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与特征: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瞿旭晟 赵鹏程

    【摘要】随着计算传播学在我国的兴起和网络传播的日益复杂化，社会网络分析在传播学中的应用也逐渐丰富。目前，社会网络分析在新媒体传播、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复杂网络、网络舆情、社会资本等传播学维度中都有着广泛应用。总体来看，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的应用呈现出研究领域较为集中、研究同质化相对明显、语义研究比重增长等显著特征。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复杂网络;社会资本;语义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是强调关系内涵、网络结构、个人位置等因素对社会现象解释的研究[1]，广泛应用于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信息传播等研究领域之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著名学者克里彭多夫曾言：“大多数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来自其他学科。实验法源于心理学，调查法来自民意研究……内容分析和传播网络分析是仅有的两项原生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方法。”[2]此种论断固然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深厚渊源。

    从作为规范的科学来看，网络分析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人际关系模式和“派系”生成的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的哈里森·怀特小组将前人在各学科领域关于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锻造融合，诞生了当代社会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先后在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近年来，媒介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信息呈指数级增长，网络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社会网络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传播学者的重视。本文对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梳理，一方面是对近年来我国该领域研究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旨在为学界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启发和思路。

    一、研究传统

    早在20世纪30年代，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勒温就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之中。20世纪中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于社会选择的研究指出了人们通过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价值观的相似性构成的社会网络，同时解释了由身份、价值观造成的社会网络同质性现象，发表了大众传播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卡茨在《人民的选择》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两级传播理论，并开始关注人际关系在选举等社会行为中的作用，这种论调和同一时期的罗杰斯的著作《创新的扩散》在思路上非常类似。罗杰斯从个体所处网络位置的差异性角度指出了处于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传播效果，该研究奠定了社会网络分析广泛应用于信息扩散和组织传播的传统。

    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层理论也在不断丰富。1967年米尔格莱姆“六度分隔理论”掀起了传播学者对社会网络传播中弱联系的研究浪潮。格兰诺维特通过市场中的求职现象观察社会网络结构，并分别于1973年和1985年提出了“弱连接优势理论”和“镶嵌理论”。近30年来，随着社会资本进入到传播学者的视野，传播学者也开始了传播学中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探究。

    2011年我国传播学开始引入社会网络分析。祝建华在2014年按照传播学5W的顺序逐一介绍了运用计算方法研究传播学现象的经典案例，这篇研究被认为是我国开始计算传播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3]。2015年，杨春华提出了我国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比国外起步晚、领域狭窄、创新性不足等诸多问题[4]。2019年庞云黠指出目前我国传播学研究表现出了对“关系”研究的极大兴趣，而忽略了“属性”研究，“关系”变量与“属性”变量的结合是该领域研究未来的方向[5]。

    二、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中的研究现状

    参照传播学者吴飞、丁志远对传播学研究维度的划分[6]，社会网络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主要集中于新媒体传播、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等领域。除此之外，社会网络分析在复杂网络、网络舆情、社会资本等相关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一）社会网络分析在新媒体传播中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对象多集中在微信、微博、Twitter等社交媒体，主要议题包括社交媒体中信息的流动与传播、社交媒体对人际关系的塑造及影响、社交媒体上舆论和谣言的扩散等。社交媒体的网络结构均具有立体、复杂和多元的特点[7]。在社交平台上少数的参与者贡献了绝大多数的讨论量[8]，线上社交关系影响了线下社会资本的获取。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在子群间沟通传播中占据关键位置[9]，意见领袖之间、意见领袖与其他用户之间构成复杂网络，并通过互动塑造社交媒体中的舆论[10]。

    社交媒体构建的社会网络中还存在强连接和弱连接并存的局面。网民对于来自不同社交媒体的消息信任程度不同，不同渠道获取的网络消息对线下行为的影响程度也具有差異性[11]。在复杂且多元的传播结构和模式中，网民的行为往往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结构相关，网络中其他人的举动对网民行为和认知均会造成不同影响。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用户之间由于液态的自组织关系，具有平时联系松散、危机时具有较强凝聚力的特点[12]。在社交媒体的虚拟环境下，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拥有着相对平等的发言权，一旦遭遇“危机事件”，社交媒体网民都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

    （二）社会网络分析在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中的应用

    在国际传播中，我国国际话语权目前处于持续提升状态，正在打破西方媒体对世界话语权的垄断，但是固有的权力关系仍然没有被突破，西方国家媒体依然处于国际传播网络的中心位置[13]，而中国则处于连接中心与边缘的中介地位。通过分析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新闻互引的网络状况，发现并未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子群[14]。此外，在国际传播中同一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更容易发生联系，国家、地缘等要素依旧有力地左右着传播关系。社会网络分析还应用在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包括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国外涉华舆情研究，国际政治人物在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研究等。

    （三）社会网络分析在复杂网络研究中的应用

    电子科技大学周涛教授关于复杂网络演化的研究分析了疾病、信息和行为在复杂网络中共同演化的传播学热点议题，虽然研究框架或有不同，但是其中以网络视角分析社会现象的思路与传播学研究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是一致的。预测和控制社会网络中信息传播的态势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的重点议题。

    早在1973年，格兰诺维特就提出通过“弱连接”的信息能够在社会中传播得更快[15]，但是在同一网络中阻止艾滋病传播中，“弱连接”却失效了[16]。这说明影响传播效果不仅包括单一个体所受的社会强化，还包括信息在社会传播过程中由于各种行为相互影响带来的共同进化。因此，在流行病、健康防护知识的传播研究中，就不仅要阐述连接强度、位置等网络结构对健康信息扩散与行动者行为改变的影响[17]，还应该从行动者的角度，探索在复杂网络中行动者行为的相互演化。

    在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实验中，研究发现具有小世界特性的社会网络更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18]。在国外媒体对华舆情极化的研究中，反对者和中立者的内部联系紧密，信息传播速度快，而支持者群体与反对者群体互斥严重，这被认为是造成网络舆情极化的重要基础[19]。此外，意见领袖在群体中的控制力也不如想象般强大，甚至会被个体的意见裹挟。在整个社会网络的舆情传播过程中，每一种传播行为的抑制或协同作用都可能会对另一种传播行为造成影响[20]。

    （四）社会网络分析在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资本从诞生之初就与社会网络密不可分，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基本沿袭法国学者布迪厄的研究路数。随着布迪厄场域理论被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射到新闻场域中社会、媒体、公众、记者、编辑等各方势力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上来。

    布迪厄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研究一方面体现了研究需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充分论证了新闻场域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只注重“关系研究”，考量“社会资本—个人获得”的联系，也让新闻传播领域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变得狭隘，忽视了量化研究带来的更多可能性。与布迪厄质化路数相对的是以科尔曼为代表的量化分析。科尔曼更加关注社会资本对于促进集体行动目标实现的作用，将社会资本概念化为群体的集体资产，更强调社会资本的增益。

    近年来，社会资本研究的量化研究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资源性社会资本分别进行了测量，对1736份样本进行了量化分析[21]。在线上自我展示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运用Williams针对线上与线下的媒介环境所开发的社会资本量表对“桥接型社会资本”和“结合型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发现线上自我展示更多地贡献于以“弱关系”为代表的桥接型社会资本，而非“强关系”为代表的结合型社会资本[22]。

    三、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特征

    （一）研究领域较为集中

    从传播学研究维度来看，我国传播学者更偏爱组织传播研究，而缺少社会网络中人际关系的探讨。在组织传播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观察组织结构、群体事件的起因和发展以及信息在组织中的传递。但根据国外的经验，人际传播研究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社会网络分析在人际传播研究中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此外，在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国际政治传播方面，如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等，所进行的分析也依赖于各国社交媒体的数据，如Twitter、Facebook等，但在跨文化传播及文化传播领域，对社会网络分析的运用就相对贫乏，略显不足。

    （二）研究同质化相对明显

    从社会网络结构层次的角度来看，我国传播学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网络中的个体研究和静态的网络结构研究，而对于社会网络中多个行动主体的互动影响、宏观层次对动态社会网络流动的把握、社会网络系统和个体共演化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

    我国传播学社会网络研究还显示出研究内容同质化和研究结果同质化的特征。首先，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研究多集中于意见领袖研究，大多数研究都得出意见领袖在社会网络中处于显著位置的结论，但是对于意见领袖加固群体意见甚至造成信息茧房的研究却显得不足。其次，大多数研究过于强调“核心—边缘”的传统网络结构框架，关注了社会网络结构的共性，却忽视了不同群体社会网络结构的特殊性。

    （三）语义研究比重增长

    语义网络研究一直在传播学研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相较于传统的内容分析，语义网络分析对研究内容的呈现更加具体和细化[23]。近年来，在相关分析软件的加持下，语义网络研究也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跨学科特性。学者Shumate和Contractor基于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不同对象对社会网络关系进行了四种分类：亲近关系、信息流关系、所属关系和语义网络关系[24]。我國目前基于语义网络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最为丰富，包括对社交媒体如微博的文本分析、对国际传播中报道的关键词分析等。语义网络分析方法的流行，对于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可能产生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在数据处理规模量级的大幅度提高方面，语义网络分析适应了当前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趋势，对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方法构成明显的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语义网络分析是社会网络分析和内容分析的结合，当下互联网层面的各种应用创新，又恰恰是在关系和内容的复杂性这两个维度体现得最为显著。因此可以说，语义网络分析的流行，展现了传播学在分析框架拓展和理论创新层面的契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移动舆论场重构与记者职业网络流动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CXW002）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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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旭晟为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赵鹏程为上海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王 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