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冲突视角下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研究
张可翔
摘? ?要：软弱涣散的农村党组织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位于潮汕地区的J村存在长达二十年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情况。从角色冲突理论的视角来看，该村历任村支书和党支部成员大多数承担着党员干部和张姓宗族成员的双重角色，角色冲突的压力和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使得他们往往选择维护宗族利益而对政策的执行进行变通甚至阻挠。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加强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信念教育和完善民主制度建设，也需根据地方特点发挥潮汕地区宗族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角色冲突;农村党组织;宗族
中图分类号：D267.2?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20）01-0072-08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战略。农村党组织治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面对的情形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村振兴，离不开党建引领和组织振兴。截至2018年10月底，全国共排查整顿5.1万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1]党的先进性在基层体现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软弱涣散的农村党组织势必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削弱基层群众的信心。因此，研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建设，避免农村党组织走向软弱涣散，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是扶贫攻坚乃至整个乡村振兴事业的重中之重。
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一是以往的论文多是从全国农村党组织整体情况出发进行探讨，而非个案研究，很难说明各类农村党组织的能力建设情况。二是大多数文章使用的是“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的表述，但是并没有对软弱涣散的标准作出说明，这样难以对农村党组织的领导能力进行衡量。三是这些论文大多数把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原因归结为村干部素质、作风、民主思想欠缺等主观原因和村庄空心化、村庄派系的干扰等客观原因，没有运用理论视角进行深入探析并形成有力的解释。
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是指党组织处于结构散架、制度失灵、任务难以完成、无法领导村民的状态。根据笔者2016年在J村的调研情况，本文回溯了J村党组织长时间软弱涣散的历史，试图运用角色冲突理论回答J村党组织何以长时间软弱涣散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人”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潮汕地区浓厚的宗族文化，使得村党支部成员作为公职人员和家族成员的双重角色身份产生了剧烈冲突，在角色冲突下，如果村党支部成员特别是村支书将个人和家族利益置于党组织之上，以权谋私，则村党组织必将软弱涣散，乡村振兴将步履维艰;如果村支书能够平衡好宗族观念和公共利益，同时善于将宗族关系转化为社会资本并投入乡村建设中，则村党组织将会坚强有力，充分调动农民入党积极性，发挥带动村党支部在乡村振兴的先锋作用。
一、农村党组织长时期软弱涣散的案例分析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东部，与闽南地区接壤，主要包含今广东省潮州、汕头、揭阳三个地级市和梅州市的丰顺地区。[2]“潮汕”一词本是广东省古潮州府与近代汕头市的合称，其中潮州作为独立的行政区被命名并沿用千余年。渔业、农业的发达造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人多地少、人少受欺的现实加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使得潮汕地区盛行以父系家长制为中心的宗族文化。[3]“个人—家庭—村落”是中国乡村的基本架构，其中潮汕人的宗族观念尤为强烈，村落中的氏族群体，时常会因为利益纠纷而走向对立，甚至爆发激烈的械斗活动。
J村位于潮汕地区腹地，属于传统沿海渔村，宗教氛围浓厚，集体意识强烈。该村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纯农业的平原村落，无山无林，风沙、海水时常为害农业生产，没有村办的集体企业，也没有私人企业到村里投资（直到现任村支书当选）。2009年之前，村庄没有通自来水，更加使得集体经济无法发展。多年来，村集体收入主要来源于出租部分田地给外省人种植农作物和小片潮汕蕉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普遍生活不富裕。在教育水平方面，村中达高中水平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有高中生，在毕业后也多选择留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工作，而不是选择回到贫困的J村。因此，J村党支部和村支部任职人员均没有高学历，J村的村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不认字的情况亦多有存在。在J村，村民并不区分村委和党委，而是统一地把他们称为“村干部”。自1992年以来，该村历任村支书十三人次，其中，六位村支书主动辞职，一位村支书被村民逼退，上级政府派驻工作组改组村政三次，一位村支书因经济问题被免，仅有一人能够任期届满。概而述之，该村是一个边远偏僻的纯农业村庄，由于自然条件与资源的限制，经济水平十分薄弱;在政治上，由于民主制度建设不完善与历史遗留问题，也呈现出党组织建设落后的情况。
据笔者调研发现，在J村的历史上，竟然存在过长达23年（1989—2012）的党组织瘫痪历史。据村党支部副书记张YL回忆：“1989年之后的10年内，基本是没有人入党的，党支部工作无人想要承担，组织发展真的很慢，村两委陷入瘫痪，村支书像走马灯一样换，而且每一任村支书都在上任不久就因为各种原因落马。这段时间内，没有党支部，工作停滞，而且开会也不规律。现在老一辈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很多出生的人没有入户口，计划生育也没有严格执行，村里多出1000多人。”①这说明1989年至1998年这段时间的J村已经属于村党组织瘫痪的状态。在1989年至1998年这段时间中，完成户口登记、负责计划生育、管理村务财政的是一名会计。这位会计仅是村党支部委员，但是他承担的却是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在村党组织瘫痪的过程中，他维持了村庄的基本稳定，得到全村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以受尊敬的老干部的身份在管理着村务和部分账目，指导村干部管理村庄。②“1996年以后，汕头市扶贫工作组进驻村庄，镇上开始派干部駐村任村支部书记，但支部工作一直不顺利。由于经济落后加上受教育程度不高，村民对党支部工作不理解，让党员干部的工作很难开展。比如，在确定贫困人口的时候，因为程序繁琐也没有好处，村民就有很多意见。普通村民因为生活艰苦，没有思想认识和觉悟，也不知道入党有什么用，大家都没有入党的意识，基本上没有发展的党员。在那个时期，还有一些干部会将入党名额给和自己关系好的人，所以一般想要入党也难。说句实在话，一般都是因为有什么好处，或者因为工作需要，才会去入党”①。这时候的J村党组织虽然摆脱了瘫痪状态，但是却因为发展党员缓慢、党员觉悟不高、村支书拉帮结派等问题导致党组织建设落后，始终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难以开展实际工作。在对文件的梳理中，张YL的说法得到了印证（见表1）。
二、党员干部的双重角色
“角色”原本是戏剧学的专业名词，被社会学家借用后，用来表示由一定社会地位决定、符合社会期望的特定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认为，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一个个体扮演的多重角色身份的汇总就是“角色丛”。[4]个体在生活中并非只有一种角色，各种社会角色都有相应的社会期待，需要个体去扮演并平衡。
在西方社会网络与角色分析中，社会网络以角色个体为中心，探讨的是个体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在关系建构的过程中，个人理性和价值判断是个体行动者行为的基本依据。虽然社会网络在铺开的具体过程中对个人亲属关系等也进行必要的解释，但是个体的独立性却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条件。[5]
我国的“社会关系”与西方的“社会网络”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并不完全建立在个体独立性的基础上。“关系”是中国文化和结构的重要表征，个人是一个生活在差序格局中的个体。梁漱溟提出中国是个“关系本位”的社会。[6]费孝通则用“差序格局”概念描绘乡土中国的关系图式。[7]虽然市场化浪潮下差序格局出现了向“具体性差序格局”变异的趋势[8]，但是我们仍然能在农村社会中感受到这种由血缘、地缘关系决定的格局的重要影响。在城市社会中，关系更多受到业缘、趣缘的影响，而农村社会则更多受到血缘、地缘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村党员干部的角色身份就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在我国农村，党员干部工作上属于农村党组织的网络系统，生活中他们又是宗族网络的重要成员，加之潮汕地区宗族势力强大的特点，J村的党员干部基本同时属于以下两个社会网络系统：
第一，宗族网络。“父之党为宗族”[9]。宗族是男性祖先的子孙聚居于一个区域形成一定規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一种特殊共同体。宗族文化可以看作是宗族群体以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社会关系的总括。[10]J村共有716户居民，分属陈姓和张姓，陈姓仅占100户。陈姓村民是由外地迁徙而来，人数较少，暂无宗祠。“张姓原本是一家人，但后来分家了，有三个祠堂，后代只祭拜自己的祖先”①。J村的党支部成员大部分是属于张姓宗族，同宗性质让J村的张姓族人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凝聚力和排外性。
第二，村党组织系统。J村党支部成员是J村的主要干部，也是J村党组织的核心成员。共产党员应该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处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前沿，要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村党组织成员的领导能力则是重中之重。
值得提出的是，对于党委和村委的关系，J村的党员认识并不清晰。在普通党员张某的理解中，党委和村委的关系是“党委作出决策，村委执行”。而前任村支部书记张JJ则认为：“党委书记和村委书记可以兼任。党委是管人，村委是管事。”在基层工作中，两委交叉任职的情况并不少见。前文已述，在J村的实际工作中，村民并不区分村委和党委，而是统一地把他们称为“村干部”。J村曾经在张CC任职期间有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的情况，后张CC工作期满因经济问题而被纪委调查。村两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而给了村支书从中以权谋私的机会，引发了村庄治理困境并加剧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
三、角色冲突与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的发生
由于角色丛中的不同角色对个体有着不同的要求，而不同的要求往往会互相干扰并在角色扮演中造成角色主体心理层面的冲突。角色主体在角色扮演过程中，违反有关角色的社会规范，与角色的社会期望发生抵触，妨碍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就会造成角色冲突。角色冲突是指一个人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期待扮演几个角色，由于其进入各个角色的程度不同、难以兼顾所有角色的规范而发生的冲突。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都注意到了政治家与经济人、社会人之间的角色冲突。例如，霍布斯指出：“政府公职人员在政治身分方面虽然留意谋求公共福利，但他会同样或更多地留意谋求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属和亲友的私人利益。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公私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就会先顾个人的利益，因为人们的感情的力量一般说来比理智更为强大。”[11]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指出，在行政官个人的身上，有三种本质上不同的意志，即个人的意志，它仅只倾向于个人的特殊利益，团体的意志，以及人民的意志或主权的意志。[12]
由于土地流转受到严格限制，J村传统同宗族的聚居形态和社会机理，得到了很好地保存。宗族对农村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具有韦伯意义上的传统型权威，而农村党组织作为政治权力机构则具有法理型权威。在现实中，农村党组织和同宗宗族共同影响着农村事务的决策与管理。J村的党员干部属于两个社会网络，而这两个社会网络又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角色要求。作为张姓族人的角色，党员干部应该考虑到宗族的利益，理解宗族的要求，对于同族的人应该“放一马”。但是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一员，他又有以下任务：一是走群众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二是打造一支过硬的党员队伍，重视党员学习教育工作。三是加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创新党建理论，不能为了维护宗族的利益而放弃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如果一个党员干部所承担的这两种角色的行为规范是互不相容的，这时就会产生角色冲突。若党支部成员不能有效地调适角色冲突，或者不能在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下找到摆脱角色冲突困境的突破口，那么他极可能会在宗族意识的驱动下选择利于自己家族利益获得的方式，滋生出利用公权“搭便车”和以权谋私的行为。
（一）“难产”的计生工作
计划生育是基层治理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潮汕农村地区，由于“重男轻女”与“多子多福”的保守思想以及监管缺位，农村超生情况十分普遍。从入户调查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存在超生现象。据村干部介绍，过去镇政府对基层进行计划生育管理的办法十分简单粗暴，他们给村委一个具体的指标，如“每个季度必须完成结扎多少人”，硬性规定一个数字，要求村干部完成，无法按时完成便要接受扣工资、检讨等处罚。这种管理办法在管理审查上十分便捷，但实施起来却往往容易偏离轨道。所谓法不责众，当村干部为了凑指标而去要求个别家庭进行结扎时，他们就站在了村民的对立面。多位村支书便是因为在计划生育问题上遇难而选择辞职。很明显，计生工作在J村的推动具有明显的“目标管理责任制”[13]特征。作为一名党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上要以身作则。对于党员超生问题，上级部门有着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未入党的村民来说，超生人员在三年内不得入党，超生经历对于此后的入党机会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宗族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了直接冲突。[14]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推动任务的村干部也大多存在“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意识，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多子家庭。对于为何违法不究，村党支部组织委员张LS解释说：“基层党员超生的情况是很正常的，我们不会上报，但是超生孩子没有户口。虽然孩子没有户口，行为也违法，我们也会让他在村小学读书，因为整个村都是同一个姓，很多都是亲戚邻居，肯定是要给面子的，毕竟中国是熟人社会，很多事情都要看别人的面子。”①这揭示了村党支部对于超生状况的默认和对既定生育制度构成挑战的“潜规则”的默认。
计划生育政策包含的技术治理的量化倾向，在保证数字“可计算性”的同时，由于违背了宗族之中同姓相互庇护的规矩，使得计划生育工作陷入“内卷化”的陷阱，导致这些假造的数字只具有形式合理性而丧失了数字的实质合理性。[15]共同的生育价值追求会促使村党支部在人口超生问题上的“放水”，而同姓之间的宗族血缘关系则导致了生育统计数字的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为了保护“同姓人”，村干部往往利用政策漏洞或想办法利用报表造假。
（二）艰难的殡葬改革
殡葬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法也与计划生育类似，镇政府简单粗暴地将任务以“一年完成多少火化人数”的形式下发给村干部，后者完成指标即有奖励，无法完成便需要罚款和检讨。压力型体制作为一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责任包干式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政治经济奖惩的评价体系，对绩效和数目字的形式强调构成了对村支部压力很大的“硬指标”。[16]而压力型体制下层层传导的压力和宗族成员的血缘关系，迫使许多村党支部成员只能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或者对于违反规定的宗亲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村党支部副书记张YL表示：“如果不进行火葬，村里就会把坟里面的尸体挖出来。一年有十几个火化指标，如果不够的话要罚款。计划生育要指标，火化要指标，吸毒、犯罪、安全事故都要指标（数目字管理），每一年完成多少个指标都是固定的，没有也要搞出几个指标出来。上面的领导为了保他们的乌纱帽，搞了这些不科学的指标放到村里面去执行。他们只是负责说话，那我们就要执行，还得罪族人，里外不讨好。那么我们只能虚报数字或者瞒报。有的村民拒绝火葬，坚持入土为安。有的村民阳奉阴违，先烧骨灰，再把骨灰埋进土里。有的甚至在建设征地范围内拒绝迁坟。一旦村里挖尸，村民就包围村委会，甚至去上访。”①
这些硬性的指标式任务，往往将村干部置于两难境地，村干部的双重角色——宗族成员与党员干部，对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让他们无法以一种统一的态度完成他们的工作。传统的宗族观念告诉他们多子多福、入土为安，而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却是坚决实行计划生育和火葬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往往容易变成“里外不是人”。地方干部尽管在政策话语上仍然熟知国家有关政策，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却并不能完全依此而行动，否则，既可能使工作难以推进，又使自己在乡亲和社区中无从立足。[16]角色冲突导致村支书既需要照顾宗族的利益，又要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于宗族观念和个人谋利冲动，一些村支书往往采取变通的形式，或者干脆就是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放任村民超生与土葬。这样党支部的政策就难以落实，而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往往就是考核一个党组织能力的重要指标，这些政策的落空或者难以执行直接导致了农村党组织的瘫痪和以后的改组。
四、规避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的对策
根据前文，J村党支部成员因为陷入党员和宗族成员的角色冲突中，往往为了照顾宗族情面而放松对党的政策的执行力度。那么，如何才能走出角色冲突的困境？笔者认为需要从“划界”和“转化”两方面考虑。
（一）党建引领：让党员回归“公共人”角色
在信念教育方面，上级党组织和农村党组织需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增强服务群众的意识和本领，提高村干部素质，促使村干部向“公共人”角色回归。村党支部是一个村的领导核心，而村支书是掌握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领路人，其角色的伦理定位应是公共性、服务性和道德性。作为一名农村党员干部，其先进性不是先天赋予的，必须在思想教育和日常实践中加以磨砺。党内政治文化其蕴含的对优秀道德品质、高尚政治信仰、高度政治觉悟及积极实践精神等品质的追求。[17]农村党组织成员特别是作为带头人的村支书，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識，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村庄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提高党支部威信。
在制度建设方面，农村党组织要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提高群众参与意识，凡涉及村里重大事项都要坚持民主原则。评价一个村党支部班子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18]。民主的最基本含义就是人民自治，即人民通过国家来管理自己的事务。[19]村民自治的实质是村民当家做主，村民自治首先要求民主。农村党组织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民主制度对村干部角色的制约作用。邓小平曾这样高度评价制度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0]
（二）功能转化：让宗族角色成为良性社会资本
宗族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资源之一，宗族也是社会资本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如何发挥宗族的良性作用成为缓解党员和宗族成员角色冲突的关键性问题。在当今中国乡村研究中，宗族“重建论”与“瓦解论”同存，对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肯定论”“负面论”与“中性论”同在。[21]家族或宗族的深厚基础在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形成于血缘这样一种先赋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9]这种角色冲突实际上反映了国家的政党意识形态与人性取向的偏差。[22]“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23]。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网络资源[24]，它表现为“个人关系、成员身份和社会网络，其核心要素或基础要素就是信任关系”[25]。
J村的人际关系网络、村民改善生产生活的期望是进行农村建设重要的社会资本。而潮汕地区强烈的宗族观念和村干部在村庄的宗族威望使得这种社会资本更加丰富。现任村委副书记、村委主任曾经在高中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而家乡的贫困使他产生了回乡参选村委干部的念头，他在选举宣言中表示他将会动用他在广州创业的人脉资源，为家乡造福。在上任后，他引进了一批先进的农业技术人员，并且在村里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制衣工厂，由于村里的老干部和同姓村民对于这位后生的信任和支持，党支部的工作很快就走上了正轨，村里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好转。
村落是一个行政管理单位，也是一个血缘情感单元，不能一味地对凝聚血缘关系的宗族进行排斥甚至打压，应充分认识到宗族对乡村治理的独特价值，积极引导其发挥团结村民、稳定乡村并能提供多种多样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提高村民归属感和责任感的功能。陈凯煌、闫志刚通过对潮汕地区M村老人组的实证调研，发现潮汕地区老人组这类宗族组织与村民、村委会、其他农村民间组织之间分别有互惠互利和合作制衡的互动关系。其作为乡村本土资源的载体存在，决定了它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更容易获得农民的信任，更易于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26]周昭根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潮汕农村，宗族内以及宗族间结成了“老人组”和“亲人会”，“理事会主导”的宗族建构模式逐渐成熟。[27]
在J村，笔者也发现，部分村党组织成员积极投身理事会工作中，理事会承担起了社会救助、扶助教育、慈善救济的功能，促成族人间的帮助与团结，配合党支部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正如肖唐镖所说，乡村治理应当走出传统的对宗族进行打压消灭的立场，用法律规范宗族行为，实行依法管理，保护其合法行为，限制和打击其非法行为，同时发挥宗族凝聚同宗、鼓舞激励的强社会资本作用。当然，社会资本也会造成内外不平等，带来社会关系的失衡，进而造成竞争不足、制度排斥的问题。[23]在潮汕地区，家庭、家乡、宗族所体现的血缘、地缘关系是潮汕人最主要的社会资本。村庄治理在注意发挥宗族强社会资本作用的同时，也需要防止因为局部社会资本的相对封闭、密度过高、半径过小而导致排外效应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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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陈? ?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