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而为：中国广播媒体的功能与空间拓展
孟晗蕾
【摘要】中国人民广播事业80年历程中，广播的功能与空间拓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在功能上，广播互动性、娱乐性以及公共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在空间上，广播与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对农政策的调整息息相关。广播的主要受众群曾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同时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相关联。本文认为，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广播媒体找准自身定位，扬长避短，放大声音传播的核心竞争力，是广播在未来进行功能空间拓展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功能拓展 ? 空间拓展 ? 中国广播
【中图分类号】G221 ? ? ?【文献标识码】A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了第一声呼号，宣告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历经80年的发展，广播已经成为我国普及率最高的主流媒介之一，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共有广播电台124座，广播电视台2348座，广播媒体在国内的人口总和覆盖率达到了98.94%。①
作为世界广播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广播的发展历程遵循着广播媒介发展的总体规律，而一个国家的媒体发展又与其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广播作为一种媒介形式，本身具有社会协调、文化传承、娱乐等大众传播的功能。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功能的呈现有主次之分，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同时，广播的空间拓展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从“对农广播”到“城市广播”，再到“社区广播”的延伸和农村有线广播的回归，中国广播的空间拓展一直与农村建设的政策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连。
一、功能与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广播发展历程
（一）以宣传教育功能为主，大力发展地方台和农村广播网络（20世纪40年代～20世纪70年代）
基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背景，中国人民广播在发展的初期最主要的功能体现在宣传动员层面。抗战期间，广播起到了增强人民信心、瓦解敌方意志的作用。这段时期广播主要播出的内容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的重要评论文章、时事新闻、革命故事等。②另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开播初期还创办过日语广播，主要对象是侵华日军，播放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溃败的消息，以达到削弱敌人士气的宣传目的。③广播在战争时期成为了舆论战的有力工具，同时还能达到提升社会认识协同度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广播事业任务明确为三项：发布新闻、传达政令、普及知识和提供文化娱乐。为了确保广播的群众基础，1950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在全国各乡县推广广播。广播成为农民接受外界信息的最主要渠道，通过传播重要的政策与时事，广播推动生产，在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④1950年前后，文艺娱乐类广播节目也在积极发展。⑤在此阶段，广播最主要的功能是“放大器”，即自上而下的信息和指令发布。⑥
在传播空间的拓展上，发展农村有线广播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有线广播的生产成本与接收门槛低，而且集体收听的成效十分显著，因而成了新中国政府重构农村信息环境的首选媒介。⑦1955年12月21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合作社都能听广播。”⑧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农村有线广播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66年，全国有县级广播站2000多座、放大站和公社广播站8435座、广播喇叭872万只。⑨广播的普及度大大提高，它成为了农村和边远地区人们获得信息和文化知识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团结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⑩从广播硬件设备的建设来看，不难发现，当时人们收听广播的主要渠道是分布在各村镇的广播喇叭，可移动收听的介质较少。在这种场景下，广播收听更像是一种公共的行为而不是私人行为，受众的自主选择性较弱，缺少反馈和互动机制。
（二）广播的互动性和娱乐功能增强，核心受众从农村转向城市（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的广播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步入了一段黄金发展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开始对以往广播宣传报道进行反思，广播的宣教意味渐渐淡化，互动性增强，节目的种类也变得更加多样。?
1986年，广东珠江经济台推出“珠江模式”，引入了节目直播的形式，加入了主持人与听众互动的环节，实现了广播快速互动交流。20世纪80年代，中国拉开了广播专业化改革的序幕。从“珠江模式”到“东广模式”，再到各地方台经济、新闻、文艺、音乐、交通、教育、儿童等系列台的出现，中國的广播电台逐渐从原来的板块化走向细分。节目的种类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和娱乐需求。
20世纪90年代，汽车的普及和听众收听习惯的改变催生出了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等特色广播。1991年，全国第一个交通广播频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信息广播开办。1993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开播。交通类和音乐类广播不断发展，2018年，全国28个重点城市共拥有82个音乐类频率、61个交通类频率，其中音乐类频率是拥有数量最多的频率类型。
这个阶段，中国广播的核心受众群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同时受众的收听习惯由固定收听转向了移动收听。受到电视媒体的冲击，广播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经历了一段低谷期。但随着移动收听载体的增多，广播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广播的可伴随性让它重新收获受众的青睐。尤其是民用汽车数量的增长，使得车载广播渐渐成为城市人群收听广播的主要途径。
（三）广播的社会服务功能凸显，实现城市空间的拓展和乡村空间的回归（21世纪10年代至今）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广播业界的生态也在逐渐改变。广播的传播对象从广泛的大众越来越聚焦到特定的人群，广播提供更为精准化的信息内容，服务职能更为明显。2010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批以“蜻蜓FM”“考拉FM”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络电台。与传统广播相比，这类音频网站在栏目设置和内容编排上更为细化。例如：“蜻蜓FM”有情感、财经、健康、儿童等十余种节目类型，而且各类型节目的数量占比差异不大。像这样的互联网音频产品打破了传统广播的线性编排，广播节目则开始成为音频内容大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
广播强大的社会服务功能还体现在应急广播的应用上。近十年来，我国的应急广播系统逐步完善。2012年，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国家应急广播中心。自2013年底起，国家应急广播抗震救灾应急电台先后在四川芦山、云南鲁甸启动，开创面向灾区民众定向播出服务性应急信息的模式。2014年起，多个省区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应急广播示范试点。应急广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灾害核心区域的受众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根据灾害类型和现场的具体情况，进行节目编排，尽可能地配合救灾工作，及时告知灾区人们最迫切知道的信息。同時还能发挥广播的陪伴功能，提供灾后心理援助与支持。
基于广播社会服务的职能和特性，一种公益性质更强、更具有接近性的广播形式——社区广播为广播的空间拓展打开了新渠道。社区广播是广播在城市空间的纵深拓展。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社区的信息化建设。社区广播就是社区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设置。我国第一家较为成熟的社区广播电台——大连社区广播开播于2006年，该广播为大连531个社区的居民服务，立足于关注社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服务信息。社区广播，这种“超本地化”媒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逐渐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广播深度拓展城市空间的同时，广播越来越成为我国西部边远地区和其他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民众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为了配合我国新农村建设，让农村广播满足农村基层发展的基本需要，2006年“村村响”广播工程启动，有线广播再次回到乡村。对那些留守村镇且无法融入互联网环境的人们而言，广播弥补了他们媒介生活的空白。与上世纪50年代建设农村广播收音网的目的有所区别，新时代的乡村广播不再只是从上对下的政治文化引领，更多地体现出了陪伴和服务功能。
二、中国广播功能与空间拓展的动因与趋势
纵观中国广播80年，广播的发展与中国历史经济的变革以及不同时期的思想政策都有着紧密联系。广播的宣教功能在战争时期和政治氛围浓厚时期表现得较为明显。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同步提升。广播不再只是上传下达的“传声筒”，而是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娱乐休闲的重要渠道和公共文化不可或缺的塑造者。
同时，由于电视和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广播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就逐渐挤压了广播市场，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大众媒介形式。步入新世纪，互联网媒体的迅速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广播如何在这种冲击下找到自身定位，寻觅出路，成为广播人亟待解决的难题。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也给予了广播新的发展机遇，一批互联网电台的兴起，让广播内容数字化，手机等移动端设备成为了人们收听广播内容的新途径。
最重要的是，广播作为以声音传播为主的媒介形式，具有着不同寻常的魅力。受众对声音内容的需求，是广播媒体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找到并且放大广播的核心竞争力，是广播发展的主要方向。基于这个逻辑，在未来，广播的功能和空间拓展可能会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一）广播专业化改革进一步延续
首先，广播专业化是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的变革趋势。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的扩大与分化为广播等媒体的专业化发展带来了推动力。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频率定位细分和频率资源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比如美国繁多的专业化电台种类建立在庞大的电台数量之上。而中国对频率资源的审批和管理非常严格，再加上“四级办”广电体制的历史沿革，不同地区的广播之间没有竞争，使得传统广播在广播事业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难以继续分化。但互联网的出现却对音频内容的进一步细分提供了可能。对于广播来说，这一趋势也促使其改变传统的内容生产和编排思路，根据用户内容需求甚至是不同时段的收听习惯进行精细化的内容编排，以用户需求为基准，完成资源的整合与分化，这体现出了广播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根本改变。
站在受众的角度，广播专业化的实质来自受众的细分市场。社会群体的分化带来了受众需求的分化。受众细分理念是广播专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受众细分经历了以地域为标志的划分，再到具有同一兴趣特征的特定群体，如今已经细分至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互联网能够根据特定的用户行为提供定制化的内容服务，满足不断细分的受众需求是广播乃至音频内容专业化发展的方向。
（二）广播地域性特点不断加强
广播界普遍认为，中国广播在近30年里进行了两次转型，一次是用户地域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另一次是收听习惯的转变，从固定的收听方式变为移动收听。随着新旧媒体竞争的加剧，广播必须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移动空间、公共空间和社区空间成为城市广播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依托于汽车产业的兴起，目前移动空间已经开发得相对成熟。社区广播则是中国广播空间拓展下一步的重点。如果说“从农村到城市”是广播媒体基于我国人口流动情况的被动转换。那么，从城市到社区则是广播发挥自身区域性优势和贴近性的主动改变。
与其他的大众传媒方式相比，广播的地域性特点更加明显。它与地域式划分的城市、社区等和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社群有着天然的联系。社区广播可以指传统意义上一定地理范围内组成的生活功能区，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广播是城市广播需要进一步开发的城市空间。目前，我国有两类社区广播，一类是以社区为内容的专业频率，另一类是社区自办的广播。社区广播的定位就是为居民提供与生活相关的信息服务。
社区广播的优势在于接近性高，受众的黏性强。能够根据受众的需求有的放矢，精选播出内容，尽可能地满足区域内群体对于信息的需求，还能够充分调动公众的参与度。而且，社区广播对公众领域的文化构建也有着积极意义。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湖北广播联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武汉的各大方舱医院开办了“方舱广播”，专门为方舱医院的病患及医务工作者提供音频内容。考虑到方舱医院受众的特点，方舱广播连续推出与心理疏导、心理危机干预有关的内容，帮助病患渡过难关，在特殊时期提供心理援助。另外，根据方舱所处地域的不同，节目组还定制了不同的节目内容，比如健身锻炼节目、留言点歌互动节目等，聚焦特定的区域、实现精细化制作、拓展了广播的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社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精神认同的受众群体也可被看作是“社区”。社区广播是对广播地域性和互动性特点的放大应用。
（三）广播的公共服务性进一步提升
强大的公共服务性是广播媒介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突发性事件特别是灾难性事件中，广播能够迅速形成预警和救助机制，成为高存活性的媒介。世界各國都把广播作为灾难中应急传播的主要工具。
广播有着以下几个适用于重大灾害事件的信息传播的特点。第一，广播传播便捷，覆盖性强，而且能够不受电力制约。在地震、泥石流、海啸等灾害中，灾区的电力系统有可能遭到破坏，这时广播就成为了灾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第二，广播的线性编排特点。这种编排方式有着严谨有序的固有特性，但是与非线性编排相比，互动性较弱。而在重大灾害事件的播报中，线性编排几乎是最天然的编排方式。灾区的信息实时更新，符合线性的发展规律。第三，广播具有本土传播的优势，地域性特点强，有着较强的接近性，能够契合灾区本地人民的需求，为其提供信息服务。
在经历了汶川、玉树等特大地震灾害后，广播在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凸显。2013年，国家应急广播中心开播，这标志着我国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进入全面建设的阶段。应急广播系统化能够充分发挥起整合作用，动员救援力量。同时与救灾相关的权威部门保持信息联动，保证灾区信息发布的及时与准确。另外，广播口语化传播的优势也能在应急广播中发挥作用。亲切的口语交流形式能够给心灵带来抚慰。广播是为灾区人民开展灾后心理援助的重要途径。
在网络设施还不健全的偏远地区，广播是信息覆盖“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村镇的有线广播就起到了更新疫情情况、普及防疫知识的作用，保证乡村广大群体能够及时了解信息，做好防疫措施。完善应急广播体系与对农广播，是广播公益属性和公共服务功能的进一步体现。
三、结语
80年来，中国广播的功能变迁与空间拓展一直与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紧密结合。面对新兴媒体的冲击和用户习惯的变化，广播的专业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同时，围绕着社会服务功能等核心竞争力，广播也一直在探索创新融合的途径，既顺应时势，又结合自身优势，始终在“因势而为”，拓宽发展道路。
向前看，互联网技术的新浪潮能够为广播的形态样貌赋予更多可能性。广播是最接近口语交流的媒介，以“声音”为本质，这种极富“人情味儿”的传播互动形式永远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广播或者说音频内容能够在未来展现出更大的潜力。
注释
① 丁迈主编：《中国广播收听年鉴2019》，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②③⑤?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86、214、346页。
④⑦艾红红：《“下场”“离场”与“返乡” ——新中国农村有线广播发展“三部曲”》，《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⑥丁洁：《分化与融合——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广播》，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8、76、77页。
⑧⑨⑩ 哈艳秋：《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8年版，第36、111、65页。
褚亚玲：《广播节目概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编：《应急广播探索实践》，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隋欣：《新兴媒体时代广播发展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203页。
王春美：《中国广播经营变迁：起源、演进、规律与趋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8页。
田园、宫承波：《媒介融合环境下城市广播的生存空间拓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年第5期。
孙鹿童：《社区广播与公共领域刍议》，《前沿》，2017年第3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编辑：聂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