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广播理论的建构（1949~1965年）
薛毅帆 曹培鑫
【摘要】有关新中国广播理论研究，在其构建的过程中可以搭设起一个“本体论—事业论—业务论”的三维框架。在这个三维框架的内部，始终存在着“人民主体地位”与“中国特色”这两个理论生长基点，它们是新中国广播理论研究史的衍变线索和鲜明特色，也是今天进行广播理论探索时应当坚守的立场。
【关键词】新中国 ?广播理论 ?人民主体地位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G220 ? ? ?【文献标识码】A
一、为什么要在今天讨论广播理论史
媒介融合大潮对所有媒体的创新发展都发出了时代的呼唤。其中，在审视广播的辩证发展时，我们虽对这样一个观点耳熟能详，却未能在实践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广播理论来自广播实践，同时也对广播实践产生重要影响。①以往思考传统广播转型时，主要是在广播媒体实践的层面上从“技术迭代”“制度改革”与“业务创新”三个方面切入，将此三者当做广播实践在融媒时代进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这些实践层面的思考固然重要，却未涵盖广播融媒发展的全部影响要素，因为这三个方面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管理者，在展开广播媒体实践工作之前都已经被武装了一定的关于广播媒体的理论知识。我们知道，“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既有的广播理论知识对于一个广播人的媒体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关系到广播事业管理、市场经营、内容制作、节目评价等多方面的活动。因此，关于广播媒介的理论重构，理应成为我们今天讨论广播融媒发展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面向。②
所谓重构，不是无中生有，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对既有的广播理论体系做出时代性的扬弃。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广播实践发轫于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但作为一套影响全国广播实践的理论体系，则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算起。新中国初期的广播理论成果与新中国广播事业在历史实践中彼此同构，相互形塑，孕育了当代中国广播理论体系的大发展和大繁荣。③在媒介融合的时代，我们若要激活广播理论对广播实践的当代生命力，首先就要充分了解和尊重新中国广播理论历史生成过程。
基于此，本文将以当代眼光对新中国初期广播理论的形成背景、体系结构和历史价值进行探讨，并由此理解我们今天进行广播理论创新性重构的方向。
二、人民主体地位与中国特色何以成为基点——新中国初期广播理论建构的历史语境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理论建构活动普遍带有强烈的现实关照，直接指向广播实践活动中的现象与问题——这是当时广播理论的鲜明特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广播理论“主要的研究均来自广播业界即实践一线的经验反馈、分享与交流”④。因此，理解当时广播理论建构的历史语境，一定程度上就是理解当时广播事业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面临的时代任务。
理解當时广播事业的处境，关键是要认识到广播事业在国家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作为整个新闻宣传体系中的一部分，广播从延安时期就被纳入中国革命事业，以宣传、动员、教育等方式为革命服务。因此，广播事业发展的主体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主题形成了一种同构的关系，即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新中国广播事业的时代任务就是建设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体系。
这样的时代任务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从对内角度来说，新中国广播体系建设的阶级性追求，一方面体现在国家积极建立和完善服务于工农大众的社会主义广播，例如在工厂、街道、农村搭设的有线广播系统;⑤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原先大都市中的资本主义广播业的收编与改造，以及对广播工作中资产阶级做派的整改。⑥而其中的民族性追求，体现在对中国式的审美趣味、文艺形式和精神气派的强调。⑦
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新中国广播体系建设的民族性追求体现在驱逐外资力量在中国广播事业中的渗透，以求摆脱原有广播业受制于外国资本家的状况，争取民族广播事业的独立性地位。⑧而其中的阶级性追求，则体现在冷战背景下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成立的“国际广播组织”（OIR），寻求对西方阵营的资本主义广播业的反抗。⑨
可见，新中国初期广播事业的发展主题就在于对广播“阶级性”和“民族性”的追求——这一点从“中国人民广播”这样的命名方式就可以管窥得知（“中国”即是对民族性的强调，而“人民”即是对阶级性的强调）。服务于搭建一套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广播事业体系，是新中国初期广播理论研究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历史语境，也是研究者建构广播理论的立足点。
三、本体论—事业论—业务论：新中国初期广播理论体系的三维结构
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局面的趋于稳定和广播机构内的分工细化，新中国初期的广播研究作为一项专业性活动逐渐拥有了独立的活动主体、活动空间和活动形式。具体来说，新中国初期广播研究活动的主体是广播事业局与各地广播电台的研究室、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及其中的研究人员;空间是《编播业务》《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物理通报》等一些涉及广播的学术期刊;方式是通过发表专业学术文章对广播现象与问题进行描述、理解、解释和讨论。
在这样的条件下，新中国初期的广播研究依循本体论—事业论—业务论的三维框架搭建起一套基础性的广播理论体系。
（一）广播理论的本体论范畴
广播理论的本体论范畴，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媒介类型的广播，讨论其本身的技术特征、媒介属性、传播特征等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国内研究者对这一范畴的讨论虽然不多，但仍然不乏先进与科学的观点。
首先，在广播技术研发和改进方面，一大批声学、无线电学和通讯领域方面的专家参与到广播技术理论的探讨中。比如中国现代声学开创者马大猷就曾专门探讨过播音室内声场扩散问题和扩音系统设计，以回应广播工作实践中一些重要的声音问题。⑩另有讨论无线电波、收音装置等问题的文章。
其次，当时的研究者以列宁的著名论断——广播是“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为出发点，讨论了广播的听觉性与远距离的特点。当时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听觉性特征使得广播传播对受众文化程度要求的门槛降低，能够保证更多的劳动群众接收到政治与文化教育;而远距离特征能使一些重要消息以最快的速度跨越中国的巨大版图，与全国的人民见面。
总之，从广播的技术原理出发，当时的研究者在理论层面上明确了“传播的迅速，影响范围的广泛，使用语言和声音， 这是广播工具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优点。”而广播的这些特点与优点又都是被置于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框架下被解读和强调的。
（二）广播理论的事业论范畴
广播理论的事业论范畴，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广播业，涉及广播在各国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广播业的本质属性以及广播事业管理的原则等问题。
首先，中国人民广播的发展历程是当时研究者们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一方面，研究者追溯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广播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辉岁月。比如著名广播人温济泽就撰文梳理延安新华广播的发展历史。文章将人民广播的历史从革命战争年代追溯至新中国成立，是研究中共早期广播事业的重要历史文献。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广播事业的新发展和现状。比如：一些文章关注农村有线广播事业，对其建设意义、方针等问题展开讨论，尤其思考了在技术与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依靠群众“勤俭建网”等问题;再如：有文章讨论中国对外广播的既有成就和未来方向，以使中国声音能够“从北京的天空发射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其次，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是我国广播事业建设学习的重点对象，因此有大量介绍苏联、东欧广播业的专业文章，其中尤以苏联为重。在“以苏为师”的环境下，研究者提出我国广播应当借鉴苏联广播事业的发展经验，但同时也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独特情况，将苏联经验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
另外，当时也不乏对英、日、美等国广播发展情况的介绍。介绍包括其生产效能、用户情况、新技术前沿、广播站规模以及未来的规划。虽然与苏联东欧相比，对西方国家广播业发展状况的介绍显得有些粗略，且数量不多，但研究者们并未因为世界政治阵营之分而贬低西方国家的广播业，反而是认真地分析其优势，总结其经验。
基于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广播事业的了解，研究者也开始思索广播事业的阶级属性等更深层面的问题。面对当时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广播体制，研究者在理论建构时，直接言明“阶级性”是广播事业一个客观存在的特征。尤其是在批驳美国广播业号称“绝对自由”时，研究者指出，“五彩的无线电传真机，在美国是早就发明了的，但他们无法在广播台中分配到波长，原来是奇异、西屋等公司的黑白无线电传真机还没有卖完，便通过广播电台不让他们出售”， 揭示了美国广播业的本质。
研究者从所有制基础入手，解释了我国广播事业的阶级属性，并指出，广播事业的所有权只有真正回归至人民手中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动力。我国发展广播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无线电广播事业被认为“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工具之一” 。 这样一种对廣播功能认识的观点，明显是受到了苏联广播理论的影响，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广播的形式向人民宣传科学与政治知识。
（三）广播理论的业务论范畴
广播理论的业务论范畴，主要关注的是日常广播业务工作中的问题，既论及内容生产，也谈到从业者培养。
在内容生产方面，研究者们高度关注广播播报的政治性，其中最核心的应属政治新闻报道。研究者提出，面对重要的政治新闻，广播新闻工作者应当在尊重新华社稿件的基础上调动业务积极性，使广播政治报道能够超越报纸，为更广大群众所接触。
在提供政治新闻事实性信息的同时，广播也要加强言论性内容的生产，如“对当前的重大事件或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及时组织广播评论。” 同时，有研究者也思考广播工作如何服务国家的重点工作，比如有文章提出在建立国家金融的背景下，可以利用广播广告、广播讲话、广播会谈等方式向人民宣传银行储蓄业务 。
尽管思想性是当时业务工作的第一要义，但这不代表研究者忽视对广播内容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探讨。研究者认为广播新闻尤其是实况广播“必须遵守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真实性原则”，不能为了拔高或贬低而随意地“异想天开”“信口开河”。而且，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广播应当提高趣味性，向听众传递生动的新闻场景，以弥补广播的视觉短板，使其有身临其境之感。
关于内容生产方面的业务思考，不仅在广播工作的普遍性层面上进行抽象分析，还细化到类型化的具体内容业务上，广泛涉及体育广播、经济广播、文艺广播等多种细类。
在从业者培养方面，研究者对广播工作者提出了“既要红，又要专”的要求：一方面可以通过“辩论会”“学习小组”等具体形式，增强广播工作者的思想政治修养;另一方面也要苦练业务本领，积极改进许多广播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如口语化、录音报道的真实性等。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围绕广播业务纷繁讨论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共识：其一是坚持广播工作的群众性，在广播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有些研究者分析了“听众信箱”“群众通讯员”等具体形式在实践群众路线中的必要性、要点和可以改进之处，努力“使广播宣传在群众中扎下根”。还有文章以福建省诏安县为案例，分析了包括从筹款、培训到日常运作、维护全流程的依靠群众发展广播网的可能性与先进性。?其二是坚持我国广播工作的民族特色（包括守护少数民族的广播特色）?，这一点在文艺广播业务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许多研究者认为，面向中国大众的作品应当是具有民族性的，因为大部分听众来自基层，其收听习惯倾向于中国传统风格的文艺形式，诸如苏联音乐或西方音乐虽受到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喜好，但却与国内广大群众的兴趣有较大差距。?由此可见，广播的群众性和民族性不是彼此无关的两种追求，而是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总特征。
四、结语：激活广播理论的当代生命力
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初期的广播研究中，研究者始终没有放弃建构具有鲜明阶级特色和民族特色广播理论成果的努力，一直坚持着对阶级性与民族性的追求。随着国内外的形势变化，“阶级性”与“民族性”本身的含义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但人民立场和中国特色仍然是我国广播研究工作所强调的重要灵魂。?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简称中国特色广播电视学）的倡议，?回应了时代对广播理论新发展的呼唤。
那么，在融媒体已经深刻影响传媒格局、多样化所有制的媒体共存于信息市场的今天，广播理论建设应当怎样坚持其“人民立场”和“中国特色”呢？一方面就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这是“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基石，是广播电视新发展方向的航标?。”面对日益复杂的传播生态，广播研究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思想层面上的“红线”，认真研究广播事业（尤其是主流广播媒体）如何能够在新时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就是开拓具有当代中国风貌、关切当代中国问题的理论视野。中国的当代广播实践不仅包括主流媒体方兴未艾的融合创新，也包括大量移动网络广播平台中的新媒体活动，这些崭新的广播实践，构成了当代中国广播理论研究的时代基础，而回应这样的时代基础，也是当代广播理论发展的题中之义。
历史表明，媒体实践大变革的时代，也一定是理论研究大发展的时代。在守正与创新之间，中国广播理论研究者需要负有时代使命感，推陈出新，在新的语境中激活广播理论的当代生命力，从而为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提供长足的智识动力。
注释
① 张彩：《广播一直在路上——对广播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的几点认识》，《中国广播》，2016年第12期。
②张海涛：《努力为广播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年第12期。
③胡妙德：《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迈向新台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12期。
④朱婧雯、歐阳宏生：《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年第10期。
⑤李乐：《听觉的社会主义化——1949～1962年浙东乡村的广播动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8期。
⑥马光仁：《旧上海广播电台改造始末》，《新闻大学》，1993年第2期。
⑦高中伟、邱爽：《新中国初期新闻宣传的价值重塑与体制重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⑧彭学宝：《试论建国初期中共接办外国在华文化事业》，《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
⑨李煜：《“媒介融合”：电视开播的技术政治意义》，《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
⑩马大猷：《广播中的声学问题》，《电信科学》，1956年第2期。
?何允：《广播技术发展现状》，《电子技术》，1964年第11期。
?杨兆麟：《关于体育竞赛实况广播》，《新闻战线》，1959年第6期。
?温济泽：《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新闻业务》，1957年第5期。
?黑龙江广播事业局：《用高速度建设农村广播网》，《新闻战线》，1960年第3期。
?左漠野：《和平的声音 真理的声音——介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新闻战线》，1959年第3期。
?左荧：《苏联广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新闻业务》，1957年第11期;利群：《苏联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事业》，《新闻战线》，1959年第6期。
?华岗：《论中国自然科学的历史使命——兼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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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荣生、陈道生：《以新理念引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声屏世界》，2016年第12期。
【本文系2019年北京社科基金项目“党报理论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的互动关系研究”（19XCA001）资助成果】
（作者薛毅帆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曹培鑫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林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