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置换·底层游吟·人性博弈
梁飞
跨国界翻拍已经成为电影市场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类型，许多经典IP的反复翻拍亦是常见现象。以与《误杀》同类的推理悬疑题材为例，《东方快车谋杀案》被美、日、英、印等多个国家搬上银幕屏幕，翻拍自日本同名电影的《嫌疑人X的献身》在国内斩获4亿票房。然而，众多跨文化翻拍电影中能超越原作、得到中国观众广泛认同者却凤毛麟角，观影过程使翻拍褪去了市场运作的属性，大众以审美偏好检视着影片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许多“拿来主义”的翻拍电影注定无法经受质量的淘洗，语境转译链条的断裂、对原作情节的一味守成、中国社会下情感认同的缺失，诸如此类的问题悉数暴露，阻碍着对国外优秀电影成片的艺术再创作。因此，跨文化翻拍是不同时空语义下的双刃剑，远非对原作的经验摘抄与情节照搬，而是在统合结构与肌理的基础上对同一故事的内涵进行重释。
一、灵魂的逡巡：“非本土化”的表达时空创建
在《误杀瞒天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电影的许多典型元素，如节奏热烈的歌舞、浓郁的民俗风情，更能触碰光影背后印度悬殊的贫富差距、强权主导下法律审讯制度的不完善，一部洋溢着印度气息、昭示着印度社会现实问题的影片，如何在氛围、传统与审美都截然不同的中国市场落地生根？梳理出符合中国故事的行文逻辑，建构起中国文化观念下的合理情境，是跨文化翻拍的首要前提与基本条件。跨文化传播学者爱德华·霍尔曾言，想要实现不同文化区域之间无障碍的对接、交流与信息传递，必须完成行为链的构建，對输出目标国家的文化语境进行探索与转译[1]，否则很容易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负面效果。冷静地审视中国近年来的国外翻拍作品，影视两版的《深夜食堂》均未能获得大众口碑，原因就在于其主体环境——等待着加班族的小巷餐厅，本身便是日本都市文化症候群落的安居之所，是日本都市高压社会的产物，直接的时空搬演在中国社会未能适切，行为链的失落导致作品无法触发观众的深度共振。
尽管题材类型不同，但在改编蓝本与市场环境的落差上，《误杀》与《深夜食堂》所面临的困境是相对一致的。生长在中国文化氛围下的观众，很难体悟故事中警察局长只手遮天的嚣张气焰、一段偷拍视频对安玖整个人生的摧毁打击，这些特定而又至关重要的桥段，只有放在印度的社会现实中才能迸发出振聋发聩的作用。在翻拍电影着重强调本土化再创作的当下，《误杀》完全是一次反类型的创设，“非本土化”——通过对表达时空有意识地模糊、虚化、错位，让观众抛却审视社会背景时的现实顾虑，全心全意地沉浸在飞速旋转的头脑风暴中。
该片将叙事背景换到了泰国的一座华侨小镇上，近乎于虚拟的时空完全消解了跨文化移植的“水土不服”，观众有理由将此时此地，看作推理线索的交代与组成部分，看作两位侦查与反侦查高手竞相角逐的拳台，而不会刻意深究人物道德传统上的合理性。导演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许多泰式元素，如片中最精彩的一段交叉蒙太奇，一边是母女俩直面闯入家中的不速之客，一边是丝毫未觉的维杰还在观赏着泰拳，当拳手被重重一击应声倒地时，平平手中的铁器也挥向了素察，将上一秒还挥舞着手机不可一世的素察砸倒。两个场景间的切换频率越来越快，镜头的停留时间越来越短，一个家庭、两种命运间的飞速穿插，令全知视角下的观者心跳加速的同时，更烘托出浓重的悲剧色彩与宿命感。或许没有这次出差、这场泰拳比赛，维杰便能陪伴在平平身旁，阿玉母女便不会在绝境边缘误杀素察。受害者反变施害者，令人措手不及的戏剧反转在泰式元素的植入下显得合情合理，而又充满了影视艺术的美学张力。《误杀》对表达时空的把握远不止意象符号，更深入到人物塑造的精神层面，影片多次出现维杰布施僧侣的场景，开篇的维杰踏实勤恳地为家人打拼，在僧侣接受布施后人物的脸上呈现出真诚、释然、希冀。为了保卫风雨飘摇的小家，维杰明知素察昏迷未死却不能施救，再次前去寺庙布施的他却遭到了拒绝，特写镜头精确捕捉到人物眼神中忧虑、恐惧、彷徨的重重疑云，展现出“误杀”事件带给这个家庭的重创。
《误杀》导演柯汶利在情景框架的建构上目光如炬，为发生在印度文化背景下的故事，找到了一个相对虚拟化的泰国华侨小镇作为空间，再移入中国院线市场完成商业运作与输出。相对于两个文化异域间的直接挪用，该片开创了我国翻拍电影多链条、多时空、多点位的一种全新模式，从而将最原汁原味的推理博弈呈献给观众。
二、人性的罅隙：底层尘埃里的信仰与意识呐喊
跨文化翻拍作为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较为火热的类型，其利弊得失也在各个题材的试水中日益显现，对原有故事叙事方式上的承续、对原版人物粉丝效应的应用，使得翻拍电影很难脱离比较的怪圈，观者不由自主地站在某一角度对原版与翻版进行对比，此时，以市场表现稳妥、拍摄流程便捷见长的翻版几乎难以望其项背。归根结底，翻拍电影对原版特定情节的表现与展演模式过于在意，在收放、调和、取舍的力度上束手不前，导致影片完全丧失了创新意识，对语境的置换移植也只能流于表面，通过简单的人物身份、场景的调整来实现逻辑的重整，这样的路径与目的之间实际上是不对等的。
基于人物的角度比较分析《误杀瞒天记》与《误杀》，后者的人物塑造完全没有陷入原版所营造的舒适区而止步不前，它拓展了维杰夫妇、警察局长拉韫等角色形象，更加入了颂叔等新角色，尤其是维杰一家为制造不在场证明出游时遇到的店主、拳手、小贩等人物，有限的镜头中仍不失鲜活饱满，为充实推理过程增色不少。在主人公的性格把握与身份重塑上，《误杀》仅延续了原作中维杰只上了小学四年级的设定，其他内容均是该片的再创作。影片先将维杰的职业由电视供应商与时俱进地改为网络供应商员工，再铺垫了其漂泊流离来到泰国打拼的经历，增设维杰为学费与女儿争吵的桥段，衬托出人物身上典型的底层边缘气质。学校教育的缺失让他笃信内心所行的真理，劳碌繁杂的日常工作让他将家庭视为唯一的精神世界，对家庭开支的精打细算让他养成了周密的行事思维，这些与底层人物生活息息相关的性格特质，成为影片情节步步推进的重要线索，也是维杰能够坚持与铁腕警长拉韫对抗的动机。而在《误杀瞒天记》中，维杰一家生活安逸闲适的本地人身份，显然没有与后期的推理情节形成互进关系，因此翻拍版本中底层视角的创造性开拓，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原著。
电影《误杀》中四次出现的“羊”同样是一个属于底层视角的符号，被驱赶着漫无目的向前移动的羊群，和那些落单后只能等待被收割命运的“替罪羊”，不禁让人联想起以维杰为代表的底层人物的流离宿命及身为父亲连女儿的未来都不能保护的无能为力，拉韫、都彭等人又无疑扮演着掌控局势的牧羊人角色。课堂上平平的老师告诉学生，单独行动的羊往往因为视力极差成为肉食动物捕猎的对象，意指柔弱的她无力对抗素察一家。当父亲维杰站出来保护平平时，落单的羊先是作为维杰湖边沉车的见证者目睹了罪恶的发生，又为维杰挡子弹而死去，最后被移尸到棺材中，成为掩盖维杰罪行的替罪者，直到最后维杰决心自首，另一群有着鲜活生命的羊代替了死羊，曾经拒绝维杰布施的寺庙钟声也再度响起，寓意着人物内心的宁静、淡泊与释然。“羊”作为底层人物的代名词贯穿影片始终，并镶嵌在其英文片名之中，其间拥有的悲悯情怀与社会反思令人动容。
三、线索的蝶变：全知视角下的经典本格推理
本格推理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由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提出，认为案件的推导与侦破过程应当作为主体呈现，对于“本格”的反复强调，实际上就是对博弈双方侦查与反侦查策略的设计，使环环相扣的精妙逻辑、步步紧逼的紧迫观感成为电影的主体。计谋、诡辩、无法隐藏的蛛丝马迹，《误杀》中维杰的高智商作案与铁腕女警长拉韫的追查，可谓棋逢对手，全知视角的应用，让观众在一个接一个的情节反转中心跳不已。
“当你看过一千部以上的电影，这世界上压根没有什么离奇的事情”“当你破过一千个以上的案件，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离奇的案件”，两句相似又不尽相同的话语分别从维杰和拉韫口中说出，二人间的追逐与逃杀实际上从电影开篇便已拉开序幕。《误杀》与印度原版《误杀瞒天记》都选择了全知视角，并遵循本格推理的基础概念，将影片的叙事重点安排在维杰制造不在场证明等作案手段上，同时重视对线索的剖析与追溯。《误杀瞒天记》中每当维杰获得线索或契机，镜头便以闪回的方式給予观众提示，在观者脑海中留下对其高超作案过程的完整印象。《误杀》则另辟蹊径，虽说比原版精简了近50分钟的时长，却将原版一笔带过的家人出游这一情节描写得极尽详细。维杰带着妻女吃奶油蛋糕、住酒店、观看泰拳、买爆米花、银行取钱，影片客观记录下旅途中发生的每个细节，当最后揭晓维杰如何让每个人无意识地作伪证时，观者将前后细节加以对比，便可自行找到维杰完成这出精妙绝伦“蒙太奇”的思维逻辑。《误杀》将推理的主导权完全交还于观众本身，使其自主地收集线索、定义事件的来龙去脉，观众不是作为拉韫与维杰对弈的旁观者静观棋局变幻，而是作为电影情节发展的参与者贯穿时间轴始末，从而激发观众的代入感与求知欲，这样的手法相对原版而言更为高妙，也更加接近本格推理所推崇的枝蔓精简、线索清晰。
从推理内容的组成而言，《误杀》远不止是对《误杀瞒天记》的改编，该片保留了原作主人公维杰悬疑电影爱好者的身份，却又将原版维杰观看印度本地电影的镜头，改编为观看世界各国知名悬疑片。这是一次对悬疑电影发展史的回顾，从影片开头对越狱情节的大胆设想、窨井旁的“回家”二字致敬了经典《肖申克的救赎》;维杰在棺材中点燃火柴引申自《活埋》;作案与反侦察片段中，维杰拼接时间制造不在场假象的灵感来自韩国电影《蒙太奇》;此外，片中还有《狩猎》《七宗罪》《白夜行》等多部经典犯罪片的影子。以同类知名影片替换印度本土影片，这一改编看似细节上的改动，实则却大大推动了跨国文化语境的调和沟通，在电影创作的行为链上添加了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文化内容，在参与者共享的信息与传统范围内作出合理改编，方能令推理桥段高燃、高智商而不高冷。
四、温柔的缄默：文化场所转移后的亲情困局
跨国界翻拍影片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共通的文化场所从无到有逐步建构的过程，这其间包含了兴趣爱好、历史背景、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内容。接纳来自异邦的优秀影视资源，仅仅是翻拍的起步阶段，对该影片进行文化转码与译写，用适合本土受众的影视语言和视听符号进行表达，亦非翻拍电影真正的社会价值所在。将来自国外的故事真正重拟为一个符合我国本土国情与民情，能够从内心深处召唤起大众在本民族精神信仰上的认同，对树立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抒写道德情怀有所裨益，才是当下社会视角下真正成功的跨文化翻拍。“在这种跨国‘移植的作品改编中，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故事所在时空的丢失：从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时间感、年代感的丢失，到理解人物心理的内在语境的抽空。”[2]真正在影片中统筹镜头艺术、叙事手法、人物形塑等多个方面内容的，便是其内涵思想，对人文价值的理解与展呈影响着影片内外各方面的叙说，直接关系到该片能否在一个全新的时空落地起航。
《误杀》之所以能够以小众类型在国内市场取得票房、评价的双赢，终极原因在于影片对亲情与血缘家庭的深刻解读，这是原版电影在印度市场氛围下所无法触及的。印度版的《误杀瞒天记》仿佛震怒的修罗，在盛怒之下悍然揭穿伦理规则所默许的种种不公，以一个家庭万劫不复的深渊警醒世人。中国版的《误杀》则是灵魂无所依托的游魂，漂浪异乡的他们在无根的惶惑中游吟不定，当家庭这个唯一能够遮风避雨的港湾被外力所冲垮时，维杰和阿玉所象征的底层人物不得不奋起反抗，最终带给观者的是小人物在大风暴面前力挽狂澜的勇气、迷雾散尽后亲情相依相守的温暖。《误杀瞒天记》的镜头最终定格在维杰转身走出警察局重见青天的瞬间，老实巴交的维修员与思维缜密的犯罪高手的双重身份，在同一个个体的眼神里久久回荡、合二为一，维杰的智慧帮助他逃脱了牢狱之灾，而《误杀》中的维杰最终却选择了自首，完成对自我与整个家庭灵魂的洗礼救赎。当他看到小女儿安安焦虑地用叉子划桌面，将自己70分的卷子涂改成满分时，维杰已然意识到这场灾祸带给两个女儿的创伤将会伴随她们的一生，而自己用高智商手段脱罪的行为，或许是出于对家人的保护，却最终让她们明白了说谎带来的灰色利益。片中对亲情、善恶的解读十分独到，它定义的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戏剧世界，而是各种情感纠缠不清的现实生活，拉韫和阿玉眼神犀利的对决，如两只护犊的猛兽恨不得用利齿撕咬对方的咽喉，她们只是想分别保护自己或是无辜或是有罪的孩子。国人强烈的亲情意识与家庭观念，使得我国电影市场的观众能够对片中人物的行为感同身受，理解维杰为家人不被拆散而编造谎言，理解拉韫和都彭为寻回儿子的尸体不惜动用武力。中国的道德传统与社会氛围给予了《误杀》一个尽情展演的舞台，片中的亲情牵绊、善恶之争仿佛就呈现在你我身边，而不是从遥远异域漂洋过海的现有故事。维杰、阿玉、拉韫等人物形象复杂、多面、立体，正如影片结局的定格，当记者询问民众对维杰案件的看法时，颂叔表情复杂地沉默着、凝视着镜头，影片画面也随之从黑白变为了彩色，似乎在昭示人们——真实世界的人性从来不是非善即恶的，只有充分考虑情理法三者的交织，我们才能不断接近“人”的本质。
结语
跨国界、跨文化的翻拍曾被视为疗愈中国电影市场的“万金油”，该类型影片在翻拍蓝本选择上的高标准，使得外国优质影视资源自动流入，借助市场化的传播行为，这些在国外已取得优异口碑的影片便可整装上架、故梦重演。跨国翻拍可以看作一个电影市场趋近成熟时商业运作的必然结果，运镜技巧上的微调、异邦色彩的削弱、本土明星的加盟，些微改动便可实现稳定便利的商业资本输出，知名度高的原作更可为翻拍影片吸引大量舆论流量。《误杀》是我国悬疑题材跨国界翻拍的又一力作，它以事实说明，跨文化翻拍需要不断面对创造性文化与守成性文化的激荡，走出原作影片所营造的心理舒适场域，打造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翻拍”作品，而非对照式的呈现或直接搬演，解决这类问题还需要国内影人不断的探索。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霍尔.跨越文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5.
[2]苏妮娜.改编未能抵达之处——从《嫌疑人X的献身》的中国版谈起[ J ].文艺批评，2017（4）：40.
【作者简介】 ?梁 飞，男，四川自贡人，南京传媒学院摄影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地方题材的纪录片创作研究”（编号：2017SJB076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