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编纂出版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的“天时”“地利”“人和”

    吴春霞

    摘 要：近年来，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越汉词典》《新汉越词典》《现代泰汉词典》等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屡获国家出版基金扶持或入选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更是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板块已成为该社较有影响力的品牌之一。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能够坚定地深耕这一领域并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本文主要对广西教育社编纂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的时代背景、客观优势及主观条件等进行阐述和分析。

    关键词：东南亚国家 语言辞书 编纂

    2018年，广西教育出版社《现代泰汉词典》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扶持。此前，该项目已入选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这是广西教育出版社辞书出版的又一硕果。广西教育出版社从1987年开始出版发行词典，30多年共出版了近50本辞书，包括双语词典、一般汉语工具书、学生工具书等。自1993年编纂出版第一本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新越汉词典》以来，广西教育出版社在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出版领域持续发力，《新越汉词典》《新汉越词典》《新汉泰词典》《泰汉分类词汇手册》《实用越汉 汉越词典》等辞书一本接着一本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辞书大业可谓功在当今，利在千秋。从先秦至清末，我国辞书领跑于世界辞书;1919-1949年，我国辞书进入新兴阶段;而后的近三十年处于一个缓慢发展期;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我国辞书业复苏，发展成为辞书大国，其间不乏传世之作;进入21世纪，我国向辞书强国迈进，当然，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求，还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广西教育社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独辟蹊径，开拓并深耕东南亚语言辞书，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板块，在我国辞书百花园中绽放出了一朵亮丽的小花。

    一、辞书发展是时代进步的反映

    中国的辞书源远流长，其产生和发展均依赖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辞书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外部动力;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学术思潮等对辞书的内容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其表现出鲜明的思想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优秀的辞书，既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传承和传播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工具。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自1919年开始，中国辞书事业从古老的辉煌转向现代的新兴，改革开放后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1979）、《辞源》（1979）、《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精品辞书的编纂出版，是中华民族思想、科学、文化和语言的结晶，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国运兴盛的标志之一。

    二、“天时”：东南亚小语种辞书的编纂出版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辞书事业发展迅猛，年均出版辞书600多部，品种和发行量数倍增长，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渐提升，对汉语的国际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海外持续升温的“汉语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哺着中国的辞书事业。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当前，我国已进入新时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辞书事业同样应有所作为。

    广西地处我国西南，毗邻东盟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往来历史悠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发展，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建设，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开放度，经济的发展共赢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合作。在此背景下，面向东盟国家的辞书作为语言交流、文化传播和经贸往来的重要工具，迎来了春天。

    1993年，广西教育社策划出版了《新越汉词典》，这是该社自1987年开始编纂外语类工具书、汉语工具书以来，首次编纂东盟国家小语种词典。2004年11月，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的成功举办，并宣布这一盛会永久落户南宁，在这一历史机遇下，广西教育社策划并开始实施“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系列”，小语种辞书一本本相续出版，为出版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近几年，广西教育社进一步加大走向东盟的步伐，“请进来” “走出去”，努力拓增辞书语言对象国家，项目规划中、长期相结合，接下来将出版老挝语、马来西亚语辞书，目前项目已经启动。

    三、“地利”：广西编纂出版东南亚语言辞书的区位和人文优势

    广西地处我国与东盟国家往来的前沿，与东南亚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与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特别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召开，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搭建了外交、商务经贸、人文交流等全方位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中国特别是广西的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机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广西（合浦）作为海上丝稠之路始发港之一，更有条件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此外，广西的壮族与越南、老挝、泰国的多个民族有民族学上的亲缘关系，在儒佛文化、华人文化等方面共具文化认同理念。地缘优势、历史渊源、人文关系以及文化交流，是广西与东南亚国家保持稳定友好关系以及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广西与东南亚国家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随着国家间往来活跃度的提升，语言辞书作为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工具，其作用日渐突显。广西教育社编纂出版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地缘优势明显。

    四、“人和”：优秀的作者和编校团队，是辞书编纂的重要支撑

    一部优秀的辞书，必是有一个优秀而强大的团队将其立起来的。广西教育社经过30年的摸索积累，在辞书编纂领域聚集了一支权威、高端的作者队伍，泰语和越南语作者都是泰语或越南语界的精英和领军人物，如泰语词典研究领域内的泰斗级人物萧少云老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诗琳通泰学讲席教授裴晓睿，越南著名语言学家和权威词典学专家阮文康先生等。他们身上不仅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还具有令人敬佩的高度责任心及严谨的作风。此外，出版社还依托国内外的高校以及中国外文局、领事馆、电台等机构，汇聚了一批高水平作者和审稿专家。一流的作者和专家团队，为辞书的顶层设计提供了保障，为辞书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说，良好职业首先体现在执着坚守上，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这些话当作对辞书编辑的职业要求是非常贴切的。广西教育社在组建辞书编辑部时，就从编辑队伍中抽调了一群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业务骨干，然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市场上同类书籍不多，可参考借鉴的资料难找。其次，东南亚国家语言人才较少，懂得辞书编纂规律、能够编写辞书的作者以及能够审稿的专家非常有限，所以组织小语种辞书的编写、编校、审订难度极大。再次，本社相关语言专业的编辑缺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辞书的审、编、校环节。当“开荒牛”需要勇气和激情，而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在辞书编辑身上体现得更为真切。在社里，最较真的一定是辞书编辑，最能熬的一定是辞书编辑，最能耐的也一定是辞书编辑。

    吕叔湘先生曾说，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辞书不仅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还应当符合时代的进步和大众的需求。广西教育社瞄准东南亚国家小语种打造辞书精品，完全契合专业特色、地域优势、人才和作者优势、市场前景等因素。在规划“东南亚国家语言辞书”时，出版社首先以受众较多的越南和泰国作为切入口，先后出版了《新越汉词典》《新汉越词典》《新汉泰词典》《泰汉分类词汇手册》《实用越汉 汉越词典》《现代泰汉词典》等词典，这些工具书实用性强，品质优良，深为广大使用者认同。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经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地方出版社应顺势而为、勇于担当，积极推动辞书事业健康发展，出版一批精品力作，回馈这个伟大的时代。

    参考文献：

    [1]李景成.辞书发展的社会环境[J].辞书研究，1994（6）.

    [2]李建平.面向東盟国家的广西文化产业国际合作优势与途径[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3）.

    [3]张志毅.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J].辞书研究，2012（1）.

    （作者单位系广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