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新探索
李彬
早就听说赵月枝教授的河阳论坛，感觉其就像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小延安”，吸引着各方探求真知、追求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笔者也悠然神往，延颈鹤望。2019年3月，终于有机会参加第五届河阳论坛，更是感触良多。李洱积十三年之功完成一部新作《应物兄》（2018），这部近百万言的作品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下环境中，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难题和困境。”在我看来，河阳论坛一方面固然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方天地，为暮霭沉沉的主流传播学界注入了一线生机;一方面，也在于探索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具体路径，在意识形态乱云飞渡之际，力求探索知识创新与家国天下的水乳交融，学术情怀与社会关切的血脉相通，从而同前赴后继的各路探索如出一辙：从费孝通到邓英淘、温铁军、曹锦清、李昌平、贺雪峰、何慧丽，从陈望道为复旦新闻教育确立“好学力行”的系铭到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大篷车课堂”的实践。如此一脉探索轨迹一言以蔽之就是知行合一，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求学问道与身体力行的统一。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首先看望了文艺界与社科界的政协委员，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其间，他再次谈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立言，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并希望学者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河阳论坛探索的正是这样的治学之路以及人才培养之路，无论是几届论坛的主题，如第一届的“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第二届的“乡土文化复兴：机遇与挑战”、第三届的“文化主体性与乡村发展：国家、市场与民间互动”、第四届的“生态文明与传播”、第五届的“乡村故事，中国道路”，还是河阳论坛几届国际暑期班的专题，如“传播、文化与全球南方”、“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也无论是2016年推动18位村干部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联名倡议书——呼吁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还是2019年“以红色精神引领绿色发展”的倡议获得当地市县干部群众热议，无不体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求学问道与身体力行的统一。所以说，河阳论坛既是传播研究中国化的新尝试，也是中国学术走向知行合一的新探索。李书磊赞许唐代诗人及其精神境界的一段话，也完全适用河阳论坛的新青年：
他们毫不踌躇地就把生命依托于这片土地，这里的山川草木都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生命内容。他们在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展开了他们无限的情感与愿望……
他们执著于这一方烟火，把生命落到实处，与立足的土地有一种不可分离的亲情，使人生变为真切而具体的过程。
这一知行合一的传统源远流长，无论是五千年老中国的晴耕雨读，还是七十年新中国的德智体美劳，始终薪火相传。古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不朽的三重境界。治学的立德、立功、立言迹近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南宋胡宏的“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于天地之谓也;小用者，谋利计功之谓也”。古往今来一切真学问、大学问即所谓“大学”，无不在现实层面“超凡脱俗”，鄙薄追名逐利，拒绝著书只为稻粱谋，又无不在精神层面关注社会，心系天下，服务苍生，正如经济学在中国一向属于经世济民之学。历代非常倜傥之人更在知行合一中，为中华民族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从诸子百家的上下求索到诸葛孔明的经世致用，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到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从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古老而青春的东方大地千百年来始终磅礴着一股浩然正气，流淌着一脉文化清流。在新中国七十年蔚为壮观的新文化大潮中，更是涌现出数不胜数的人民知识分子及其彪炳史册的思想文化创造。
当然，随着近代中国被胁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加剧，一方面导致《共产党宣言》说的东方从属于西方、乡村从属于城市的畸形状态，一方面促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在推进学科分化、专业林立以及现代化之际，也使知识脱离大地、学者远离民生一度成为趋势，由此造就了一批不及物的“学院知识分子”或曰“知道分子”，至于一些买办文人更如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Grieder）的评价：“对于他的人民的‘社会愿望或他们生活的‘实际条件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这种状况依然难以根本摆脱，无怪乎李书磊对比今昔不由慨叹：
中国古代的诗人、史家、学者多有在中国国土上四处游历的经历，这种游历使他们贴近土地和人民，走进历史和生活，体悟到文化的灵魂并由此形成他们自己的情感与精神。古时候当然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火轮之类机械化的工具，游历是靠骑马、乘木舟甚至步行这种原始而自然的方式完成的，因而使游历者与山水民风有一种肌肤之亲。这种长久而深刻的肌肤之亲竟使我们这些今天的文化人生出无限的心仪和向往。我们今天被课堂、研究室、图书馆和电脑网络牢牢地囚禁起来，被各种各样的学术文化规范囚禁起来，被知识分子自身的趣味和利益集团囚禁起来，变得日益孤立、孱弱而苍白。
为此，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愿景，既在文学艺术领域清除列强、封建、买办等旧艺术、旧品味，倡导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风尚，又在知识界、学术界、教育界不断探索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以及知行合一的育人之道，如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又红又专，三大革命。在此过程中，即便出现偏差或失误，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进中，哪怕留下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但大方向、总目标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始终一以贯之，也就是确立新中国的道路与新时代的道统之际，培育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造就一批又一批知行合一的人民知识分子。
河阳论坛及其国际暑期班的探索就行走在这一方向和道路上，尊奉“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走向田间，走进民间，走進人民心间，将书斋世界与现实世界打通，将学术人生与社会人生打通，连一些活动形式如“沉浸式研习”都不无马恩论述的意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者。”
这一探索今天尤其富有现实意义。因为，学术界与教育界一方面固然成绩不少，进步不小，另一方面脱离实践、远离人民的状况也日益突出，毋庸讳言。现行的一些体制机制，如随波逐流的“国际接轨”、对标美国的“一流大学”，也在助推一些为做而做的“八股学术”、自娱自乐的“英文发表”、既有碍于探求真知更无助于追求真理的“清规戒律”;助推没有人间烟火气的“精神贵族”，促使学生不得不从校门到校门，从书本到书本，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柏林，而难如曹锦清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提出的“返回国情，返回实证，返回历史”。这种状况让人想到白修德笔下的民国精英：毕业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美国常春藤大学，说得一口流利英语，就连做梦都用英语，却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的分工需求、精细化的社会服务与国家治理以及日益广泛的世界交往，离不开千千万万的专业人才，各路学子也在求学问道过程中不断觉悟，既成就自己的梦想，又以所学专业服务社会，报效桑梓，造福人民，最终汇入“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历史大潮。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承认，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分离、求学问道与身体力行的分离等种种知行分离的态势与趋势，也难免导致学术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的一种总体性偏差，结果既异化学术、异化学人，如《应物兄》等作品活生生展现的“学术江湖”;又影响个人自由而健全的发展，与“士不可不弘毅”的境界渐行渐远，与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目标往往圆凿方枘，与穆青“勿忘人民”、范敬宜“念白云深处万千家”等寄概良深也恐怕各行其是。
遥想四十多年前，自己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河阳原籍即河南信阳（河阳一名也由此而来）一带“上山下乡”，尽管当时青春年少，懵懵懂懂，时间也不过两年，但这段经历在人生路程上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也奠定后来著书立说与教书育人的根基。所以，笔者对毛泽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习近平的扎根中国大地等思想由衷服膺，对甘惜分“立足中國土，请教马克思”的主张愈发认同，视之为青年知识分子有所成就、有所作为的大道之行。也因此，笔者对河阳论坛以及知行合一的各路探索充满敬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借用张承志的话说：“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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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白修德.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82.
（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