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新看点、新机遇：六大行年报分析
宋效军 李一阳
各家银行的2020年年报已经陆续公布。六大行在抗击疫情、让利实体经济等考验中，仍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作为我国银行业的领头羊，六大行的经营水平决定着我国金融发展的底色。在“十四五”这一历史关键时期，持续关注六大行的经营情况和战略布局，意义重大。
经营情况
在六大行披露的年报中，资产、风险、资本、金融资产、投资等词汇的出现频率较高，体现了银行经营的特征。但具体使用情况也存在一些差别，如：在建行和邮储的年报中，负债的频次排名落后于其他行;交行年报中贷款的频次排序落后于其他行;建行对于损失词汇的使用则更加频繁。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经营的基础——存款，并未进入前20大高频词汇排名（见表1）。
2020年，银行业经历了疫情的考验。六大行的经营指标也经历了不小的波动，如利润一度出现负增长。随着疫情的好转，银行基本面持续改善，最终全年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六大行均保持了利润的正增长，尤其是邮储银行的净利润增速达到5.38%，處于领先地位。
资产
2020年，得益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六大行的资产规模快速扩大。尤其是工行、建行和农行三家分别增加了3.24万亿元、2.7万亿元和2.3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相对而言，中行增量较小，与其体量并不相符。邮储发力进一步巩固了其第五大行的地位。2020年，建行、工行、邮储在银行业中的资产占比还略有上升。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邮储的贷款占比明显低于其他行，这背后也反映出其客户基础有待夯实的问题（见表2）。
当然，在当前阶段，规模并不能证明银行实力和经营效率，我们甚至担忧国有大行重新走入规模化发展的道路。资产快速扩张相当于以价换量，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保持了净利润的微弱增长;同时，资本补充压力也进一步加大。因此，规模扩张的路径肯定无法持续。六大行最近几年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占比保持在略高于42%的水平。考虑到中小银行的经营困境，该比值大概率会保持稳定（见表3）。
负债
六大行的资产负债比均在91%以上，其中邮储最高，达到了94%。在存款的使用方面，交行、中行的存贷比分别达到了87.48%和82.96%，可以说非常的高;而邮储只有53.22%。交行和中行的负债能力值得警惕，尤其是中行体量是交行的2.3倍，流动性比例为54.5%，比2019年还略有下降（建行、工行、农行同比都在上升，交行虽下降但绝对值达到69%）。邮储负债资金充足，资产业务需要进一步提升（见表4）。
最近10年，各行存款在负债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客观而言，存款资金是所有负债中成本最小的资金，也是银行整个经营正常运转的核心支撑。存款资金占比下降，主动负债（非存款）上升：一方面是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在提升;另一方面也受资本补充推动债券发行等因素的影响。六大行中，工行、建行、农行存款规模都达到了20万亿元以上。2020年，建行存款规模达到20.34万亿元，反超了农行，也体现出吸收存款的激烈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存款结构中，工行对公存款规模遥遥领先，比第二位的建行多了3.24万亿元;而农行的个人存款则已经超过了工行，位居行业第一。最近几年，农行在农村和县域的优势开始发力，个人存款持续超过同业。邮储与农行的乡村优势较为趋同，个人存款也显示出了超强的实力。邮储的个人存款在总存款中的占比达到了九成，规模已经超过了中行，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随着邮储对公业务发力，其资产和负债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见表5）。
收入
规模因素在收入增长中贡献较大（见表6）。如建行年报显示，规模因素使得其利息收入增长1154.05亿元，而利率因素导致其利息收入下降357.81亿元;工行规模因素导致其利息收入增长1066.89亿元，利率因素导致其利息收入下降776.13亿元。交行受限于资产扩张势头较弱，规模因素为其带来的利息收入正增长几乎与利息因素抵消。从利息因素看，六大行净息差均同比减少（见图1），邮储的净息差绝对值位居六大行首位，主要是由于其贷款收益率高于其他行。值得注意的是交行，其净息差已经低于1.6%，再考虑不良率及其他成本，其业务或已不盈利。
在非利息收入方面，六行出现了分化。2020年，工行、建行、交行非利息收入实现了正增长，且高于净利润增速，而中行、农行、邮储则为负增长。尤其是农行的增速达到了-10.69%，主要是投资损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所导致的。在细项方面，受监管调整，六大行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均为负增长。其中，工行结算、清算和现金管理项收入最多，达到391亿元;建行电子银行业务收入最多，达到290亿元;中行代理业务收入达到254亿元，高于同业。非利息收入能够体现银行综合服务的能力，中行、农行、邮储可能需要加大非信贷业务的赋能（见表7）。
资本
自2013年开始采用新的计量方式后，六大行中除邮储外，风险加权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缓步下滑到了60%左右，充分说明了各行在资产端结构调整的力度。邮储由于上市时间较短，风险加权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即使上升，2020年邮储该比值也只有49%。客观而言，邮储资产端业务可能尚未发力，资产结构调整的空间较大，未来不排除其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主动提升该比值（见图2）。
由于规模快速扩张，即使风险加权资产的比重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六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仍普遍有所下降。资本充足率最高的是建行，达到17.06%，但比2019年末下降了0.46个百分点，这是六大行中唯一下降的银行。在资本补充方面，六大行主要是补充了资本债。2020年，六大行通过发行债券补充资本的规模都在千亿元级别。其中，农行和中行外部资本补充力度最大，位于六大行前两位。中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成功发行28.2亿美元优先股、9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75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农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400亿元二级资本债，1200亿元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而建行发行的债券补充资本不到800万元。工农中建均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未来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会越来越大（见表8）。
不良
除邮储的不良率（0.88%）低于1%外，2020年其他五大行的不良率基本都在1.5%附近（见图3）。从趋势上看，2020年六大行不良率上升改变了2016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从各行的信息披露情况来看，不良率上升主要是受宏观环境的影响。考虑到资产质量暴露的滞后性，2021年、2022年两年的不良率上升的概率较大。当然，1.5%左右的不良率也是各行努力加大处置力度的结果。如工行2020年清收处置不良贷款2176亿元，比2019年增加289亿元，与农行、中行的净利润相当。我们认为，资产和价格决定各行的利润总量，不良资产处置能力则决定着各行的利润增量。从逻辑上看，影响六大行2020年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不良。在六大行中，邮储拨备覆盖率还在上升，达到了408.06%，较2019年末上升18.61个百分点;而其他五大行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邮储的利润增长存在释放的空间。
从结构上看，六大行的资产质量情况还是受行业影响较大，对公的不良率要比个人業务高很多。在对公信贷的行业类别中，制造业和采矿业在各行都属于不良率较高的行业。邮储对公贷款余额不到2万亿元，总量不大，大幅降低了其总体不良率。建行不良率最高的是制造业和采矿业，其中制造业的不良率达到6%。工行不良率最高的是住宿/餐饮和批发零售业，分别达到14%和13.8%，虽然确实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达到两位数还是超出预料，其他行的（中行有口径差异）批发和零售行业不良率都在个位数。
战略竞争力分析
业务战略
传统上，六大行各具特色，如工行的工商企业、农行和邮储的县域等。但在新形势下，各行主要业务领域的战略性优势也在变化，一些行需要引起关注。
对公业务。工行保持全面领先。2020年，工行对公条线营收达4033.71亿元，比排名第二位的建行多了近1200亿元;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达761.73亿元，比排名第二位的农行多了300多亿元。从最终的利润来看，工行达到了1469.03亿元，领先其他五大行一个数量级。建行过去也以对公业务见长，但对公条线的利润总额已经位居第四位，仅达到工行的45.3%。考虑到规模因素，建行对公业务的利息净收入并未“拖后腿”，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不足，比农行还低100亿元。与中行相比，建行的资产减值损失又多出了766亿元，导致其形成的利润反而低于中行。因此，建行需要考虑的是对公业务利润的下降是为实体经济让利所导致的，还是对公业务经营能力有所下滑而产生的（见表9）。
零售银行。建行处于领先地位，邮储后发优势不容小觑。零售转型是前些年许多银行业务转型的热点。在六大行中，建行处于领先位置，工行紧随其后。2020年，建行零售条线实现利润总额2060.47亿元，比工行多出近320亿元。工行的营收比建行要高，但建行的营业支出控制得更好，比工行低700多亿元。从细项看，主要在于管理费用成本和资产减值损失的控制。在收入端，建行的传统优势主要在个人住房贷款领域，但随着住房贷款集中度监管的实施，未来建行需要发掘新的零售业务增长点（见表10）。
在其他银行中，邮储确立了零售银行战略，且集中在三农、城乡居民、小微企业三类群体，客户结构可能与一般以中高端人群为主的零售银行（如招行）形成了差异。考虑到邮储的区域优势，未来其在零售端的后发优势不容小觑。2020年，邮储零售业务的营收已经超过中行，若加强支出管理，则有望迅速打破现有的头部竞争格局。
资管业务。银行的资管业务主要是理财。2021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的收官之年，也是大行理财业务深耕转型发展、推进战略布局的关键之年。从金融开放的角度讲，我国银行与国际银行最主要的能力差距在于投研能力，理财业务是关键领域。因此，大型银行纷纷布局成立理财子公司，构建专业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六大行中，工行的理财业务规模较大，非保本理财达2.7万亿元，是邮储的三倍多。但在理财子公司的净利润方面，邮储则较为领先。值得注意的是，建行集团的非保本理财规模已经被农行超过，子公司的规模也大幅落后于农行，子公司净利润更是在六大行中居于末位（见表11）。
普惠金融。建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农行和邮储则非常重视三农。2020年，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六大行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为支持实体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普惠金融既符合国家政策要求，也是各行为争夺长尾客群大力实施的新战略。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建行表现抢眼，2020年末，建设银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1.45万亿元，较2019年增加4892亿元，余额和新增均位列行业第一。年报中还披露，建行数字普惠模式成为央行制定普惠金融行业标准的基础蓝本。客观而言，通过数字化手段，建行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服务小微企业的成熟模式。在六大行中，工行服务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和服务客户数略显单薄，与其行业领头羊的地位不匹配（见表12）。
三农业务方面，农行和邮储都单独成立了相关事业部，并在管理架构上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管理路径。农行积极构建“人工网点+自助银行+惠农通服务点+互联网金融服务+流动服务”的服务渠道体系，并且以县域作为衔接农村的区域支点开展相关服务。大力发展县域金融可能是一条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通道。邮储的零售银行战略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向乡村、县域倾斜的普惠性质。其他行中，建行的三农投入较多。受益于线上产品“裕农通”，2020年建行涉农贷款超过2万亿元，增幅达到了15.52%。
中行和交行虽然在上述几个战略竞争领域表现不够突出，但也有其独特优势。中行的特色是国际业务，但受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其优势未能充分发挥。2020年末，中行海外商业银行对集团利润总额的贡献度为18.83%，远高于同业其他大行。因此，中行仍然是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领头羊，伴随着金融开放，其未来的业务特色或将大放异彩。交行在体量上虽然不及其他大行，但其经营效率不容小觑。2020年，交行人均营收达到271万元，人均净利润达到86万元，大幅领先其他大行。未来，交行完全可以走精细化发展的路线，以持续提升效率和效能为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见图4）。
数字化战略
从互联网金融兴起开始，大型银行就在不断尝试数字化转型。在疫情的冲击下，银行数字化节奏明显加快。未来几年，数字化将是决定银行竞争地位的主变量。六大行积极布局金融科技，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重点技术领域，除邮储外，其他五大行均已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行更是将金融科技明确定位为“三大战略”之一。
2020年，各大行继续在金融科技领域加大投入，工行和建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均超过了200亿元;工行、中行的资金投入增速达到了40%以上。在人员方面，工行的科技人员数量更是达到3.54万人，比建行多2万多人，占全行员工的8.1%（见表13）。
从社会评价看，工行和建行的金融科技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已经开始对外赋能，而其他四大行则还处于场景建设阶段。其中，邮储的企业级系统架构处于建设阶段。如邮储年报显示，其新一代个人业务核心系统建设顺利推进，采用企业级建模和分布式架构;交行刚刚自主研发完成分布式技术架构。
2020年，工行在银保监会全国性银行信息科技监管评级中获评银行业第一，连续七年领跑国内同业。工行有7项科技成果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发展奖，其中分布式技术体系获一等奖，获奖数量同业最多。工行正在推进的ECOS，以“主机+开放平台”双核心为IT架构，打通了开放、共享的技术平台共赢模式。工行云平台已经在提供多个行业的云服务。从发展理念来看，工行正在构建一个庞大的技术生态圈。
建行目前已经在开展技术输出，包括智慧政务、云服务支持等。从年报信息看，建行金融科技最大的特色在于探索和创新，如其拓展区块链技术在跨境贸易、智慧政务、供应链等领域的应用创新;物联专网建设完成试点，物联生态初具规模。尤其是建行率先设立量子金融应用实验室，探索量子安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等举措，非常超前。建行获取专利授权564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有368件，数量居国内银行业首位。
当然，六大行的數字化水平与互联网企业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与平安、招行相比也有学习的空间。如工行和建行都在打造生活App。未来，大型银行应当以更加开源的方式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
新形势下的考验
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新业态不断出现，六大行面临的外部考验在逐渐增多，对重大趋势变化要有充足的准备。
产业互联网的快速迭代
过去几年，传统银行业没能把握消费互联网大发展的机遇，个人触客场景几乎被互联网企业垄断，银行在支付、理财、信贷等领域的业务被大量蚕食。依靠前期积累的技术优势和市场洞察经验，互联网企业正积极向生产端、流通端进军，全面布局产业互联网。一旦产业互联网生态形成，传统大型银行的对公客户优势将消失，甚至会被排除在整个实体经济循环体系之外。未来几年，大型银行若不能在产业互联网中找到业务融合路径，打造出自身的竞争壁垒，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
产业互联网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的变革重组，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银行在产业互联网中并不具备优势。从年报信息来看，六大行虽然都在开展数字化转型，但只有工行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其在产业互联网中的布局。工行有云平台、API开放平台、聚富通等一系列产业互联网触点，覆盖了教育、医疗、党建、旅游、农业等一大批产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工行在年报表述中提到了与消费互联网平台客户的对接和合作。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将产业进行数字化，更有效的路径应当是B端和C端的融合，如腾讯企业微信与个人微信形成的生产消费循环。工行的布局非常前沿，其他几家大行可能需要积极跟进。2020年，在市场领先的产业互联网创新平台中，没有一家是大型银行（见表14）。
在与互联网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大型银行的短板主要是缺乏良好的业务切入口。受自身能力约束，大型银行难以像互联网企业一样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术工具。金融服务是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而产业互联网中大型银行参与的入口局限于金融需求，对产业链的价值整合、增加贡献较少。在跨界金融竞争趋势下，大型银行存在被排除在整个产业互联网生态之外的风险。在金融服务模式上，大型银行的经营重点还是在债权融资方面;而产业互联网衍生出来的新产业、新企业往往需要的是股权投资。大型银行牌照齐全，多数拥有理财、股权投资、债转股等子公司，存在股权投资途径，但在投资能力上难以与市场化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匹敌。
绿色金融提出的新要求
绿色金融是一个重大话题，六大行也非常重视绿色金融方面的信息公布。一方面，绿色金融关系到企业形象;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也是积极适应未来能源—消费产业链变革的趋势。六大行都占用了大量的篇幅披露绿色金融和环境绩效相关的信息。工行、建行、邮储直接明确标识ESG标准并进行了相关信息披露。绿色金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银行作为企业的自身经营，如碳排放、用水、用电、用纸等。当然，从各行公布的信息看，六大行存在一些差异，尤其是中行发布了数据中心的耗电量。我们认为，这一披露非常具有前瞻性。客观而言，银行都在大力开展数字化转型，但大量的数据处理工作和数据中心建设将导致能源消耗大幅增加。大型银行更要做好能耗平衡。另一方面是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相对于前者，六大行做好绿色金融的意义和影响更加重大。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是践行“十四五”绿色发展理念、推进“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社会责任建设、实现自身可持续经营的必然要求。
六大行中有三家银行绿色信贷超过了1万亿元。工行绿色贷款余额达1.85万亿元，农行为1.51万亿元，建行为1.34万亿元。截至2020年末，银行业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11.95万亿元，比年初增长20.3%，其中单位绿色贷款余额为11.91万亿元，占同期企事业单位贷款的10.8%。六大行绿色信贷规模在银行业中的比重充分体现了国有大行的社会担当（见图5）。
我们预计，从2021年开始，六大行的绿色金融业务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在能力层面，大型银行还面临三重考验：一是绿色产业存在一定的知识门槛，一些深层次的环境风险、绿色绩效难以评判，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评估也就更加困难。在银行业务端，将直接体现为定价困难。二是环境效益的渐变性需要持续性的金融支持。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外部效应显现周期可能会较长。大型银行需要降低业务回报的阶段性预期，优化以年度为节点的财务考核体系。三是碳达峰、碳中和要求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势必会形成新一轮落后产能的出清问题，将会导致银行业务端存量资产形成的风险压力上升。
外部竞争和博弈不断加剧
经过上一轮股份制改革，我国金融体系中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可能主要是大型银行，但六大行与国际领先银行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从其海外资产规模、业务覆盖范围来看，仍然难以称为国际性银行。在业务层面，六大行的定价、风控以及金融市场交易、投行业务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在管理层面，六大行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员工晋升机制等方面的差距也影响战略竞争决策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在影响力方面，六大行仍然以吸收、学习国际银行的经验为主，知识、理念、规则的输出仍然较为稀缺。当然，国际银行的业务发展只需要对客户和股东负责，而我们的六大行则需要承担更多的金融改革、社会稳定等使命。
由于在疫情中的强劲表现和持续开放的态度，我国经济的资本吸引力不断上升。资金大进大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国有大行必须高度警惕股债汇等资本市场的异常活动，如要警惕亚洲金融危机重演。2021上半年，美国货币政策存在调整可能，外向型经济可能在资本突然抽离后崩溃。目前，越南的货币持续升值，存在做空的空间和路径。所以，六大行还要警惕国际机构直接恶意做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德意志银行的教训殷鉴不远。大型银行普遍是上市企业，国际资本可借助穿透监管、恶意评级、基础技术限制等，对国内大行形成市场打压，获取资本套利。因此，国有大行要在资本市场异动监测、市值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做好功课。
从年报信息来看，国有大行也在不断加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特别是中行、工行和建行开始寻找到一些新的国际业务发展路径——平台化。平台化的方式，可以增加金融服务与经济活动的关联性，提升银行在国际市场中的认可度。截至2020年末，中行已在全球举办72场跨境撮合对接会，服务来自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家中外企业，帮助企业成功实现贸易、投资、技术引进等一系列商务合作。工商银行推出“环球撮合荟”跨境撮合平台，提供接入全球产业链触点。建设银行开发了“全球撮合家”平台，在线上精准对接和服务供需兩端，对稳外贸、稳外资和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在更高层次，六大行要提升国际竞争力可能需要更加坚实的货币基础。中行年报中，公司、交易银行、金融市场等业务板块都描述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行动。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打破以美元为中心的格局。未来，大型银行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在国际贸易合作中的定价权有望持续提升。
国内外债务问题的持续影响
债务问题相对宏观，但疫情之后将对银行业务经营和风险管理产生较大影响。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量化宽松政策长期持续。在上一轮刺激政策尚未出清的情况下，受2020年疫情影响， 全球再次大放水。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2020年全球的债务总额增长了24万亿美元，达到281万亿美元，全球债务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达到了355%。此外，债券利率水平更是达到历史低点（见图6）。此前，已经有机构预警第四次债务危机即将来临。债务问题将是全球经济长期挥之不去的阴霾。
我国的债务问题虽然没那么严重，但解决债务化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强。特别是在全球政策外溢性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债务化问题难以避免。宏观杠杆率呈现“增易去难”的现象。在2016～2018年去杠杆周期中，实体部门的杠杆率仅下降了不到2 个百分点，而2019年和2020年两年就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见图7）。扩大负债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刺激经济，但在旧有经济增长动能、全球货币、贸易和产业体系下，政策边际效用不断降低。极端政策已将边际效应逼到极限。从银行业资产规模（实体部门的负债）来看，其与GDP的比值仍然在不断扩大（见图8）。全球经济似乎进入了以负债为驱动的怪圈，典型如欧洲。以负债驱动的经济增长，妨碍了市场出清效率和企业经营的积极性，政策后遗症可能长期存在。近期，小微企业、居民不断扩大负债，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升了房屋价格。在住房市场空置率较高的情况下，住房价格的上升难以形成有效产业链价值传导，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几乎为零。债务通缩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一方面，银行依靠实体经济的负债需求发展业务，本身需要有足够的风险承担;另一方面，负债需求扩张过快或者金融供给推动负债快速上升，又会聚集风险，影响银行资产负债的健康。六大行作为银行主力军，也很难在这一矛盾中找到平衡，尤其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和市场定价体系不够完善问题，影响银行对宏观风险和业务发展做出准确判断。未来几年，债务控制将是金融业一项重要命题。六大行体量庞大，2020年规模扩张也较快，为减小政策和市场调整带来的冲击，要对实体经济债务趋势或结构调整做出前瞻性安排。
几点建议
六大行既要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也要考虑中长期的布局。从各项挑战和机遇出发，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持续强化风险管控。维护金融稳定将是“十四五”期间的金融重点工作。六大行要进一步践行稳健经营的理念，做好自身风险管控，提升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安全边界，当好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当前，社会经济处于疫后恢复阶段。大型银行都要做好储蓄率下降、刺激政策退出、小微企业风险暴露等方面的应对准备，尤其要准备好应对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务两大主要风险隐患。国有大行要全面梳理当前面临的重大风险点和爆发的可能性，增强风险识别和预警能力，构建超过历史经验的极端场景风险防范预案，建立机构间的隔离机制和挽救机制;继续高标准落实《巴塞尔协议Ⅲ》等监管要求，拓展资本补充渠道，增强总损失吸收能力;调整风险偏好，依靠实体经济的韧性，夯实抵御风险的安全基础。
尽快找到特色化触客渠道。互联网的网络效应本来就不利于后进场者。面对互联网企业在消费互联网中的强势地位，以及疫情带来的触客渠道冲击，大型银行需要尽快找到特色化的触客渠道。线上渠道要突破金融交易场景的架构限制，将线上渠道打造成为生活场景或者银企信息交互场景，从客户的日常非金融活动中挖掘金融服务。工银e生活、建行生活App正在搭建生活场景生态，虽然是学习招行，但这是目前国有大行能够实现的触客路径突破。国有大行还可凭借自身信誉，与政府开展深度合作， 如政务代办、系统共建、信息共享等，在政府服务和服务政府中寻找产业互联网中的触客机会。客观而言，国有大行线下物理渠道的资源也需要激活，要聚焦中老年人群、知识水平较低的人群等，突出金融服务的人文关怀。
前瞻性优化资产结构。优化资产结构是银行业最近几年始终奋斗的方向，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降低风险加权资产对资本的占用。从2021年开始， 大型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紧迫性进一步提升。疫情之后，企业为了寻求风险共担，会优先选择股权融资，而不是财务压力更大的债务融资;个人则会更倾向于储蓄或风险更低的理财产品，减少借贷行为。在银行层面，其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当期资产或收入的损失，而是长期存在的资产荒问题。同时，面对绿色金融发展要求、支持科技创新要求以及住房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银行资产端资源投放的客户结构需要全面调整。“船大难掉头”，六大行的资产结构优化布局要提早安排。
要加大优化内部体制机制。六大行股份制改革后，公司制红利不断缩减，机构臃肿、部门银行、市场反应迟钝等备受诟病。国企改革是一块“硬骨头”，在新的发展阶段，国有大行内部的体制机制优化亟待破题。即使国有银行的产权特征决定了体制机制改革的复杂性，但在存量体系中也大有可为。国有大行要探索打破层级管理机制，避免总行和分行机关进一步沦为下任务和汇表格的机构;要探索人员管理的市场化，考虑在部分条线试点产品经理制和人员淘汰制，优化责任管理路径和业务创新体系。数字技术为管理扁平化和岗位绩效精准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如建行已经开始推行数字化员工绩效考核平台。未来，大行有望通过数字化从线性管理快速升级为网状管理，推动管理决策向市场靠近，实现管理改革。
要把握数字货币推广中的机遇。六大行是数字人民币的主要落地者，这对于六大行来说既是责任也是机会。数字货币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账户体系的重构，更重要的是信息流与资金流的深度融合。互联网企业通过信息流与物流或社会关系的融合创造了数字化的服務方式，打破了市场格局。在数字货币的推动下， 传统银行有望强化货币的信息内涵，在金融场景中形成对客户生产生活活动的穿透。当前，这可能是传统银行改变与互联网企业竞争态势的重要机会，六大行要深挖数字货币在现有系统和平台中流动可能带来的客户关系、服务模式变化。在更大的竞争范围中，数字货币有可能改变现有的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改变就意味着机会。六大行应当借助数字人民币可能带来的聚集效应，主动寻找业务突破口，提升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
要考虑从社会外溢性中获取业务发展机会。金融发展到了当前阶段，不能再只关注经济效益。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本次疫情的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缺陷开始显现。金融的杠杆效用使得社会财富加快向少数人聚集，金融中的一些短视和贪婪行为对经济发展形成了阻碍。因此，我们需要打破现有的价值体系，转换业务发展模式，重视金融行为的社会价值，降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追逐，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实现金融健康发展。六大行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已经体现了其对金融社会效应的重视。从长远出发，六大行还需积极探索，在商业模式和可持续方面多下工夫，实现金融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
新时代，新金融。六大行在2020年的经营中充分体现了国有银行的担当和使命。未来，六大行将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民生，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续写新时代金融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银行同业研究课题组，其中，宋效军系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