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报看疫情下农商行的经营发展
杨志鸿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贸易投资活动受到严重冲击，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做好“六稳”“六保”相关金融服务工作，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
作为商业银行的一种特殊类型，农商行因“服务三农”而生，其定位是区域性银行，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商行的显著特点是规模小、数量多，扎根城镇、农村，网点、业务足够下沉，具有天然的服务地方、服务小微的基因和优势，所以农商行的健康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央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投入的不断增加，农商行凭借体制及在客户市场的优势，在农村金融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截至2020年末，全国共有农商行1593家，其中有10家农商行在A股或H股上市。上市农商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农商行群体经营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标杆。本文搜集了已公布2020年年报的6家上市农商行（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常熟农商行、无锡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和九台农商行）的年报信息，分别从经营规模（资产、负债、营业收入和利润等指标）、经营质量（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指标）、经营发展特点等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以此总结2020年上市农商行经营发展呈现的趋势及特征。由于本文截稿前青岛农商行、苏州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和紫金农商行的2020年年报还未公布，因此本文分析不包括这4家银行。
经营规模分析
资产总额及增速
近年来，我国农商行资产规模飞速增长，总资产从2015年的15.23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3.4万亿元，总负债从2015年的14.03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0.83万亿元。
6家上市农商行2019～2020年资产总额及增速如图1所示。从绝对值看，广州农商行2020年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继重庆农商行之后第二家资产规模达万亿元级别的上市农商行。从增速上看，6家上市农商行2020年资产总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为10%～16%，平均增速约为13%。其中，增速最快的九臺农商行超过了15%，达到15.63%;增速最小的是重庆农商行的10.31%。
负债总额及增速
6家上市农商行2020年负债总额增速为10%～17%，平均增速约为13.61%。其中，增速超过15%的有九台农商行（16.81%）和广州农商行（16.03%），负债总额增速最小的是无锡农商行的10.5%（见图2）。
存款总量、增速及结构
存款总量及增速
6家上市农商行2020年存款总量平均增速为14.49%，但机构间差异较大，增速最低的重庆农商行增速不足10%，仅为7.66%;九台农商行的存款增速超过20%，达到21.92%，揽储能力有明显提升（见图3）。
存款结构
从客户结构来看，如表1所示，6家上市农商行2019～2020年的个人存款占比均呈现增长态势，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常熟农商行、九台农商行的个人存款占比都超过了50%，其中重庆农商行和九台农商行的个人存款占比甚至超过70%，分别达到77.46%和70.48%，其存款零售化非常明显。无锡农商行、江阴农商行的个人存款占比虽然不到50%，但与其余4家农商行呈现一致的上升趋势。
贷款总量、增速及结构
贷款总量及增速
如图4所示，6家上市农商行2020年贷款总量平均增速为20.68%，但与存款总量类似，机构间差异较大，增速最低的江阴农商行增速为15.12%;增速最大的九台农商行增速超过30%，达到35.35%。九台农商行的业绩公告显示，其2020年发放贷款及垫款规模增幅显著，主要是因为其在疫情期间出台了多项扶持措施，通过增加信贷规模投放、执行利率优惠等方式，全力支持当地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发展，以及全力支持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建设，加大对三农、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扶持力度等。
贷款客户结构
从表2可以看到，在6家上市农商行中，重庆农商行、常熟农商行、无锡农商行和和江阴农商行2019～2020年的个人贷款占比有所增长，常熟农商行的个人贷款占比在2020年末达到了惊人的57%，该行个人贷款的业务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信贷零售转型，足以成为全国农商行的标杆。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行的个人贷款占比则出现下降，需要引起重视。
银行的贷款客户结构与其资产质量息息相关，公司客户往往容易受经济下行的负面影响，产生不良贷款，相对而言，个人贷款的稳定性更强。通过年报数据可以看到，个人贷款占比最高的常熟农商行，其2020年末不良贷款率仅为0.96%，是6家上市农商行中唯一不良贷款率低于1%的农商行，这也反应了贷款客户结构与资产质量的强相关性。
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总额、增速及结构
6家农商行2019～2020年营业收入变动呈现较大分化，其中，重庆农商行、常熟农商行、无锡农商行、九台农商行营业收入增长，而广州农商行和江阴农商行应收出现下降。无锡农商行的营业收入呈两位数增长，增速达10.07%;而广州农商行2020年度的营业收入下降了10.31%，值得关注（见图5）。
从结构上看，利息净收入仍然是农商行最主要的收入，占比基本在80%～90%，九台农商行的利息净收入占比最高，达到91.91%，利息净收入占比最低的江阴农商行也超过了75%，达到76.36%。随着存贷利差的不断缩小，提高非息收入已经成为银行的普遍共识，但从表3中可以看到，在6家上市农商行中，2020年仅重庆农商行的利息净收入占比有所下降，其余上市农商行的利息净收入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净利润
在6家上市农商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重庆农商行和广州农商行2020年净利润下滑严重，其余4家上市农商行2020年净利润均呈小幅上涨。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农商行2020年净利润下降了33.3%。据广州农商行业绩报告称，其税前利润和净利润同比下降，一是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受新冠疫情影响，广州农商行一方面积极落实一系列暖企政策引导利率下降，导致利差收窄，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另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减费让利政策，导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二是减值损失增加。广州农商行根据监管关于银行理财存量资产处置要求，对表外理财存量业务历史包袱计提预计损失，导致减值损失同比增加（见图6）。
经营质量分析
“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是商业银行的经营三原则。我们将从三方面选取部分指标，分析上市农商行的经营质量。其中，“安全性”从资本充足率、贷款集中度、不良贷款率及拨备覆盖率指标展开分析，“盈利性”从净利差、净息差以及成本收入比指标展开分析，而“流动性”则从流动性比例、存贷比指标展开分析。
安全性指标
资本充足率
2020年，6家上市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均达到监管要求，但均有所下降。无锡农商行以15.21%的资本充足率领先于其他上市农商行（见表4）。
贷款集中程度
一般通过最大客户贷款占比及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情况可以了解贷款集中程度。从表5可以看到，在6家上市农商行中，贷款集中度控制最好的是常熟农商行，其2020年最大客户贷款占比低于1%、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低于7%，指标明显优于其他任何一家上市农商行，其小额分散的信贷导向在该指标上得以充分体现。
不良贷款率与拨备覆盖率
农商行的客户主要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居民，各方面的抗风险能力都不及大中型企业。因此，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高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2020年末我国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12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3.88%，比商業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1.84%高2.04个百分点。
作为农商行的标杆，上市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总体较好，均低于全国农商行不良均值。2020年，6家上市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均低于2%，最高为广州农商行（1.81%）;不良贷款率表现最佳的常熟农商行2019～2020年两年不良贷款率均低于1%，仅为0.96%（见表6）。
拨备覆盖率方面，除了常熟农商行，其他5家上市农商行2020年的拨备覆盖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广州农商行2020年的拨备覆盖率大幅下降后仅为154.85%，九台农商行2020年的拨备覆盖率只有164.82%，均已逼近监管指标，尤应引起关注。常熟农商行近两年的拨备覆盖率都在400%以上，2020年达到485.33%，远高于其他上市农商行，为该行抵补风险打下了坚实基础。
盈利性指标
2020年，疫情来袭，商业银行利差逐步收窄、中间业务收入减少、拨备压力加大，再加上为中小企业降息免息等政策要求，这些因素都对农商行的盈利能力提出挑战。
净利差和净息差
在6家上市农商行中，常熟农商行的净利差和净息差相对最高，分别达到了3.01%和3.18%。从变动上看，2020年上市农商行的净利差、净息差出现了普遍下降。其中，广州农商行降幅最大，净利差下降了0.73个百分点至仅为1.98%，净息差下降了0.64个百分点至仅为2.01%。无锡农商行虽然不降反升，但净利差和净息差仍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1.9%和2.07%（见表7）。
成本收入比
从各行披露的数据看，除广州农商行、常熟农商行成本收入比有所上升外，其他4家农商行成本收入比均出现了下降。从绝对值来看，九台农商行和常熟农商行的成本收入比处于较高水平，超过了40%，分别达到47.96%和42.77%（见表8）。
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
6家上市农商行的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普遍出现下降（九台农商行2020年年报未披露ROE数据），降幅最大的是广州农商行和重庆农商行，主要是由于这两家银行净利润下滑严重所导致的。从绝对值来看，ROA表现最好的是常熟农商行（0.98%），ROE表现最好的是无锡农商行（10.84%）和常熟农商行（10.34%）（见表9）。
流动性指标
流动性比例
2020年6家上市农商行的流动性比例总体稳健（九台农商行2020年年报未披露流动性比例数据），无锡农商行的流动性比例增长至109.68%，江阴农商行也达到99.05%，逼近100%。流动性比例相对较低的重庆农商行和常熟农商行也超过了50%，分别为57.06%和51.86%（见表10）。
存贷比
随着银监会2015年10月1日颁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将存贷比由监管指标改为监测指标，并不再提出硬性比例要求后，商业银行的平均存贷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上市农商行也不例外。2020年，6家上市农商行的存贷比均超过70%，常熟农商行和九台农商行的存贷比超过80%，信贷空间已所剩不多（见表11）。
经营发展特点
支持抗疫惠企惠民，但流动性风险挑战不容忽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疫情的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政策号召，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等措施，促使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济，在支持国计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上市农商行也纷纷在年报中交出“疫情大考”的成绩单。
重庆农商行扎实贯彻让利实体要求，主动支持、能免则免，为客户减免利息及费用8亿元;积极对接、应贷尽贷，向定点医疗机构、重点企业等发放贷款超过280亿元;成功发行全市首批疫情防控债、首笔专项同业存单，打造“战疫贷”“同舟贷”专属方案，支持防疫重点企业数量居全市金融机构首位;积极推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00余条具体举措，精准扶持企业复工复产，纾困企业3.8万户、涉及贷款512亿元，发放再贷款4万户、涉及金额184亿元。无锡农商行全力以赴稳企业保就业，持续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支持，把更多资源配置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线，全年共通过“复工贷”累计发放贷款12.25亿元，申请人行支农支小再贷款资金74.56亿元。江阴农商行出台“信贷惠企惠民八条”，开辟绿色应急金融通道，设立专项信贷资金，定制专属产品，落实减费让利，实施征信保护，重点扶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达产。2020年，江阴农商行累计投放“防疫快速贷”1.5亿元，累计为83户小微企业提供展期服务，涉及金额7.8亿元，累计为实体企业减负让利超亿元。
然而，在疫情面前，农商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个体经营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断，尤其是餐饮、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的日常流水显著降低，短期内清偿能力下降;同时，受疫情影响行业的人员收入减少，其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能力也将下降：这些都将削弱银行的现金流回笼能力。很多农商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尚处在粗线条的管理模式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无法第一时间准确分析客户行为和流动性的缺口变化，不能实现对流动性风险的有效预测与分析，流动性风险挑战不容忽视。
加快推进零售转型，应对疫情带来的盈利能力冲击
2020年，疫情给农商行带来盈利能力上的冲击，但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发展战略。农商行已充分认识到自身与地方经济的紧密关联，且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零售业务。特别是在小微金融获得更多关注后，受国有大行业务下沉影响，农商行必须进一步深耕地方经济，零售成为其最重要的市场。处于农商行群体头部位置的上市农商行，也都纷纷选择坚持零售转型方向。
重庆农商行围绕零售立行目标，建立大零售体系，深入挖掘客户需求、培养客户习惯，分类别、分层级、分渠道为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全面提升零售“速度、精度、深度”，打造出特色鲜明、贡献突出、市场领先的零售业务品牌;围绕客户生活和金融需求，构建“渝快生活”系列产品品牌，推动个人存款总量、年度增量、市场份额居区域同业首位;零售贷款占贷款总额的42.64%，较年初提升5.52个百分点。常熟农商行加速线上线下双融合，推进零售银行转型：深耕线下，以分支机构和村镇银行为支撑，配合自助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点、兴福驿站，延伸金融服务范围;培育线上，以线上产品为抓手，促进线上线下业务场景融合，以线上技术为支撑，优化微银行及电子银行功能，提升客户体验，搭建覆盖“城、镇、村”三级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江阴农商行加快推进零售转型，设立小微金融部、普惠金融部、零售金融部三个专职部门，走小微、普惠、零售“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路线，搭建直营团队，推行网格化营销，创新业务品种，不断提升金融产品竞争力和综合服务能力。2020年，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为7132户、较年初增加1019户，总额达144.3亿元、较年初增长25.9%;个人贷款总额达144.9亿元，较年初增长36.2%，零售业务利润贡献度持续提升。
强化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仍任重道远
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金融科技一直以来是农商行的短板。疫情暴发以来，“非接触式的数字化、线上化服务能力”变得更加重要。科技基础薄弱、前期并未做数字化转型规划的农商行，难以满足客户的非接触服务需求，导致其业务发展受阻。可以说，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将成为农商行竞争力大小的决定因素之一。只有拥有较强的金融科技实力，农商行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从2020年年报可以看出，各上市农商行纷纷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力度，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
重庆农商行在科技变革中一直争当市场引领者，成为唯一入选国家金标委的地方金融机构。重庆农商行率先成立金融科技中心，申请专利近70项，智能数字化平台项目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2020年国企数字化转型30个“优秀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银行金融机构案例。同时，重庆农商行完善金融科技创新机制，以“一会一中心一部一实验室”的管理模式，实现全行创新项目全流程高效化、轻型化管理。广州农商行加快推进业务体系的智能化运营，把科技作为创新引擎和增长动力，推动实现客户服务精准化、基础管理规范化、风控内控智慧化;以数字化驱动零售业务发展，从加快金融云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启动网络银行、移动银行、直销银行的迭代升级，到打造在线营业厅，建设CRM系统、销售管理平台、移动营销平台等，带动零售业务实现多元增长。常熟农商行加强金融科技体制、机制和团队建设，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与研发能力，打造流程化、移动化、线上化的“小微金融信贷工厂”;落地实施金融科技三年规划，有序推进新一代核心系统工程建设，持续提升业务与科技融合水平;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打造金融科技核心竞争力，为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与保障。江阴农商行突出科技引领，积极打造“場景化、个性化、智能化”数字化智慧银行;筹建网络金融部、数字金融部专职部门，全面启动数字化零售转型，以科技手段提高金融服务质效。
当然，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战略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各银行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探索，更多聚焦于某一个或几个业务点，比如信贷、支付等，而且更多的是各条线、各部门单兵突进，缺乏全局统筹。真正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业务流程的线上化，更要从顶层设计开始，构建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大数据为基础，以金融科技为支撑，真正构建起基于数据要素驱动的生态闭环的数字银行。农商行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要注意避免盲目跟风，应脚踏实地强化数据治理，自上而下推动一系列制度流程和资源保障的落地来支持数字化转型，可谓任重而道远。
不良处置面临挑战，资产质量仍是最大隐忧
对于农商行而言，信贷资产质量一直是个“绕不开的坎”。农商行的客户主要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居民，而且同样是小微企业和居民客户群，经过大型银行在普惠金融中的筛选之后，留给农商行的也是经济实力偏弱小的客群。尤其是经历疫情之后，实体经济受到影响，这些客群受到的负面影响会更大，经营性贷款还款压力加大，少部分可能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产生信用违约，借新还旧现象更为突出，农商行逾期贷款规模显著增加，未来不良贷款管理、贷款收息等难度必然会增大，一定程度上会对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带来不利影响。
农商行本来就体量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上国家“银行业让利实体经济”的政策导向，其发展瓶颈愈发凸显。疫情冲击之下，农商行一方面要给予真正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和个人以优惠，另一方面也要加大明辨真假的力度。同时，要加快贷款资金回笼，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未来，农商行的授信风险警示应围绕受疫情影响的重点产业展开，适度提升不良贷款容忍度，提前做好处置不良资产的多重准备。
（作者单位：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