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解说研究的学术场域分析
张麟 薛文婷 李晶
【摘要】在我国体育解说研究的学术场域中，形成了体育解说本体、体育解说主体、媒介体育解说、体育赛事或运动项目解说、体育解说与受众、体育解说事件等核心知识群。新媒体及媒介融合环境下，新媒体体育解说、电竞解说、冰雪运动解说等有潜力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本研究将学术场域的理论视角与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研究方法相结合，对我国体育解说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展望。
【关键词】体育解说 ? ?体育解说员 ? 电竞解说 ? ?解说事件 ? ?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G220 ? ? 【文献标识码】A
体育解说是指在大型或重要体育赛事中，体育解说员（或与解说嘉宾合作）运用相对规范的普通话语言，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有声传播载体，面向受众做出实时的介绍、描述、解释和评价。①新中国的体育解说事业始于1951年，先后涌现出张之、宋世雄、孙正平等优秀体育解说员，但也存在体育专业性不够、信息传播不到位、语言表达不精准等问题。随着我国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体育解说的风格日益多元，门槛有所降低，与此同时受众对优质体育解说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在社会科学中，场域理论是一种经典的研究问题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其中，学术场域是指社会空间中以学术为根本属性的场域，即一种由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②体育解说研究也可以被视为我国学术研究场域中的一个细分场域。那么，我国体育解说研究学术场域的行动者是谁？有怎样的知识结构？存在怎样的资本与惯习？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择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CNKI），采用高级检索形式，以“体育解说”“体育解说员”“体育评论员”“体育主持”“体育播音”“体育播音员”“解说门”“电竞解说”“网络解说”“新媒体解说”为检索主题词进行检索，人工筛除与“体育解说”主题不符的文献，保留473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出版时间为1990年至2019年）。运用文献资料法、文献计量学方法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选取Cite Space 5.5 R2（64-bit）软件作为研究工具，对我国体育解说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一、 主要研究机构与研究者
（一） 主要研究机构
我国体育解说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见表1）大多是设有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体育解说方向）、体育解说类课程或相关课题组的高等院校，或者是拥有优质体育赛事转播资源和雄厚体育解说实力的电视媒体。在高等院校中，体育类院校7所：武汉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成都體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与首都体育学院;综合性院校2所：四川大学（设有电竞课题组并出版有《电竞解说概论》一书）及厦门大学;传媒类院校1所：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机构同样只有1所——广东电视台。显然国内体育解说研究的集中程度较高，主要以体育院校为主导。
在体育解说主要研究机构的合作图谱中（见图1），文字标注了研究机构的具体名称（机构名称为软件自动抓取），环形节点代表了该机构的发文数量，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年份，文字与圆形节点越大，则代表该机构的发文数量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两之间的合作，连线越多则二者间的合作次数越多。如图1所示，除中国传媒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有较多跨机构合作外，图中基本没有其他连线，这意味着我国的体育解说研究机构多在独立开展工作。
图1： 主要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二） 主要研究者
从发文量看，我国体育解说研究文献发文量排名前12的作者不仅是我国体育解说研究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也多是该领域的核心专家。从发文单位看，体育院校新闻院系教师是体育解说研究的主力军，他们在体育解说学术场域中也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话语地位。
从研究者合作图谱中可以看到，体育解说研究的主要知识生产方式为学者们的独立研究，体育解说研究虽基本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权利格局，出现了自己的“学术明星”，但尚不成熟。
二、 研究的核心议题
核心知识是学术场域整合的认识论基础，也是学术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③通过分析我国体育解说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有助于理清本领域的核心知识群。利用CiteSpace软件获得我国体育解说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2）。可以发现，“体育解说”与“体育解说员”构成了本学术场域的两大核心主题，其他关键词均围绕二者展开。
图2： 关键词共现图谱
整理得到我国体育解说研究中频次大于5次的高频关键词（见表2），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本领域的热点议题。
表2：高频关键词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1 体育解说 125 14 受众 15 24 球迷 8
2 体育解说员 86 14 体育工作者 15 30 体育评论员 7
3 观众 38 14 电信 15 30 播音主持 7
4 解说员 36 18 评论员 13 30 现场解说 7
5 体育赛事 33 18 运动竞赛 13 30 解说风格 7
6 电视体育解说 31 20 电子竞技 12 34 球类运动 6
7 体育 30 21 赛事转播 9 34 场域 6
8 解说 28 21 播音员 9 34 对策 6
9 电视 26 21 中央电视台 9 34 韩乔生 6
10 宋世雄 21 24 世界杯 8 38 电视直播 5
11 体育节目 18 24 电视解说 8 38 体育运动 5
12 主持人 17 24 节目主持人 8 38 体育转播 5
13 黄健翔 16 24 电视体育 8 38 解说门 5
14 体育比赛 15 24 新媒体 8
为更好地整合我国体育解说研究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对上述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并精读相关文献，发现了我国体育解说研究学术场域的核心知识。
（一）体育解说本体
本体指向终极的存在，展示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与“现象”相对。体育解说的本体研究主要涉及概念、特性、原则、功能及其学科归属问题。譬如武汉体育学院教授张德胜等认为，体育解说评论首先必须是新闻传播活动，其次才可能是艺术传达活动。而服务性是体育解说评论的出发点，艺术性是体育解说评论的最高追求，新闻性、评论性、娱乐性是体育解说评论的基本要义。④体育解说的根本性原则包括服务性原则、新闻性原则、倾向性原则，体育解说的相关性原则包括技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⑤从业者应辩证看待客观公正与倾向性之间的关系，倾向性又可分为情绪倾向性与内容倾向性。⑥体育解说的基本功能是对体育比赛进行解释说明，也具有教育、政治和社会功能，在此之上才能追求审美功能。⑦
（二） 体育解说主体
主体，哲学上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体育解说活动的主体自然是体育解说员/体育评论员。研究者关注到了张之、宋世雄等知名解说员的解说风格，特别是语言风格。在实践中，应从语言功底、体育文化、特邀嘉宾、体育解说赛事和高校专业化教育等方面，不断提升体育解说员的素质和能力。⑧在体育解说员与评论员的关系方面，体育解说员追求的目标应是更新、更深、更精，而体育评论应是“叙述的升华”，⑨二者应注意互相协调，有机共存。
（三） 媒介体育解说
就媒介而言，体育解说主要包括广播体育解说、电视体育解说和新媒体体育解说。体育广播解说应注重比赛过程和比赛细节的描述，体育电视解说则注重提示性解说，注重对比赛的概括与评述，⑩并需要抓住体育赛场动态，挖掘体育比赛背景，实现评论观点创新，追求语言表达的娱乐、多样、新颖与幽默。?新媒体打破了传统体育解说信息垄断的格局以及单向、滞后、被动的反馈系统，带来了体育解说传播手段的革新。因此，从业者应顺应形势，创新体育解说的模式，如采用“群体式解说”“辩论式解说”等。?
（四） 体育赛事或运动项目解说
解说员对于比赛的认知、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解说的水平，因此解说员对所解说的运动项目需具有专业的认知能力。?针对不同的体育赛事和项目，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职业篮球等赛事和乒乓球、网球、马拉松等项目，解说员应打造符合自身特点的专业化解说路线。此外，电子竞技作为一种体育项目，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议题多集中在电竞解说与体育解说的异同、电竞解说的特点、电竞解说员与主播研究等方面。
（五） 體育解说与受众
有学者从“观众对体育解说员的心理期待”视角出发，指出体育解说员要扮演好自己的职业角色、社会角色和个性角色，充分了解、满足观众不同的心理期待，打造浓厚的“节目—观众”氛围。?为给观众创造身临其境之感，体育解说员应注意内容叙述和语速控制的协调一致，也要注意挖掘观众没有获取到的信息来满足其求知欲，使解说节奏张弛有度，从而获得更好的转播效果。?
另外，还有主要对体育解说中所出现的热门事件进行解读与批评等。
三、 讨论与思考
首先，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场域，也存在着一个元场域（权力场域），它在所有细分的子场域中扮演着分化与斗争的组织作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是元场域对子场域产生影响的常见资本类型。其中，包含教育与文化服务、商品等内容的文化资本是元场域与体育解说研究进行互动的主要形式，并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表现出来：其一，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体育学等母学科对体育解说研究自主性的影响。其二，从广播到电视再到新媒体，我国体育解说研究的对象一直在依循大众媒介的变迁而发生转变。其三，属于客体范畴的体育赛事尤其是热门赛事中的解说现象为体育解说研究带来热点。
其次，学术场域的行动者主要是指包括各大高校和高校教师在内的研究者。如前文所述，体育解说研究发文量较多的机构或是致力于体育解说人才培养的高等院校，或是从事体育赛事转播的电视媒体。其中体育院校新闻院系教师是体育解说研究的中坚力量，是本场域内最重要的行动者，其自身所熟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则搭建起了我国体育解说研究的一般范式和框架。但是，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密切，缺少独立学术行会的建设，体育解说研究的话语权力格局与学术共同体也尚不成熟。
同时，惯习是指“行动者具备的一种技术才能，在解决问题时，行动者运用的适宜的方法以及他的关于实践的意识”。据此，体育解说研究学术场域中的惯习可理解为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能力和研究志趣。受研究者自身科研能力和学术视野的局限，我国体育解说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僵化问题。比如，我国体育解说的研究重案例而轻理论，大多数文献都是从案例出发，但理论依据并不明确;现有研究普遍采取定性研究、理论研究的方法，多依赖于研究者的个人经验与能力，定量研究、实证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质性研究为主的文献只有少数采取了演绎法，缺少问题意识与逻辑分析。因此，体育解说研究者有必要重新形塑惯习，进行方法的创新与视野的拓展。同时，体育解说从业者也不能墨守成规，应加强与研究者的联系与合作，及时发现、应对体育解说实践中的新形势、新问题与新机遇。
此外，场域的“边界”是重构某一特定学术场域的战略重点。新世纪以来，学科融合与边界跨越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多学科视野下，体育解说研究有了更丰富的议题和更学理的思考，但对知识边界争端的裁决，如对某问题的研究应属于哪一领域、某学科如何归于某个更上位的知识分类，是场域斗争的关键。在我国现有学科体系内，体育解说和戏剧与影视学（属于艺术学门类，包含播音与主持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属于文学门类）、体育学（属于教育学门类）这三个一级学科联系紧密。体育解说人才培养则主要隶属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新世纪以来，学科融合与边界跨越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融合视野下，体育解说研究要坚持多学科视野，获得更丰富的议题和更学理的思考，同时要在各学科领域建构学术场域，以“争夺”学术资本，提高学术地位。
四、 展望与建议
第一，重视新媒体体育解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体育赛事转播的手段和样态，实现了即时性、交互性、个性化的双向模式。在此语境下，体育解说需要适应技术的不断发展，挖掘新的意涵，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新媒体体育解说的主体、样态、用户的变化与需求、传播效果的分析、理论的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以及新媒体带来的社会问题等研究，都可作为新媒体解说研究中的子议题。同时，应注重为新媒体解说从业者的实践活动提供建议和指导。
第二，重视电子竞技解说。2016年以来，我国电竞发展利好消息不断：国家发改委、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支持电竞产业发展的相关文件，教育部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列入高等职业院校（专科）专业名录，国家体育总局举办国家级综合性电竞赛事，亚奥理事会宣布电竞将在2022年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电竞产业在质疑声中迅猛发展，也需要被“正名”。电竞解说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等，应当得到学界和业界的更多关注。
第三，重视冰雪运动解说。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以及国家“北冰南展西扩东进”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等政策的号召与推动，竞技冰雪运动的水平日益提升，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提高，冰雪运动赛事也显著增多。这些都对冰雪运动转播及其赛事解说产生了需求，广播、电视、新媒体的体育解说从业者，都应当加强冰雪运动知识储备，做好迎接北京冬奥会的准备。
第四，对体育解说研究进行批判与重构。理论借鉴层面上，由于体育解说的学科交叉性，以及各学科基本都存在批判性理论，所以理论借鉴应是最直接也是符合实际的手段。例如，把体育解说与传播学的批判性理论相连，可以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体育解说背后隐含的权利逻辑。理论构建层面上，构建批判性体育解说研究的整体框架，用宏大的视野、科学的方法和丰富的想象力去建构庞大的学术体系。当然，这一体系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都需要经过严密论证。
五、 结语
整体来看，我国体育解说研究成果较少，质量不高，也存在研究力量单薄分散、理论研究薄弱、研究视角狭窄、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建议相关机构和学者充分发挥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和开放性特点，加强合作，构建跨学科、跨机构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网络。同时，体育解说学界和业界也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打通学术与实践两大场域，以实践问题驱动学术研究，让学术研究服务于实践工作。
注释
王东林、张德胜、李菁等：《“本真式”体育解说的特征及启示》，《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
张焱、冒荣：《关系的嬗变——关于学术场域开放性特征的探讨》，《现代大学教育》，2013年第6期。
陈伟：《分化与整合：学术“场域”的进化逻辑》，《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
张德胜、张钢花、李峰等：《体育解说评论的本质特征与主体角色》，《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张德胜、李峰、姜晓红：《体育解说评论的五大基本原则》，《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1期。
刘金骐、王喆：《关于电视体育解说倾向性的探讨》，《当代电视》，2006年第7期。
王群：《體育解说的内涵与功能》，《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
蔡宝家：《关于体育解说员的素质研究》，《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冯然：《更新 更深 更精——电视体育评论走向小议》，《电视研究》，2004年第9期。
鲁威人：《论体育比赛转播中广播解说与电视解说的适用特点》，《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黄启兵：《电视体育解说创新刍议》，《电视研究》，2001年第11期。
林小榆、叶紫辰：《当今体育解说面临的新媒体形势及应对策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李强：《专业型解说——电视直播体育比赛的解说原则》，《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1期。
张进伟：《浅析受众对体育解说员的心理期待》，《当代电视》，2008年第5期。
唐枢秀：《论电视体育比赛中解说员的现场作用》，《当代电视》，2015年第7期。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蔺亚琼：《场域视角下的学科建构：对“中国语言学”的个案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12期。
【2019年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体育解说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201910043004）、北京市支持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北京体育大学卓越特色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重大立项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体育解说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张麟系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薛文婷系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晶系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编辑：林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