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摘 要]“为什么说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问题的实质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远古时期的“邦”“国”是“宗”“氏”“族”的同义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制度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完整、不确定等各种早期性特征。秦的统一完成了自先秦以来一直在进行中的由多元向一体的过渡，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建构起地理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关键词]早期国家，秦，统一，多民族，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21-0021-09
这是一个来自初一学生的问题：“说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什么更早的夏商周没有这样的称谓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关系到国家的起源和“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认同问题，在此基础上建构秦的统一对中国历史发展、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和意义的认识，从而发现秦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一、我们以什么为参照来观察秦的统一
中学历史教学中，关于秦的统一的说法，各版课标、教科书都有不同，通过拣选、分析，可以列出下表，直观看到对其表述：
由表1可知，无论哪个时期，无论初中高中，在讲到“秦的统一”时，均强调“第一个统一的”，后面则依次为“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王朝”，把这些概念串联在一起，就组成“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王朝）”这个复合概念。这个概念通过一系列定语将国家的领土、居民、文化、政府等组成要素从不同角度来限制中心语“国家”。“统一”首先表现为疆土统一，是一个实体形态;“多民族”是“疆土统一”的实体内部的居民构成;“中央集权”是这个实体的政治组织形式;“封建”不是封邦建国、裂土分疆之封建，而是疆土统一的这个实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由这个复合概念构成的历史事实，既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存在着秦这样一个国家实体;又是历史认识的产物——今天我们赖以认识秦存在的概念，如国家、民族、中央集权等，都是当代的概念，我们是以当代的概念来建构秦的存在。
何为“秦的统一”是讲清楚历史事实;何为秦的统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是讲清楚关于“秦的统一”的历史认识。在教学中，教师要十分注意历史概念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具体地讲，谭其骧先生在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确定的“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①这个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的原则，是教师处理“历史上的中国”以及在“历史上的中国”活跃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为什么三代不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关于秦统一，学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更早的夏商周没有这种（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称谓？”这就需要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有所了解。
（一）远古时期前国家组织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中华文明诞生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②《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求“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认识它们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③教师需要理解和转化学术成果，在教学中把课标的要求落到实处，便于学生理解。
国家的产生与文明的起源息息相关。所谓文明是指在原始公社废墟上建立国家政权而 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恩格斯特别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④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成果。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条块说和满天星斗说，指出文明起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⑤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论，得到学术界认同，相关观点被纳入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指导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严文明先生顺着苏秉琦先生文明起源“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的思路，在1999年将当时所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城址和中心级聚落的资料进行排比后，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階段：第一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大溪文化的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等，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左右。这是城址初现的时期，数量少、规模小，结构上还保留环壕聚落的一些特点。第二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等，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500—前2600年左右。这个时期，城址的数量大增，社会分化的现象在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红山文化晚期看得最为清楚。第三阶段即通常所说的龙山时代，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时长江流域和燕辽地区似乎出现了文化发展的低谷，而黄河流域则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墓葬反映的阶级和等级分化更为尖锐，由于龙山时代已逼近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已被公认为夏文化，所以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突出发展，就直接为夏商周文明的相继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严先生还特别指出，无论从文化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公元前3500年左右都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在此以前属新石器时代，从聚落遗址、房屋建筑或埋葬习俗来看，都比较强调统一和平等的原则;在此以后属铜石并用时代，考古遗迹清楚地表明这时已出现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私有制、阶级乃至准国家的政治实体都是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的。②
张光直先生则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程序三阶段：没有显著的分化或阶级分化，没有真正的文字，从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阶段;发生了重要的内部变化，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阶段;从二里头文化到殷商文化的阶段。③这三阶段可以分别名为“部落”“酋邦”“国家”。公元前5000年前左右，中国境内可以辨别出来的区域性农业文化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与辽河流域的新乐文化、在南方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及东南海岸的大岔坑文化。过了1000年，即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些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彼此之间发生了连锁关系，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历史期间的中国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上扮]了一定的角色。张先生列举了包括土地、食物（农作物、兽肉）、劳动力（农业与手工业）、作为象征物及法器的艺术品在内的古代财富主要项目。这些财富，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原料上，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都基本没有变化。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三代，文明一步一步跃进，但是，从前一个阶段到后一个阶段的跃进，并不伴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质的进步。他指出，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跃进，在考古学上的表现是阶级分化、战争、防御工事、宫殿建筑、殉人与人牲等政治权力集中的表现。换言之，中国考古学上所表现的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④
公元前4000年左右，是从传说的“五帝”时代至夏，随着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深入探讨，学术界逐渐形成传说的“五帝”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时代）的共识。根据古文献记载，尧舜时代已经有初具规模的王城，考古发现，龙山时代已经有面积达到2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文献和考古相互印证，龙山时代是文明初期的古国时代。
这些古国在文献被称为“邦”“方”“国”。他们都有相应的聚落，所谓聚落，“中国古代一般指村落或人们聚居的地方”，⑤聚落在分布上往往相对集中，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聚落群，同一群体内的聚落间存在着种种的联系与交往。高于聚落的社会组合，被称为“群落”，或“聚落联合体”，它是方国的胚胎期。最新的考古发现汇编表明，1949年以来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具有壕沟、围墙、城墙、护城河等明显疆界标志的不下六处。①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所谓“天下万邦”“天下万国”之说，这些“邦”“国”对应着考古发现的自仰韶中晚期至龙山时期各地出现的由若干聚落结成的二级或三级聚落群结构。
这些“邦”“国”并非真正意义的国家。古代文献称这些邦、国为某某氏、某某族，所谓邦、国与宗、氏、族是一个意思。《尚书·尧典》讲帝尧“协和万邦”，《史记》作“合和万国”，“万”极言其多并非实指。在古国时代，各国的关系可能有联合、有对抗、有征服、有兼并，《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②吕思勉先生称这种情况为“慑服异部族，使其表示服从”。③文献显示，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已经相继成为“万邦共主”，战败的部落受五帝统治，其中尧舜的国家可能势力较强而为禹及其后人所继承。
中华文明在其起源阶段就展现出鲜明的特征。一方面，五帝时期或考古学上的龙山时期，所谓“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或“合和万国”的联合体极其松散。“邦”或“国”加入联合体或退出联合体都会引起统治范围的缩小或扩大。所以李斯才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④但另一方面，这时期又出现了统一的萌芽。黄帝部落联合体就是在四处征战基础上产生的，其后尧舜禹时期，部落、邦国之间交往、争战比以前更加频繁。文献中有舜时九州“各以其职来贡”，禹时“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⑤
（二）三代是早期国家，疆域概念和疆域制度不完整
中国早期国家即我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部编版义务教育教科书和普通高中教科书均提到早期国家概念，但对何为早期国家却并没有给出解释。“早期国家是建立在社会仍普遍存在的血缘组织基础上，以他们为基本政治单位，对他们进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组织。”⑥早期国家概念是随着对前国家时期开始的人类早期政治组织研究和发展过程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提出的。谢维扬指出，构成成熟国家的各种条件中，应该考虑具有完整的疆域概念和疆域制度。在这个指标上，三代的国家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完整、不确定等各种早期性特征。⑦
早期性特征表现之一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格局，一直维持“天下万邦”的局面。甲骨卜辞反映商代就是一个方国林立的社会。“卜辞中有众多称作‘某方的方国，其数达五十余名，合称为‘多方。”“西周金文与文献记载当时‘天下万邦的情形更加明白，如著名的强盘铭文称：‘曰古文王……匍有上下，合受万邦。”⑧这众多方国，与五帝时期的邦国性质基本相同。西周文献及金文常有“天下万邦”的提法，表明“天下”即当时的国家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邦”构成的，在商代被称为“方”，它与过去的区别在于“万邦”之上有一个行使国家权力的“共主”、一个统治众多邦的大邦，这种组织是在过去部落联盟基础上形成的，区别在于过去组织成联盟的各个部落之间尚未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后来联盟首领的位置逐渐固定到某一邦并世袭下去，这就是“家天下”。由于“家天下”靠宗法血缘关系维系，因此各“邦”与朝廷的服属关系就有内外之分，区别就在于是否有血缘亲属关系，这就是三代的内外服制度。内服是王的同姓族邦，外服是王朝中心区域以外的服事于王庭的各个异姓族邦。王依靠世卿世禄来管理国家，世卿世禄制一直实行到春秋时期。
早期性特征表现之二是缺乏明确的疆域。三代是早期国家时期，“邦”只是荒野之中的文明据点，邦与邦之间的荒山野地都没有明确的领土归属，所以三代所谓疆域，实际上是一种文明据点联结成的点状结构。①天子对大大小小的各邦控制力很弱，国家组织形态更多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各邦之间的融合度完全达不到成熟国家水平，因此，这个时期就不存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
西周是早期国家发展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表现为分封制的实施，王室子弟和亲戚被派到外服做诸侯，打破了过去外服由各邦血缘控制的格局，分封的各诸侯国将众多不同血缘的氏族组合在一个共同体中，封国内原住民聚族而居的状态被打破，各封国的居民族属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历史表明，正是这批周初分封的诸侯国，首先发展成了日后的领土国家。甚至我国以后华夏族为主的各部族互相融合之势，也主要是围绕着这几个封建大国进行的。”②宗法制的实行，固定了小宗对大宗的臣属关系，这样周天子不仅以君主名义，同时还以族长名义对各诸侯进行双重控制，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井田制的实行，使按劳动力平均分配的私田普遍存在，也就使私人劳动成为必需和必要，为后世生产力发展起来后私田的扩张提供了合理性。
但是，与前国家组织时代一脉相承的趋势是，古代华夏文明以夏、商、周各族所居的黄河流域为中心，不断地向外传播，同时吸收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很早就初步奠定了华夏文化圈的大致范围，还出现了相当于以后“天下九州”的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并非偶然。许宏指出：“关于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与特点，我们同意中国文明的发生是多元一体的观点，同时，认为应在研究中对文明与国家起源和文明社会形成二者加以区分。依我们的理解，如果说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那么应当说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要素的起源是多元的，而最早的國家、文明社会的形成则是一体的。”具体地说，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进程中的仰韶与龙山时代，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时期，或可称为“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而中国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就现有材料而言，是始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国家的。③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孕育着原始的一统观念，成为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颇为深远的历史基础和浓厚的政治文化背景。考古成就证实了一直存在着统一趋势，“综观各地发现的殷商时期的方国遗存，一个以殷帝国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已经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确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为以后的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文化统一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
（三）春秋战国是迈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键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关键时期，集中表现为血缘组织被地缘组织取代，不同族属的“万邦”被纳入新的国家管理。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宗法组织走向终结，血缘组织解体。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逐步实现的。生产工具的进步，促使各地大片土地得到开发，各诸侯国之间过去存在的未曾开垦的“隙地”被陆续开发出来，农业生产已经不再需要整族出动或成百上千人在大田中集体劳动，农夫在很大程度上能独立胜任劳作，因各种原因迁徙脱离原来的宗族组织之人不在少数。原有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氏族组织瓦解，按郡县乡里划分的对居民实行地区编制管理的制度相继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万邦”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新的国家观念和管理制度诞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治上逐渐呈现出归于一统的发展态势。由西周分封的诸侯具有与以前自然生长的氏族组织不同的结构性质，随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坍塌，失去宗法约束的各大诸侯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将周围的小邦纳入自己的版图。直到西周，“文献仍盛称小邦有千山万之多，如《尚书·洛诰》：‘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①到春秋时期，《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共一百四十几国，至战国之初，所有大小诸侯加起来才仅二三十个。各诸侯国的领土不仅占有比过去大得多的土地面积，而且这些土地连成片，这就使各诸侯国有了明确的“领土观念”。二是长期的兼并过程中，各国的政治制度渐趋划一。加强君权，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各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点。被征服的小邦被纳入诸侯国之中，在领土管理上，各国将新征服的土地设置为郡县，当作国家下设的行政区划单位征收赋役，许多不同的族属成为国家居民，拥有了新的共同的身份，按地区划分进行管理，局部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已经形成，这时期许多思想家都对大一统的国家结构情有独钟。所以有学者指出，“战国是向具有确定的和完整的疆域概念和疆域制度急剧]变的时期”。②
部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在叙述这个过程时指出：“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因社会发展比相邻的戎狄蛮夷先进，自称为‘华夏。在频繁往来和密切联系中，这些民族也产生了华夏认同观念。进入战国后，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族。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更加稳定，分布更为广泛。”③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关键时期，很多重要的观念都诞生于这一时期。“经过经济文化交流和频繁的战争，各民族逐步融合。这一融合兼并过程，为后来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④秦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这个历史进程的完成者。
三、秦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为什么说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因为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清晰地建构起地理“中国”认同、政治“中国”认同、文化“中国”认同的朝代，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人”由先秦的多元成为一体，即国家制度上由三代“万邦”与“共主”关系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的争雄局面发展为中央集权的秦，国民由所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⑤的华夷之别发展为“诸华”“诸夏”，最终归于“秦人”。从此，“中国人”作为统一王朝内居民的称呼，就不再专指华夏或汉族，而为王朝境内所有族群所共享。
（一）秦的统一奠定了地理“中国”的认同基础
中国作为“国家”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变过程，与此联系的“中国人”的概念也相应地不断扩展。有学者统计，历史文献中的“中国”词称，仅《四库全书》就达6.6万余条。⑥据考证，最早的“中国”出现在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中：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
余宅之中国，自之辟民。①
《诗·大雅·民劳》亦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②“国”原意指城邑，城里称“国”，城外近处称“郊”，远处称“野”。由于“国”为数众多，天子之“国”地处中枢、中心，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因此最早的“中国”乃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指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是政治中心的称呼。人居的城邑是“国”，则居于此城邑之人就是“国人”，“中国”位居诸“国”之中，居于“中国”之人则有“中国人”的称号。“中国”“中国人”在历史发展中，其内涵也逐渐由王城、居于王城的人发展为国家之疆域、居住于国家疆域内的人民。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权威的下降，强大的诸侯国已经可与天子平起平坐，这些诸侯国的“国”也成为“中国”。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中国”一词也由政治中心发展为文化先进地区的文化地理名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③“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④逐渐]变为与异域外邦相对称的非正式国号，到近代最终]变为正式国号。
秦从“不与中国会”的西垂戎狄到“上古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的统一过程，是“中国”这个政治中心概念发展为国家概念的最关键一步。秦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清晰地建构出完整的地理“中国”概念认同，“中国人”的概念也同步扩展为地理“中国”之人。
首先，秦的统一大大拓展了“中国”范畴，使其具有明确和完整的国家疆域概念。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据考据，北向户在今越南中部），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⑤这个疆域内的地区都是“中国”。其后，“中国”的地理认同便随着疆域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在秦王朝疆域基础上拓展的疆域也纳入“中国”的范围。到清朝，“中国”的概念已近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顺治时期，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用法”。⑥康熙时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文本中正式使用的国名是“中国”，谈判代表的职衔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⑦雍正帝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⑧
其次，秦的统一使“中国”具有法统意义，据有秦王朝奠定的疆域者便拥有“中国”正统。“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⑨在分裂时期，“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是各分裂政权必须争夺的名分正统。如东晋南朝南迁，但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称北朝为“索虏”;而北朝则认为自己夺取了传统的“中国”地区，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称南朝为“岛夷”。隋唐修史，则统统把南北朝均视为“中国”，列入正史。此后宋辽金并立也纷争“中国”正统，元统治者也均给予“中国”待遇，为之修史。历代“中国”统治者，对自己的领土维护之严峻，绝不稍逊于近代，关于历代以版图籍民画地的记载不绝于史。
（二）秦的统一奠定了政治“中国”的认同基础
秦的统一，在东至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的广袤疆域内建立并施行政治、经济诸方面整齐的制度，国家疆域得到有效管理。这些制度的实施，建构起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认同基础。
经济是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只有建立在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基础上的族际关系才稳固”，①经济对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具有直接作用。秦的统一，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是确立封建经济制度。首先是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推广。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建立始于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土地制度发生剧烈变化。“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土地私有制逐步建立。秦始皇三十一年，秦政府“使黔首自实田”，令老百姓如实上报自己所有的土地，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权。其次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的同时，确立与之相配套的赋税制度。秦代的赋税包括田租、口赋、杂赋三种，田租是按土地征收的田税，税率为“什一之税”;口赋是按人口征收的人头税，“计口出钱”，杂赋是各种临时征调。这些赋税制度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运转。
二是确立封建经济政策。秦统一后确立了“上农除末”经济政策，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在琅邪刻石“皇帝之功，劝牢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②“上农除末”除体现在“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外，还体现在商人经常被征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③“上农除末”是后世“重农抑商”之滥觞。
三是确立封建经济法度。主要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货币的统一克服了过去不同货币使用、换算的困难，便利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秦半两钱制式，由于其使用方便，一直沿用2000多年。度量衡是商品交换的工具，又与征收赋税直接相关，对经济发展和各地联系的加强有积极作用。
国家政权建设通过政治规范和社会边界来实现民族成员的融合，培育国民的领土观念和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感。秦统一后，通过塑造一系列政治制度和规范来抑制冲突和分离，奠定了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和封建政治基础。
一是塑造专用政治话语和象征符号获取政权合法性。确定皇帝称号以及一些皇帝专用称呼：如皇帝自称朕、皇帝命令称制或诏、皇帝印章称玺等，反映了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强调皇帝的与众不同。
二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天下之务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分掌国家事务，废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开创了我国历代王朝地方行政的基本模式。
三是统一全国法律和交通。秦法律制度完备，有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事皆决于法”，法令由一统，秦法经汉“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④成为历代法典的圭臬，对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产生积极影响。秦统一后，下令拆除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关塞堡垒，修建以咸阳为中心向东、向南的“驰道”，由咸阳向北的“直道”，加上在西南地区修筑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又规定道路和车轨的统一宽度，“车同轨”“舆六尺”。这些措施，对开边拓土，消除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封建文化经济，强化“中国”的政治认同意识，产生了积极作用。
政治“中国”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核心和关键。国家作为民族认同的守护者，成为民族的化身和代表，國家通过“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对中央政权或王朝的认同，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民族又以拥有自己的国家获得安全庇佑。这种国家与民族的相互认同从萌生到成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至秦的统一而初步完成。
（三）秦的统一奠定了文化“中国”的认同基础
文化认同是指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文化认同的前提是国民身份认同，秦的统一是文化“中国”认同的开始。
在秦的疆域内，除华夏族外，居住着包括百越系统、苗瑶系统、氐羌系统、阿尔泰系统和东胡系统的多民族人民。南方有部落众多的百越，秦始皇开凿灵渠，统一南越，征纳内地“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①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南部版图达到“北向户”，南越地区统一于秦王朝的郡县组织之下。岭南筑南越地，修筑道路，将岭南与驰道相通，进行大规模移民实边，征发人民前往戍守，几十万中原民众与越人杂居，共同开发珠江流域。西南方，秦加强对西南夷的统治，筑五尺道，“颇置吏焉”。北方，派蒙恬悉收河南地，夺回河套地区，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②把这些地区纳入秦的治下。统一的经济生活、统一的法度，使各民族民众的身份认同意识得到强化。
秦的统一，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统一。秦统一之前，各地区的思想文化习俗差异很大，明显有楚、齐鲁、三晋、秦的区别。习俗方面，南方断发文身被发左衽，中原宽袍博带束发冠巾。秦统一后，秦始皇在短短的十二年时间里五次出巡，每至一处刻石记功旌表，端正风俗。如会稽是古越国之地，淫泆之风较盛，秦始皇三十七年“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饰省宣义……禁止淫泆，男女絜诚。”③倡导礼仪，反对淫泆。不同诸侯国分别使用夏历、殷历、周历，秦使用颛顼历，各地的文字差异也很大，“文字异形”。秦统一后，“用《颛顼历》”，“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④“书同文，行同伦”，书同文是文字和文化的统一，行同伦反映的是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的一致。由此而积累成集体记忆和集体性身份认同，为个体提供了文化认同的主导标准和社会行为的准则，成为衡量“我是谁”的价值尺度。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道德伦理、统一的心理素质，意味着统一的价值观体系的形成。
认同是一种群体心理现象，是对自我归属和自我身份的确认，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秦的统一建构起国民对语言、文化、传统、边界、制度、价值、利益和身份的认同。秦的统一，“不仅统一了华夏族，也直接统治了许多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也与‘诸夏一样，建制郡县，进行统治，从而，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事实上形成多民族的国家”。⑤它是在广阔的领土上出现空前的统一政权，是由诸侯称雄时代进入统一、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新阶段，其疆域版图和各民族关系为此后数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贾雪枫，中学特级教师，四川省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研员，四川省贾雪枫名师鼎兴工作室领衔人，主要研究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建设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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