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抗“疫”斗争探析
李志铭
摘 要：研究东北抗日联军抗“疫”斗争，为现实工作提供来自党史的智慧。东北抗日联军全体指战员面对由自然性和社会性因素引发的疫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识变从宜，英勇抗“疫”，彰显了东北抗联全体指战员的坚韧和睿智，体现了东北抗联的伟大斗争精神。
关键词：东北抗联;疫病;抗“疫”
中图分类号 D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4-035-05
九一八事变后，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跋涉于林海雪原，苦战在白山黑水，谱写了彪炳史册的英雄史诗。历史记忆需要细节。东北抗日联军抗“疫”斗争是抗联历史记忆的重要细节。这些细节散见在历史的文献和回忆史料之中。东北抗日联军抗“疫”斗争体现了大智大勇，其基本经验应以为鉴。
一、东北抗联的疫病状况
东北抗联中除作为作战部队经常出现的战伤之外，生活条件艰苦所引发非战斗疫病也存在。抗联的疫病主要有几种：
一是伤寒病。抗联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四大游击区都发生过伤寒病。在南满，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得过伤寒病，他的警卫员张泉山回忆：“这时杨靖宇走路都困难，上山爬岭爬不了，用绑腿把腰缠上，前面用人拽，后面用人推着。”[1]杨靖宇患有“摆子病”，在他给士兵讲话到一点钟以上，往往要休息半天才能继续讲下去。在东满，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患严重的伤寒病和风湿病，经常吐血，以至中风而半身不遂。在吉东，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回忆：“由于战斗紧张，日夜操劳，我染上了伤寒病，这时，敌人也发现了我们，又对我们进行‘讨伐，战士们抬着我到处转移。”[2]在北满，中共珠河县委人员纷纷病倒“在河南密营里躺了一炕”[3]。在反击敌人“三江大讨伐”战争中，抗联第九军第二师师长郭铁坚率队西征，许多战士双脚溃烂，还有的人染上伤寒病。抗联第十二支队秘书、代理支队长徐泽民“瘟疫伤寒，屡医屡犯，六个余月的期间方能见好”[4]。
二是伤暑病。由于暑热，抗联将士们大量出汗，又无盐分补充，往往出现伤暑病。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教育长冯启刚“即着伤暑病，胡说十余日”[5]。
伤暑病与伤寒病有联系。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负责人的报告记载：中共东宁党组织人员“多半病了”，“东满同志十分之八病了，也许是热病”，“这多半是因为我们的同志在去年冬季受了冻饿，并且营养不足，同时不能休息”[6]。
三是肺痨病。抗联第一軍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中共东满特委秘书长、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患严重的肺病，经常咳血。抗联人员的肺病有些由于气候异常、居无定所、营养不良等造成肺脏功能失调和病理变化而发生，但有些是肺痨病（现在医学称肺结核），也是当时较严重的疫病。肺病在抗联第一路军患者比较多。肺痨病当时是比较难以治愈的病症，抗联第四军敌伪工作部办公室主任蒲秋潮也因患严重肺结核病而牺牲。
当时的东北疫病对抗联工作也有影响。1942年10月，赵尚志率领八人回国，在饶河暴马子密营与刘雁来率领抗联第二支队小部队会合后向苏联送去病人。王新林在接到抗联小部队电报后回电表示：“将来有时你想送妇女、小孩以及病人到我处，预先要你跟我相合，因为必须预备住所，因为现在满洲内瘟气横行，所以我要预备消毒所，我请求你，到时候瘟气未完了，不要送妇女、小孩等到□处。”[7]
二、东北抗联的疫病导因
导致东北抗联疫病发生的原因，概括来说，是“天灾人祸”。天灾来自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人祸来自日伪当局的封锁政策。
一是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对抗联疫病的影响。长期艰苦的野外战斗、行军、露营是导致东北抗联疫病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东北是中国气候最冷的地方。东北地区纬度高，温度低。冬季严寒而漫长。最低温度到过零下50（摄氏）度，叫“鬼龇牙”，雪深过膝。东北有民谚：“一九二九在家死糗，三九四九棒打不走。”冬季大雪下雾，不但枪拉不开栓，而且指南针失灵。冬季严寒，树木都冻炸了，经常发出咚咚的巨响。抗联第五军第一师王锡林在额穆县北大山因树炸而牺牲。抗联在林海雪原中野外宿营，爬冰卧雪，许多战士睡觉再也没有醒来;有的战士冻得坏了脑子，发呆而冻死;伤寒病和肺病流行是难以避免。中共吉东局特委书记杨松记述：抗联最残酷的时候是冬天， “要换冬衣时， 敌人常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而使游击队换不上冬衣， 因此在冰天雪地内而尚未穿上棉衣， 常因敌情紧张而露宿于雪地森林内， 有冻病者， 有因露宿过多而得风湿病者。”[8]艰苦的冬季严寒露营生活是导致抗联的经常发生疫病的自然性因素。
抗联在其他季节通常也是异常艰苦。《露营之歌》中写道：“足溃汗滴气喘难”“蚊吮血透衫”，正是对抗联夏季战斗的真实写照。周保中在日记记述了抗联夏天的艰苦情况：“因天雨，幕外活动不得，而幕内狭小，炭气充溢，熏昏了人的头脑。偶有不慎，易感寒热症及淬倒。每值天气闷热或阴雨连绵时，蚊虫猖獗，小咬（极其细小之么么小虫，东北三省林区特产，有翅能飞）亦极为害，钻咬肌肤无孔不入。既无良好设备之佳屋，每逢写作，则受停绝之苦。举火生烟熏之，势虽可稍杀，但对呼吸又极窒碍，于眼目亦有伤害，且工作受扰矣。”“暑期行动，远距离跋涉水甸，无适当之休息与替换鞋袜，脚底脚面易起溃烂浮肿，甚有延伸至胫腿者，痛楚异常，失却行动可能。游击队员虽在夏季不受僵冻，而酷暑流汗，腿足溃烂浮肿，身体又易由潮湿而起病症，在所难免，为时甚长，身体健康颇蒙损害。再加以经常缺充足之给养，营养恶劣，忍苦耐劳，备尝劳碌艰辛，实无有加于我东北抗日游击战士者。”[9]抗联战士庄凤回忆：“蚊子把我脸蜇了，肿得像个窝瓜，眼睛只能睁开一条小缝，三四天才消。” 抗联第十二支队战士李桂林讲述：“春天，一种叫草爬子的昆虫成了天敌，这种昆虫传播森林脑炎，落到人身上就钻进肉里吮吸血液，发现后往外拽时，头就留在肉里，痛痒十几天，有的战士因此中毒死去;各种蚊虫咬得痛痒难忍，身上挠得溃疡发炎。”因此，在抗联战士中流传着编出顺口溜：“北大荒三件宝，蚊子瞎蜢加小咬。”一个伪满军官日记记录赴蛟河黄松甸“讨伐”抗联陈翰章部队的情况：“人过处拂动没顶的蔓草，随着即有硕大惊人的蚊蠓成群飞起，缠头掠耳驱之不去，裂肤吮血，皮肉尽肿！所以奇怪这地方并不是不毛之地，竟也有瘴厉为疫，林中所有的生物不问巨细，甚至草屑木叶一触皮肤，也会使您呈红肿奇痒，甚至中毒！”[10]伤暑病和传染病流行是不难预想的。导致抗联经常发生疫病的主要自然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紧密关联。
二是日伪当局的封锁政策对东北抗联的疫病影响。日伪当局对抗联实施堡垒封锁政策，东北抗联的食品、被服、药品极度匮乏，是导致抗联经常发生疫病的主要社会性因素。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对东北农作物和工业产品采取极严格的控制。伪满政权建立伊始，便设立专卖公署，把一些紧缺而能获取高额利润的产品、民众生活必需品以及危禁品定为专卖品，垄断全部其买卖和生产。伪满的完全专卖制度，覆盖面广。对于每个专卖品类都制定相应的专卖法，严格取缔违反专卖规定者，轻者罚款，重者监禁。各专卖品类的专卖机构的缉私人员遍布伪满各地，并与警察勾结进行强横凶暴的缉查。日伪军对于抗联围困尤甚。日军制定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提出治标、治本，采取诸多手段，竭力达成“匪民分离”的目的，成为东北版的堡垒封锁。
三是日伪对抗联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日伪当局收缴民间武器，甚至在东满实行三家共用一把菜刀、一把锄头。没收群众粮食，实行“米谷通胀制”，一般每人每日配给八两米二两糠，甚至取消私有碾盘。日伪在抗联活动区域附近常年“压道”（巡逻），禁止物资买卖，油盐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严禁进入游击区，发现居民援助抗联臬首示众。敌人围困，抗联由于缺少食品，将士普遍体质较差，自身抗免疫能力较弱;由于缺盐，抽筋、咳嗽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两个拳头攥的登登紧，自己掰不开;各军医疗条件极差，医生很少，药品奇缺。磐石游击队指导员李克隆回忆：当时红石砬子红军医院药物奇缺，最好的药是阿司匹林。[11]有的部队这也没有。
三、东北抗联的抗“疫”方法
东北抗联针对发生的疫病，不畏“天灾人祸”，多样救治，积极防疫，救死扶伤，坚持抗战，有英勇更有智慧。
一是设法获得药品来抗“疫”。消灭疫病要依靠抗菌药物。为维护社会生活的运行，伪满殖民统治当局专卖制度也不得不留有一些空隙。比如，1937年7月22日，伪满公布《麻药法》规定，“麻药之制造、输入及售与由政府行之”。虽然“麻药不得让渡或让受之”，但以命令之所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不在此限。一种情况是“受麻药之制造、输入或输出之许可时”;另一种情况是医师、齿科医师、兽医师、药剂师或依《药品法》之规定而受许可者于业务上有必要时;再一种情况是以医师、齿科医师或兽医师之处方笺上;还有是供学术用时。[12]为保证财政收入主要來源的捐税，伪满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小商小贩进行若干生活用品的贸易。因此，抗联利用专卖制度空隙进行物质贸易，也是解决经济问题一个可行性选择。借助药店购买。1933年8月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金伯阳给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检查中共磐石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里就要求“找一个大夫到药房给买县委开来的药品，因为大夫到药房买，要便宜些，并且要把买药的发单带来，以便以后开药条时作标准”[13]。在通化县曲柳川开办中医诊所的韩守德秘密为抗联战士疗伤治病，购买药品。抗联第四军军部的军医官李剑东负责经营“东亚药房”，通过“东亚药房”对外的业务关系，为部队采购医疗药品。王旭升在铁力兴隆街开东方牙所，以自己特殊的职业身份从吉盛祥药店为抗联购买大量诸如腆酒、红汞、七厘散、八厘散、雷弗诺尔、磺胶粉、麻药、双氧水、纱布、药棉等等。[14]珠河反日游击队由翟延龄夫妇在鹤岗兴山镇开设“德泰和中药店”，购进药品以备急需。张寿篯在哈尔滨市内以药店为依托建立交通站，供应抗联药品。中共佳木斯党组织派温庆和在大赉沟开办“中西医院”，为抗联第六军提供药品。除此之外，抗联也通过战斗缴获及其他渠道获取药品抗“疫”。
二是医生配制中药来抗“疫”。科学配制和服用中药是消灭疫病的有效办法。抗联药品除战斗缴获和设法购买外，主要是从山上采集的中草药。中共吉东省委秘书处接收部队作战负伤的师级干部，有一名刘医生，本来是西医，在战争中又学了中医，常常用中草药治疗伤病员。抗联第五军军医管毅为适应野外战斗治疗的需要，刻苦钻研医术，利用缴获的大烟土配制了一些消炎止痛药，给战士治疗痢疾、肠炎、腹泻、霍乱、伤寒等各种疾病，并用人参配制中药，治疗肺气肿、气管炎、喘息等病，他还采集一些草药，用土方配制成药，治疗头疼脑热等病。抗联第三军军医罗显城回忆：抗联第三军在方正县山间医院军医“到山里采集老鸹眼（草药名），再熬成药膏的情况”[15]。抗联第六军医官王耀钧，精通中西医，他亲自带领战士上山采集草药穿地龙、蒲公英、马尿臊、老鸹眼、黄芩、山黄连、红花等，配制伤科用药及内科用药，给伤病员治疗。抗联密营存过酒，有些是药酒。打死的虎所剔之骨为香骨，含磷酸钙，可健筋强骨，息风定痛。虎骨泡酒，善治腰腿痛、风湿病等症。特别在东北深山老林，许多人得过老寒腿，虎骨酒成为那个年代最有效的治疗药物。徐泽民在肇州遭受瘟疫伤寒，骨节疼痛，中共北满省委给他捎去“虎骨”。[16]
三是坚持土法医疗来抗“疫”。土法医疗是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抗“疫”的辅助方法，抗联经常采用民间疗法抗“疫”。夏天，战士们露天宿营，风吹雨淋易得风湿疹，就用艾蒿煮水洗或熏，祛风止痒。因战士们常吃一些树皮、草根、野菜、野果等难以消化的食物，胃肠胀痛，于是就采错草熬煎和煮水服用。还有如用暴马子治腹泻，用冬青水治冻伤，用错草治胃病。在树林里许多战士被大马蜂蜇过，肿得厉害，就用马蛇草反复擦几天才能好。冬季，当时抗联最厉害的疾患就是伤寒病，其实就是重感冒，没有别的办法，就用三棱子针扎，叫“放大寒”，必须早放。晚了不行。还有一种叫“羊毛疔”，土办法是用剃头刀割前心后背或用针挑。抗联战士王传圣回忆：当时抗联第一军“对生病的战士，烤热一些石板，放在身下取暖”。抗联很多干部战士习惯记偏方治病的经验。战士们拉肚子，感冒、发疟疾，就吃点儿大烟土。[17]抗联第二支队李忠义回忆：“因为拉肚宁，四肢无力，走几步就想歇一会。第一天晚上，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一夜走了七八十里。我吃力地在队伍的后面勉强跟上。到了第二天下午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浑身像瘫了一样。大家看我病成这个样子，有人找来水曲柳树的根子熬水，说喝了可以治拉肚。这个中药方真不错，我喝了两次果然止住了。”[18]
四是进行隔离治疗来抗“疫”。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是消灭疫病的重要环节。在南满，曾任抗联第一路军军部机枪连指导员尹夏耘回忆：“从河里向那尔轰进军的途中，我得了病，不能吃東西，肚子胀得像个鼓似的，部队又没有治这种病的医生，我怕连累部队，就向杨靖宇请假回抚民屯治病去了。”[19]在吉东，1936年5月1日抗联第五军党委会强调：“凡对于军队游击活动能造成累赘减低活动力者或有此因素者必须随时随地安插处理。例如伤、残、病、废工作人员之家属，有密切关系之民众或个人，必须时刻注意讲求适当遣置安顿办法。”[20]抗联第四军第一团和司令部警卫连穿过荒山雪原向密山前进，新战士王毅（王静敏）突然发高烧。军长李延禄找来了途经地的百家长，和他商量由他负责安置王毅在农民家里养病。在北满，抗联第三军伤病员由耿殿君带队在小兴安岭大青灌后方基地秘密养病。抗联第三支队伤病员由王钧带队脱离战斗部队在山沟里秘密养病。
五是改善营地卫生来抗“疫”。疫病防治重在预防。日译本《周保中日记片断》1936年2月3日记载：“天气转暖、睡炕不良、队员对卫生不注意，伤员日增。为保持军队健康，必须着手制订计划：寝室与炊事分开，厉行清扫，及一切防病清洁的处置。”[21]抗联部队选择深山密林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靠近水源，避风向阳，便于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广建密营。抗联密营有的分为夏季密营和冬季密营。夏季密营一般都是临时性的，便于游击，部队在春夏秋三季外出作战后，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到来之前进入冬季密营进行休整，以恢复和提高战斗力。抗联游击作战的部队经常活动在荒无人烟的东北山区。为防雨、防风、防雪、防晒、防蚊虫、防透光，制作露营帐篷非常重要。抗联各军努力解决帐篷问题，优先考虑伤员使用。
六是加强伤员营养来抗“疫”。改善营养状况、增强抵抗力，有助于疫病的防控与救治。抗联部队基本实行官兵待遇平等的限量供给制。尽管食品短缺，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伤员食品上有所照顾。傅世昌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介绍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医生的情况：“医院经常吃大米，半月能吃猪油（肉）或白面。”[22]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在1935年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关于救治伤兵的情况指出，“伤兵住址是选择比较隐蔽的地方养病，经常供给较好的营养品”。[23]抗联第三军军医罗显城回忆抗联第三军在方正县山间医院的情况：“当时医院还有位吴大夫。他们不只是军医，还是护士、炊事员、哨兵和给养员。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亲自到医院探视，带队为医院筹粮。”[24]
青山依旧在，英雄未远行。东北抗联将士是伟大的英雄群体。抗联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表现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抗“疫”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联在抗击日本侵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的具体体现，是抗联将士用热血和生命留给历史和未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深入抗击疫情和继续开展新的伟大斗争的生动的历史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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