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与建构：十字街头的学科
摘? 要：基于对关联文献的梳理提出我国档案学研究存在启蒙期过长且反复的问题，导致存在过于注重解释研究对象、依赖国外观点等现象，并通过研究学科结构应然，从基础选择、结构构筑、短板补足等方面探讨档案学科的建构，旨在探索中国特色档案学科发展道路。
关键词：档案学;学科反思;学科建构;学科结构;档案学术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 of archiv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is too long and repeated，which leads to too much explaining on research object and relying on foreign viewpoints.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discipline structur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sci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basic selection，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hort board supplement，aiming at exploring a development path for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Archival science; Discipline reflec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ivision of disciplines; Archives academic
出于習惯，浏览了近期一些出版物的目录公号，偶然发现某业务类期刊“理论栏目”仅有的6篇文章中2篇是介绍美国工作情况的。[1]回溯一段时间甚至近些年以来的“学术成果”，其实这种状况在国内学界、业界已司空见惯：即“言必称希腊”、学自源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求发展，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但操之过度或唯马首是瞻就有失偏颇。笔者始终认为，学习他人是为了做好自己，否则无异于东施仿颦，自寻其辱。[2]因此，分析这种现象在我国档案界特别是学界出现的原因，降低其存在的风险，就势必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1 解释：学科启蒙的阵痛
综观我国档案管理及其理论的发展历史，就不难发现舶来以及对舶来的解释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以至于这种研究行为变成了论者的习惯，这种习惯又逐渐演化为一种学术文化。而改变这种行为及其文化，必然给论者带来阵痛。
1.1 档案学术的启蒙。无论是中国还是西土，研究档案管理及其理论一般都是从解释档案的概念开始。时至今日，这种研究习惯或者文化依然在国内学界和业界根深蒂固。笔者2021-1-20用“档案概念”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中仍然可以查到文献2628篇，主题几乎涉及档案研究的所有领域，研究热度数十年经久不衰。其中，文献篇数位于前5位的机构为中国人民大学（97）、云南大学（88）、苏州大学（66）、安徽大学（62）和黑龙江大学（50），位于前3位的学者为刘东斌（21）、王茂跃（17）和王英玮（14）。
在位于前三甲的论者中，吴雁平和刘东斌在梳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2010年代我国学者对档案概念的研究后认为，概念是人们认识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随着认识的深入，需要从档案的管理中辨析档案。[3]王茂跃从“档案形成”的角度分析了有关档案形成的若干理论，认为档案是自然形成的、档案是客观形成的、档案是直接形成的等认识较为合理。[4]吴志杰和王英玮则通过对“档案情感价值”“档案情感作用”及“档案情感属性”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从“价值”“情感”“属性”概念的本质、西方档案情感研究适用性及学术翻译严谨性等角度，对档案情感研究进行了若干质疑与反思; 提出应立足我国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来分析国外档案情感研究成果。[5]虽然这些文章并不一定是这些“高产”的论者的代表作，也不一定是他们核心观点，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通过对档案及其相关概念的解释与推演来进行表述和研究的。也就是说，在严格意义上他们的研究都处于教材式的“说明”阶段，是在进行一种有关档案的启蒙。鉴于探讨档案及其概念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本文限于篇幅不再纠结于此，而是着力于这种写作的方式与产生的结果。即这种长期的“启蒙”会给学科带来怎样的影响。从直观方面看，这种方式的学术研究产生的后果也非常直白。
首先，研究处于一种长时间的非明晰状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学科及其研究群体的关注点，是如何解释研究对象是何种物品或者行为。这只能说明两种情况：其一是研究对象过于复杂且不断变化更新，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状态。其二是研究主体水平有限或者不断变化，导致过一段时间就需要对其进行一次科普。当然，也不能排除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可能，即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处于不稳定状态。
其次，研究处于一种复杂的环境之中。自这个学科产生以来，所处的各种环境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和剂量影响着研究主体和客体，使其无法在未满足已知条件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是研究主体和客体关系到较为复杂的社会人文因素，无论是政府的更迭还是社会的变迁，都会对研究本身产生不可规避的风险。其二是这种研究的客观条件即环境因素始终没有形成，致使研究群体不得已而为之。于是，西西弗斯一次次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如果的确存在上述情况，我国档案学研究势必存在于不断“启蒙”阶段，以此为业的人们也不断忍受着这种启蒙的阵痛。
1.2 档案学术之非（反）常。研究档案学术发展的反复“启蒙”现象，必须从这个学科的研究历史入手。也就是说，只有了解档案学史，才可能较为透彻地分析一些学术的状况。
吴宝康在《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初探》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档案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档案学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档案学的成果及特点;强调了中国档案学在档案业务工作、档案学理论、档案学教育、档案学课程、档案著作和期刊等方面均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6]李财富在《中国档案学史论》中明确提出，中国档案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体现出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等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外，已经出现范围进一步拓宽、内容逐步深入、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互相交错（转化）的趋势日渐突出等趋势。[7]两位论者对于我国档案学术的概括，基本上可以体现我國档案学术历史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即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已经完成了启蒙阶段，正在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而档案学术史研究的高屋建瓴与具体档案学术研究的步履蹒跚却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采取一种讨巧的说法，可以将上述现象解释为复杂情况的结果。但是，就像阿司匹林不能够医治人类的所有疾病一样，一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既没有学术营养，也没有现实意义，不过是自我开脱的心理解脱术。有鉴于此，笔者还是希望将问题集中在论者及其文化方面。简言之，档案学史研究的历史，就是档案论者的状态史和生活史;是论者的状态决定了研究的结果。汤一介曾经将没有形成广为接受“思想理论体系”的遗憾表述为“天分不够”和“学术氛围不够自由”，[8]其中当然包含了老先生的自谦，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和《儒藏》的编修主持人，他已经为后世所敬仰。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也需要为后世所敬重。其实“天分不够”和“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是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作为一种相对“小众”的档案学术论者，同运动员一样并非大众职业，其先天条件、规训水平、技战术素养和意志品质决定着其最终的成就。[9]所谓“天分不够”，也只能通过后天的行为去检验，学术氛围自由与否更需要通过学术实践及其成果去评定。如果档案学术论者处于反复“启蒙”的研究状况，逐渐形成“不能思考、不会思考、不敢思考”的研究文化，则需要从具体研究行为中去寻找原因。
我国档案学术研究反复启蒙的重要表现，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及的对国外观点的依赖。比如，有文章称2017—2020年初发表于6本英文档案学期刊上显示国际档案学界近三年的十大热点领域，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技术变革时期档案学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的转型与变化，为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管理实践发展提供有益借鉴”。[10]如果真是如此，我国档案学界便可以顺势而上、乘风破浪。但是，笔者仔细阅读全文，这些观点不过是一些处于“启蒙”阶段的探索，未达到可以成熟借鉴的水平，也没有发现所谓“十大热点领域”在6本英文档案学期刊上出现的频率。经与作者联系，得到了文章的“未删节”版，发现这些“热点”分别占6本刊物发文总量302篇的43、24、24、20、16、14、12、10、9、7，均值为18篇，占发文总量的5.96%;根据笔者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经验，文章中用“曾经提及”比“十大热点领域”更为妥帖。当然，文章并非单纯的作者因素，刊发之中包括了名家指点、编辑修改等操作，代表的是一种群体思维意识。这种思维意识是比较典型从众（外）心理，也是档案学术研究处于反复启蒙阶段的“环球”状况。
再如，闫静及其研究生导师有一篇题为《论档案学史上的“轴心时代”》的文章，试图通过“轴心时代”所取得的成果与成就，论证这些理论正是档案学后半个世纪乃至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指引着档案学未来发展历程中后续目标的实现。[11]遗憾的是，文章中只是借用了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说法，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设定为档案学的“轴心时代”，将处于这一区间中的一些欧美论者及其作品定义为“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基因”。比如，将詹金逊在英国伦敦学院就职演讲中对“档案”与“文件”的界定、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双重价值论的提出、布鲁克斯在《公共文件管理》中对档案管理活动的向前延伸、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档案学人对“档案”与“资料”的讨论等表述为当今“大档案观”等思想的内核。如果读者熟悉赫拉利的《人类简史》，[12]就会明白“大历史观”的一些研究和叙事方法;且不说“大档案观”的表述准确与否，至少可以认为与“档案”和“资料”讨论关系不大。笔者认为，如果真的存在“大档案观”的话，它并不应该是“万物皆档案”代名词，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档案观，是研究档案管理基本规律的方法论体系。客观地讲，这些西方的“经典”只能是早期档案工作者的经验总结，还没有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因此，尊重经典作者及其作品的最好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将其放置于它本应存在的位置，而不是过度解读和放大。
退一步讲，如果上文所称6本英文档案学期刊上“曾经提及”的类似“档案行动主义”和“轴心时代”的作品，真的是国外档案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和“历史基因”的话，只能说明那里的论者基本上与他们在国内拥趸处于相近的研究层次，即通过借用、解释其他学科的概念来填充自己，除了一些常规档案管理的问题之外，鲜见属于档案学术的内容。
因此，无论是国外的左盼右顾，还是国内原创匮乏，从学术史角度看不能称其为正常现象，体现出档案学科在“十字街头”的位置;借用包括上文论者在内的、乐于使用库恩在论述“范式”时的说法，[13]这是一种“前科学”或者“科学的反常”，而其论者不过是在分享同病相怜的阵痛。
2 建构：科学发展的必然
如果将反复启蒙界定为学术研究中的非正常或反常现象，那么探究其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比发现这种结果更为重要。笔者认为，出现这些现象都与学科的建构及其方式有关。
2.1 档案学科的结构。在中国人民大学科技档案专业的课程中，曾经有一门《建筑施工与制图》。作为这个专业的学生，笔者有幸在一年的时间里跟随外系的教师研读这门课程。其中，讲到的结构是指建筑物上承担重力或外力部分的构造，比如砖木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等。通俗地说，结构是组成物体内部构造，物体的功能是由这些被称为“内部构造”的结构决定的。同理，一门学科的功能以及人们津津乐道的价值也是由其结构决定的。
具体到本文论及的档案学科，无论其是何种科学属性，也不管是中国还是西土，只要将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分析，就不可能回避这门的学科的结构问题。只是论者在描述自己的档案学的时候，对于学科结构的话题，可能存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别。即从启蒙阶段无意识的自然状态到相对成熟阶段有意识的自觉状态。就像一只工蜂开始时只是在寻找一些筑巢的原材料，而当巢穴建构到一定阶段时工蜂会“有意识”地寻找筑巢缺乏的原材料。尽管目前人类尚无法彻底解读这种现象，但根据仿生学的原理，档案学论者们可以像工蜂一样提升自己的研究层次：可以尝试着从反复解读不同的档案到将这些“档案”放置于一种学科体系当中。比如，如果假定档案学是一门管理学科，那其结构中必然包括“谁来管、管什么、如何管和为什么管”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方式和管理目的等四个方面。学科中的具体问题，都可以归拢到这些“结构”中去。其中，研究档案机构和人员应该属于“管理主体”，一些方式方法则属于“管理方式”，如此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结构框架，这门学科就可能处于“前科学”状态，如同散落于沙滩的贝壳，尽管它们五彩斑斓，但仍然与艺术品存在差距;只有它们以某种方式（结构）联系起来，才能达到结构决定功能的效果。
进而言之，任何论者的论题都可以为其找到所属的学科结构归属。比如，上文中提及的所谓“国际档案学界近三年的十大热点领域”，其中除“档案职业”“档案教育”基本属于“谁来管”、“档案学理论及数字保存”指代不明（不是一个问题）之外，绝大部分属于“如何管”的问题。这种结构分布也非常符合档案学的应用学科属性。同理，与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相似，这些国外的所谓热点，如果将其称为学术研究的话，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一些属于基础理论的问题没有进入论者的视野。当然，在没有系统研究当下国外档案学理论及其进展的前提下，笔者尚不能评估那里的学术水平，但仅就这些“热点”而言，至少可以说明那里的论者或者没有认识到这门学科存在基础理论，或者已经超越了研究常规学科的时期，直接进入库恩所称的“学科的反常”。不论是哪种情况存在，偶像都对粉丝产生了误导，使国内的论者认为这些所谓的热点就是世界的潮流和学术的大趋势，从而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附庸风雅方面。
事实上，不论是什么国家，也不管是何种学科，只要存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结构缺失，势必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处于“轴心时代”的后人们过不了多久，就必须求教于“后现代主义”“行为科学”等基础牢靠的学科，通过借鉴、解释的方式为自己的学科找到续命“稻草”加以充电。一方面，这种情况印证了中外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启蒙”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门学科在结构失调、基础单薄状态下的必然结果。如此看来，在人类共同体的世界上，没有人或者学科可以置之度外。
2.2 档案学科的建构。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档案学在经过了长期阵痛或反常之后仍然徘徊于十字街头：抑或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抑或只能通过“涅槃”浴火重生，何去何从取决于学科自我建构的能力。
当然，一门学科的“自我建构能力”不过是这门学科的论者“自我建构能力”的拟人化表述。事在人为，人才是学科和研究的主体。因此，才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古语。
按照管理学科的理论，参照档案学的研究习惯，笔者不妨也为学科建构的“顶层”设计一种“流程”，借以弘扬这个学科有关管理程序系统分析的优良传统。[14]
首先，档案学需要选择基础。档案学按照何种逻辑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学科的基础。基础就如同一棵大树的根基，只有根深才能蒂固;而基础不牢，势必地动山摇。具体地讲，有关学科基础的表述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需要研究档案学究竟属于哪个基础学科。比如，如果属于管理学科，那么管理学中的基本原理对档案学的影响包括哪些内容。第二个层次，是需要研究档案学本身是否存在基础理论的部分。如果档案学存在基础理论，那么这些所谓的基础理论对学科的发展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因此，选择学科基础的问题，就相当于为建筑物设计和建构最基本的结构。如果出现误差，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从目前档案学论者的研究成果看，“选择基础”与其说是有意识的群体活动，不如说更像早期的农民起义军在寻找各自的靠山，解释、借鉴多于有目的的建构。
其次，档案学需要构筑结构。如同任何一种流程设计一样，档案学及其论者只有在完成了第一步骤“选择基础”之后，才能在基础之上构筑自己的结构。比如，一座大楼只有在基础完成之后（或者设计的同时）才能决定是石木、砖混还是框架结构，是用中国的图纸或者引进美国标准，抑或兼而有之。同理，档案学及其论者只有在认定了自己的基础学科及其理论之后，才能决定其生长的形式，即按照基础的“承重”能力选择学科的梯度、层次、分级等等。不然的话，就会出现许多不协调的状况，从而压缩学科的发展空间。上文中所列举的一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种状况。此外，目前国内《档案学概论》中的“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等内容，除了存在“二级标题”与书名重复的低级错误之外，与这门科目所期望解决的问题，也存在一定的结构误差。[15]
最后，档案学需要补充短板。在完成了学科的基础和结构设计之后，档案学及其论者才能发现自己的学科究竟缺少什么成分。比如，只有编就了《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16]才能发现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在“学论”“学史”特别是“学人”方面的不足，才能发现这些所谓的“经典”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距，进而发现档案学科的提升空间。
笔者认为，如果档案学需要长足发展必须在完成了上述流程之后，为自己学科找到缺陷和优势所在。[17]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经验告诉论者，学科建设必须在重视档案学高等教育、档案学术共同体、档案学研究成果、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档案学术评论、档案学研究方法和档案学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进展。对学术研究的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其中的管理程序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规律，没有“弯道超车”等捷径可走。就像法律的判例，其程序的瑕疵必然影響到法律执行的效力一样，违背学术研究的程序，也会影响学术研究的发展潜力。
3 结语
无论是解释还是建构，对于一门学科及其论者而言都是一种选择。选择就要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乃至怎么做的问题，是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相当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管理学问题。如果说什么是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那么“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应向何处去”则当之无愧[18]。择其要点，是要说明中国的学术是要融入以美国代表的世界体系还是创造出自己独特道路的问题。其实就像本文所有论及的现象一样，“体系与道路”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个真问题，即包括档案学在内的世界学术体系与各国自身的学术道路不应该存在本质的矛盾，只是选择方式的不同而已。但是，有时完成研究的时间和顺序，决定了学术研究的成败。
位于十字街头就意味着多种选择：中国档案学是在不断启蒙中前赴后继还是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欧美的“学伴”还是真心实意地打造自己的“学派”，选择的权力就在档案学论者手中。据说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 “改造世界”对学术研究而言，就是选择建构不同于以往的学说，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可能是马克思最希望留给世人的一句话。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编号：17ATQ01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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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术与职业评价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21-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