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学生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产业
姜贞 ++蒋晓涛
早期电影界留学生赴海外学习电影的时间大致集中在20世纪1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新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又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过程中的新兴力量。本着电影普及教育、弘扬民族文化的初衷，自海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们投入到这一新兴行业，在电影产业方面，从发行放映、技术更新到创作风格，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群体构成：以欧美留学生为主
与近代中国留学潮流的整体趋势相一致，早期电影界留学生的目的地也要是美、欧、日三个地区。20世纪20年代前后活跃在中国电影界的主要是欧美留学生。其中，赴美、法学习电影的留学生较多。如图所示，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界相关的66名留学生中，欧美归国的占绝大多是54名，日本归国的只有12名——包括鲁迅、郁达夫；而且欧阳予倩、唐秋槐自日本归国几年后又去了欧洲国家学习、考察。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界欧美留学生居多、留日学生较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法国电影业的发达，在中国观众中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吸引了中国学子奔赴之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留日学生在国外的学习、活动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文学、戏剧上，或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或成立戏剧团体，或创办文艺刊物。除了个性的主观选择外，还缘于留日群体对文学、戏剧的传统。因此，留日学生归国初期，仍主要从事文学、戏剧活动。直到19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留日学生才以群体性方式全面进入电影界。此前，留日学生中，邵庄林、徐卓呆、欧阳予倩、田汉等人进行了一些电影创作的尝试。
早期电影界赴美、欧的留学生在学习期间对电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形成了较为专业的认识，部分学生还接受了电影学校的专业课程，亲身参与了电影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国大都直接进行电影活动。例如，陈寿荫、汪煦昌、徐琥、周克、关文清等。
现有资料显示，关文清是第一个到好莱坞从事电影活动的中国人。1915年夏，失去哥哥资助的关文清从美国加州大学辍学，进入好莱坞一家小制片厂担任临时演员。当时好莱坞还没有形成具有全美乃至世界意义的电影城，但是，关文清毕竟接受了相对正规的电影训练，对片场的内部组织和拍片程序有了初步的了解。几个月后，在《纽约时报·星期特刊》编辑夏利卡的推荐下，关文清担任了美国著名导演格里菲斯《被摧残的花朵》（又译《残花泪》）一片中的技术顾问，负责与中国民俗风情相关的所有事宜。1923年《残花泪》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放映时受到了观众的好评，特别关注了影片里中国人的形象。因为在此之前的美国电影中，中国人通常被描绘成留小辫、带瓜皮帽、裹小脚、抽鸦片，丑陋不堪的样子，引起中国人的愤怒，而《残花泪》里“中国人，性极仁慈”，《申报》上一片短评也说到：“尝见外洋舶来之影片，凡描演我国人民处，泰半排在盗薮恶党之列，而此《残花泪》一片，独能演出高尚纯洁之恋爱，诚不胜荣幸之事耳。”[1]由于关文清的敬业与努力，不久，拉斯基公司（派拉蒙公司前身）聘请他为一部以中国旧家庭为背景的影片《冷面城》担任翻译兼助理导演。在有了丰富的电影制作经验后，关文清考入美国加州电影学院，学习电影编导及电影拍摄的其他课程，接受了系统的电影专业教育。[2]
1920年，关文清学成归来，欲在国内发展电影事业。他先后进入卢寿联的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和黎民伟的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参与了创作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影片《胭脂》以及《添丁发财》等影片。在此期间，关文清曾数度涉洋赴欧、美考察影片，购置新影机，进行宣传、筹款工作，并且为美国东方影业公司编导了英文独幕剧《太子求剑》，以及为米高美影片公司的《吴先生》（Mr.Wu）担任顾问。1930年联华影业公司在上海成立，关文清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香港分厂担任工作，导演了国语片《铁骨兰心》《半夜枪声》《暗室明珠》《破浪》等影片。1932年，关文清代表联华影业公司出使美国期间，与华侨青年赵树燊成立大观声片公司，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粤语片《歌侣情潮》，为香港的电影事业乃至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留法学生徐琥，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参与了《漠外风光》（La Vorle du Bonheur）、《日俄之战》（La Batarlle）等影片的拍摄，在其中饰演重要角色。徐琥，字可澄，上海人，1894年生人，1919年自费留法，曾在巴黎商业大学、巴黎专门影戏美术学校学习电影化妆，1922年毕业。在完成了以上两部影片的拍摄后，于1923年回到上海，曾开办光华影戏学校、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双澄化妆广告公司以及神州影片公司，还担任过上海明星影戏公司、百合影片公司的副导演兼化妆部主任。1925年与周克创办震旦影片公司，为总经理兼导演主任，首先发行了其在法国参演的影片《日俄之战》。
此外，赴欧美学习电影的留学生中沈诰、陈寿荫、程树仁、孙瑜、石世磐、张非凡、“长城”的美国华侨群体都曾在欧美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并曾经从事过电影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国后立即将之付诸中国电影的实践。
二、 职业状况：身兼数职，社会歧视
（一）电影领域的多项发展
20世纪20年代，尚处于新兴行业的中国电影，急需专业人才。大多数留学生身兼数职，不仅从事电影经营、电影制作，还创办刊物、电影评论、理论译介、电影教育，为新兴的中国电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据《上海电影志》记载，沈诰应该是早期中国电影界第一位“专业海归”。1918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活动影戏部之时，主持业务的正是是刚从美国伊利诺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归来的沈诰。[3]1926年还一度担任上海东华大戏院的经理，与怡怡电影公司经理何廷然一起协助旅沪商人润庠创办了东华大戏院，负责影院的筹划事宜。东华大戏院运营正常后，沈诰、何廷然另有事务，相继离去。后因影院西餐厅经营不善，“折阅太巨，因而牵及影戏部”，同年即转租给孔雀电影公司。[4]沈诰还担任了当时各种电影报刊杂志的撰稿人，发表时下对电影的感想，以及介绍、翻译了欧美电影的发展状况与理论成果，发表在《明星特刊》《中华大百合特刊》《国光特刊》《开心特刊》《孔雀特刊》等电影刊物上。1928年，受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的邀请，沈诰担任了公司刊物《电影月刊》的编辑，并撰写了第一期的“卷首语”，表明了其對电影的热爱与重视。文中沈诰将电影比喻为“艺术之花”，经历“狂风暴雨，摧残堪怜，护花无铃，折枝有人，花至此际，那得不唤起同情，使天下有心人振臂而起，高呼揽拥哉”，呼唤大家保护电影的发展，使电影能够兴盛发展。
“民国影坛第一代‘专业海归”[5]的程树仁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就醉心于电影。“除每星期必看电影外，在校中无时无刻不考虑、计划、搜寻剧本之材料，举凡吾国有名之诗词歌赋以至笔记小说，无不涉及。”[6]代表中国赴日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时，还抽空考察了日本的教育、文艺等领域，并利用闲暇看了大量日本影片。1919 年夏，程树仁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按照当时留学的规定，程树仁先去威斯康辛之劳伦士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教育，一年后，放弃了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的机会，转而考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方面学习教育及编剧课程，同时又自费考入纽约电影专科学校，开始学习电影专业的课程。1922 年10 月，程树仁从纽约电影专科学校毕业，拿到了电影摄影师的执照，并进入纽约名伶影片公司的长岛摄影场实习。1923年，跟随周自齐回国创办孔雀电影公司。并负责出版电影刊物《孔雀特刊》。20世纪20年代末在上海先后投资经营东海大戏院和西海大戏院。两家影院均走底层路线，放映二三轮影片，营业状况很好。
程树仁对中国电影还有两大贡献，一是编纂了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中国电影工具书《中华影业年鉴》。①其将年鉴这一西方人治史的传统方式，用于中国电影，凭借一人之力、费时三年编写完成，于1927年1月30日中华影业年鉴社出版，程树仁主编，甘亚子、陈定秀编辑。二是译制中国影片中最早的中文字幕。1923年初，受孔雀电影公司创办人周自齐的邀请，程树仁为美国影片《莲花女》译制了中文字幕，开创了外国影片译配中文字幕的先河，随后不少影院仿效，采用此法。1922至1926年间共有陈寿荫、程树仁、潘毅华和顾肯夫等四人翻译了28部影片。其中，程树仁翻译最多，共计21 部，除《莲花女》外，还有孔雀电影公司代理的《热血鸳鸯》《花情蝶义》《富人之妻》等，陈寿荫则翻译了一部《残钟憾》。[7]
孔雀电影公司的创始人周自齐，晚清末年受官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代行过11天民国大总统的职务，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21年左右周自齐游历美国期间考察了美国的电影工业，并与当时在美国读书的程树仁、朱锡年等八名中国电影留学生探讨了对美国影片的看法，以及中国电影业的行进方法。1923年1月回国后，开始着手兴建孔雀电影公司（Peacock Film Co.），也是周自齐与美国资本家联合创办的中国营业合资公司（China Enterprise Co.Incorporated）的第一家分公司，在美国注册，资本100万元，原定每年在中国兴建一种实业，十年办十事，第一年即是影片公司。
孔雀电影公司“以教育工业道德及娱乐价值之影片分餐世界”为宗旨[8]，计划在中国各地兴建电影院2000多所，并且自己代理影片、实行电影检查，同时开展制片业，制造中国影片，送往美国上映，让美国人认识真正的中国。[9]但是，由于1923年10月周齐病故，朱锡年主持公司业务。而“孔雀”的宏大计划一直未能实现。公司业务主要在代理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在中国的发行。1927年1月1日租用丁润庠的东华大戏院，改名孔雀东华大戏院，1930年左右“孔雀”结束卖于韩宾怡，更名为巴黎大戏院，建国后日改名为淮海电影院。“孔雀”在1926年、1927年各出品了两部由程树仁导演的影片《孔雀东南飞》《红楼梦》。1928年2月17日《红楼梦》，在上海公映。该片由程树仁导演，周克摄影，主要演员有夏佩珍、殷明珠、萧养素、严月娴、周空空、陈一棠等。这是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把曹雪芹这一部古典名著搬上银幕。
（二）地位底下与经济窘迫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机构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百业待举的历史转折时期，急需大量具有新思想的人才建设新型社会。因此，代表中国社会新潮流的留学生们回国后，大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优越的经济待遇，有较佳的就业机会。虽然政府当局（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对内归国留学生的任用采取完全放任的政策，但是民间社会对留学生十分推崇。特别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学生，尤其受到敬仰。
与其他专业中的留学生不同，电影留学生们却没有受到尊崇。主要原因是当时主流社会将电影这一新兴的娱乐形式视为罪恶的深渊，从事电影被视为不正当的行业，被讽刺为“拍影戏的”。青年学生从事电影大都会遭到家人的反对、朋友的讥讽。例如，1923年夏，孙瑜在清华大学高等科毕业、决定赴美学习电影的时候，只能宣称，到美国是去攻读文学和戏剧的。留美学生陈寿荫投身电影界则被视为痴心妄想，在留学生朋友中还得到了一个“荒唐”的绰号，在他们看来“出洋读书的学生抛弃学业，跑到摄影场内去服务、去学习电影，总免不了被社会上当一种怪事看待”。[10]
因此，尽管早期电影界的留学生受过专业训练，有丰富拍摄经验，但是回国后并没有高人一等、衣锦回乡，只能自谋出路，各寻生计。要么自筹资金组织公司，要么苦苦等待，寻找进入电影界的机会。孙瑜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生，曾在纽约摄影学院学习多种摄影技巧，商业摄影、人体摄影以及电影摄影、洗印、剪辑、化妆等课程，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夜校选修“初级电影编剧”“高级电影编剧”等课程，对电影行业是样样精通。1925年孙瑜回国后，经清华大学校友洪深介绍，曾先后到明星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求职，都被拒绝。孙瑜只能回家等待，其间与朋友计划自拍影片《青岛之波》，多次筹划后以失败告终。两年后孙瑜终于进入上海长城画片公司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潇湘泪》（又名《渔叉怪侠》）。不久“长城”停业后，孙瑜转入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了武侠神怪片《风流剑客》，1930年随民新影片公司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成为专职导演，正式拉开了“艺术创作生活的序幕”，成为1930年代别具风格的“银幕诗人”。
相比之下，留美学生陈寿荫的电影之路更为颠簸。陈寿荫，江苏上海人，哈佛大学肄业后，加入纽约国际演剧团，参演了《一个人的家庭》《蝙蝠》《倾向》《曹生之爱》《黄衣衫》《曙光》等名剧。1921年夏，陈寿荫进入好莱坞，先后新泽西州的山立格摄影场、高尔温影片公司担任演员、记者，后加入环球影片公司担任副导演，并在《猩红衫》《疑惑》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23年2月回到上海，先为雷马斯游艺公司导演并主演了影片《孽海潮》，1924年加入冯镇欧的大中华影片公司担任制片总监，与顾肯夫合作导演了影片《人心》，同时在大中华影戏学校任教。1925年大中华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后，陈壽荫又为新华影片公司、新人影片公司分别导演了影片《新桃花扇》《金缕恨》《人面桃花》等影片。在公司相继倒闭后，陈寿荫在中国电影界就音信皆无。据1932年《电影日报》登载的《电影界过去的人才》一文说，他到杭州一家机关就职了。
此外，留法学生冯幻斯在为广东商人张东明的洋洋影片公司摄制过《落魄惊魂》后也再无电影问世。桂中枢、萧健、黄有彦、冯少山都曾经创办公司，基本是拍一部影片后也结束营业。即使是“长城”“神州”等由留学生创办、较有实力的电影公司到20世纪20年代末也都归于沉寂，主创人员大都离开电影界，不知所踪。
三、 产业贡献：经营影院，规模生产
作为早期中国电影界的先行者，留学生凭借渠道便利、资源优势与语言条件，不仅从国外运来先进的电影设备，更新国内技术设备，而且引进了欧美的电影管理经验、创作理念，使得中国电影进一步规范化、专业化。
（一）从自主放映到经营影院
作为舶来品，中国电影的起步不是从研发、制作开始的，而是从电影产业链的中下游发轫的。海外归来的早期留学生对本土电影产业的贡献也是由发展民族电影放映业开始的。
自1896年“西洋影戏”第一次在上海放映起，本土电影市场一度几乎为外国商人垄断。法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日本、苏联的电影商人，利用资源优势，不仅在中国修建、投资连锁式影院，甚至在中国成立电影公司、拍摄影片。电影传入中国的7年后，在留学生的主导下，中国人自运外国影片放映开始于1903年——在北京、香港、成都三地先后出现了较早的电影放映。
目前有据可考的国人自主放映，是由曾就读于德国汉诺威陆军骑兵大学的林祝三从欧美亲自携带“映片机器”，在北京天乐茶园公映影片，是为“吾国人自运各国影片来华开映之始创”。[11]留日学生任庆泰在北京创办了“大观楼影戏园”。同年3月8日至4月7日，香港出版的《华文日报》上刊登了广东人余丰顺出租“画戏”的广告，以及从4月5日起在高升戏院放映的广告。10月，从日本游学归来的成都图书局主人傅樵村带回四川第一架幻灯式电影机，放映电光戏。[12]
电影院业兴起后，一些有实力的留学生也投资创建，或担任电影院的经理，促进了早期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这一时期，留学生投资、经营的影院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四川各地。20世纪20年代四川地区已知的4家电影院中，有3家是由留欧、美学生回国创办的，成都新明电影院、智育电影院与重庆的环球大戏院。
（二）上海与沪外创办电影公司
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极度不平衡，再加上战争、交通等因素，中国电影市场从起步开始就呈现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从1924年到1932年，上海先后创设了100家左右的电影制片公司。同一时期，上海以外的城市，北京、天津、广州、香港、台湾、杭州的制片公司总共才有19家。
从数量上讲，在当时国内的电影公司中，留学生参与创办的就有30家。其中，欧美留学生回国创建的有26家，其余4家为中为留日学生创办：1924年夏伯铭的北京福禄寿影片公司，1926年徐卓呆的开心影片公司、田汉的南国电影剧社、邵庄林的集美影片公司。时间上，欧美留学回国开办电影公司的时间集中在1924年至1926这两年间，特别是1924年有8家公司先后成立。
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较早由留学生独立创办的电影公司。1922年，由留美学生卢寿联在张季直、朱庆澜、程龄荪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创立。[13]总部设在江苏南通，办事处在上海仁记路35号百代公司内。创办“中国”之前，卢寿联曾在美国学习纺织专业，后因为体质孱弱，提前回国，与朋友一起创建过沪江影戏院。为创办电影制片公司，卢寿联再赴美国考察影戏事业。一年后回国，得到实业家张季直等人的支持，投资5万元，在南通建设了规模宏大的玻璃摄影场，从美国聘请了摄影师哥尔金担任公司摄影，卢寿联担任经理兼导演。公司筹备之时，卢寿联邀请了还在美国读书的同学洪深为公司代拟了《征求影戏剧本》的广告，刊登在《申报》上。《征求影戏剧本》中提出，电影不仅是“传播文明之利器”，“能表示国风，沟通国际感情”，还“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因此，要求应征者撰写的剧本能够“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凡“诲淫”“诲盗”“专演人类劣性”“暴国风之短”“演外国故事”“表情迂腐”“不近人情”“专演神怪”的“不录”。[14]
可惜，洪深的这一观点，实际中未能贯彻。卢寿联在经营“中国”的一年间，只拍摄了5部短片，类型混杂，有戏曲片《四杰村》、纪录片《张季直先生的风采》、风景片《南京风景》、新闻片《南京的警政》（原名《新南京》）、《国民外交的游行大会》、故事短片《饭桶》。1923年3月15日，《饭桶》等片曾在卢寿联经营的沪江影戏院试映。其中，《南京的警政》因“配光甚足，而各警之表演，亦极谙熟”，受到一起观影的外国人的赞美。《申报》的记者认为，此种影片如果运往欧美开映，“则不仅可耀国光，且亦可使西人不再敢以藐视之态度相对我国人矣”。[15]
为拓展公司影片销路，缓解公司的资金困难，卢寿联在1923年4月前往京、津、哈尔滨等地亲自推销影片。据谷剑尘的《中国电影发达史》称，卢寿联“赴奉不返”，“中国”从此便告结束。[16]
留学生创办的电影公司，与这一时期的业界同仁一样，多半是私人集资，类似于今天的独立制片，没有大公司的约束，创作较为自由。有些公司只拍了一部片子就解体了，有些一片未拍就消失。1925年的桂中枢创办的华乙影片公司拍摄了由留美女学生、上海某大学体育劳师文娟主演的《巾帼英雄》；1925年、1926年由黄有彦的震亚影片公司、美美影片公司只拍摄了一部影片《遗产毒》；1927年张非凡与汪福庆、曹元恺合资组织的大东影片公司摄制了《武松杀嫂》《武松大闹狮子楼》2部影片后，就离开大东影片公司。张非凡于1929年自组昌明影片公司拍摄了《秘密宝窟》《火烧坪阳城》《两大天王》等影片。1927年成立的安竹影片公司，由安竹影劇传习所改组而成，总经理欧阳安竹1925年从美国派拉蒙公司回国；1928年黄有彦的大华影片公司均尚未拍片就胎死腹中。
（三）更新设备与引进技术
在早期中国电影界留学生归国之前，中国电影的拍摄几乎不得不依赖于外国电影商人，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着电影制作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1913年张石川筹组新民影片公司可以承担编剧、导演、制片的全部工作，但是设备器材以及摄影工作只能由美国人依什尔来负责。在拍摄了《难夫难妻》等十几部短片之后，一战的爆发中断了胶片的来源，张石川、郑正秋只能重操旧业，创办民鸣社，从事新剧工作。
早期中国电影界的部分留学生归国前，已经做好自创电影公司的准备，因此大多会自运外国新型电影器材回国。公司倒闭后，这些器材就转卖给其他公司继续使用。例如，卢寿联的“中国”倒闭后，公司的“杜不流”摄影机即售与上海影戏公司。1922年由旅美华侨组织的大东亚影画公司从广州迁往上海后，也特意从美国重新购买了价值美金3000余元的各类电影器材，“有价值美金四百元之放大摄影机一部；三面镜摄影机一部，价值美金八百八十元；专拍新闻之摄影机，一为美国Universal公司所造，价值美金三百七十元；尚有英国制造之小影戏机一，约值美金一百五十元；又有二面移转之影戏机一；德国制造之印照机一，美国Simplex牌子之影戏机一，及转动之影戏机二”，可谓设备先进，功能齐备。[17]
在特技摄影方面，留学生带回了外国的先进特技方法。1930年，张聿光受明星影片公司邀请担任公司美术顾问，石世磐与他谈起了美国电影中接景的方法十分巧妙，“譬如本来是三层楼的洋房，可以接到十层八层，拍出来上下一体，宛如真景”，建议张聿光可以采用类似方法置景。[18]经过仔细思考，张聿光想到了将当时玻璃接景的方法改“用黄纸板来代替。在纸板外面糊上一层白报纸。另外用煤烟、铅粉、红土三种原料混合起来，加以适量的牛皮胶水，调成棕色颜料，画在纸板上”，并将其运用到影片《白云塔》的拍摄中。据程步高回忆，当天去公司，“看见公司地上搭置宝塔一座，只有底层，在远离宝塔，靠近阳台地方，有个大木架，装块大玻璃，阳台上安置一架摄影机……逾一小时再往，则大玻璃上，已画宝塔一座，没有底层，而是上面的几层。克毅哥叫我从开末拉镜头里看去，则空地上搭的底层，与玻璃上面的上面几层，天衣无缝，接在一起，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国宝塔，宛然在望”。[19]由此，在石世磐的启发下，张聿光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接顶镜头”。
（四）规模经营与规范制作
中国最早自资经营影片摄制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简称“商务”）的起步也与留学生密切相关。1917年商务印书馆从一位“病滞金陵”的美國商人手里购买了一批电影器材，却无人会用，便聘请了留美学生叶向荣为摄影师，摄制了5部短片。[20]同年，该馆印刷所照相影片部负责人鲍庆甲由美国考察归来，开始主持电商务印书馆的电影事业。①[21]商务印书馆逐渐开启了中国电影制片业的规模化经营之路。
“商务”在从1919年底到19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引进了两批先进的电影器材。为美国环球影片公司拍摄影片《龙巢》后，购买了其留下的碳精灯与摄影用具，并于1920年年初派郁厚培赴美，购回一批摄影器材。同年春，在该馆编辑所空地上修建一座比较宽敞的玻璃棚，可日夜拍戏，技术设更为完善。至此，“商务”已经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制片基础，可以进行比较更广泛地摄制影片的活动。其次，在参与《龙巢》的拍摄过程中，“商务”了解到一部影片的生产需要有明确的分工，需要编剧、导演、摄影、化妆、美术等各个部门的协作，“顿悟影戏乃为一种有组织的艺术，绝非中国向来胡扯乱诌之文明戏可比。于是乃鼓起其逐步改进之精神，进而谋略具初形之作品”。[22]因此，“商务”细化了公司的组织机构，并决定了自制自销的经营方式。1920年7月15日，商务活动影戏部改名为商务影片部，订出简章，规定了相关组织机构、征购脚本、脚本审核、经费来源、成本计算、演员制度、运输发行、购制图书资料等事项，此外，由于“商务”自己摄制的影片尚不多，又订出代人摄制的办法以及自制活动影片价目表，详细规定了出借一切设备，并代摄、代洗、代印，按拍摄的胶片尺数计价收费；人力使用、布景消耗，另外计算。我国最初的长故事片，中国影戏研究社的《阎瑞生》和新亚影片公司的《红粉骷髅》，都是由商务影片部代为摄制的。第三，“商务”制定了明确的制片方针。“商务”摄制的影片须“以裨益社会教育为目的”，范围仅“以教育时事风景诸类为限”。[23]这一时期“商务”先后摄制风景、时事（新闻）、教育、古剧（戏曲）、新剧（故事片）等短片 40余部。1922年左右“商务”开始拍摄长故事片，《荒山得金》《莲花落》《大义灭亲》等。根据中国传统戏剧《郑元和落难唱道情》改编的《莲花落》，还被美国开发公司（Bintnm Film Echange）购买，运到美国开映，可谓是“中国影片运往美国之先声”。②
在早期中国电影界留学生的努力下，中国电影开始摆脱舞台化装方法，使用国外电影化装材料和技法。中国早期电影化装因袭了当时新剧的舞台化装方法，加之当时所用胶片感光较慢，常常比舞台化装还要夸张和强烈。1924年徐琥回到上海，与周克创办震旦影片公司的同时，在静安寺跑马厅对面二楼租了铺面，开设双澄公司，专门出售法国电影化装用品，并自制油彩和兼教化装，从而将法国电影化装方法引进中国电影。徐琥还在《电影杂志》上发表了《电影化妆学》一文，通过比较中国人与外国人面部轮廓、肤色等方面差异，讲解化妆的具体方法。
作为中国赴美专攻戏剧第一人，洪深对中国电影的突出贡献是将话剧舞台的一整套模式用于中国电影的创作，使中国电影在编、导、演等各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洪深正式进入电影界是在1925年，缘于其电影剧本《申屠氏》的发表。《申屠氏》取材于宋代的《情史》，描述一个渔霸方六一勾结官府，欺压、陷害渔民申屠氏一家，后来申屠女在“梁山好汉”帮助下，奋起反抗复仇的英勇斗争的故事。洪深在剧本中采用了“加圈、去圈、景、渐现、放大”等创作方法，打破了戏剧式场次结构的形式，转向以“景”为最小单位，并且根据剧情需要，灵活地变换场景，让人物在尽可能多的空间中活动，赋予剧本以一种真正的电影构成形式。《申屠氏》不仅是洪深的第一部电影剧本，也是中国第一部完整、正规或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剧本。“《申屠氏》剧本的出现，是中国电影剧本写作形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较完整的电影剧本形态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电影剧作从最初的孕育、萌芽和摸索的阶段进入了新的成长期。”[24]
《申屠氏》连载于1925年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2卷1至3期，引起明星影片公司的注意，聘请洪深担任编导。20世纪20年代后期，洪深在创办剧社、担任复旦大学教学之余，为明星影片公司编导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四月底蔷薇处处开》《爱情与黄金》《卫女士的职业》《少奶奶的扇子》《同学之爱》《爸爸爱妈妈》等8部影片，“颇受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称道”。[25]洪深在从事创作实践的同时，还不停地进行理论探索，撰写了大量的电影理论文章与著作，奠定了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基础。
作为从美国接受过正统电影训练的留学生，孙瑜在1927年初入电影界时就严格遵循电影制作的编导流程。其为长城画片公司编导的影片《渔叉怪侠》，原名《潇湘泪》，孙瑜按照剧情梗概写成精细的分镜头剧本准备拍摄。《故都春梦》中孙瑜根据罗明佑和朱石麟提供的剧本，进行了艺术加工，分好镜头才筹备开摄。《野草闲花》对分镜头和摄影镜头的运用、戏剧气氛的创造，都曾认真地下过功夫。“《野草闲花》分幕技术之精妙，观者类能道之……线索之经济，层次之有序，描写之到家，处处精彩百出……犹国文中之起承转合……片初有西北雪地灾民一幕，述卖花女之母女饿倒冰上，乳尽力竭，乃咬破手指，以血哺婴，婴得生而母逝。”[26]
总之，20世纪20年代，自欧美留学归来的莘莘学子，面对社会的歧视与家庭的责难，凭借对中国电影的热情与信念，投身这一新兴娱乐行业。他们或经营影院，或创办电影公司，引进国外最新技术与设备，使中国电影得以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