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金山文学书写变迁研究
张淑楠 亢歌恬
内容摘要：镇江金山形胜天然，人文底蕴丰厚，为历代文学作品所歌咏描绘。本文对清代编撰的山水志《金山志》两种、《续金山志》一种所收录的诗文作品进行梳理，依据时代、题材、体裁与情感倾向等分类标准进行归纳总结，分析金山文学书写的变迁情况，并对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
关键词：金山 文学书写 变迁
一.山水进入文学书写的历程
山水作为文学创作的表达内容，肇端甚早。在《诗经》和《楚辞》中即保留了大量有关山川自然的篇章，但将山水视作创作主题的作品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次第出现。魏晋时兴起的山水诗逐渐将山水在诗文作品中的地位从附庸过度到核心。尤其是谢灵运的山水诗，开辟了文学史上对山水形象的文学化表达的新阶段此后，在唐诗的丰富创作实绩中，如王维、孟浩然等诗人将山水诗的流派与风格继续扩大和类型化，为后世山水诗的演变奠定了基本框架。
而以山水作为表达内容的文章，则出现较晚，伴随着魏晋时期的地记而逐渐丰富。“东晋时期的州郡记、区域性山水记以及单篇山水记在内容、文体、写作模式等诸方面的新变，直接影响了南朝时期山水记的书写，并进而对唐宋及以后的山水游记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游记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1]至唐代游记作品的出现，以描绘山水为主题的文章才日益增多，且在文体上逐步扩展，游记虽为主体，但赋、铭、序文中等也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唐代王勃的《游庙山赋》便是描绘山水的骚体赋，宋代苏轼的文赋《赤壁赋》更是山水赋名篇;铭文以描写山水起到明志、警戒的作用，例如宋代王禹偁的《剑池铭并序》;序文一般依附于文学作品，许多诗文集序中也有对山水景物的精彩描写，例如宋代王英的《泉石生涯诗序》。
伴随山水文学的发展，地理志中的山水志也随之兴起。以收集描绘山水作品而形成的志书，在隋唐时期已大量出现。颜师古等撰《隋书地理志》，其中就有县境所属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的记载描绘，。“两宋时期是方志的定型期，山志作为方志专志一种，在两宋时期亦有自身的发展与定型”[2]，有宋代陈舜俞的《庐山记》[3]（p175）、倪守约的《赤松山志》[3]（p164）等志书为证。元代山水志数量进一步增多，“内容都颇为丰富，记载全面，其中郸县丰灼纂修的《三茅山志》为此中代表。”[4]（p9）明清山水志发展到兴盛时期，山水志编纂范围更广，明代僧人无尽的《天台山方外志》[3]（p35），清代齐召南《天台山方外志要》[3]（p35）等各地志书编纂逐渐完善。
山水志书的内容有几种类型，综合型山水志书的内容诗文所占比重不高，且不限于山體自身;山川景物型的志书基本内容以记述山川景色、名寺古刹及辑录诗赋题咏为主，多设有山川景物相关的类目;宗教型山水志书着重介绍宗教;人物型的山水志主要记载某个特定人物，诗文、形胜等内容起辅助性作用。[4]（p14）山水志书的体例大致分为平列体、纲目体、编年体和章节体。平列体的山水志书将内容列为不同门类，各门类彼此独立;纲目体则在大类下再细分小类。山水志书的编纂方法有山图绘制、资料搜集等，资料搜集的标准也因编纂目的、山水特点而异。
探寻金山进入文学书写的过程，则需借重历代《金山志》的文献积累。金山志的编写自宋始，累计七部。最早的《金山志》为宋代僧人惠凯所撰，仅一篇文章，是对金山风貌的概述。至明代僧人圆济所编《金山集》二卷，则始有意搜集有关作品，并进行排列。此志将所收内容分列三类：形胜、建置、诗颂。其中诗颂所占篇幅最大。至清代乾隆时，关于金山的山水志体例已臻完备，所收文献亦较前代丰富许多。如刘名芳所编《金山志》已达十六卷之多，且卷首收录之作皆为御制，抬高了金山的政治地位及文学影响。卷二至卷十六分别收录了建制、高僧、碑记、游记、赋、序文、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排律诗、诗余等不同体裁的作品，时间为自梁至清。同时期的卢见曾所编《金山志》共计十卷，分类无多建树，卷一山水，先起以总述，后分条介绍，卷二碑刻，卷三方外，卷四杂识，卷五至十为艺文。艺文又分赋、诗、文三类，自唐至清按朝代排列。但对近代作品收录更多，较刘著更丰富。此外，还有曾燠所编《续金山志》二十卷，广采史籍，搜辑遗佚，正文二十卷除宸翰及赐书外，以下体例参沿旧志而又有所损益，补旧志之不足。此后，至清光绪年间，尚有周伯义所编《金山志》二十卷，并单列闺秀诗一卷，补充了女性作者创作的空白。同一时期还有僧人秋崖所编《续金山志》二卷，与卢《志》体例相仿，为对其的补充。
本文综合历代《金山志》，对相关材料进行整理归纳，主要分为诗歌、文章两大类别，对金山进入文学书写的历程及变迁背后的原因加以呈现与探究。
二.历代诗歌作品中的金山书写
（一）金山诗歌体裁及内容
历代金山志中所收与金山有关的诗歌作品，可概分为律诗、绝句及诗余，此外还有少部分诗话。其中律诗有二百三十三首，绝句有三十而首，诗余九首。按照诗歌的表现内容，金山诗歌可划分为写景诗、纪游诗和怀古诗。
写景三十四首，多是描绘金山及其周围的地理风貌和自然景观。例如唐代诗人张祜在其五言律诗《金山》中描绘到“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国分。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因悲在城市，终日醉醺醺。”[5]（p131）寥寥数语，写出了金山寺大致景色和氛围，描绘出了一幅僧人夜归图，视角由远及近，调动了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这首诗对后世关于金山的描绘，有着深远影响。宋代、明代出现的和诗十三首，如明代陆深的《金山次唐张处士韵》、明代李学道的《金山次唐张祜韵》以及明代方豪的《宿金山寺次唐韵》等，皆是受到了张祜之诗的影响。
金山诗歌中纪游诗主要是诗人游览山水产生的各种情感，共有二百零二首，这些诗歌或是独览山水、倾听禅音后的清冷淡然之言，共有六十七首。如方干的《寄金山寺僧》中有“月华妨静烛，鸟语答幽禅。已见如来理，灰心应不然。”[5]（p131）四句有幽静、凄清之感。或是登山而望、乘月而谈的惆怅之言，共有九十五首。如北宋许冲元的《金山寺》中有“西风吹杖履，归思满沧州”[5]（p133），这两句中，“西风”即是“秋风”，秋日登临，西风让人倍感凄清，让诗人无比惆怅，充满了思乡之情。或是登高远望、凭栏远眺而发出的壮阔之言，共有十首。如明诗人姚涞的“广陵逢八月，豪思纳胸中”[5]（p136），诗人登上金山，遥望江对面的广陵，无数愁思容纳胸中，有一种沧澜壮阔之感。或是登临山峰的如临仙境之感，共有三十首。
怀古诗约计二十二首。明代的怀古诗较前代更多，也更为经典。例如明代官员胡廷禄的《金山》中有“一雁不闻来故国，七年今始下山楼”[5]（p158）两句，有归来古国，物是人非的感觉。此外还有明代胡经的“夏桀未忘沧海梦，一亭风日百年身。”[5]（p158）诗人因遭遇削籍，久而归乡，登临金山，有无限感慨。
（二）金山诗歌书写变迁
唐诗数量相对其他朝代较少，仅有十四首，但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经典范式。据统计，唐诗中出现较多的意象为“钟声”，共计四次，如：“楼台悬倒影，钟磬隔喧尘”，“夕阳依岸尽，清磬隔潮闻”[5]（p131），又如“风涛匝山寺，磬韵落渔船”[5]（p131）。这些诗句里的“钟声”，代表了金山寺的清净;代表了佛寺的一切皆空的思想;代表了人们对内心的反省、忏悔和探视。此外还有“渔船”、“鸟啼”、“日月”、“风涛”等意象，描绘金山之景或是登临观望所看到的景物风貌。而在思想感情方面，唐诗有表现对金山寺幽静闲适的向往及其羡慕之感，如杜荀鹤的《金山寺》中有“载土春栽树，抛生日饭鱼。入云萧帝寺，毕竟又何如。”[5]（p131）写出了寺中僧人的闲适生活，又如李翱的《金山寺》中有“石室堪容膝，云堂可憩身”[5]（p131）有一种平静平淡之感。还有表現苍凉渺小之感的诗作，如李绅的七言诗《忆万岁楼望金山》中有“长对碧波临古渡，几经风月与悲歌”[5]（p149），又有张祜的“因悲在城市，终日醉醺醺”[5]（p131），或是对时间的慨叹，又或是对处境的悲忧。金山进入诗歌写作中，有了复杂精微的情感寄托。
宋代所存诗歌共五十四首，其中七言诗相较五言诗要多一些，还有少量七言绝句留存，作者也多为诗名显著者，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黄庭坚、戴复古等，这些知名诗人为金山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丰富化做出了贡献。在诗歌意象上，有“妙高台”、“秋殿”等佛教寺庙景观的意象出现在诗歌中。还有感叹金山神秘如仙境的，如出现了“蓬莱”、“琳宫”、“丹邱”、“仙籁”等意象，有朦胧和神秘的感觉，宋代赵葵的诗句中有“不知身世是蓬莱”[5]（p152），即写金山如同仙境一般。在意象传递的感情倾向上，出现了更多细腻的表达。除此之外，还有“北雁”、“西风”、“落月”等意象的出现，表达诗人的怀乡思念之情，如戴复古的“登临多感慨，北雁又成群”[5]（p133）;或是表达对手足的思念，如王安国思念兄弟王安石而作的《同宝觉游金山思大觉寄介甫兄》中有“纷纷落月摇空影，杳杳归舟送梵音”[5]（p149）这样的句子。还有唐代之诗从未表现出的壮阔之感，如王同祖的“卧向云霄外，斯游亦壮哉”[5]（p135），还有豪放派诗人苏轼的“芒鞋竹杖”、“谁信石头行路难”[5]（p150），无不体现着诗人的豪放豁达。宋诗不论是在诗歌意象还是所表达的感情上，都要比留存下来的唐诗丰富得多。
元代关于金山的诗仅存十二首，没有五言诗留存，只有七言律诗。元诗中把金山称作“第一江山”，所存诗歌皆赞金山作为佛教寺庙的清净，陈孚称其为“不受人间一点尘”，足见其地位之高，名声之大，访达人数之多。还有表达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愁绪，譬如金山寺僧人在《金山晚眺》中慨叹道“客去客来天地老，潮升潮落古今愁”[5]（p153）。
明诗中有关金山的作品共存一百三十四首，以五律、七律为主，少量五七言绝句。明诗是自唐代至清代留存数量最多的内容表达涵盖前代各种类型，同时又有独特的时代特色，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比较复杂。有表达对故国思念的，如黄玄的“故国登临后，如今有几回”[5]（p133）;有感怀往事，悲古伤今的情思，如董耀曜的《同净谈也做》中有“临风增感慨，不尽古今情”[5]（p143），又如张元忭的《金山次唐韵》中有“当怀论往事，惆怅不成醺”[5]（p137）;亦有感慨人生不得志的郁闷，如邓伯羔的《金山寺》中有“千里赴冥鸿”[5]（p142）。此外，明代还出现了带有一定哲学思辨的诗句，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如明代丰坊的“到此吟怀豁，神游人渺茫”[5]（p136），诗人登高远望，山之壮阔，人之渺小，让作者陷入沉思。
清代存诗歌三十七首，出现了更多带有哲学思辨的诗歌作品，如杜濬的“坐觉春云动，行看水国深”[5]（p145），让人感觉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清代留存的诗并不多，但从尤侗《雨泊金山》的“铁瓮埋千古，金山书六朝”[5]（p145）中仍可看出金山历史之深厚。在思想感情上，清代关于金山的诗歌多为前代各种思想的合集，闲适自然、思念亲人、感慨往事、怀古伤今，无不包含其中。
三.历代文章作品中的金山书写
（一）金山文章体裁与书写内容
金山文章体裁主要分为碑记、游记、序，文章的收录始于宋代，终于清代，共五十九篇。宋代文章共十篇，其中碑记五篇，游记两篇，序三篇;元代文章共三篇，都是碑记;明代文章共三十二篇，其中碑记十二篇，游记十二篇，序八篇;清代文章共十四篇，其中碑记十篇，游记一篇，序三篇。
碑记主要以建筑物的建造、重建及建造过程中的人物轶事为主。例如元代虞集的《万寿阁记》记述了万寿阁的建造和得名，大力赞扬元文宗“我圣天子一佛万佛之所具乎”[5]（p76）。明代王 著《重建灵观阁记》，讲述秀头和尚严遵戒律，勤苦不休，募缘重修各处楼阁佛像的经历，借以讽刺士大夫“有居高位，食厚禄，不顾义理，取非其有而有者，视秀头能不少愧也？”[5]（p79）
游记以记述游览金山的所见所感为主，情景交融的文章居多，也存在单纯描写景物或者列举前代诗文的文章。例如宋代陆游的《游金山记略》记录了他游览金山玉鑑堂、妙高台、金山寺两塔、山顶吞海亭和雄跨阁的行程，描绘了金山穷极壮丽的景象。明代都穆的《金山游记》先记述了作者游金山诸景的过程，最后发出“江山犹昨，人事靡常”[5]（p91）的感慨。
序则有诗序、书序、经序等。序文一般记述了诗文、佛经等文学作品的创作缘由及经过，其中也描写了一些人物的行状，表达了作序者的思想感情。例如明代的王英所著《泉石生涯诗序》，记述浮屠师惠凯以金山泉石之胜为生计，脱离世俗，不懈研究六籍（佛经著作），反观自己，“深愧无补于时”[5]（p106）。明代文徵明著《金山志后序》，提出了“诗以山传，山以诗传，人境相须，不可偏废”[6]（p328）的美学理论。
虽然所收文章皆以金山为背景，但内容丰富，突破了山水地记的局限。例如宋代苏轼《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虽为经序，记述了张安道获此经的因缘，以及他与佛印一道刻板推广此经的情况，却在后文告诫学者“若出新义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6]（p324），表达对佛法衰微的忧虑。清代李楷《宋韩蕲王庙记》，用大量笔墨记叙韩世忠屯兵金山，防守镇江，骁勇善战，围困完颜宗弼的作战过程。而韩世忠受佞臣陷害不得重用，作者于是感慨“不患无名将患任将之不专”[6]（p319），讽刺宋统治者用人不专，赞扬韩世忠一代名将，精神永存。
（二）金山文章书写变迁
纵观历代金山文章的收录情况，宋代碑记、游记、序文篇目数量均衡，元代只有三篇碑记，记载了佛教建筑的建制情形。明代文章数目较多，多为碑记和游记，还有少数序文。其中序文多为诗文集序为主，也有专为僧人作的诗序和赠别序，例如《泉石生涯诗序》《赠文海澜禅师还金山序》。清代文章以碑记最夥，且以记述人物行状和康熙南巡为主。与此相对，游记文章最少。
不同时代不同文体的文章书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化。如宋代碑记皆为金山上人文景观建造的记叙。除对主持修造官员的程式化赞颂，也有个别篇目糅杂了作者对当地文教事业的展望与金山在当地儒学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如曾巩在《重建水陆堂记》中发表议论，“至于更千百年委弃郁塞，而不得振行于天下者，吾之道是也”[6]（p304），“使如此寺之坏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轶于百年累世之迹，则事废者岂足忧，而世之治可胜道哉？”[6]（p304）儒学之道要有瑞新和尚这样的才杰之士才能像金山寺水陆堂一样由废而新。元代碑记则与金山寺的佛教标志有关。如虞集的《万寿阁记》中“今我圣皇运至善大慈之心，位乎亿兆万民之上”，“一如视涵上之恩惠焉，辟如瞻日于天”[5]（p76），大力赞扬元文宗圣明如万佛，惠及万民。而剩余作品所收录的是金山寺僧人应深的《建水陆大会碑》和《复建水陆大会碑》，描写了中国佛教经忏法事中最隆重的一种仪式，即水陆大会。记述了元代延祐年间，皇帝及太后于金山建水陆大会之事。“皇帝继业以来，海内生民安”，“尝钦旨顺母后以金山为水陆建始地”，“圣灯颇与常异”[5]（p77），元代三篇文章运用比喻、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专注于皇帝的恩德进行大篇幅的描述，赞颂了皇帝的仁政与孝道，歌颂佛道巍巍，歌功颂德的色彩非常浓厚。明代碑记除了记录建筑及建造过程外，表达情感较为复杂，有对个人修身养性的感悟，对官场黑暗的讽刺，以及对儒家与佛教关系的思考。例如周忱所著《妙空岩记》，感悟“一岩空洞之妙尚有赖于营治之力，曾谓人之有身而可以颓堕委靡，不事修饰乎？”[6]（p308）因此世人要用戒律约束才能修饬其身，端正品行，获得智慧。王 所著《重建灵观阁记》，讽刺士大夫“居高位食厚禄，不顾义理，取非其有而有”[6]（p310）的丑恶行状。又如焦竑著《观音阁记》，认为士大夫所遵循的“默然无为，存神过化，忠恕闵恻，惩忿窒欲”和佛家的“清净、圆通、慈忍、齐戒”[7]（p512）道理相同，只是儒家佛教派别不同。清代碑记主要记述皇帝及地方官员重修金山建筑，从而赞美皇帝的仁政及修建者的高尚品德。例如张思恭在《宸训亭碑阴》[6]（p321）中记述康熙南巡时在金山作《操舟说》，受众臣膜拜，因此建宸训亭供后人瞻仰的事迹，由此感念天子恩德。又如张九徵所著《制府于公留猩羢记》[6]（p317），记述了制府于公因公事路过金山，登览看见建筑有颓落之忧，慷慨送猩猩羢衣给郡守高公，换钱修葺的故事。作者由此称赞于公勤苦为民，堪为表率。
宋代游记大篇幅描绘了金山胜景。例如上文提到陆游在《游金山记略》中记录了他游览金山诸景，描绘了金山穷极壮丽的景象。明代的游记多是对金山自然风光和各处景点的描写，表达情感与宋代相比较为隐晦。还有对金山得名的考证，历史故事、唐宋元诗歌的记述与赏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游记大多写于作者职务调动，途径镇江之时。例如冯梦贞著《游金山记》[5]（p91），记述了自己因多次职务调动，终有机会与友人游金山，得果上人招待的经历。董传策的《游金焦两山记》[5]（p93），人在景中，心系万民，吐露了作者忧国忧民之真言。至于清代的一篇游记，是潘介的《中泠泉记》[7]（p514），作者素闻中泠泉之名，到金山亲自品尝后，感觉和江水无异。后来遇见同舟道人，用特殊的铜壶取水，才尝到真泉，从而感叹真才埋没。
宋代两篇经序表达了作者对当世学风的评价以及对佛教经意的观点。上文列举的苏轼著《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讽刺当时学者出新意而弃旧学，导致妇人孺子、追名逐利者都来谈禅说法，佛道衰微。蒋之奇著《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去佛而谓之禅，离义而谓之玄”[6]（p323），发表了佛与禅、义与玄二者相为用，更相救的观点。明代的序文多是为金山僧人及其所著诗与志作序，表达对这些潜心钻研佛教的僧人的敬佩和赞美之情。例如胡经所著《金山志序》[7]（p520），认为志金山也是志作者之志，金山胜景能让君子养浩然之气，极深致远，表达了他对作者高尚人格的肯定与赞美。清代的序文是作者任职金山或路过金山时，为《金山志》作序。序文中详细记录了康熙、乾隆下江南，金山寺礼佛、拨款新修金山寺等过程。例如释明銓所著《金山新志序》[7]（p524），记述了康熙皇帝于金山礼佛，拔款兴修金山寺庙，新编金山志。
纵览《金山志》历代文章及其主旨，可以观察到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存在明显的变化。宋代文章主要表达了对儒学佛教或当世学风的直接看法和议论;元代文章则是通过佛教仪式，赞颂统治者的丰功偉绩;明代文章表达情感较为复杂，比较突出的是对自身品行学识修养的思考和对社会时局的忧虑，但是表达较为隐晦;清代文章主要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或对部分人物行状的记录与赞美。
四.总结
（一）金山诗文书写变迁总述
分析《金山志》中历代的文学书写，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都在内容和思想情感的表达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变迁。比较同一时代的诗歌和文章，虽然文体不同，但其思想情感的表达却存在着相当的相似性。唐代诗歌多描写景物，抒写闲适的情感;宋代诗歌情感逐渐丰富，运用了用典、比喻、象征等手法，而文章的抒情和议论多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元代诗歌更加突出佛寺的清净，文章也更加关注佛教;明代诗歌文章表达情感都更复杂，诗歌出现了带有一定的哲学思辨的句子，而文章有对自身修养的思考和对社会时局的忧虑，但是表达较为隐晦;清代诗歌思想更加深入，包含的思想也更加广泛，文章主要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或对部分人物行状的记录与赞美。
（二）时代变迁与金山文学书写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文学书写的变迁，其根源是社会历史的变迁。
宋代理学思想盛行，北宋二程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和南宋朱熹的发展，以及书院的繁荣发展，使得学术思想的交流和讲学不断兴盛。“以理学为教育思想，以‘学为圣人的道德教育系统和‘圣贤人格的教育目标来帮助去除当时官学教育浓重的功利色彩和只为科举而习的风气。”[8]由此，自由辩论、求实存真的学风为文人学习、思辨、发表议论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曾巩呼吁才杰之士振兴儒道，苏轼直批当时学者出新意而弃旧学，文章中的直抒胸臆便是例证。
《金山志》中元代诗歌、文章数量稀少，没有充分的例证来分析元代的金山书写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但仅有的三篇文章都与佛教有关，由此可见元代的金山寺在佛教禅寺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明代统治者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对中国传统的儒学，采取尊崇的态度，积极利用它作为统治思想，强调‘崇儒重道，尊礼先师。”[9]加之对程朱理学的重视，使文人更加重视对自身修养的提高。然而明代废丞相设六部，设立厂卫特务机构等一系列措施使封建君主专制达到新的高度。政治的专制使官场形势逐渐严酷，同时思想和文化的专制主义也不断加强。王思任的《游金山记》，“去天尺五，俯瞰嵯岈，不悦而慄”[7]（p510），便是黑暗时局下压抑心情的流露;董传策在《游金焦两山记》中写道“‘谁能假两山之灵，为我几辅拯沦溺也？两友人曰：‘余辈忽漫游耳，君慎无多语。乃记而藏之笥中。”[5]（p93）董于嘉靖三十七年刑部主事任上，因与同部主事张翀、刑科给事中吴时来一同疏劾严嵩，遭谪烟瘴，戍南宁途经镇江。当时舆论环境糟糕，即使有忧国忧民之真言，也不敢轻易公开。社会的黑暗与专制可见一斑。诗歌也同样是受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影响，诗人的惆怅、感慨和不得志，也与当时的社会不无关系，正是因为受到理学和心学的影响，明代诗歌也趋于严谨，出现了哲学思辨的句子。
清代《金山志》中保留了较多记录康乾时帝王下江南，在金山寺礼佛、题字的作品。“清帝為了巩固统治、治国安邦，在‘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方针的指导下实施了一系列的尊奉儒学、重视教育的文化政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统治政权手中得以延续和发展。”[10]在此文化政策的推行下，《金山志》中的许多文章除了描绘金山胜景外，其表达的思想情感几乎都是对皇帝、金山僧人或者地方官员高尚言行的赞美等积极的评价。诗歌则与文章不同，受到清代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代的思辨、理性在清代诗歌中更加明显，包含了前代各种思想感情。
品味历代金山文学书写，各具特色的诗歌与文章，在历史的长河中各自显现独特的思想内涵。透过文学书写的变迁，人们感受到的是社会的变迁。儒学的经久不衰，使后人继承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儒佛道的融合，使中国社会的文化更具包容性;各家治学与言论，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历代帝王在金山的驻足游览，更为金山的盛名添上关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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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大学2019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10299137Y
（作者介绍：张淑楠，亢歌恬，江苏大学本科在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