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江苏OFDI的影响

    

    

    

    [摘 要]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影响“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和贸易的增长，还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论文在测算2004-2015年22个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基础上，基于Helpman二阶段投资引力模型，构建以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核心解释变量，东道国劳动力储备、地理距离、对外投资开放性、自然资源储备、经济自由度、制度质量、基础设施水平、人均GDP为控制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江苏省OFDI倾向于投资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高的一带一路国家。第二，江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具有效率寻求和市场寻求的特征，并不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特征。

    [关键词]一带一路;江苏;全球价值链;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 F742 ? ?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文章编号] 2095-3283（2020）10-0041-05

    The Influ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on Jiangsu OFDI

    Sun Yajun

    （Nanhang Jincheng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16）

    Abstract：GVC position not only affect the economic and trade growth of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regions， but also influence the location choice of Jiangsu Province's OFDI. Based on the Helpman two-stage investment gravity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panel regression model with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the host country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the labor force reserve， geographical distance， openness to foreign investment， natural resource reserve， economic freedom，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 level and PER capita GDP as control variables，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22 countries from 2004 to 2015， and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the host country o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Jiangsu's OFDI.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 Jiangsu OFDI tend to invest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igh participation of all the countries. Second， Jiangsu investment in the area of countries along the wa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eking and market efficiency，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resource for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Jiangsu; Global Value Chain; Ofdi; Location Selection

    一、引言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宏大倡议构想的提出，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充分认同和积极响应，对于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推动沿线各国共同繁荣，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2014年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明确指出，江苏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上，要按照统一规划和部署，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江苏向西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北沟通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独特区位优势和支点作用（郑焱等，2016）[1]。作为对外开放大省，江苏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江苏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江苏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达到22个，其中我方协议投资额达到30.9亿美元。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除了传统的商品贸易，“任务贸易”已成为国家（或地区）间贸易往来的重要形式（Grossma和Rossi-Hansberg，2008） [2]。各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环节的生产流水线上进行生产，增加值在每一个环节上被创造和累加，然后沿着全球性生產网络向下一个环节传递，进而形成“全球价值链（GVC）”的全新概念。目前，以生产环节国际分割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各国（或地区）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模式（尹伟华，2016）[3]，即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决定了一国生产的复杂程度，即生产复杂程度越高，碎片化程度越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就越深。在上述背景下，我们不仅要思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否会影响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深入考察江苏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区位选择，对江苏省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交汇点作用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在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Kougt（1985）[4]较早地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研究，而Gerffi（1999）[5]则开启了现代意义上全球价值链测算体系的先河。目前，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全球价值链的微观测算，主要是从企业数据出发，基于微观视角研究全球价值链，代表性的文献如Kraemer et al.（2011） [6]，康江江等（2019）[7]，张亚豪，李晓华（2018）[8]，程文先和樊秀峰（2017）[9]，张杰（2013）[10]、高敏雪和葛金梅（2013） [11]等。虽然该类方法比较直观，但是由于其缺乏代表性，同时因为采集的数据往往涉及商业秘密，进而造成应用的难度也比较大。另一类对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则是从宏观层面入手，这类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如Hummels et al.（2001） [12]，Koopman et al.（2008） [13]，Daudin et al .（2011） [14]，（Johnson和Noguera，2012） [15]，Koopman et al.（2014） [16]，Antras等（2012[17]，2013[18]），倪红福等（2016）[19]。近年来，Wang等（2017a）[20]又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两个新指标，并且用这个指标测算产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水平。

    全球价值链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种形式。事实上，无论是全球价值链还是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都是国际分工深度发展的产物，都受到一国资源禀赋，国内需求和比较优势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因素的作用对象已经转变为价值链中的某一环节。正是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投资之间也必然存在着某种紧密的联系。在这方面，现有文献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的研究侧重于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机制和作用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罗军和冯章伟，2018[22];李俊久等，2018[23];迟歌，2018[24]）。

    已有文献在全球价值链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参考。但是，本文认为上述研究还有以下可以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第一，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以一国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侧重于国家层面的分析，对于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研究则比较鲜见。第二，现有文献即使对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基本上仅仅把全球价值链作为研究背景，即仅仅研究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内各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并没有涉及到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但事实上，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必然与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正向关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意味着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越高，越容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三，现有对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全部国家样本进行研究，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需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以江苏省这一对外直接投资大省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从国家层面拓展到了省级层面，拓展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微观视角。第二是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引入到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当中，拓展了對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角度。第三，研究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三、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江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OFDI在某些年份存在零值，而传统的引力模型需要对OFDI取对数，而零值则无法实现，因此，大多数模型会忽略这个零值。但是，实际上，OFDI零值的出现，可能和很多因素相关，因此，如果贸然剔除零值，则会导致模型出现误差。（Westerlund，2009[25]）。因此，本文借鉴Helpman et al.（2008）[26]的两阶段选择模型来处理零值问题。第一阶段基于Probit模型的选择方程进行估算，由于江苏对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为零，设定投资区位选择方程中的协议投资额为：

    第一阶段计算有效的反米尔斯比率需要加入额外变量，从而避免 ?与其它变量的相关性（Heckman，1979）[27]，即寻找一个与OFDI区位选择相关而与协议投资额无关的变量，本文借鉴Helpman et al（2008）[26]的方法，将东道国进入管制成本作为额外变量加入第一阶段，从而得到第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估计方程：

    如果只利用协议投资额为正的样本，此时实际估计 ? ，由于的存在而出现样本选择偏差。因此，在第一阶段估计投资区位选择时，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再把这个比率引入到第二阶段的投资规模方程，这样就可以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将第一阶段估计的反米尔斯比率代入第二阶段，得到投资行为估计方程：

    以此估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在基准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借鉴现有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选择了以下变量：

    被解释变量：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记为OFDI）。江苏省统计年鉴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公布了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增项目数和协议投资额。因此，在区位选择方程中，以对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如果投资则即为1，不投资则记为0，而在投资行为方程中，以江苏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协议投资额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省自2007年开始公布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OECD国家的ICIO2018则覆盖了2004-2015年间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考虑到论文中数据的可获得性，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计算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了22个一带一路国家2007-2015年间的数据，这22个国家分别是保加利亚、文莱、塞浦路斯、捷克、克罗地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以色列、柬埔寨、立陶宛、马来西亚、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洛伐克、泰国、土耳其、越南。

    核心解释变量。选择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GVCP）。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仅生产商品的某一环节，众多企业和产品生产区位分布呈现“大区域离散、小地域集聚”的特征，即形成了众多制造业产业集群，带来了生产制造的范围经济效应（陈建军，杨飞，2014）[28]。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规模越大、生产链越长，越说明该国生产碎片化程度高，在全球垂直型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越重要，越容易吸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借鉴Wang等（2017a[20]，2017b[21]）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得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测算公式，具体如下：

    （1）

    其中， 表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表示直接被伙伴国家r吸收的增加值。 表示重新返回且被出口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表示间接被进口伙伴国吸收或重新出口到第三方国家的增加值。

    （三）控制变量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为了研究江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是否具有动因趋向性，因此，考虑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效率尋求等动因。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1）丰富而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促使企业对外进行投资而降低生产成本，本文选取东道国劳动力数量来衡量东道国劳动力储备;（2）地理距离可能会影响对东道国投资的选择，因此，本文使用我国首都与东道国首都的空间距离衡量地理距离。（3）东道国对投资的开放性体现了一国对外资的态度，本文选择一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作为一国开放水平的代理变量，滞后一期。（4）自然资源。采用能源使用量（人均千克石油当量）衡量，人均石油使用量越高，越说明该国资源储备越丰富。（5）经济自由度指数。该指数越高，越说明该国经济自由度越高，经济管制水平越低。数据来源于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标，滞后一期。（6）制度质量。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水平数据库，滞后一期。（7）基础设施水平。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竞争力报告，滞后一期。（8）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滞后一期。由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东道国的进入许可，因此，本文借鉴刘青等（2017）[29]的方法，采取世界营商环境报告，把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程序的数量作为进入成本。

    （四）数据来源与处理

    所使用的所有指标都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CEPII数据库、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和江苏省统计年鉴。其中部分指标做滞后一期处理，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地理距离、对外直接投资、人均GDP等指标取对数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Helpman等（2008）[26]两步法来估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江苏省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即基于Helpman等（2008）[26]的二阶段引力模型来建立模型。其中，第一阶段的区位选择方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第二阶段投资行为方程采用多元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进入管制成本cost系数显著为负就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程序越复杂，江苏对该国进行投资的概率就越小。而在投资行为方程中，inverse Mills rate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说明仅考虑零值以上的数据存在样本选择偏差，进一步验证了Helpman二阶段引力模型估计的有效性。

    我们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数对江苏OFDI的影响，从二阶段引力模型的结果来看，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对OFDI产生正面影响，表明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江苏企业越倾向于在当地进行投资活动。具体来说，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高1%，江苏及企业对其投资的概率增加6.165%，对其扩大投资规模的概率增加6.217%。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与影响方向与基本经济事实相符。在区位选择模型中，地理距离变量显著且为负，说明江苏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会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而在投资行为模型中，地理距离符号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这说明当企业对东道国投资后，再追加投资的行为中，对地理距离则不会有过多的考虑。不论是在区位选择模型还是投资行为模型，劳动力变量都显著且为正，说明江苏OFDI具有效率寻求的特征，会选择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的国家投资。经济自由度变量在区位选择方程中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江苏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会选择经济自由度不高的国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江苏走出去的企业会偏向于选择经济自由度相对比较的国家。

    东道国制度质量、投资开放度、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三个变量显著性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江苏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政策引导的性质，并不会过多考虑东道国的制度水平与开放程度，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本身就比较低，江苏对其投资时，其基础设施的差别并不明显，也无法进行详细的筛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投资区位选择方程中不显著，说明江苏在对外直接投资不会首先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国家，而在投资行为模型中，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则会吸引江苏企业的追加投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建立Helpman两步法模型，考察了22个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江苏省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江苏倾向于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地区，即表明这些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参与度越高，越会吸引江苏的投资。在我们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测算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明显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从投资的国家分布来看，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投资于发达国家的比重较高。其次，在投资的区位选择阶段，江苏会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如印尼，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但是到了具体的投资行为时，地理距离则不成为江苏对其增加投资的主要因素，这是由于企业一旦在东道国获得了经济利益，那么，就会追加投资，不会更多地考虑地理距离的问题。第三，江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OFDI具有效率寻求的特征，不论是投资区位选择还是投资行为，江苏都会选择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的国家投资，因此，一些人口较多的国家则成为了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国。第四，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江苏对东道国的投资并不是为了寻求自然资源。但是在投资行为中，江苏则倾向于对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追加更多的投资。第五，江苏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具有资源寻求的特征，同时，在投资区位选择中对于基础设施水平不同的国家也不会区别对待，江苏本身就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省份，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水平都比较低，因此，企业在对东道国的投资中基本无法进行选择，也就不成为主要考虑的因素。

    （二）政策建议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工业强省，江苏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新能源，节能环保等行业的发展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但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而言，江苏上述的强势产业都没有“走出去”。因此，江苏应推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加强新兴产业的布局。对不同的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区别对待，同时，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同产业进行不同的产业布局。同时，江苏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推动光伏、造船等产业的境外建厂与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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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顾晓滨）

    [作者简介]孙亚君（1980-），女，汉族，黑龙江集贤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对外直接投资。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江苏省ODI的影响——以一帶一路沿线国家为例（项目编号：2018SJA2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