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需求与供给视角的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探析
臧乃康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出现递升变化。顺应新要求、适应新变化必须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把握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意蕴：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求超出了物质层面，“幸福感”“获得感”成为人民群众需求考量的重要指标，即在新时代聚焦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追求;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需求的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必须要解决价值供给、利益供给、政策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价值追求，以利益公平来推动社会经济均衡和充分的发展，以网络技术作为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创新工具。
关键词：群众路线;新时代;需求;供给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5-0028-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去，“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1]。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结构分层、需求指向、治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于如何更好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使命。
一、群众路线的时代演进源自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评判是形成政策、研制战略的重要依据。历史表明，党的事业是兴旺发达还是遭遇挫折，都与党对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正误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认为，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事关党的使命、国家安危、人民命运。
1956年社会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党的“八大”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这一判断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但是，并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够充分，“阶级斗争为纲”一度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章程，给党的事业、国家发展、人民利益带来巨大损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这一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从而弱化了它治国理政的意义。“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规模和高强度的群众参与，这正是群众运动具有特别威力的原因所在。群众路线为这大规模高强度的群众参与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一方面，群众路线认为群众参与的权利不应受官僚体制条条框框的限制;另一方面，群众路线高度评价群众的创造性和参与能力，主张群众对干部知识分子进行批评和监督。”[3]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群众运动确实是一种比较高效的社会动员和整合方式，动员能力强，具有快速高效地汲取和聚集社会的各种资源、专注解决某一领域的突出问题的优势。但是，群众运动的泛化对整个国家的治理生态系统的紊乱干扰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启动群众运动时，社会资源和关注点都聚集和聚焦于某一领域或者某一事项，这时体系性资源配置和管理触角则会出现盲点和空白区，从而出现国家治理失灵的问题，松懈和瓦解了科层管理组织基础，制度建设、法治精神常常被群众运动所淹没。刘少奇同志曾批评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混为一谈的做法：“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4]群众运动会迅速限制和打击一些消极现象，但运动过后这些消极现象又会重新滋长。同时，一些“政治运动”打着依靠群众的幌子，在实际运行中，既脱离党的组织，又脱离人民群众。就此而言，偏离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肯定会远离党的群众路线，放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基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才能把群众路线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中去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因而，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二大”“十三大”承续并完善了这一提法，并将其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显然，对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对社会发展阶段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作出的新判断。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1。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以下转变：一是发展任务，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为主要任务，转变到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为主要任务;二是发展方向，从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为努力方向，转变到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努力方向;三是发展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转变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四是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五是发展重点，从推进重点领域和迫切问题改革，转变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扩大开放。在这一系列历史性变化过程中，必须围绕着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不同历史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目标虽然并不重叠，但其立论基础和价值走向是基本一致的，即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即“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决定了其目标定位。进入新时代，表明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已經基本解决，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依然存在，发展水平与人民需要仍然不相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长超出数量的范畴或界定，更多的是高质量、高品位、高层次的要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有量上的不足，更有质上的欠缺。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不平衡不充分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1在社会治理的常态下，群众路线的实现是按照理性化、制度化要求，把人民群众中蕴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将群众的生机活力充分激发出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深入，人民群众的目的性特征日益凸显。这时，群众路线也逐渐转变成一种诱致性的政治参与，变成一种自发自觉的政治动员。经过多年的政治历练，“群众”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成长为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并且逐步培养了自身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能力，与之相应的是群众自由活动的空间日益广阔，人们开始学会如何响应获利机会或运用自身权利而去自觉行动，扭转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逐步探索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相对平衡的治理方法，以适应社会化的过程，这样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治理被看作是一个多元化参与、多向度互动的过程，体现出国家与群众之间的合作与协商，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
依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奠定人民生活高质量的物质基础;政治方面——“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1]，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或拥有的政治意愿、政治经验、政治权利、政治作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时代政治生活需要;文化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社会方面——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生态方面——实行最严格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人民生活在天蓝、山绿、水清的优美环境之中。“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
人的发展需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过程是动态变化的，不会静止在一个水平或维度上，具有无限的成长性。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也就是各种需要不断递升的实现过程。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正是不断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难题的有效工具和最优路径。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质上就是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远意义，不仅是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当作一个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人的全面发展依赖社会全面进步，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者统一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创新的实践过程中。
二、供需维度的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内在意蕴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时代，群众需求在结构、层次、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积极应对新挑战、顺应新要求、适应新变化，从供给与需要角度把握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意蕴更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新期待、新需求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和结构已经从“温饱型”“生存型”“总体小康”向“发展型”“享受型”“全面小康”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防等方面取得了与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需要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2。人民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需求层级和需求结构得到全面提升，更加关注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感”“获得感”，概言之，就是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追求。
首先，价值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执政为民的责任担当，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价值遵循。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的价值需求从较低层次转向较高层次。新中国建立70年来，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逻辑下，人们不仅在物质生活的需要上得到满足和升级，而且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提出了更为广泛、更高层次的需求期待，这是价值需求质的进步和提升。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公平、法治等方面都提出了诉求，期待着有更好的利益表达渠道，更有效地参与国家治理、更便捷地履行社会监督责任等。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蕴含着人人享有发展机会，享有发展成果，从而把人民群众价值追求与国家兴旺、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次，利益需求。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常态。但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发挥价值理性的引导作用，超越局部利益，遵循公共利益的价值。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总量不足和非均衡性的问题，表现为覆盖面相对狭窄、差别化程度高，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情形。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渐为社会认同和接受。市场的逐利性让资源得到比较充分的开发利用，也导致了利益差别迅速扩大，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困难群体的集聚性、抗争性日趋明显，利益诉求强烈而利益表达不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流动性大为增强，纵向性社会流动特别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并没有明显扩大，精英阶层社会结构固化并没有出现松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农村低于城市、进城务工的农民低于城市户籍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没有能做到全覆盖，在充满着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转型中，基本保险和基本福利制度的覆盖面和适用范围表现出非均衡性、非全员性、非公益性倾向。现阶段，公众的利益需求既有总量性、公共性的，也有结构性、正当性的。
最后，政策需求。非普适性、非均衡性是当下政策供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政策制定中自利性和缺乏公正的评价制度。在现代社会，人际交往频繁、海量信息膨胀、信息传播加快、知识增长迅速、社会分工精细复杂，政策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一个不复杂的政策需要多学科的专业知识的支持，对事关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决策，单纯的经验主义政策存在明显缺陷或不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
民意在现实社会中千差万别、复杂多态，只有把群众的诉求转化为认同，顺应民意才具有实践意义。“让群众在向党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贯彻上面的决定时发挥持续的作用;群众路线既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甚至在其理想形式中，这一原则也为党保留了决策权和分清‘正确与‘不正确的权利”[8]。这清晰地体现着群众路线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功能定位。
（二）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难题
需求是供给的动力，供给围绕着需求。新时代“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6]1，也是人民更高需求结构和层次面临的新难题。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供给角度讲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首先，价值供给。一是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相对少数精英而言，“群众”指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是权力作用的客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不以少数公共权力行使者以及精英利益为目的，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如果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没有在每个共产党员心里深深扎根，初心和使命被抛之脑后，个人利益和小团体的利益会挤占人民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二是公共物品的价值。对于私人物品而言，个人及其家庭收入能力越强，支配并满足生活需要的能力也越强，人们可以按照自身的能力和偏好来决定消费，让自己支配的收入和财富带来最大化福利。但是，在社会成员间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的的情况下，只有少数家庭或者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美好生活”。公共性是供应普适性公共物品的价值前提，是“美好生活”的价值呈现，个体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其他社会成员的合作和共享。
其次，利益供给。利益供给体现着发展的质态和结果。“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国家统计局2018年各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中，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4183（元/人），西藏仅17286（元/人）、甘肃17488（元/人）。西藏人均收入仅相当于上海的26.9%，甘肃仅相当于上海的27.2%。[9]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尽管城乡之间的差别在逐步缩小，但是依然处于不平衡状态，以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为例，差距比为2.69。[9]三是社会阶层发展不平衡。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从生活方式到社会认可度都存在着较大的不均等性。四是领域发展的不平衡。经济领域是当下最为活跃的领域，而文化领域活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民生领域存有短板，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
“不充分”主要集中表现在低端供给与高端需求脱节严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不高，同时要素支持的可持续性不强，抑制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供给的质态与人民生活高质量要求有着较大差距。新时代交错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难度，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多变、利益结构失衡扭曲，利益调整的空间狭小，满足部分群众利益会打破总体利益的均衡态，使得社会统筹发展变得日益复杂。这就需要凝聚各方面力量，发挥全体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最后，政策供给。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分离脱节，使得治理体系出现紊乱梗阻。基层单位一年收到大量的文件，名目繁多限时限点的工作要求，让基层单位进退两难，基层干部分身乏术。比如消防验收，政府规定企业项目投产运行前，消防部门则规定企业投产运行后，让企业无所适从。政府各部门要通过对话、合作、妥协，统筹等政策规范，落实权力清单，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将人民置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政府公信力会严重受损，人民不再信任政府。[10]新时代，要重新定位公共政策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要两者兼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導致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出现利益失衡和人心失衡的问题和挑战。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着力解决公共服务资源在地区间、城市间、城乡间的公平配置问题，做到均衡配置、精准配置、依法配置、规范配置、市场配置公共资源。
三、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策略选择
进入新时代，“更要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过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6]3。因此，应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化与社会供给不足的情况选择积极有效的策略。
（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价值追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这意味着要紧密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高质量地去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遵循群众路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时代唯物史观，坚守和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价值观，带领人民群众向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行。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表现在：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八个企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要求，换言之，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分配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经济生活高质量的需要;以利益公平配置实现均衡和充分的发展，共享教育、医疗、居住、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实现共建共享，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公正的社会生活需要;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确保人民群众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能落到实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人民美好精神生活所需的文化产品，满足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主张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生态文明生活的需要。
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12]。人民群众用双手创造理想社会，理应享受理想社会带给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简言之，人民群众是理想社会共建共享的双重主体。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质上就是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从更高层面来看，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民生问题，而是实现人类社会伟大理想的重要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满足在于社会全面进步，社会全面进步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环境和生态。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统一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程中，为不断满足和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价值实现前提。
（二）以利益公平推动均衡和充分的发展
习近平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13]。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准则。党的十九大做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价值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观。人民群众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只有使人民根本利益得到实现和维护，人民立场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打破了一元的利益格局，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唤醒或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形成了利益主体努力追求实现各自利益新格局。当下，群众日益分化为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分众化”成为中国社会分层的基本走势，“底层群众”与“高端群众”“大群众”与“小群众”不断分化重组。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方式，群众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改革开放中的群众路线，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利益配置的路线，即破旧的利益格局、立新的利益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发展成果。
习近平指出，要“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14]。改革过程中的利益调整会带来心理上对于利益剥夺或获得的不同感受。改革过程中形成共识，获得感增强有助于推进改革的深入，如果社会群体抱有相对普遍的剥夺感，就会形成对抗力量。要“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15]。
一是社会政策托底。政府要切实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实现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强对政府利益分配职能的监督，公平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正当利益。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需要方面的政府投入。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等。二是缩小收入差距。法国学者皮凯迪认为，“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16]。要把转型过程中的盈余分享出去，在社会之间进行传导与互助，整个共享经济在整个GDP中间、社会整个分布中间占有更大比例，让人民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三是促进创业就业。“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分类施策，提高劳动参与率，稳定并扩大城镇就业规模。”[17]要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认同和支持，发展分享经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建共享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公平公正的分配格局。打破“利益固化”，营造向上流动合适的社会氛围，让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三）以网络技术作为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创新工具
网络信息技术被植入或嵌入行政管理系统后，要求减少或者取消组织中间管理层次，压平组织机构，实行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形式。互联网技术在社交媒介领域的应用，为公众的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客观上也给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众赋权，同时基于线上交往而产生线下行动，形成管理层级少、扁平化的新型组织结构。
1.建设执政党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使用网络走群众路线。通过网络了解群众所思所愿，集聚来自群众的智慧，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对网民的建设性意見要及时吸纳，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18]。一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通过上网来了解群众诉求。二是上网后要善于做群众工作。要贴近网民、化解矛盾、发扬民主、接受监督、采纳意见。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就是通过群众路线来构建执政党智能治理体系，通过这个系统来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不仅如此，通过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能真实即时了解党组织及其成员思想、组织、工作、活动、廉洁、评价的状况。“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19]
2.线上线下的治理机制缜密协同。如何形成全空间、全领域、全天候的群众路线的基层治理大格局，建构线下治理与线上治理在机制上的协同缜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18]要借力于现代网络与信息技术，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做好交流互动和运营维护，让政务信息公开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泛。不仅如此，大数据、网络信息技术还为公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网络不仅仅是虚拟的世界，而且变成公众发声和意见表达的现实空间，在新媒体所构建的空间已经让民众拥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技术的进步，使得广大的民众被赋予更加广泛的表达权和话语权。”[20]现代社会生活涉及面越广，复杂程度高，信息变化快，国家治理需要线下线上的高度协同，缜密运作，更需要借力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按照统一目标和统一规则，强化协同运转，及时处理各类问题，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基础性平台保障，真正做到线上把握舆情民意，线下务实服务，网上网下无缝对接。网络群众路线面对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的现实社会，要着力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问题。
3.依法行使網络治理权力。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的运用，如大数据分析、互联网平台，使整个社会的纵向沟通、横向联系变得更加简单。如何使得这种简单变得更加有序，让网络群众路线真正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一是坚持依法治网。必须依从法律规范网络舆论传播秩序，提高网络管理法治化水平，为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提供法律保障。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共秩序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才能充分真实，创设群众工作的良好氛围。二是完善网上群众工作的制度安排。建立网上群众工作机制，规范办事程序、严格办事职责、限定办事时限、对接线上线下，认真做好在线受理、办理、回复工作，确保群众的服务要求都得到回应和落地。制定网上群众工作规范，受理网上信访、疏导网上负能量、发布权威信息、倾听公民表达。三是依法保障“网络空间公民权利”。公民在网络空间享受法定自由和利益，但也要遵守法定的规则和界限，履行法定义务。评判公民在网络空间上的行为和话语，要遵循法律规定，网络执法要有法定依据。只有这样，才能“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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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ing entered a new era， significant changes having happened with major social conflic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asses for a better life are also changing in a progressive manner. To respond to such new requirement and to conform to such new chang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artys mass routine in the new era must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demand theory： On the one hand， the demand of the masses have transcended the material layer， “the sense of happiness” and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having become key indexes in measuring their demands， which means the pursuit of an enjoyable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pply to meet such demands is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supplies of value， of interest， of policies in the new era to be dealt with. Adherence to the mass routine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must stick to the pursuit of such enjoyable life， with interest fairness to promote balanced and 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with network technologies to be used as innovative tools in the mass routine of the Party.
Keywords： mass routine; new era; demand; supp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