，为了“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7]1655，各级领导干部召开廉洁自律专题民主生活会，有力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1996年，“三讲”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抓住政治这个核心，克服了党内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的风气，敢于批评、敢于斗争的作风被极大发扬;2004年，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专题，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民主生活会的活力在思想交锋中进一步增强;2009年起，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民主生活会普遍召开，领导班子的团结和谐与班子内部的战斗力不断提高。
党内制度的规范衔接，进一步巩固了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质量。1997年，中央纪委、中组部印发《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成为增强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政治性、思想性、原则性的指导意见。随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出台，将民主生活会制度与干部选拔任用、年度考核、民主评议等选人用人制度衔接起来，增强了领导干部开好民主生活会的机制约束力。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将民主生活会制度与述职述廉、巡视巡查、谈话谈心、函询回复等制度一道作为党内监督的制度确定下来，实现了党内外监督的有机统一。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功能全面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功能与作用进一步凸显。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各级领导干部打破“自说自话、自弹自唱”的模式，改变闭关修炼、体内循环的作风，擦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种种表现，查摆问题，剖析原因，使得民主生活会揭短亮丑、真刀真枪、见筋见骨，点准了“穴位”，戳到了“麻骨”，开出了“辣味”，起到了脸红心跳、出汗排毒、治病救人、加油鼓劲的作用[8]，为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经验与有效的实践探索。
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再次创新党内政治生活的顶层设计。12月，中共中央印发《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深刻指出“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领导班子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9]523，进一步对民主生活会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目标，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对照检查六个方面的内容等再次进行强调。此外，《规定》还对民主生活会每年召开一次、以适当方式公布群众普遍关心问题的整改措施、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好民主生活会、把执行民主生活会制度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考核内容等问题有新的阐释。近年来，在中央政治局的带头和示范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真情涌动、辣味十足，领导干部刀刃向内、直面问题的勇气与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
二、新中国70年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发展的实践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优的發展历程。梳理70年来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进程，是为了探究其实践逻辑，以进一步把握党依靠自身力量提高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规律性特点。
（一）党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是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历史进程体现的党建规律是，各个历史时期解决党内主要矛盾的总要求，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实际思想认识水平、工作能力之间存在的差异。70年来党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推动了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克服领导干部头脑中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是党内主要任务;党的八大后，党内主要矛盾转变为把党建设成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的需要，同领导干部间居功骄傲情绪滋长、民主作风不足之间的矛盾，为扭转领导干部的不良作风，党提出从自身内部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主要矛盾转变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的需要，同领导干部对于党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认识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以制度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成为这一阶段的中心工作，推动了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建立;党的十四大以后，党内主要矛盾再次转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党的领导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与党的成员领导意识、领导能力不能完全适应之间的矛盾[10]，探索开展专题民主生活会，成为提高领导干部解决党内突出问题能力的重要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内主要矛盾进一步转变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同领导干部间的政治意识、政治能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提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的任务便摆在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面前。
（二）党员主体意识的增强是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发展的内在关键
内因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决定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对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党员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推动了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内部各要素的发展与成熟。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的认识有了极大提高，为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1956年，八大党章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进党员义务，再次提高了全党对于党的团结统一的认识与加强党内自我监督的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民主被破坏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大批党员深刻认识到强化党员主体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初期，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切入口，党员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得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广大领导干部不断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和行为作斗争，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提高了领导干部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有效推动了民主生活会目标的清晰、组织的健全、内容的聚焦、程序的完善、监督的有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解决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的过程中，领导干部自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深刻检视政治上的错误与不足，不断提高整改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民主生活会增添了不少真情与辣味，全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巩固。
（三）党内监督机制的完善是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发展的外部条件
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党内监督体系的健全等，对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就党内监督与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内涵来看，有不少相似之处：第一，客体都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第二，重点内容都包含遵守党的章程，维护中央权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保障党员权利，密切联系群众等;第三，从本质上看都是一种制约机制。基于两者的相同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监督机制的发展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发展，提高了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质量。一方面，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内监督制度的一个方面，在党内监督制度的整体发展中得到健全，党内监督的其它制度也对民主生活会制度起到了优化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逐步形成了以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为主体内容的监督体系，监督主体的多元化与专业化，使监督之网越来越密，一定程度上倒逼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提高。此外，70年来监督方式愈发多样化，派驻机构监督、巡视、函询等方法越来越多地得以运用，推动了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规范发展。
三、新中国70年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实践逻辑，挖掘其规律性特点，是为了总结基本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提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提供一些启示。
（一）必须坚持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3]50新中国成立70年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实践表明，坚持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条最深刻的教训，也是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坚持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要坚持和发展集体领导与领导核心相结合的“政治局常委会制”，把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有效融入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当中;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全党上下团结一心、步调一致;要充分发挥中央政治局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作用，率先担起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
（二）必须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3]78-79。70年的实践表明，勇于批评、敢于批评、善于批评，民主生活会质量就高、成效就好;一团和气、点到为止、隔靴搔痒，民主生活会就会流于形式。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围绕民主生活会主题，对准民主生活会的基本内容展开，不能漫无边际、随意批评;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从团结的目的出发，打消思想顾虑，放弃无原则纷争，指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的根本问题，达到团结的效果;要发扬整风精神，聚焦党内不正之风，在思想斗争和思想交锋中红红脸、出出汗、扯袖子、咬耳朵，重点清洗思想上的灰尘，实现灵魂上的触动;要发挥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带头示范作用，带头学理论、带头找差距、带头作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听意见、带头提建议，打破同志间的等级观念。
（三）必须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
“必须充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保障全体党员平等享有党章规定的黨员权利、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11]，是新中国成立70年探索发扬党内民主，推动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要切实维护党员的合法权益，调动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热情，提高党员敢说话、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的“心理安全感”;要克服党内关系“市场化”“圈子化”“等级化”的倾向，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党员同志之间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纯洁友爱的良好关系;要根据相关党内法规的要求，推动建立健全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严格教育管理党员的体制机制，在“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的过程中，提高党员质量。
（四）必须保障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民主生活会置于人民群众的活动和监督之下，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民主生活会形成的又一重要经验。保障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要做好会前功夫。一方面，民主生活会前要委托组织部、纪委（纪检组）、机关党组织等部门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对于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意见，并对照意见自觉反思;另一方面，民主生活会前要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充分开展谈话谈心活动，以此把握党内外群众思想动态，提高民主生活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此以外，会后文章也不能忽视，要通过建立健全党内外群众监督渠道和群众意见表达机制，重点回应和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关注的现实问题，以适当的方式向群众反馈民主生活会上的讨论情况和民主生活会后的整改情况，相信群众、敞开大门，让群众来监督和评判[12]91。
（五）必须大力发扬调查研究的作风
调查研究之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实践证明，调查研究作风的保持，不仅有助于形成领导干部对民主生活会的正确认识，更有助于科学决策的形成以及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地生根。大力发扬调查研究的作风，要紧扣党的中心工作，紧扣决策需要，在调查研究中提高领导干部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提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科学决策的能力;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深入社会各层找问题，察实情、求实招、办实事，在民主生活会上出实效;要用好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如召集群众座谈、开展个别访谈、深入实地察看、蹲点调查或联系点调查等，亲力亲为、亲身感受;要在调查研究中提高领导干部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的能力，增进领导干部同群众的感情，强化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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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责任编校??? 王学青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leading cadres democratic life conference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ago： the initiation stage at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ystemic establishment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quality improvement upon entering the new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functional manifestation after the Party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practical logic demonstrated in it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s something like： the evolution of inner-Party conflicts provides fundamental motivation; the enhanced subjective sense of Party members is the inherent key factor; and the perfection of inner-Par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supplies the outer condition. For there to be improved political qualities， contemporariness，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militancy，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must be stuck to and developed， the tool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must be made good use of， the subject status of Party members must be respected， mass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must be guaranteed， and the tradition of making investigations must be vigorously promoted.
Keywords： New China 70 year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mocratic life;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