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虚构：《末代皇帝》的历史艺术化处理
苏葆荣
1987年跨国拍摄的历史纪录片性质的《末代皇帝》，注定将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北京故宫取景已经使该影片的真实程度大为提高，一众演员的倾力演绎也让《末代皇帝》从此难以消失在电影迷的关注之中。所有这些，似乎都在为《末代皇帝》的受宠贡献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力。但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不免与真实的历史有所出入，这便出现了虚实如何处理的问题。我国清代著名的小说评论家毛宗岗在评论罗贯中编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时，曾经提到过该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虚中有实而实中有虚，而《末代皇帝》也有机吸收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处理虚实的手法，成功将文学作品搬到了电影银幕。虽然这是一部30年前拍摄的电影，但就其处理虚实结合的水准来看，即便放在当今影坛，也毫不逊色。
一、 深厚历史感序幕构建的慈禧形象
《末代皇帝》以战犯从火车下车为开幕，已经使该影片具备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一历史底蕴虽然不能说完全取自官方的历史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中这一場景的精神，已经在影片中获得了极其高度的再现（reappear）。而再现往往是历史题材的电影所追求的求真的最高境界。随后才是从1908年的北京城开始进入叙事。那一年，慈禧太后颁发懿旨，决定请爱新觉罗·溥仪入主东宫，成为光绪之后的下一位皇帝，这位皇帝便是这部影片琢磨刻画的人物——清末代皇帝宣统。
如前所述，《末代皇帝》的确是紧紧围绕着清末民初这段历史进行拍摄的影片，要理解其处理虚构与真实的艺术感，必须与真实的历史相对照。这部影片通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使主要人物更加突出，也令历史的记忆更加清晰。对历史进行虚构之后，必定有些真实的历史被改写，甚至被忘记，从而退出后世的历史记录。所以，当用淹没的史实与《末代皇帝》中的历史虚构进行比较，将是一个非常有趣，同时也非常有意义的话题。《末代皇帝》在历史艺术化上的范式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出来的。
先从电影刚刚切回的1908年开始。历史的这一年，明确记载的大事便是溥仪被选为东宫太子，准备接受光绪帝手中的帝位。根据《清史稿·废帝纪》的记载，慈禧太后在两年之前——也就是1906年，便已经着意让宣统开始处理一些朝政，此举被认为是宣统接班的最大征兆。可见，慈禧太后挑中溥仪并非是在电影所记录的1908年。但是回到电影，直接映入眼帘的便是1908年某个夜间，宫中太监奉慈禧太后之命来溥仪的府邸宣读懿旨，言下之意大有直接使宣统上位的气势。电影里出现的这一镜头，在与《清史稿》的记载进行比较以后，已经可以看出导演和编剧虚构这段史实的痕迹。
如前所说，慈禧太后选定溥仪绝非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与考虑，因为在皇储问题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不可能随性而为。但电影里则对此进行虚构，仿佛慈禧太后是一言不合便要废去光绪而扶植宣统。进行比较后，并不是要评判到底哪一种做法正确或者错误，而是着重讨论二者不同所呈现出的意义差别。因为很明显，《末代皇帝》的这一虚构是有意要加强慈禧太后飞扬跋扈的性格，以至于到决定皇储的重大问题上，她仍然可以翻手为云而覆手为雨。这里便体现出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历史艺术化的技巧：慈禧本身的确是不可一世的人，但是在立储的问题上，慈禧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而影片在这一关键情节上进行虚构，有意加深了慈禧的跋扈性格，虽然有悖于立储这一个例，却符合宏观视野下的慈禧。这里既是夸张，又是纪实。相信看完《末代皇帝》的观众一定对慈禧的骄奢淫逸有着相当准确地把握，这自然是透过这种历史虚构所获得的印象。观众在这一历史艺术化上获得的想法，可以说并没有背离真实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慈禧立储的历史事实被淹没，但是影片刻画的却是一个再真实不过的慈禧，这个慈禧也同样是观众们所认识的慈禧。茨威格曾经说过：“什么才是伟大的虚构？伟大的虚构便是看似有悖于事实，却无限接近于事实，甚至表现出高度凝练的事实。”[1]这句话正可用来评论《末代皇帝》。
二、 细节刻画展现宣统和王国维的人格
影片随着情节的发展，慢慢推进到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那个时候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溥仪则随之退位。根据列支敦所著《暮色下的帝都》一书记载，溥仪在接受这一历史事实以后是非常镇定的。列支敦是宣统的外文教师，他的观察必定是非常真实和清醒的。但是《末代皇帝》却在宣统退位之后，安排了一个不见于历史记载的小插曲，即宣统与其儿时玩伴一起练字，最后互相厮打起来的情节。历史上的宣统对待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早已做好了准备，并不是影片所呈现的那般仓皇不堪。但是影片《末代皇帝》再次进行了艺术上的处理，将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虚构出来。当影片中的小溥仪因为玩伴说他“不是皇帝”，竟与其大打出手。这一虚构最起码给观众造成两个印象：其一，溥仪对于退位之事，还显得相当不甘心；其二，溥仪气量实在有限，连玩伴的一句无心之语，都能够令他大打出手。实际上，历史上的溥仪也的确有上述弱点，但却不是体现在影片中的这件小事上。《末代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深刻领会了融合虚实的艺术要领。它先抓住历史上溥仪所具有的两大弱点，这是“实”的部分，随后又制造出一个典型事件，来突出“实”的部分，这种制造当然又是“虚”的成分了。一虚一实，正是在这种艺术处理的过程中，水乳交融，给观众留下再深刻不过的印记。
当影片进入到中半程以后，一个关乎中国文化史的大人物王国维（1877-1927）出现了，虽然影片使用的是很短的镜头，但也表现出了这位国学大师的精神风貌。在影片中，王国维对于业已退位的宣统帝，多少有些学者特有的独立人格。而实际上，王国维一生都以晚清遗老自居。即便在溥仪复辟的短短数日间，王国维也是谨遵君臣之礼，而对宣统处处行礼。这里边牵扯到一个疑问，即为何影片将王国维处理成了一个高风亮节的知识分子形象。仔细去寻找其中的缘由，不难看出这一历史艺术化的过程所体现出的匠心独运。因为王国维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是敢于追求真理的学者，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可以说，这是王国维先生学术品格的最佳写照。但学术归学术，政治立场归政治立场，真实的历史并不能将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画上等号。换言之，王国维先生在追求学术的过程中固然不亲附于任何权威，但他在政治立场上却一直是甘心为满清服务。影片将其处理成政治上也自有其立场的学者，更深层的目的是突出其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从而给观众们留下更深刻的形象。
三、《末代皇帝》：历史艺术化的成功范式
以上桥段在影片中并不是多么显眼的镜头，但是却可以从中分析出《末代皇帝》在历史艺术化范式的建立方面，为后来的影片提供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艺术化虽然是对既有的历史事实做艺术化的处理，但是其宗旨必须是服务于历史人物性格的塑造。就像剧中的慈禧太后，她下旨请溥仪入主东宮的情节，虽然并不是真实历史所反映的那样，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飞扬跋扈的形象却是真实的。换言之，对历史进行艺术化的时候，也许可以调整史实，但绝不能修改人物性格。设置的事件或许并不见于史书的记录，但体现出的性格却比史书记录的事件体现得还要深刻，这才是《末代皇帝》在处理历史与虚构二者关系时，为我们提供的最大经验。
第二，在进行历史艺术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善于选取或制造最能够体现人物形象的事件。仍以慈禧下旨的情节为例，对关乎皇室后储的问题，慈禧尚且能够做到武断安排，那么其他的次要之事，慈禧的蛮横与极端当然也就更加不在话下了。慈禧一生有很多事情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可能这些事件在表现慈禧人性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力量。相反，通过调整史实，制造出慈禧下旨这一典型情节，却可以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慈禧的所想所思，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也显得格外有力度。
第三，历史艺术化的方式应该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不能为了艺术篡改历史。这些情节容许虚构，但这种虚构必须是建立在对人物性格的精确把握之上。例如，本文选取的第二个例子，即宣统与玩伴因为一句“你不再是皇帝”而大打出手之事，《末代皇帝》编剧和导演正是对溥仪的性格有着相当清晰的把握，才能够设想出这样一个情节。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溥仪的性格中具备了上述因素，这些因素又恰好被编剧捕捉到，那么便不难制造出一个情节，去反映这一因素。可谓“事虽未然，理所当然”。的确，虽然宣统并没有遇到与玩伴一起玩耍的事件，但如果遇见，以他的性格，也必定作出电影中的那般行为。
本文摘取的这几幕，一为反映慈禧独断专行，一为反映溥仪心胸狭隘，一为反映王国维性格独立。若干情节皆非历史之所有，或者说均为历史之虚构，但它们也无一不在反映着历史上真实人物的性格。这种反映，虽然不是史官秉笔直书的反映，但却比史书更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提供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手法，即如何圆融地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艺术化的处理。《末代皇帝》已经在这一方面提供了范式，这当然也值得后期的电影去认真研究并学习，从而缔造出一部又一部虚实相间，又极具说服力的优质影片。
参考文献：
[1]茨威格.小说艺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