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蕴含的“历史周期率”思想

    吴日明 秦新涛

    摘 要：“历史周期率”是抗战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交谈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揭示了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社会个体、团体或国家在艰苦的环境中往往能够励精图治、奋发向上，而在环境好转时却容易精神懈怠、不思进取，直至衰亡。《共产党宣言》蕴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刻思考。革命导师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资产阶级从执政前“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到执政后“不能统治下去了”的惊天巨变，“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了自己”，表明资产阶级受到“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获得统治地位之后的资产阶级由“革命阶级”变成“保守阶级”，“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丧失历史进步性。更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构想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途径，提出了“两个决裂”的思想，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历史周期率;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A81 ? ? ? ? ? ? ? ? ? 文献标志码：A ?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6-0077-06

    “历史周期率”是抗战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交谈时提出的重要命题。1945年7月，黄炎培和其他几位民主人士赴延安考察。当毛泽东问及黄炎培先生考察延安的感受，黄炎培提出：“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1]59“历史周期率”揭示了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社会个体、团体或国家在艰苦的环境中往往能够励精图治、奋发向上，而在环境好转时却容易精神懈怠、不思进取，直至衰亡。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中没有明确使用“历史周期率”一词，但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蕴含着对“历史周期率”的思考。19世纪40年代，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断散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存在”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趋势，揭示了资产阶级由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变为阻碍者的历史轨迹，阐明了资产阶级从“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到“不能统治下去了”的惊天巨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揭示了资产阶级受到“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在争得统治地位之后，由“革命阶级”变成“保守阶级”，仍然像一切过去的统治阶级一样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更可贵的是，经典作家并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高度的历史自觉，初步探索了共产党人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重大历史课题，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历史周期率”的外在表现：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历史周期率”的直接表现。当一个階级、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发展进步，就能战胜腐朽的旧事物并走向兴旺发达;相反，当阻碍历史发展进步、丧失历史进步性时，则迅速走向衰落、直至灭亡。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资产阶级在早期由于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推翻了封建社会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然而政权建立之后资产阶级却无法驾驭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丧失历史的进步性，因而其灭亡的命运不可避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一般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实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于封建社会之中。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资产阶级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伴随着现代化机器大生产而出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142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取代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在于“蒸汽磨”远优越于“手推磨”。在封建社会，用“手推磨”为代表的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生产方式简单，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具革命性、最为活跃的因素。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纺纱机、蒸汽机、蒸汽机车和汽船等先进技术不断涌现，大机器生产开始替代手工劳动，极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7据统计，从1770—1840年的70年中，英国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约提高了20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器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封建时代古老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生产工艺逐渐被淘汰，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增长。封建社会统治者不会自愿退出历史的舞台，开始与新兴资产阶级发生对抗。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封建制度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但是新兴资产阶级由于顺应时代潮流，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对抗并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封建社会必然退出历史舞台。“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2]277历史的进程证明了这一论断。英国在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经历多次复辟，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法国在1789年至1793年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由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逐步确立了它的政治统治地位，最终把封建社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当资产阶级争得统治地位之后，历史进程出现相似的一幕。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2]277这个运动就是新旧社会形态的更迭。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无法驾驭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277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出现“瘟疫”——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瘟疫”表现为大量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经济陷入一片萧条之中，整个社会仿佛回到了野蛮状态。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2]278。资产阶级曾经由于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战胜封建贵族，现在资产阶级自己由于不能驾驭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将面临被炸毁的命运。“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2]278马克思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3]269继封建所有制关系被炸毁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将走向灭亡，重蹈历史的覆辙。至此，《宣言》揭示了资产阶级受到“历史周期率”支配这一重要现象。

    二、“历史周期率”的形成原因：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

    黄炎培先生在指出“历史周期率”具体表现的同时，还揭示了“历史周期率”产生的内在原因。在艰苦的求索和创业阶段，每个人都能戮力同心、奋发有为。一旦环境好转或事业取得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背离初衷，直至滑向堕落的深渊而无法自拔。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揭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经过残酷斗争才得以建立起来的。在冲破封建社会思想和制度枷锁过程中，资产阶级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涌现了一大批走在时代前列的英雄人物。他们吹响时代奋进的号角，冲决封建社会的罗网，富有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2]586比如说，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派带领成千上万的群众喊着“到巴士底狱去”的口号冲向象征法国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封建堡垒，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开始土崩瓦解，资产阶级显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但是当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2]152。昂扬向上的革命锐气逐渐丧失，转而致力于追求自己的财富和利益，致力于维护少数人的利益，逐渐走向历史的反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的理论兴趣和革命精神逐渐丧失。恩格斯曾批评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后逐渐争得统治地位，从此理论兴趣消失了，开始投身于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捡拾工业大树上掉落下来的“金苹果”。“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4]258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指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忙于奔走于世界各地捡拾“金苹果”，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了掠夺更多的利益，资产阶级残酷剝削和压迫工人，导致现代工人的命运还不如农奴制下的农奴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小资产者。“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2]284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少数资产阶级财富日益增长的同时，绝大多数处于社会最底层、被戴上锁链的工人阶级在社会化生产中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只有通过革命暴力的手段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2]283。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

    第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始为“从前批判过的东西”进行辩护。“自由民主平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核心内容，是瓦解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鼓舞革命群众向封建堡垒进攻的旗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滋养封建社会思想道德的土壤。落后的社会生产、固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奠定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2]765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巩固，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广为传播，猛烈冲击封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被无情地斩断，封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代替。“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启蒙运动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2]318但是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便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每当面对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必然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继续得到强化，变得更加完备，俨如密网一般缠住社会机体。面对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认为这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他们还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资产阶级创造的社会制度是天然的，是历史的极限。总之，“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做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的人的勤劳来生活的;……——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5]241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始为“从前批判过的东西”进行辩护，意识形态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往的阶级社会并无本质区别。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存在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等相互对立的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不同的仅是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过去统治阶级“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和过去的统治阶级有着共同的历史特征：“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2]283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像之前的阶级社会一样，必然受到“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三、“历史周期率”的摆脱之道：

    “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运动”，无产阶级能否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课题。1848年，无产阶级政权尚未诞生，不少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的认识存在误区。早在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的阶级统治呢？”[2]194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后来也攻击道：“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它去统治谁呢？这就意味着，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从属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6]286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是与之前的阶级社会国家政权存在本质区别的新型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决裂”的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293。“两个决裂”既是共产主义革命目标，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的有效途径。唯有构建社会全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永葆无产阶级政权美妙之青春。

    第一，与传统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构建新的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最后一个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從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33无产阶级专政要终结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开辟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担负全新的历史使命，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消除“历史周期率”存在的土壤。“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2]194“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2]194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目标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专政是全新意义上的政权，肩负着消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指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2]194只有建立全新的经济基础，建立不是“原来意义的政权”，才能为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奠定基础。

    第二，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构建新的思想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构成，思想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表现人们之间思想关系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过去的阶级在获得统治地位之后总是把政权作为巩固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其根源在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具有根深蒂固的利己思想。“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2]289在利己思想的支配下，过去的一切运动具有共同的特征。“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2]28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运动的价值取向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构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83共产党人没有同无产阶级不同的特殊利益。如果说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价值取向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进行初步探索，那么当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对国家公职人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马克思强调国家公职人员要防止发生“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并且提出国家公职人员实行低薪制、普选制，实现廉价政府，深化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思想。1873年巴枯宁出版《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对无产阶级政权进行肆意攻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进行统治的少数人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貌似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6]289马克思要求共产党人成为“社会公仆”，彻底摆脱利己主义观念的束缚，真正代表人民意志，逐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摆脱“历史周期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重温《宣言》中所蕴含的“历史周期率”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提“历史周期率”，表达了对执政党建设的忧患之思。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指出，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再次指出，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跳出“历史周期率”要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永葆蓬勃朝气，始终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历史深刻昭示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7]223因此，每位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思想上的灰尘和微生物，密切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唯有如此，党才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參考文献：

    [1] 黄方毅. 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责任编校 ? ?王学青

    Abstract： “Historical Cycle Rate”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put forward by the democrat Huang Yanpei during his talk with Mao Zedong in Yan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reveals a common historical phenomenon： social individuals， groups or countries are often able to make the best of their efforts and strive for progress in an arduous environment， but while the environment is turning for the preferable， they are likely to become mentally sluggish， not wanting to make improvement until they finally extinguish. There contained in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 thorough-going considerations on this “historical cycle rate.” In Communist Manifesto， revolutionary mentors expounded the tremendous changes of the bourgeoisie from “playing a very revolutionary role” before taking office to “unable to keep on ruling” after taking office. They targeting to themselves “the weapons used to overthrow feudal system”， a manifes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on themselves. The origin of this can be trac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urgeoisie from revolutionists to conservatives after they obtained ruling power， the whole society reduced to being conditions for them to obtain material wealth， their historical progressiveness lost. More importantly， Marx and Engels gave their initial considerations on how to jump out of this cycle when the proletariats have obtained ruling power， the proposal of “two breakups”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letarian party.

    Keywords： Communist Manifesto; historical cycle; Party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