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提议与实施
徐喜林 徐栋
摘 要：“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成为中国反腐倡廉的一面旗帜，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在构成上可分为清廉政党、清廉政府、廉洁文化、廉洁社会等;从内容上主要体现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等;在运行上包括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战略布局、重大举措、基本保障等。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腐为民、全民参与等。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态势的形成、反腐倡廉理论的开拓创新、部分省市的积极实践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创造了条件。“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仍面临着反腐败工作中的难题、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和腐败痼疾难以根除等挑战，进一步强化教育、监督、惩处、保障方面的建设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的必然选项。
关键词：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清廉政府;廉洁社会
中图分类号：D630.9 ? ? ? ? ? ? ? ? ? 文献标志码：A ?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6-0007-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8年版《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中提出“党中央有必要尽快发出建设清廉中国的号召，制定并推行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推动廉洁行动成为国家战略行动，在未来5～10年时间将腐败发生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中国道路的吸引力。”[1]笔者对此进行了学习思考，提出一些初步见解。
一、把握概念，形成广泛共识
把握一个事物，必须从把握概念入手。把握概念就要给其下定义，属加种差定义法即科学定义法是广泛采用的定义方法。笔者试图用科学定义法对“清廉中国”国家战略进行表述。
（一）“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概念
战略是指决定全局的策略[2]，而国家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影响和决定国家全局的策略，也可称为方略。“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中国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国家方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宏伟目标，在反腐败领域实施的大政方针、政策、策略的系统工程。
其在从构成上大体可分为清廉政党、清廉政府、廉洁文化、廉洁社会等，在内容上主要体现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等，在运行上包括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战略布局、重大举措、基本保障等，是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统一。“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实践上的不断开拓进取，既是一种长期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现实实践。
（二）“清廉中國”国家战略的主要特征
“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反腐败战略比较，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全世界的国家对于反腐败都有自己的战略要求和安排。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反腐倡廉国家战略，党的领导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能顺利实施的根本保证。
2.反腐为民是本质要求。“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成功与否，不是领导个人说了算，而是以人民满意与否为标准。
3.全民参与是必要条件。“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在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开展的，14亿中国人民反腐倡廉觉悟的提高和广泛参与，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的显著标志。
（三）“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国家其它大政方针的比较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3]“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在国家其它大政方针的启发借鉴下提出的，与国家其它大政方针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别。
1.“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国家其它战略。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之后，陆续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健康中国战略”“建设美丽中国”等等。这些国家战略在特定的领域发挥作用，“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将在反腐倡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2.“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基本国策。国策是指国家实施时间长、影响大的基本政策，是与国家战略配套呼应的路径方法。国家战略是国家长期相对稳定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总体布局。二者统一于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作用于不同的领域和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先后提出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国家战略与基本国策在一定语境下二者是互通的。例如“科教兴国”既是国家战略，也是基本国策。“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反腐倡廉的总体布局。
3.“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实现党的建设长远目标任务的系统工程。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说：“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4]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不断根据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升到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列为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笔者理解，“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包括党领导的反腐倡廉建设与国家廉政建设两个维度。从党领导的反腐倡廉建设维度看，“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廉政建设维度看，“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则是国家廉政建设层面的重大安排。
4.“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之后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字样略去。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从党的作风建设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2008年，党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2008-2012年工作规划》，2013年党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2013-2017年工作规划》。《纲要》和两个《规划》是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反腐倡廉的国家战略雏形。2018年以后，没有再出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规划，这就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确立提供了空间。
5.“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2002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2008年9月24日，中央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同志在“纪念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暨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研讨会”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经验时指出，30年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与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一大创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5]。笔者认为，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就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新局面下的中国反腐败模式，与“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有很多相通之处，区别在于道路是从整个国家发展模式与路径来说的，而战略则是从重大策略来说的。
6.“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国家廉政体系建设。透明国际于1993年至1994年间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理论。按照杰瑞米·波普的设想，国家廉政体系犹如一个希腊神庙，在庙的顶部有三个圆球，即生活质量、法治和可持续发展。下有立法机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审计机关、公务员制度、议会监察专员、反腐败机构监督机构、新闻媒体、公民社会、私人部门、国际行动者共11根制度支柱，支撑这个神庙大厦。[6]笔者理解，国家廉政体系建设是透明国际从全世界角度提出的反腐败路径方法。对“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有借鉴意义，但不能照搬。
综上所述，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大政方针和重大举措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提出的参考和依据，从中可以找到“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坐标方位，提出得力的对策建议。
（四）“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中外历史传承
“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扎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孕育于党的建设长期实践，成型于当代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需要。
1.“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中华廉文化的历史传承。《周礼》把廉归结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韩非子》的观点是：“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吕氏春秋·仲冬纪忠廉》的观点是：“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包拯在《乞不用赃吏》奏议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王通在《中说·王道》中说：“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总之，中华民族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廉”不仅是国家的重要价值导向，也是治国安邦的基本准则。“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正是对中华廉文化的历史传承。
2.“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国际廉政理论相呼应。政府清廉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与追求。1776年，英国著名哲学家、法学和社会改革家、最早支持功利主义和动物权利的杰里米·边沁在其所著的《政府论片断》中主张建立“廉价政府”。亨廷顿等西方学者提出的“政治行为规范化”说，前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学者提出的“权力文明”说，都认为廉政就是权力文明。权力文明主要包括为政廉洁、发扬民主、提高工作效率、维护社会公平等。可见政府清廉是世界共同的价值认同。
3.“清廉中国”国家战略与马克思“廉价政府”理论相通。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描述的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和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旧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个实体的集中表现是对内腐败透顶，对外昏聩无能，从头到脚卑鄙龌龊”，而巴黎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是共产党人最先的廉政初心，也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源头。
4.“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价值追求。1941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7]。”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将“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作为“我们的具体纲领”。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明确表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党的十八大鲜明地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三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可见，“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正是我们党几十年反腐倡廉理想目标的浓缩与展示。
（五）“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
“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践具有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多方面的意义。
1.“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反腐倡廉的一面旗帜。“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将会在中国反腐倡廉方面树起一面旗帜，凝聚各方正能量，形成反腐倡廉的巨大力量。
2.“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与升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反腐倡廉有“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等提法，但没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建设“清廉中国”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回答，这是中国反腐倡廉理论的升华。
3.“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是国际反腐败大局中的中国声音。世界不少国家提出过建设廉洁政府的口号。例如，1959年新加坡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以来，推行“廉政立国”的发展战略，凝聚了新加坡社会多元种族的价值观和信仰，赢得了新加坡人民的普遍支持。我国提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将在国际反腐败舞台上响起中国声音，展示中国气魄和形象。
二、盘点优势，坚定必胜信心
十九大报告提出“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这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的现实基础。
（一）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主要标志是“不敢腐的震慑充分显现并持续发力，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基本成型并越扎越紧，不想腐的思想堤坝正在夯实并越筑越牢”。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9万起，处理党员干部25.6万人。2018年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5万多起，超过前五年总数的1/3，处理党员干部9.2万多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90余部中央党内法规。党的十九大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部国家反腐败基本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先后出台了330多项改革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目前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活动”。通过上述活动，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强化了纪法意识，提高了不想腐的思想自觉。[8]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8年《反腐倡廉蓝皮书》统计，90.2%的城乡居民认为，党和国家的反腐败措施“非常管用”和“比较管用”。以上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提出的扎实依据和底气所在。
（二）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准备与铺垫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理论创新有重大突破。在反腐败基础理论方面，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体系。其中，对腐败危害的认识与警醒进一步提高，反腐败的目的与价值进一步明确，对反腐败形势判断由理想到现实更加清醒，坚定不移推进高压反腐，法德相辅推进反腐等理论日臻完善。在反腐败应用理论方面，既治标又治本，彰显了中国特色反腐败立体效果。“精神之钙”“打虎灭蝇”“四种形态”“八项规定”、狠刹“四风”、纪在法前、加强国际合作、占领反腐败国际道义制高点等，彰顯了反腐倡廉应用理论创新的亮点。在反腐败保障理论方面。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上展示了反腐败政治自觉。反腐败体制的创新提供了反腐败根本保障，反腐败机制创新增强了反腐败活力，反腐败制度创新完善了反腐败操作平台。以上理论创新发展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做了理论准备与铺垫。
（三）理论界的探索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创造了舆论氛围和理论积累
多来年，理论界对中国的反腐倡廉国家战略进行了多角度有益探索，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准备。2007年，过勇教授专著《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研究》一书，提出了中国国家廉政体系建设这一重要命题，从国家廉政体系理论及其背景、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研究、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历史演变、过去十年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重要发展、国家廉政体系分部门评估、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对国家廉政体系进行了论述。何增科教授2007年12月26日发文《建立中国国家廉政体系》，对中国的反腐倡廉的目标体系、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进行了阐述。2013年，新玉言主编的《廉洁政府》一书，提出“建设廉洁政府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并从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勾画了廉洁政府的轮廓。2014年，汪玉凯著《如何建设一公平正义廉洁有为的政府》，提出“公平正义是政府公共治理的基石，廉洁有为是是政府有效治理的两翼。公平正义和廉洁有为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好政府的代名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四权”（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的改革目标。2018年，邓联繁著《建设廉洁中国：时代新篇章与廉学新视角》提出“适时确立廉洁中国建设战略”。还有一些学者从“廉政中国”“廉洁中国”等角度对“清廉中国”进行了研究。以上探索对“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和确立提供了前期理论、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笔者认为“廉洁中国”“廉政中国”与“清廉中国”从内涵、外延上虽有一些区别，但大同小异，从总体上把握可视为一个大概念的不同表述。
（四）“清廉中国”主题活动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014年3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通知“为集中宣传展示各地区各部门建设‘清廉中国的生动实践，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展首届‘清廉中国新闻摄影、公益广告、漫画征集活动”，本次征集活动以“清廉中国”为主题，突出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等方面的新思路、新实践、新探索。本次征集活动将持续到2014年底。至2017年，该活动已经举办了四届，共收到微电影、动漫、公益广告等各类微视频作品400余部。这些作品以真实、生动、鲜活的视频影像，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反映了正风反腐的生动实践，传递了崇廉尚廉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好评。新华网、中国广播网等媒体分别以“反腐之声清廉中国”“科学发展清廉中国”作为标题栏目，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征文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些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积累了社会舆论、群众理念等方面的正能量。
（五）部分省市的实践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破题先行
近年来，部分省市率先将反腐倡廉国家战略理论引入实践并取得突破性效果。深圳2010年作为国家预防腐败局确定的试点城市，探索率先建立起廉政指标体系。2013年笔者到深圳调研，觉得深圳试点取得显著效果，对其它省市的廉政指标体系建设有借鉴意义。2018年7月20日，浙江省委十四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决定》。《决定》从建设清廉浙江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推进权力运行公开规范高效、确保干部队伍忠诚干净担当、引领全社会崇廉倡廉促廉、推动形成建设清廉浙江的良好工作格局六个方面，对清廉浙江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与布局。提出“到2022年，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更加自觉，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党内政治生态更加纯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犯罪案件增量明显下降，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案件数量明显下降，行贿案件数量明显下降，党员干部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明显增强，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相互浸润、相得益彰，党内正气持续上升、社会风气持续上扬，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信任和信赖不断增强”等具体指标。宣布“到2035年，清廉浙江建设的各项制度机制成熟定型，权力运行规范有序，社风民风清朗，清廉文化深入人心，社会整体清廉程度显著提升，清廉成为浙江的风尚，清廉浙江全面建成。”浙江省在全国起到了领头羊作用。随后的2018年7月27日，杭州发布了《中共杭州市委关于贯彻落实省委决定，扎实推进清廉杭州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2年，在全省率先完成清廉建设目标任务，清廉杭州建设的各项机制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权力运行规范有序，社风民风清朗，清廉文化深入人心，社会整体廉洁程度显著提升，杭州朝着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美好前景阔步迈进。”[9]杭州的做法是清廉城市建设的破题开篇。
三、道路曲折，面对困惑挑战
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进行和改革進入深水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将要遇到如下困惑与挑战。
（一）反腐败工作层面的困惑与挑战
反腐败工作涉及的面不断扩展，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会不断变化。
1.围猎与反围猎是领导干部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10]。2017年4月12日，徐雅芬教授在《新华每日电讯人民论坛》发文：《警惕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认为，利益集团的“围猎”行为，大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们将对权力的“围猎”隐藏在日常生活、友情或亲情的外衣下，不仅赋予了“围猎”行为以人情往来的“伪正当性”，而且其行为表面上看似又有政策或法律可依，从而使得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形式极具麻痹性和隐蔽性。一些领导干部如果自身存在问题，诸如理想信念淡薄，道德修养不足，“底线”意识不强，在自律、自省、自制等方面存在缺陷，无视党纪国法，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对公权力边界认识模糊等，就容易被“围猎”。
2.消除存量是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消除腐败存量，即消除腐败呆账问题。什么是腐败存量？宁波原市长卢子跃15年从副处升副部，11个岗位全部涉贪。武长顺从1992年起开始担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2014年7月被宣布调查，22年间有5.3797亿元涉案金额，这是所谓的腐败潜伏期，造成了腐败“黑数”即腐败存量。如何有效地消除腐败存量任重道远。
3.遏制增量仍是重大难题。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和“四风”问题看，有不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手不收敛、我行我素形成的。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建立有效遏制腐败增量的长效机制的问题亟待解决。
4.资本掌握经济权力后谋取政治权力。2017年3月18日到20日，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政商关系与反腐败”分论坛上提出：“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设租、寻租、插手工程建设、侵吞国有资产、大搞利益输送、大发不义之财。”“有些企业家特别愿意同政府官员打交道，这里面有两种情况是不正当的。”“一种是资本希望被照顾，但有违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11]由权钱交易获得的资产再争得权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实现反腐败目标面临的一大考验。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可谓意味深远、意义重大。
5.消极怠政是反腐败中遇到的新问题。原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同志曾经总结消极怠政官员的五种表现：一是不思进取当“庸官”，二是推诿扯皮当“躲官”，三是作风漂浮当“看官”，四是办事拖沓当“懒官”，五是装聋作哑当“木官”。提醒大家要“深刻认识其严重性、复杂性、危害性，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管党治党的重要论断，坚决反对和纠正‘从严治党导致为官不为、强力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错误论调，将整治为官不为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为推动改革发展注入动力、提供保障”[12]。这种“为官不为”“权力浪费式”的消极怠政，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遇到的新问题。
（二）敌对势力的颜色革命与破坏是长期面临的挑战
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利用腐败问题诋毁、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恶意炒作个别领导干部違纪违法案件，对中国反腐采取敌视的态度，甚至无中生有，妄自揣度，玷污中国的反腐行动，妄图动摇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党领导反腐败的信心。近期的香港事件，就是西方大国插手中国内部事务企图搞垮中国的一个现实例证。这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面临的来自外部的重大困扰。
（三）腐败产生的机理是腐败难以根除的病根
2018年8月16日媒体以《曾被省委记一等功的清华博士就这样落马了》为题，报道了“70后”厅官黄秋斌的腐败案例。黄秋斌是清华的高材生，34岁当县长，落马时是贵州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这说明了没有人对腐败有天然免疫力的。人有趋利性，权力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监督不可能百分之百到位，这些都是腐败诱因。这些诱因如果控制不好就会产生腐败现象，进而腐化党员干部，使其蜕变为腐败分子。这是腐败产生的机理，也是腐败难以根绝的原因。美国、新西兰等十多位教授、专家集中全球6个国家、13位人类学家实地采访、深度访问、披阅资料，全面解读全球腐败，结论是“腐败起源于人性，反腐任重而道远”[13]。这是反腐败只能有里程碑没有终点站的哲学思考与答案，也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面临的长期挑战。
四、前途光明，重在开拓进取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标本兼治，靠加大惩治力度，形成持续震慑，巩固不敢腐;靠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不能腐;靠坚定理想信念宗旨，选对人用好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强化不想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三不”一体推进，“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实施指明了前进方向。笔者认为，实施“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应当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从教育、制度、监督、惩治、保障等方面多管齐下，才能取得实效。
（一）教育为先导，持续打牢反腐败的思想基础
一要抓好理想信念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自己的精神家园，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当前要集中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二要坚持文化自信。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接受文化熏陶，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以文化自信支撑政治定力、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三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要持续推动廉洁文化进社区、进校园等“六进”，形成广泛的廉洁文化社会氛围。
（二）制度作遵循，不断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关键是把实体性制度、程序性制度与保障性制度配套对接，切实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保障制度落实到位。
（三）监督是保障，持续完善权力监督体系
多管齐下形成不能腐的监督密网，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关键环节。一要强化党内监督。坚决抓好《党内监督条例》等监督法规的贯彻落实，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要发动群众监督。不断完善群众监督的相关规范，使之成为有序监督和有效监督。三要用好媒体监督。随着网络的发展这些监督将更加快捷，要注意充分利用好此类监督。要突出强调抓好领导干部这个监督的重点和关键。逐步完善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以此带动对其他干部的监督。
（四）惩处是关键，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惩处是反腐败的重要法宝。惩治应当是广义上全方位对腐败的处罚。要持续高压惩腐，将腐败始终遏制在安全线内。从反腐对象上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执纪审查重点放在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上。”“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要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除坚持不懈打“老虎”外，还要严肃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加大对“小官大贪”查处力度，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
（五）保障是依托，着力强化反腐败保障体系
要从多方面形成复合保障体系，保障“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目标任务的落实。一是领导保障。党的统一领导是“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根本保障。必须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保证“清廉中国”国家战略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二是体制保障。落实好国家监察法的实施，切实发挥好各级纪委监委的作用，形成与执法、司法机关既有机衔接又相互制衡的体制机制，促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是机制保障。在惩治腐败的切入点上要反腐败与作风建设一起抓。在发现腐败问题的手段上要巡视审计配套运用。在反腐败抓早抓小上要坚持执纪与问责双管齐下。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责任落实不到位、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责、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选人用人问题突出、腐败问题严重、不作为乱作为等渎职失责问题，敢于问责。对该问责而不问责的也要问责。四是队伍建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必须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五是外部环境。迫切呼唤我国有被世界认可的反腐败评价体系，以提高我国在国际反腐败舞台上的话语权。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争取反腐败工作的国际认可和支持。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抓紧构建不敢逃、不能逃的机制。六是理论支撑。目前“清廉中国”国家战略还只是理论界的提议，虽然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但要被中央确定为国家战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理论的支撑是当务之急，必须对“清廉中国”国家战略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充实完善提高，尽快得到广泛认同，从而成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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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 ?王学青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state strategy of “Integrity China” is of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ortance， which， benefiting the grand goal of resurrection of China， is sure to become a landmark event for anti-corruption efforts in China， The strategy is structurally composed of integrity Party， integrity government， integrity culture， integrity society; from its contents， honest and upright cadres， clean government， and clean and just politics; from its operation， value orientation， goal pursuit， strategic layout， major initiatives， and basic guarantee. Its major features are found in the adherence of Party leadership， anti-corruption for the people，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masses. The overwhelming victory in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some provinces and cities paved the way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ity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is still faced with problems in anti-corruption efforts， the destruction of western hostile forces， and the chronic difficulty in uprooting corruption. Further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 supervision， punishment and safeguard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Keywords： integrity China; state strategy; integrity government; clean and honest 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