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革命学说的理论构建及时代发展
蔡婉琪
摘 要：面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马克思立足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和基本矛盾，逐渐形成一整套逻辑严密、体系完善的革命学说，指明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革命方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代命题的转变赋予马克思革命学说更加丰富的理论意蕴和时代内涵。本文通过对马克思革命学说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伟大革命”之间关系的梳理，进一步明确新时代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合理内核和逻辑关系，有助于实现马克思革命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双向互动发展，使马克思革命学说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马克思;革命学说;时代发展
中图分类号 A8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7-076-04
马克思革命学说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重要的理论指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一系列新情况、新任务、新挑战，马克思革命学说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其理论内涵在新时代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伟大革命”论述提供了逻辑起点，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革命学说的理论构建
19世纪40年代，随着现实社会剥削与被剥削情况的日益加重、压迫与被压迫的不断出现，马克思深刻洞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对社会本质的理解逐渐加深，树立了“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明确了“革命”这一实现的方法和途径，并在多次阐述中逐步勾勒出马克思革命学说的轮廓，深入揭示了马克思革命学说的理论内涵。
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通过批判鲍威尔的观点阐发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逻辑关系，实质上提出“社会革命”这一概念。在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对比阐述中可见，政治解放是不动摇社会根基的纯革命，通过政治革命实现;而人类解放是政治解放的深化和市民社会领域的扩展，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剥削现象由来已久，但大多数思想家甚至早期的马克思在面对现实存在的矛盾现象时，多从理性、阶级、利益等方面挖掘原因，从政治范畴寻找出路，强调进行政治革命。通过现实社会的不断冲击和理论的深入探索，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需要突破政治框架的束缚，将革命扩展到市民社会领域，进行能够动摇资产阶级根基的以人类解放为目的的社会革命。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壮大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起草了第一个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以鞭辟入里的论述和慷慨激昂的革命热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形成统一战线。《宣言》在唯物史观和工人阶级理论的基础上回答了社会革命的原因、目标和手段，并描绘出社会革命的应然状态，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P.421）。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论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背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阐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413），更进一步地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固有弊端，必须依靠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打破私有制枷锁。
1848年，波及多国的欧洲革命风暴使马克思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现实，力图深挖现象背后最本质的经济动因，因此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入手研究革命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P.2-3）这里包含三层意思：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工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导致剥削的不断加剧、无产阶级人数的剧增、阶级矛盾的升级，使生产关系越来越掣肘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这种矛盾只会有增无减。第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与生产关系产生矛盾。新的社会形态产生之初，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助推器，能够给生产力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的不断累积，是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也就是一个量变的过程。由于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是相对固定的，当生产力实现极大发展时，生产关系就会由于其相对固定性成为生产力的牢笼，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迫切需要产生质变时，社会革命应运而生。一切社会革命都需要从其经济基础层面寻找依据和原因，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把握实质，需要破除旧的生产关系、迎来新的社会形态。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过程看，资本主义工业化大发展催生无产阶级这一阶层，在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直至不可调和时，必须采用社会革命这种方式彻底地完成社会形态的更替，实现生产力的再次发展。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是马克思生活和工作的核心。”[3]（P.489）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是完成社会形态更替的最彻底手段，较之政治革命来讲，社会革命的内涵以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为根本目的，以社会形态的更替为标志。从马克思革命学说整体看，马克思从提出政治革命到强调社会革命层层深入，从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到阐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逐步形成和完善了革命学说的理论内容，为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和无产阶级的具体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纵观马克思革命学说的理论构建过程，虽然马克思多次明确提出“社会革命”一词并深刻阐述社会革命的理论实质，但他并没有正面提出无产阶级“自我革命”的内容。然而，从其一生经历和文本精神来看，马克思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转向，是作为一名学者的“自我革命”;从对共产主义者倾囊相助到奋不顾身向资本主义强大势力“开火”，是作为无产阶级的“自我革命”。因此，马克思革命学说虽然没有正面提出“自我革命”的內涵，但是后人可以从流传下来的文本中体味到马克思自我革命的理论意蕴和精神内涵。
二、马克思革命学说的时代发展
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现实挑战和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4]（P.13）。“两个伟大革命”的论述，拓宽了新时代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新方向，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革命学说在新时代的理论发展和内涵延伸。
1.社会革命的内涵拓展
根据马克思的论证，社会革命指的是为实现新社会形态对旧社会形态的更迭而进行的以人类解放为目的暴力革命。在一般逻辑规律下，革命的第一步是政治革命，即生产关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革命，即生产力革命。随着时间变化和空间迁移，新时代马克思革命学说的理论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5]在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和“继续”的论述中可见，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使“革命”一词的内涵得到拓展延伸，“将革命从暴力、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6]，赋予了马克思革命学说新的含义。由此，当代社会革命的指称得到丰富和拓展，在更多的场合中指向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的某一领域变革，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7]和历史发展变革，并不以是否完成了社会形态更迭为标志。从社会革命的背景看，新时代马克思革命学说的时代背景已经由“羊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可调和的矛盾，历史阶段的不同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反映在社会意识领域要求实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由此可见，社会革命内涵拓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也适应中国国情的变化。从社会革命的目标看，新时代马克思革命学说的终极目标仍然是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阶段性目标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具体需要制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随着国家的发展不断调整更新，因此社会革命的内涵拓展有利于将阶段性目标可操作化，进而促进终极目标的早日达成。从社会革命的手段看，新时代马克思革命学说的手段已经由暴力革命转变为以改革为主、革命为辅，在具体形式上涵盖经济手段、政治手段、社会手段、文化手段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人民内部可调和矛盾的现实要求促使社会革命的内涵进行变化发展，这是历史变迁的必然，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2.自我革命的概念厘清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体现着共产党人自我反省、自我革新的革命精神，但对共产党党内“自我革命”的概念没有作明确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党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8]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传递出三层意思：第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包含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完善、协同推进，共同组成“两个伟大革命”论述;第二，自我革命从内涵上包括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四部分内容，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清除党内一切落后、腐朽的因素，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三，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推进自我革命是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必须坚决进行自我革命。从自我革命的对象看，微观层面是每一位共产党人对自身的革命，宏观层面是整个共产党对自身的革命。从自我革命的目的看，自我革命是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是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前提条件。从自我革命的内容看，自我革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是否存在“四大危险”，对落后消极的思想进行自我净化;需要对标对表查看自身是否存在不足之处，“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9]，加强力度进行自我完善;需要在各方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做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进行自我革新;需要从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做到自我提高。从自我革命的特点看，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反复性三大特点：科学性指的是自我革命的思想指导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制度建设来源于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探索，两者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的反复检验;全面性指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覆盖党内上下，真正做到无禁区、无死角、零容忍;反复性指的是自我革命具有长期、反复、不间断的特征，强调在自我革命问题上要常常“回头看”，通过不断擦拭自身灰尘彰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3.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逻辑关系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中包含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虽然具有不同的方向性，但两者处于同一个体系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面对的挑战和问题迫切呼唤社会革命的产生，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故“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10]“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10]。为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则需加强党内的自我革命。因此从整体逻辑关系看，党的自我革命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继而在党的领导下由内到外地提高社会革命的科學性，从而切实地解决和回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实践成果有利于检验和审视自我革命中存在的问题，继而由外到内提高自我革命的有效性，两者在不断地检验和促进中实现互动发展。
具体来说，从两者的统一性看，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都是属于新时代革命的范畴，共同构成“两个伟大革命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从两者的差异性看，社会革命体现对外的方向性，即对党外各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不断革命，突出社会主义总体建设的职能;自我革命体现对内的方向性，即对党内自身问题的不断革命，突出党组织建设及党员自身建设的职能。从两者的相互作用看，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内在前提，党自身思想的先进性、方向的正确性、作风的纯洁性是党领导下社会革命的必要基础;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的逻辑归宿，自我革命的效果最终要通过社会革命是否成功来体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中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实现国家的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根本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也离不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时代回答。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历史积淀，使之增强发展的革命能力和革命恒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注入了时代内涵和中国基调，使之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中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发展。新时代，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中充分汲取理论知识和精神养料，用扎实科学的革命理论和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美]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M].何怀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3月20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
[6] 赵恩国.新时代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2019（05）.
[7] 杨煌.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5）.
[8]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J].求是，2018（24）.
[9]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0-04-24.
[10] 杨德山，刘鑫.论“两个伟大革命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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