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大的“民意”
杨天宏 杨勉
[摘 要]1920 年代初，随着社会学传入，民意调查在中国兴起并渐成时尚。近代中国始终未成立职业化的民调公司，民调主持人通常是报刊编辑和学校师生，调查对象虽涉及各阶层，但主体部分则是在校学生及报刊读者。由于未能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将基于特殊群体的调查结论上升为总体民意，加之政党宣传的影响，近代民调揭示的民意存在明显的放大现象。不过被放大的“民意”也可能包含部分真实内容，将其缩小还原为特定群体民意，仍有认识价值。此外，若对若干非随机性质的民调作综合考察，可以扩大调查样本的数量，产生类似随机抽样的调查效果，修正单一民调结论被放大形成的偏差。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调查对象，民意放大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10-12
辛亥革命之后，虽仍随处可见从传统沿袭而来的专制集权旧习，但中国毕竟在形式上建立起民主共和的现代政制。民为邦本，历代统治者都标榜顺从民意，近代民主国家当然更要做出尊重民意的姿态。随着社会学在中国传播，1920年代初，以问卷调查方式探求民众意愿及社会心理的现代民调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渐成时尚。
不过近代中国民调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尽如人意。美国民调学者凯德尔曾说：“民调这一行没有入门的门槛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民调专家。”他认为，尽管民调研究人员不像核物理学家一样，需要接受那么多训练，但和民调有关的科学技术变化快速，相关人员需要接受完整的训练及再训练，才能胜任民调工作。①然而，在近代中国，民调主持者良莠不齐，缺乏民意调查专门知识和经验者主持民调的现象始终存在，近代中国也始终没有成立一家职业性质的民调公司，专司其事。②从调查对象维度观察，近代中国的民调主要局限在学校和报刊读者这一狭小圈子，参与者大多是在校学生和知识界人士，其他阶层殊少与闻。在方法上，近代中国民调采用的是非随机的小样本调查法。在1920年代，这种方法未可厚非。同期美国围绕大选的民调，也是使用这样的方法。③然而1935年盖洛普（Gallup）公司成立，世界主流的民调已改用随机抽样调查法之后，中国的民调仍然未在方法上有所跟进，直到1949年还是如此，也就显得有些落伍。
然而，方法上不甚讲究的近代中国民调主持者却普遍具有探究整体民意的宏观抱负，所作调查虽系针对局部，得出的结论却大多是整体性的，这就导致民意的放大。除了方法缺陷，近代中国部分民调受到党派宣传和政府操控的影响，致使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也给历史学者认识当时的民意造成困难。
本文拟从研究近代中国民调的主持者和调查对象入手，采用社会学与历史学方法，探讨近代中国的民意如何被放大，被放大的民意是否包涵真实成分，是否对认识近代中国的民意具有价值，希望通过还原近代历史上的民调，对近代中国的民意以及基于民意而发生的社会变迁的研究，有所助益。
利用“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截至 1949年底，近代报刊有关民调的报道条目共计 552条。①这些报道中有不少是对同一民调的不同报道，在统计时需适当折扣。然而，即便将实际民调数与相关报道数之比确定为1：3，近代中国的民调总数也不会少于180次。按照主持者的不同，近代中国民调可以区分为媒体民调、学校师生组织的民调、政府或政党举办的民调及社会团体开展的民调4类。
1.媒体组织的民调
近代中国的民调由报刊肇其端。从1922年8月《顺天时报》“理想政府各员”民调开始，到1949年秋国家发生政制鼎革，27年间，《密勒氏评论报》《政治周刊》《南洋周刊》《京报副刊》《国民日报》《民意》《大刚报》《新华日报》《华北日报》《大公报》《中国新闻》《北平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先后针对各个时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举办民调。
报纸杂志创造了几项近代中国民调之最：《顺天时报》1922年8月举办的“理想政府各员”民调既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媒体主办的民调，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民调。②1922年底《密勒氏评论报》所作“中国当今12位伟人”问卷调查，是近代中国首次由外国人在华所办外文（英文）期刊针对中国读者举办的民调。③1926年《京报副刊》所作“新中国柱石十人”民调是近代中国发出调查问卷最多的民调，先后发出近20万张选票，尽管收回的有效票远未达到主办者的预期。④1946年《导报》对日侨所做战后日本问题民意测验，参与者约4万人，占全部在沪日侨之半，是近代中国实际参与人数最多、占被调查人口比例最大的民调。⑤《北平日报》1948年的总统选举民调，是近代中国由报刊举办的规模最大的预测大选结果的民调。⑥
媒体在不同领域举办的民调，开风气之先，促成了近代中国民调的广泛兴起。
2.国内大中专学校师生组织的民调
受媒体民调影响，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北大、东南大学、北高师、中国大学、武汉高师、湖南妙高峰中学等学校都组织了民调。一段时间内，在校师生举办民调蔚然成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加强对学校的控制，由学校举办的民调减少，却未绝迹。沪江大学、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一些学生团体，如浙大时事座谈会、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以及北大、清华学生等，也举办了民调。这些民调基本上是师生自发组织，有些是由学生社团出面，如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的民调，举办者就是“平民教育会演讲团”这一社团。
近代中国由学校师生举办的民调中有3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北大的民调。这次民调在1923年12月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举办。投票结果显示，绝大多數人认为曹锟不适合当选总统、国会不值得信任、宪法不值得尊重、孙中山是国内第一伟人、苏俄是中国之友。⑦由于调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此次民调影响十分巨大。二是东南大学1923年的总统“假选举”（straw vote），这次“假选举”是近代中国首次大选预测性质的民调。三是1923年1月北高师的“社会心理测验”。这次测验是近代中国首次在专业的民调学者（张耀翔教授）主持及指导下举办的民调，方法讲究，程序完备，在调查主旨及问卷设计上对同期其他民调产生了影响。⑧
3.政党及政府举办或协办的民调
在民调兴起的1920年代初，中国政治混沌，已经没有严格意义的政党政治，不存在不同政党在各类选举（如议员选举和总统选举）上的党争，因而基本没有政党为赢得选举而干预民调的情况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民调没有参与政党政治的因素。
1927年之前，一些主旨关系国家政治及中外关系的民调，仍依稀可见政党活动的影子。如1923年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的民调，主持者朱悟禅、金家凤、谢汝镇、刘锡五等人分别具有国、共两党的政治背景;同期中国各大学以及《政治周报》举办的民调，背后也都可见国民党的操纵或影响（详后）。1927年之后，国民党官方主导的民调一度成为民调主流。1928—1932年《民国日报》举办的4次民调，即反日民意测验、元旦民意测验、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和中东路民意测验，看似报刊承头，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训导部和宣传部操持。1945年以后，尤其是“国大”召开后，政府标榜实施宪政，官方的民调渐少，但民调中的政党作用仍隐性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独立创办的报刊也举办了若干民调，最早的一次是由《新华日报》举办的。该报创刊于1938年1月11日，同年2月17日和19日两天，在头版刊登“读者调查表”，恳请读者对报纸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①1945年，中共控制的解放区《自由论坛》报曾就“八大时事问题”举办民意测验。②虽然参与人数较少，却显示出中共对“民意”的关注。
4.社会团体举办的民调
近代中国纯由社会团体举办的民调不多，见于记载的主要有1924年湖南旅京同乡会举办的综合性质民调，③1948年中国民意调查学会举办的“总统假选举”，④以及同年香港各界民众举办的“副总统假选举”⑤等。
本文作者曾统计近代中国62次较有影响的民调，并对之做了大致分类：
如表1所示，近代中国的民调超过60%由报刊举办。如此多的报刊举办民调，与民调对应读者需求有关，也由此凸显了媒体自身的职业关怀及媒体与民调之间的共生关系。从操作层面看，举办民调的消息需借助媒体向社会发布，一些民调问卷需通过媒体传送给调查对象，而几乎所有民调结果都得通过媒体报道;反过来，媒体举办或报道有关公众高度关注问题的民调，也可提高自身知名度，产生广告效应，增加报刊发行量。民调学者凯罗尔（Roland Cayrol）认为，公众对阅读民调消息抱有兴趣，原因在于能借以获知并评价其同胞的意见，衡量自己所持意见与公众舆论的关系。另一方面，媒体也自认为负有向读者提供民调信息的使命，因为舆论已成为社会活动的参与方式。⑦凯罗尔所言，解释了近代中国的民调多由报刊举办的原因所在。
学校师生举办的民调在表列62次民调中共计11次，占比为17.74%，数量比例均不少。与学生有关的民调通常是在教授指导下，针对某项主题对校内外人士作调查。有时，这些调查只是由学生完成的一项作业。调查工作的执行者就是修课学生，他们在举办民调时，正在学习如何进行民调及有关调查主题的相关问题。虽然学生访员经过训练，在适当的监督下也能完成民调。不过，这种多少带有课堂作业性质的民调中，有许多调查的品质并未达到可以让人轻易相信的程度。⑧
政党及政府机关主办的民调占比较高，是近代中国民调的另一显著特点。表1显示直接由政党及政府举办的民调共7次，占11.29%。除了这7次，还有一部分民调带有政党背景。中国大学在建校10周年和16周年之际举办的两次民调就是如此。中国大学不是一般意义的教育机关，而近乎是国民党的“党校”。由于这样的背景，该校举办的两次民调同时又可算作国民党组织的民调。1923年，举办“总统假选举”的《政治周刊》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有政党政治背景。1928年到1932年间，连续4次举办民调的《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1938年，《新华日报》就如何改良报刊举办民调，1945年又举办“谁是内战祸首”的民调，而《新华日报》是中共创办的报刊。1946年，举办是否赞成政府“戡乱”民调的《华北日报》具有国民党地方党部的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可将表1中已列入学校或报刊举办的这10次民调视为操纵这些刊物的党派组织举办，诚如是，则由政党或政府所举办的民调将上升为17次，占比27.42%。
缺乏职业化的民调机构担纲主持，是近代中国民调的明显缺陷。喻国明注意到，从1922年中国首次举办民意测验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在长达27年的发展中，中国没有出现一家专门的民意测验机构，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民意测验。①近代中国一些民调曾有少许著名学者参与指导。如1922年北高师的民调由该校心理研究室张耀翔教授主持，张曾在美国留学，较为熟悉社会学的理论方法。1948年由“中国民意调查学会”主持的民调，因其学会成员的学者身份，也表现出一定的专业化倾向。同年沪江大学民调由留美学者余日宣教授主持。②但这些主持者，除张耀翔之外，所学专业均与民调相关的学科距离甚遠，且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不等于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整体而言，近代中国民调基本没有实现从非职业化向职业化的转变。近代中国民调在调查方法上的诸多缺陷，均与此有关。
考察被调查对象的数量、性别、年龄及职业构成，是民调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近代民调主持者对此亦有认识，认为“此种测验之价值，纯以被试之资格与人数为定”，③可见其对调查对象数量与构成的重视。以下分别论之：
1.被调查者的人数
从数量上看，近代中国民调的调查对象有多有少。作为近代中国首次民调的《顺天时报》“理想政府各员”测验，共收回有效票5658张。④北高师建校14周年民意测验，“共收931票”。⑤东南大学总统假选举，“选举结果，总票数806票”。⑥北大25周年校庆民调，各界被试者共1007人。⑦《京报副刊》1926年1月开始的“新中国柱石十人”选举，截至2月28日投票结束，最终收回近800张选票。⑧中国大学16周年校庆期间举办民调，收到791张选票。⑨《密勒氏报》“中国当今12位伟人”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选票1575张。⑩1942年《大刚报》有关抗战形势的民意测验，收回答卷11262份。111947年中医药界举办国大代表候选人民意测验，截至9月25日为止，计收回测验表2472份。12《北平日报》1948年举办总统、副总统“假选举”，收到有效投票28868张。13同年香港各界举行副总统“假选举”，至截止日期，共收回选票26473张。141948年沪江大学在余日宣教授主持下举办民意测验，参与投票者922人。15可见参与者尚属踊跃。
当然也有一些民调被调查者数量较少。如《新华日报》1945年在昆明举办民调，参加者仅114人。161938年《血路》举办民调，参与者为143人。17中国大学建校16周年纪念日所作“社会心理测验”的民调到会人数据说有一两万，但是填写“政治心理测验表”的仅有386人。①麦伦自治会于6月1日举行“民意测验”，参加者有324人。②不过这类应者寥寥的现象并不多见。
总体上看，1920年代中国民调的参与人数大多维持在1000至3000人之间，1940年代民调规模有所扩大，万人以上的民调增多。1946年《导报》对日侨所做战后日本问题民意測验，参与者约4万人，占全部在沪日侨数量之半，是目前所见近代中国民调参与人数最多，参与比例在调查社群中最高的一次。③
2.被调查者的社会（或职业）构成
近代中国民调的缺陷主要不是体现在参与者数量上，而是体现在其构成上。表面上看，近代民调参与者包含的社会阶层甚多。以1929年至 1932年上海《民国日报》的4次民调为例。其测验对象包括在校学生、军政机关工作人员、机关团体、工会、商民协会、商民团体、商界联合会、农民协会、无组织民众团体等。对于不识字的民众，国民党上海地方党部要求请人代写送到党部，调查基本上涉及上海各个阶层。不仅如此，上海各党部的党员也是这4次民调的对象。各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分发民意测验表，要求党员积极填写。国民党上海执委会民调总报告显示，参与这几次民调者的职业构成为：学商约占19%，工农约占 70%，其他约占11%。④
还有不少民调公布了被调查者的社会构成。如1924年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测验，学生占总数70%（其中中学生和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30%，专门学校学生占70%），政界占20%，其余各界占10%。⑤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的民调，在被试的1007人中，学界752人，占74.7%。⑥1938年《血路》民调对象的身份为：教育家及教师45人，商人55人，律师10人，医生5人，牙医5人，会计师10人，传教师3人，美国人3人，英国人3人，法国人1人，德国人1人，俄国人2人，总计143人。⑦
最能反映近代中国民调对象职业构成特点的是《大刚报》民调。此次民调共收到答卷11262份，意味着至少有11262人参与。表2是该报调查对象的职业分类统计：
由表2可见，此次民调中，学生、公务员、军人及“高尚职业”群体占了总人数的75%，其中近 40%是学生，而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仅有不到0.8%的代表，加上工商两界也只占到23.3%。
《大刚报》民调反映的并非个别现象。大量资料表明，虽然近代中国民调的参与者包括社会各界，涉及不同职业人群，个别民调“工农”参与比例甚至超过其他阶层，但知识阶层和社会中上层仍是民调的主要对象。从表1可见，近代中国民调超过60%是由报刊举办，加上学校举办的民调，两类民调占近代民调总数的79.03%。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民调参与者呈交叉状态，很多报刊读者同时又是在校学生，比例甚大。因而近代民调的主体实际上是学生，其中以大中专学校学生居多，但也有专门针对小学生的民调。1928年12月进行的“反日民意测验”就是以小学生为对象。⑨
近代民调近乎畸形的参与者构成，必然会对民意结论的真实性产生影响。
3.民调对象的性别与年龄构成
近代中国民调对象的年龄结构颇为复杂。1923年北大校庆期间的民调，参与者“大抵自16岁至40岁”，“年龄平均在26岁左右”。⑩1938年沪江大学民调，受调查者的年龄自35至60岁不等，平均42岁半。111942年《大刚报》民调留下的调查对象信息最为详尽，或可由此借窥近代民调之一般情况。
如表3所示，从年龄上看，虽然参与此次民意测验的人几乎涵盖了各主要年龄段，“参加者之年龄，最少者18岁，最老者62岁”，但超过一半的参与者年龄在20岁以下，20～30岁共3012人，占26.7%，合计年轻人占比79.2%。从性别上看，此次民调男性参与者为10657人，占比94.6%;女性只有606人，占比5.4%。
女性参与者少并非个别现象。《新华日报》1945年2月举办的民调，女性参与者共22人，占全部参与者人数的15%，以至于主持人也感叹“这百分比是太小了”。②
有可能是鉴于妇女参与人数太少，“上海18人民团体”曾经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妇女的民调。参加者共2402人，年龄自10岁至80岁不等，职业包括公务员、教育家、交通界、医生、文化人、社会工作者、女佣、失业者等。③但这次民调并不能扭转整个近代中国民调偏重男性，妇女较少与闻的局面。
4.近代中国民调的地域分布
就地域而言，近代中国民调的空间范围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长沙、衡阳、武昌、汉口、广州、重庆、成都、贵阳、桂林、昆明等城市及其所属省区。
近代中国民调有一部分是在特定省区举办，如1945年《贵州日报》的“国大会议代表复选民调”，只在贵州省内举办。④一些在外地的同乡会（如湖南在京同乡会）组织的民意测验，也大致属于特定省区内的民调。⑤但更多的民调是跨省区的。如1938年《民意》举办的民调，“以地域言，以西南各省为最多”。⑥《血路》民调对象的地域分布也较宽广，参与投票者分别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及华南其他省份、华北各省、华中各省，涉及6大省区。⑦
一些民调看似在民意特定地区举办，但因报刊读者分布广泛，故投票者所在区域往往超出民调主持者所在地区，成为跨地域的民调。《大刚报》1942年民调就是如此，参与者并不只是该报所在地衡阳或湖南的民众。1938年秋，广州、武汉相继失守，衡阳地位陡然上升，成为全国经济和金融重镇之一，在时人眼中近乎“可以和重庆相媲美”，是“大后方的交通枢纽”。⑧“湘、桂、粤、赣四个省区，主要都靠《大刚报》提供精神食粮”。⑨该报公布测验结果时曾表示：“江西的泰和，广东的曲江，广西的梧州等……一万多答案纸，带来了广大老百姓的真正意见。”⑩可见此次民调具有跨省区的特点。
此外，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等其他地区，也有举办民调的情况，但数量偏少。11
近代中国民调的地域分布与国家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分时段考察即可发现，1927年之前的民调大抵是以北京为中心展开，之后十年南京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此时的民调大多是在国民党宣传部主持下展开，因而举办地多为当时的首都南京及与其近在咫尺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抗战时期，国府西迁，国统区缩小，此时的一些民调，如《民意》杂志举办的民调，参加者大多来自西南。迨抗战结束，国府返宁，此时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为宪政、大选及国共关系，与之相关的民调又回到以南京为中心的区域展开，尽管其他地区也有民调，但相對较少。
从上列数据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民调存在若干技术缺陷，如果民调主持者对此缺乏认知，不对民调结论加以必要的适用范围限制，有可能导致民意的放大。这些缺陷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参与人数相对较少。判断数量多少取决于调查方法。如果调查是随机抽样，样本与整体的结构特征吻合，调查对象固不必太多，只要符合起码的数量要求即可。但不随机的调查，参与人数则多多益善。近代中国的民调既非随机抽样进行，人数也不多，这就成为问题。①
2.区域覆盖面不广。学校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沙，订阅《顺天日报》《密勒氏评论》《民国日报》等报刊的读者虽不止分布在这几个城市，但所在地域范围也不大。整体而言，近代民调主要局限在华北、华东、华中和西南，西北、东北及华南近乎无与焉。
3.投票人职业构成相对狭窄，学校学生超过70%，其他各界参与者偏少。
4.被调查者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体，其他年龄段的人较少。女性很少参与，性别结构不合理。
5.近代中国民调绝大多数发生在汉族聚集地区，参与者近乎全是汉族，少数民族仅见一次参与。这种状况，对标榜“五族共和”的民国而言，无疑是一大遗憾。离开少数民族参与，所调查出来的民意，尤其是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民意，是不完整的。
但近代中国的民调主持者似乎并未意识到所办民调存在上列技术缺陷。当时的民调主持者大多有通过局部调查把握整体民意的想法。如1938 年《民意》杂志作有关“抗战建国”的民调，主持人设计题目40个，共发出测验纸25000份，收回10175份答卷，这意味着仅有1万余人参加此次民调。但民调主持者却宣称：“本刊此次举行民意测验，其目的即在以测验之方式，调查人民对于我国社会因民族战争所引起之各种变革，所抱之观感及所持之心理，以做国家社会一切行动之准绳。”②总共只收到1万余份答卷，却试图借窥全国民众对抗战建国的意见，调查者的抱负不可谓不大。1946年《文综》作“八大时事问题”民调，曾表达类似的通过局部调查推知整体民意的抱负，其主持人表示：“这次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民意测验，虽为初步及小范围的，但为编辑者第一次采用这办法。精密的研究这些答案并搜集各种报章杂志的论著，可以明确看出中国民意的趋向和中国应走的路。”③
然而，近代中国民调使用的方法却与调查者的主观愿望相背驰。在不可能做全民普查而被调查者数量又极为有限的当时做民调，调查取样不随机，调查样本与总体人口结构不匹配，是近代中国民意调查的致命伤。虽然在1930年代中期之前，各国民调在方法上也与中国类似，但到1935年，世界上第一家职业化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成立，“随机抽样”（random sample）调查方法开始运用推广，民调发展到科学化精密化阶段。④自此之后，各国的民调都积极从方法上跟进，就连晚于中国进行民调20来年的日本，其最初的民调也采用了随机抽样法。⑤在此背景下，近代中国的民调却始终没有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所作民调存在对民意的放大，也就不可避免。
从调查对象角度观察，由于被调查者主要是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及包含学校学生在内的报刊读者，近代中国民调很大程度上成了少数人尤其是知识界意见的反映，是罗兰·凯罗尔所说的“意见领袖调查”。⑥《京报副刊》在进行“新中国柱石十人”测验时，主持人孙伏园就承认：“我们现在说话只是对着智识阶级，能投票的又何莫非智识阶级，即使丝毫没有弊，何尝能算是全国人人的意见呢？”⑦
就校园外的社会层面观察，面对接踵而至的有关“国家大事”的民调，民众参与度不高，即便参与，对所调查的问题不甚了了，也影响调查结论的真实可靠。1923年1月，一篇发表在《民国日报》上的署名文章指出：“假选举底发生，自从《顺天时报》举行后，《密勒评论报》、北京高师、东南大学，均继续组织。大多数人民心理，因为在事实上不发生关系，似乎尚视为无关轻重。”①直到1949年，这种状况仍无改变。这一年《现代农民》主办民调，不少调查对象回信表示，人民不愿管党派关系，亦不暇问是非曲直，只要和平。一位读者在回信中除表示自己的意见外，还特别指出：“读第10期内有一个民意测验，这个测验无从答复。我们乡村的人民，对于国事绝少认识，问他们全不知怎样答法。只说生活困难，捐税太多，希望要快和平。对于任何党派来管理，他们毫无选择。而稍有智识之人则不肯说，所以无从得一个真确的民意。”②
更有甚者，一些民调主持者和调查对象对民意调查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近代中国很多民调是在“心理测验”名目下进行，然而民调当事人很少能正确区分“民意调查”与“心理测验”，故相关民调常让参与者望而却步。中国大学的“革命心理测验”就曾吓跑了很多应试者。主持人写道：“在我们没有说出此次开票的结果之先，还要来谈谈测验时一般人对于这个心理测验的态度：有许多人一看‘心理测验几个字，就远远的避去，竟至绕道而行，或至此折回，好像我们是禁烟稽查所的卡员一样可畏。”③
由于调查对象普遍素质不高，难以配合调查，近代很多民调实际上是主持人越俎代庖，先将欲调查问题的内涵告知被调查者，然后再由其填写答案。《立报》针对“九国公约会议”所作民调即如此。该报在交代了“九国公约”对中国抵制日本侵略的价值之后指出：基于上述考虑，本报决定举行此次民意测验，“我们应该扩大这民意测验到下层民间去”，民众虽然不识字，但“我们可以把九国公约会议与中华民族解放的前途的关系”详细阐明，再逐条征求他们的意见。总之，“要使全上海（可能是全中国，原注）的每个市民都要交卷”。④主持人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再征求被调查者的意见，受调查者难免会受其影响。用这种方式展开的民调，很大程度上成了宣传效果的调查，有意无意导致民意放大。
就表现形式而言，“民意放大”是将部分人的主张说成是全体民众的意愿，《职业生活》“国民大会与民主问题”的民调堪称典型。该民调的主持人曾宣称：虽然此次投票者在人数比例上并不多，然而这些投票中有一些是代表了一个团体或集会的意见，因为他们投来的票，只盖了一个团体印章而没有把人数写出。“这足以证明，所收到的一万多票，绝不仅表示了一万多人的意见，它的影响必然是数十百倍于揭晓的票数。”⑤仅凭一万余人（号称含“一些”团体或集会，却不交代“一些”究竟是多少，也不告知这些团体或集会到底有多少人持同样意见）的投票，就率尔宣称投票结果代表了“数十百倍于一万张选票”的意见，此可谓典型的民意放大。
通常，民意放大是指对某一类民意的放大。由于民意从来不统一，不同社会群体通常存在不同的民意，对一方面民意的放大，常常意味着对另一方面民意的缩小。白鲁恂（Lucian W. Pye）在分析《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12位伟人”问卷调查时曾注意到，这次选举的投票者主要是学生和商人，他认为：“这一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军的，若是调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将会出现对军事领袖更高的支持率。”⑥反过来说，由于此次调查没有扩大调查范围，而是由不尊重督军的文人做出，因而投票显示的支持率比实际支持率要低。这就是对民意的缩小以及对相反民意的放大。
此外，与民调技术的运用相关，在近代民调中，由于被调查者缺乏理性和自我意识，精英人物的干预也常常会导致民意在民调中放大或变形。1922年底，《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12位伟人”问卷调查第一期结果发表后，上海“一种有势力的英文报”发表议论，认为投票选举的结果，英、美留学生和基督徒获得了半数以上选票，“可见英美教育和基督教的影响之佳和势力之大”。胡适读到这则议论后深感不满，一周后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对正在进行的选举提出“抗议”，认为段祺瑞等人没有入选不合理，并自己推出包括段祺瑞在内的12位伟人。①胡适的批评不无道理。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重新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证明了胡适批评得在理。但精英主张与普通民意不同本是民意常态，没必要求同。有意思的是，胡适公开提出批评后，在最后阶段的“选举”中，不仅段的位次提升，进入“次12位伟人”之列，胡适自己在此次伟人“选举”中的位次也随之上扬，由11月4日和11日的第13名上到第12名。②
此乃《密勒氏评论报》民调中的一段有趣插曲。受他人影响轻易改变主意是被调查者素质低下的表现，民调主持者在制作调查报告时未能考虑民意表达受到的外在因素干扰，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民调技术的不成熟。
比民调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政党政治宣传对民调的影响和干扰，导致民意放大或严重失真。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国外选举中就存在政党宣传影响民調走向和结果的情况，以至于“许多民众已经很讨厌民调，认为民调的目的是想要支配他们的政治决定，而不是想要快速地掌握今天的民意取向”。③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民调中也多少存在，当“苏俄经验”传到中国后，情况尤甚。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结束，“法统重光”，国民党重新参与北京政治。按照孙中山要求，国民党致力于“扩大党务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联络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向他们宣传本党的主义”。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在苏俄和共产国际指导下，国、共两党均变成“动员型的革命政党”，“群众动员”成为推进革命的手段，青年学生成为宣传动员的对象。④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宣传的重视且不论，就连国民党“右派”也异常重视宣传民众。邹鲁等人曾帮助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建立旨在“普遍宣传党义”的秘密组织中社，以宣传联络“北京革命青年团体”。⑤
在此背景下进行的民调多少掺杂了政治宣传的因素。例如，1923年12月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的民调就是国、共两党党员主持进行的。其主要执行者之一的谢汝镇1922年考入北大，1926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就学期间曾加入国民党。另一个执行者刘锡五1920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在校期间任北大学生会干事，曾参与北京“五四运动”、河南“驱赵运动”，1922年加入北大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1924年春加入国民党。负责撰写北大民调报告的朱务善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曾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召开前的57名党员之一。协助朱务善开展北大民调的金家凤也在“一大”召开前加入中共。从相关资料上看，除了杨世清、谢本案事迹不详外，北大民调其他主持人也都有加入国、共两党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
主持者特殊的政治背景对北大民调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务善晚年回忆往事，曾将此次民调纳入国、共两党的宣传范畴。他说为发动广泛的宣传运动，他们常利用平民教育演讲团这个“公开群众组织”，“实际由党团员带头”，作政治性质的宣传，以“反对北京政府”。他特别指出，为“正确反映当时广大群众对北京政府的反对立场”，以及“对国民革命的迫切要求”，国、共两党曾利用北大25周年校庆之机，举办民意测验，产生了很大影响。⑥
不过，由于国民党在1927年之前只是区域执政，尚未掌握全国政权，而共产党尚处于秘密活动阶段，公开的国共合作维持时间不长，所以受到国、共两党控制或影响的民调并不多。1927年之后，国、共分道扬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对内实施一党专制，对外与苏俄分手，但并未放弃从苏俄那里学来的宣传手段。为实施“党化教育”，国民党培养了一大批“党义教师”，在政府、学校和各团体中进行“党义宣传”。为加强对民众的引导，国民党构建了一套自小学至大学的党义课程，并以舆论工具对民众灌输“党化”思想，形成全方位的党义教育。在此情况下，民调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很多民调都改由国民党党部主持举办。
最能体现国民党宣传对民调影响的是1928年到1932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依托《民国日报》进行的4次民调，即反日民意测验、元旦民意测验、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和中东路民意测验。虽然这4次民意测验表面上是有《民国日报》举办，但都反映了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的意旨。
“一般民众”是这4次民意测验的对象。在民调开始前，上海国民党特别党部做了大量宣传。以反日民意测验为例。调查宗旨一确定，国民党党部就要求党义教师接受培训，同时党部还派出党员到各处演讲、宣传，播放爱国反日电影，在电车及公共汽车上悬贴反日标语等。1928年12月15日是“市民宣传日”，国民党上海党部要求各分部组织宣传队携带民意测验表到各家庭、工厂宣传。①不仅如此，上海各党部还派出演讲队在街头巷尾进行演讲，对民众进行反日宣传。如江湾劳动大学就按照党部要求，派出20队宣传队到上海附近村落宣传，民众听完演讲便举行反日民意测验。②
除一般民众外，上海各党部的党员也是这4次民意测验的对象。各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分发民意测验表，要求党员积极填写。国民党党员作为民调对象，使民调成为遵守党纪约束的党员意愿调查。
民调结果与民调组织者所作政治宣传的关系，从1929年的“元旦民意测验”可清楚窥见。新年伊始，《民国日报》举办民调，其中第4题为“上海最著名的人物是谁”。民调结果公布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一问题的民调中，陈德征获825票，排在总商会会长虞洽卿（620票）、上海市长张定瑶（380票）、警备司令熊式辉（19l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124票）、上海头号大亨黄金荣（67票）及社会局长潘公展（48票）等人之前，登上“上海最著名的人物”榜首。③
陈德征成为“上海最著名人物”的原因何在？应当承认，陈的当选与其个人经历和政治上的积极作为有关。但以陈的地位和能力，能否达到上海第一名人的程度，则值得怀疑。在当时的上海滩，比陈出名的人尚多，轮不到陈独占鳌头。但调查结果陈却排名第一，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此次调查的公正性。④目前尚无证据证明陈德征曾在此次民调中利用主持人身份动了手脚，但其国民党地方党部官员及媒体负责人的跨界身份却值得注意。人所共知，此次民调是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及宣传部的指导监督下，由上海《民国日报》出面举办的。而陈既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指导委员和宣传部长，同时又是《民国日报》主编。调查即将开始时，陈德征曾表示：“望省党部与上海报界联络一致。”⑤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表态。陈要求党部与媒体“联络一致”，提示国民党的“党义宣传”与媒体出面所作“民调”已合二而一。在民调过程中，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指导委员会和宣传部从事了大量宣传，陈借机到处抛头露面，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这一切，解释了他在此次民调中成为“上海第一名人”的原因所在。
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曾提到陈德征，说他“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角色”，“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余先生指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它的中下层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⑥余先生沒有论及陈排列“上海名人”之首的原因，却揭露了陈的“流氓地痞”秉性，这对认识国民党为实现其政治宣传目的所运用的手段及此次上海名人调查的结果，应当有所启迪。
如果说政党政治宣传对民调结果的影响是间接的，那么，有政党背景的主持人对民调数据的篡改则显得直接且性质严重。北伐前夕，高佩琅曾著文揭露当时某些主办民调者的违规行为：“举行测验的人，发现测验的结果和己意大相反背，或对于己党（派）的声威没有什么光彩，使密不发表（如某大学的民意测验即是一例），或于事先加以种种暗示，以便作有利于己党、己派之宣传，那便是失掉了民意测验的真意，一种无聊的勾当而已。”高文发表于1926年初，应是针对《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调所发感慨。文中所说“某大学的民意测验”所指不明，却道出了当时民调所受党派作用的影响。①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在1942年《大刚报》的民调中有更加劣质的表现。此次民调问卷中有抗战结束后中国应实施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提问，调查结果显示，有86%的人主张实施一党制，即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一出乎多数人意料之外的调查结果与国民党当局的干扰有关。史料显示，该报测验题公布后，“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立刻派出大量人马，分头到各个机关、团体、学校活动，把测验题油印出来，甚至连答案都一同印好，只叫人签一个名就寄给报社，有的还是集体的”。不仅如此，在公布测验结果的前一晚上，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又派人到该报编辑部，将第7、9题之外的统计结果全部改掉，炮制新的统计数据。正因为如此，调查结果公布后，受到中外广泛质疑。美国《纽约时报》认为，此次民调“令人失望者，乃投票有86%以上赞成战后实行一党政制”。美国驻重庆观察家表示：“这是令人怀疑的，每个人的印象与此次民意调查的结果相反。”②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让主持此次民调的《大刚报》蒙羞，报社同仁视之为《大刚报》出现的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是一次被强奸了的民意测验，是《大刚报》一个最大的污点。③
国民党对民调的干预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内外政策有关。肩负“训政”使命的国民政府在做民调时，很明显掺入了官方的政治主张，其修辞倾向和话语形态都充分体现了国民党的意旨，试图通过问卷调查来“教化”民众。④1929年4月《民国日报》的民调结果出来后，主持人指出：“此次测验结果，民众所切望之事，皆已包括于本党政纲政策之中，可知民意所向，与本党代表民众之要求，适相吻合。”⑤这一表态，无异承认民调反映的“民意”等同于国民党政纲的宣传。
政党宣传对民调的影响，可从社会学立场予以解释。社会学者认为，迫于外部压力或群体规范的约束，公众的利益表达和政策评价，呈现出同质化的“社会称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即被调查对象迫于外部压力或群体规范的约束，而对调查主题表达非真实态度的社会现象。在民意调查中，当人们回答具有社会评价性质的问题时，往往倾向于与社会评价的规范性方向保持一致，以塑造自己亲社会的形象，避免成为被排斥打击的“另类”。⑥社会学者提出的“社会称许性”概念，对于认知民调中受调查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国民党的宣传，以及因其宣传导致的民意放大，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社会学者格莱茵（Carroll J. Glynn）等人曾将“民意”区分为五类，其中一类是“虚构”。⑦凯罗尔认为民调测量的公共舆论包含调查者的“建构”，是一种“赝像”，不能与真实民意完全对等。⑧近代中国的民调正是如此。很多基于特殊群体调查得出的结论都被视为普遍民意，导致民意放大失真，成为“赝像”。从方法上看，近代中国的民调始终没有进到随机抽样地步，是这一时期民调的严重缺陷，这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职业化的民调机构有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民调没有价值。一定程度上，技术上的缺陷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改进。日本民调学者佐藤彰等人很早就提出，鉴于一次民调结果不可能在所讨论问题上得到完满答案，答案通常是从若干次调查的结果中得出，主张为了更有效地进行调查，有必要对迄今为止各种有关的调查结果进行研究。⑨佐藤彰提出的方法极具价值。如果说，单一的民调是若干被调查者意见的叠加，那么若干民意调查的叠加，也应当可以克服单一民调存在的技术缺陷，一定程度上反映总体民意。原因有四：其一，综合不同的民调可以扩大调查对象的数量;其二，综合考察不同民调可拓展民调的内容与调查范围;其三，这种方法带有自我纠偏的功能，即用偏执两端的民调结论，相互纠偏，去掉极值，执两用中，使结论趋向中和;其四，综合研究多次民调能产生因时间跨度增加而出现的变量，不仅可以认知民意现状，而且有利于动态地把握民意。如果研究者不拘泥于单一民调因取样不随机导致的民意数据放大，而将近代中国诸多同类民调集中起来做综合研究，也有可能“叠加”（superpose）出类似随机抽样民調反映总体民意的调查效果。
退一步言，即便上述方法不能有效修正民调结论使之接近真实，准确反映整体民意，单一的非随机的民调对近代民意也并非没有认识价值。今日不少学者颇有与当时民调主持者同样的把握近代中国整体民意的宏观抱负，忌讳“碎片化”。其实，“整体”本是由“碎片”组成，历史研究总是针对具体的人与事展开。如果研究者认为局部的、特殊社会群体甚至个别人的意愿对于认识当时社会心理的多元性也有价值，那么，在研究中将调查者多少带有夸张性质的“整体民意”结论弃置，仅利用调查提供的投票数据，谨慎地将其还原为特定调查对象所在社会群体的“民意”。用此类似“缩小”方法得出的结论虽与民调主持者的调查初衷相左，却揭示了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意愿或小范围“民意”，其作为历史存在和历史研究的价值，仍然不可低估。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教学。
杨勉，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20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 public opinion polls rose and became fashionable in China. However， the professional polling company had never been established in modern China. The moderators of the polls are usually journals edito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schools. Although the respondents involve all the social classes， the main part are still the students and the journal readers. Since the random sampling is not used， the survey conclusion based on special groups is regarded as the public opinion.Together with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public opinion revealed by the modern polls has been overstated obviously. However， if reducing it to a specific group， the overstated? “public opinion” also contain part of the truth. In addi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several non-random polls to expanded the number of survey samples， we could reach similar conclusion to random sampling， and correct the overstated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a， Public Opinion Poll， Respondent， Overstated Public Opi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