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极右翼政党的现状、特点及发展态势
姬文刚
【内容提要】近年来，极右翼政党成为中东欧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其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影响力强弱不同，构成了多面性与共同性相统一的家族群像，形成了极右翼政党在中东欧的区域特点。未来，中东欧极右翼政党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面临主流政党的“同化”以及自我变革等发展态势。针对这些情况，欧盟及其成员国将在制度设计上限制极右翼的无限扩张。可以预见的是，中东欧极右翼政党将会同其他类型的政党共同塑造该地区特殊的民主政治进程。
【关键词】中东欧;极右翼;欧盟;政党政治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3.009
在欧洲的政治语境中，极右翼是一个外延性很强的概念。它与新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种族排外主义、民粹主义、欧洲怀疑主义等政治社会思潮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既是本土主义、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糅合，又通过政党政治与社会运动之间“钟摆式”的组织行为方式将其影响最大化。概而言之，反建制的意识形态、跨界式组织行为模式以及极右的政治倾向构成了极右翼的基本内核。
中东欧极右翼政党进入公众的视线大致出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随着保加利亚阿塔卡党、匈牙利的尤比克党、斯洛伐克的人民党—我们的斯洛伐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党相继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不俗的成绩，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开始群起效仿其崛起模式，从而开启了中东欧政党政治发展的另一种轨迹。
中东欧极右翼政党的家族群像
极右翼政党广泛分布在中东欧国家，有的进入议会，有的徘徊在议会边缘。有的在合法活动，有的游走在非法的边界。从政治与社会影响力来看，中东欧极右翼政党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强社会弱政治式。这类政党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强，善于社会抗议，具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在政治体制内则由于其过激的言行而被边缘化，政治建树有限。其中，最典型的是波兰。在整个中东欧，波兰民族运动党的名号并不响亮，但是其旗下的全波青年组织和民族激进阵营则在中东欧极右翼组织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该党在2012年波兰独立日游行后成立，其党纲非常明确，即强调民族、家庭、个人的身份认同，强调国家、文化、经济的主权，强调言论、治理、人身的自由。自成立以来，每年的波兰独立日游行，该党都以过激的言论、引人争议的游行主题以及街头政治的表达方式引人注目。波兰民族运动党所宣扬的本国人优先论、种族优越论、宗教至上论等政治观点时常成为其与政府当局发生冲突的导火索。在2018年11月11日的波兰独立日游行中，尽管政府武装警察严密监控全波青年组织和民族激进阵营的激进行为，但仍然出现了“焚烧欧盟旗帜”游行以及“与欧盟同沦陷”这样的游行口号。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该党已成为波兰极右翼的领头羊，同时又是泛欧极右翼中的活跃组织。与其社会活跃度相比，民族运动党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该党成立不久就参加了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仅仅得到了1.4%的选票，位列参选政党第9位。在波兰2015年总统选举中，该党提名的候选人所获支持票数也非常有限。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该党与“库齐兹15”党组成了选举联盟，最终只得到42个议席中的5个席位。斯洛文尼亚民族党自1991年建立以来，一直是反对党或者院外政党，具有强烈的反欧盟、反北约倾向。捷克自由与直接民主党脱胎于右翼政党黎明党，近年来日渐走向极右，坚持反移民与反伊斯兰，其政党名称直接取自于在欧洲议会具有广泛影响的欧洲怀疑主义党团——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
第二类是社会和政治双强式。这类政党既具有一般政党所不具备的社会组织能力，有着广泛而稳定的社会民众支持，又具有主流政党遵守秩序与规则的政治操作能力，能够在政治游戏规则中获益。在斯洛伐克，人民党—我們的斯洛伐克是极右翼的代表。该党成立于2010年，以斯洛伐克历史上最富争议的约瑟夫·蒂索为精神偶像，整个党纲充斥着反罗姆人、反难民、反欧元、反北约等反建制观点，特别强调斯洛伐克国家利益的极端重要性。该党不仅经常举办怀念纳粹占领时期的“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活动，获得不少忠实拥趸，而且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4个席位，议席数排名第五。斯洛伐克极右翼的“老资格”政党是斯洛伐克民族党。该党倡导普遍的欧洲基督教价值观，被欧洲社会党视为“煽动民族仇恨和种族偏见的政党”。其党纲由三项基本原则构成，即民族原则、基督教原则和社会原则，并将基督教的道德准则贯彻于各项政策之中，认为中欧历史上的政教分离原则在法律上是荒谬的。自东欧剧变初期组建以来，除了2002年、2012年的两次议会选举，斯洛伐克民族党在历次选举中都获得了议席，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斯洛伐克政坛中为数不多的“常青树”，并且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5个席位，议席数排名第四。在保加利亚，“联合爱国者联盟”由保加利亚民族运动、保加利亚救国阵线和阿塔卡三党联合组建，尤其是阿塔卡党的极右翼特质表现得最为抢眼。该党从2005年成立以来就以标新立异著称，自称“既非左的，也非右的，而是保加利亚的”，是一支明确表态反犹太、反罗姆人、反穆斯林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政党。针对目前保加利亚在欧洲的地位，阿塔卡党要求保加利亚退出北约，反对欧盟对待保加利亚的“双重标准”，反对全球化。在宗教问题上，该党与保加利亚东正教会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主张将东正教定为保加利亚国教，认为在所有公共事务中，国家与宗教应完全配合。在2005年、2009年、2013年的议会选举中，阿塔卡党一直保持着第四大党的地位。在2017年的议会选举中，该党得到了27个议席，跻身第三大党。目前该党以参政党的身份进入新一届保加利亚政府。在匈牙利，尤比克党从建立之初就自我定位为“原则性的、保守而激进的爱国主义基督教政党”，以维护匈牙利人的价值和利益为主要目标。尤比克党所面临的最大争议是其反犹立场。欧洲犹太人大会以及世界犹太人大会都将该党列为新纳粹主义政党。尤比克党近年来风头正劲，在2010年、2014年的匈牙利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不断攀升，成为第三大党。在2018年的议会选举中，该党得到了26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
第三类是社会与政治双弱式。这类政党存在感极低，仅仅是有极右倾向的政党，其社会基础薄弱，政治能力有限，是难以形成抗衡主流政党的弱势政治力量。其中，比较明显的有阿尔巴尼亚的红与黑联盟，该党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反欧洲一体化的极右翼政党，但是自2012年成立以来从未在各类选举中获得过一席。还有一些极右翼政党喜欢造势但乏人问津。如捷克民族党，该党于2002年成立，具有反罗姆人、反伊斯兰、反共产主义倾向，主张新斯拉夫主义，强烈反对捷克加入欧盟，坚持不让渡任何外交权力给欧盟，全力收紧移民政策，针对罗姆人提出了“吉普赛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即将捷克的罗姆人群体移民安置到印度。2007年10月28日，捷克民族党还成立了一个准军事民族卫队，但由于长期以来在政坛上的成绩乏善可陈，2011年该党宣告解散。
中东欧极右翼政党的特点
极右翼政党并非是中东欧独有的政治景观，但纵观该类型政党在该地区近年来的发展及表现，可以明显看出其鲜明的区域特点。
一、极右翼政党对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形成强烈的冲击
中东欧在剧变初期经历了长期的左右翼政党主导政坛、轮流执政的阶段。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极端主义政党，但其影响力十分有限。[1]左右翼政党的价值观、立场比较容易识别，政党纲领、执政风格也迥然不同。然而无论哪种政党，一旦执政，走中间路线是共有的特点。随着中东欧国家的内外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加入欧盟以后，欧盟所面临的危机不断累积叠加，进而辐射、影响到中东欧各国民众。社会基础的变化带来了选民支持的分化。主流左翼政党日趋式微，很大一部分选民流失到极右翼政党当中，整个中东欧政党政治呈现碎片化和极化并存的现象，并且大有极化走强的趋势。
二、极右翼政党与民粹主义既有区别又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极右翼政党与民粹主义政党是两种政党分类方法。前者侧重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后者侧重于政党的选举技巧，二者存在交互重叠的现象，但也有本质的差别。对于中东欧整体政治语境而言，对民粹主义概念的情感接受较之极右翼政党容易得多。无论是对普通民众还是精英而言，民粹主义的标签要比极右翼少了些许贬义色彩。极右翼必然有民粹主义色彩，但是民粹主义政党未必是极右翼政党。有些政党领导人想尽办法褪去极右翼的标签，比如尤比克党主席沃纳·加博尔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否认对其政党“反犹太或者种族主义”的指控，并试图将政党进行“温和化”改革，进而导致政党内部成员的分歧和组织的分裂。同时，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都是典型的话题党、流量党，善于从竞选技巧上大做文章，是典型的选举型政党。民粹主义极右翼或者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经常被学界、媒体组合使用，说明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关联基本上被大家所接受和认可。
三、极右翼政党漠视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极右翼政党有非常明显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主要是反犹太主义、反罗姆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党的主要标志。阿塔卡党认为保加利亚是单一民族的统一国家，因而拒绝在信仰、民族和文化上分而治之。针对罗姆人和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该党主张采取强制性的同化政策，其本土主义理念也渗透在该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尤比克党将匈牙利比较突出的“吉普赛人问题”等同于“吉普赛人犯罪问题”，[2]认为这个问题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违法犯罪，与大多数情况的犯罪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差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党奉行强制性同化政策。斯洛伐克民族党领导人及其成员在对待本国罗姆人的问题上持敌视态度，而且该党经常质疑另一政党斯洛伐克匈族联盟的合法性和匈族少数民族存在的必要性，主张在更广义上同化他们。在罗马尼亚，极右翼政党大罗马尼亚党要求剥夺罗马尼亚匈牙利族民主联盟的政党资格，一方面完全忽视匈族少数民族政黨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还密谋策划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独立。同时，大罗马尼亚党将二战时期富有争议的扬·安东内斯库首相奉为民族英雄。
四、极右翼政党的领导人属于典型的“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3]
在运作方式上，极右翼政党更多依靠个人魅力而非组织本身的吸引力。极右翼政党不仅利用敏感的社会政治话题来博取政治上的“出位”，在运作方式上也更倾向于借助政党领袖浮夸的政治表演秀来吸引选民的注意。尤比克党主席沃纳·加博尔以作风大胆闻名于匈牙利。加博尔不但创立了尤比克党，还成立了一个准军事组织——匈牙利卫队。匈牙利卫队的制服上带有战前匈牙利法西斯党的徽章。加博尔的“另类”推介和宣传也给尤比克党带来了政治上的回报，从2009年议会选举中获得42.78万张选票，到2010年获得85.54万张选票，再到2014 年的102.05 万张选票，[4]及至2018年获得109.28万张选票，[5]尤比克党的支持率呈稳步上升趋势。阿塔卡党主席沃伦·西德罗夫步入政坛前是保加利亚脱口秀节目知名主持人、作家，犀利的言辞和煽动性的主持风格，为其在政治上增色不少。还有一些极右翼政党领导人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是在近年来的政党生态圈中也产生了一定的震荡效应。比如克罗地亚的伊万·辛茨基以“煽动者”而闻名，在2014年克罗地亚首轮总统选举中竟然获得了16%的得票率和29万选民的支持，彼时他年仅24岁。他所领导的“生命墙”党是一支反体制政党，其政治主张主要是反银行、反欧盟和反政治精英。
五、极右翼政党并没有实现在中东欧地区全覆盖
在波罗的海三国中，立陶宛的秩序与正义党有轻微的极右翼倾向，具有反建制和社会保守主义的部分特征，并且有两名成员加入了欧洲怀疑主义党团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议会党团。自2002年成立以来，该党选举表现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第四的位置。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国都没有出现具有明显特征的极右翼政党。另外，在民族成分比较复杂的国家，如马其顿、黑山、波黑等国反而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极右翼政党，这是因为各个少数民族政党对民族利益的高度关注完全掩盖了极右翼的政治诉求。显然，极右翼并没有在整个中东欧地区实现全覆盖，有些国家仍然是极右翼的“空白点”，有些政党只是带有极右翼的倾向，尚不能完全将其简单归类为极右翼政党。
中东欧极右翼政党的发展态势
极右翼政党是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伴生品。如果撇开是非判断，它代表的既是一种政治组织的利益诉求，也是一种社会方案的政治表达，因而决定了其必然存在但同时又受到制约的发展态势。
第一，极右翼政党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中东欧，极右翼政党的兴起是一种传统政治危机的体现，也是恐惧政治心理增强的表现。随着难民危机的蔓延，欧盟与中东欧成员国之间在难民摊派份额上依旧龃龉不断，极右翼政党所主张的排外主义、反伊斯兰等主张反而有了充足的“正当理由”。同时，波兰、匈牙利等国国内部分领域的改革已经引发欧盟的强烈关注和具体“制裁”。前者也以主权至上、内政事务等理由回应欧盟的关切。在此背景下，极右翼政党的反欧盟、反移民等主张迎合了国内的政治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极右翼政党的极端主义观点和立场影响了主流政党的一些判断。
第二，极右翼政党也面临着主流政党的“同化”以及自我变革。较之于此前极右翼政党不断争取主流政党选民，现在主流政党也开始主动拉拢一些有影响力的极右翼政党，以选举联盟、执政伙伴的形式，间接获得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进而获取这部分政党的选民支持。保加利亚的欧洲发展公民党在赢得议会选举后，将反罗姆人等立场贯彻到选举纲领中，将包括极右翼的阿塔卡党在内的“联合爱国者联盟”以及该党主席沃伦·西德罗夫招致麾下。尤比克党近年来也开始尝试进行自我变革，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年轻人群体的新口号。在某些媒体的跟踪观察看来，尤比克党有向中右翼靠拢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尤比克党内一部分成员对这一走向相当不满，另行分化组建了“力量与决心党”和“我们的祖国运动”，以表达对尤比克党偏离极右翼立场、走中间路线的不满。
第三，极右翼政党与西欧的同行形成了政治上的呼应，其跨国联系网络不断增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东欧地区大有可能成为极右翼政党组织和活跃分子进行集会的重点区域。每年的11月11日，波兰的独立日游行俨然成为全欧极右翼势力聚集的重要舞台。保加利亚阿塔卡党主席沃伦·西德罗夫与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主席马琳娜·勒庞2014年在巴黎的会面，曾引起整个欧洲政界的极大关注。捷克自由与直接民主党与法国国民阵线过从甚密，马琳娜·勒庞在2017年捷克议会选举前夕曾公开表达过对该党的支持。2017年12月，捷克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在布拉格主办了“争取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运动大会”，包括法国国民阵线、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以及意大利北方联盟党在内的极右翼政党纷纷赴捷克参会。鉴于欧洲局势的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间，中东欧地区很可能会成为极右翼政党的“试验场”和“集结地”。
第四，极右翼政党的某些历史观开始影响到高层政要。极右翼政党善于对二战歷史大做文章，对纳粹分子给予同情。由于中东欧有些国家曾经在二战期间加入或者被迫加入法西斯轴心国一方，因此，中东欧国家的二战叙事夹杂着复杂的民族情感、大国的利益博弈和人道主义的纠结。也正因为如此，极右翼政党歪曲的历史观逐渐影响到有些国家的高层政要。在拉脱维亚，每年3月16日的退伍军人日，纪念二战时期纳粹拉脱维亚党卫军的游行非常惹人注目，此举得到该国总统的默许。在匈牙利，曾经在二战中反犹太、反吉普赛人的箭十字党仍然有后继者，继承其衣钵的所谓的“匈牙利福利联合会”为此还创办了《匈牙利觉醒》杂志，时不时举办小范围的活动。在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因同情二战期间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政权而引起巨大争议。这位总统在其就职典礼上甚至特别邀请了乌斯塔沙的同情者参加。在2018年克罗地亚举国欢庆的世界杯庆祝仪式上，一位汤普森乐队的歌手引来极大的争议。该歌手此前已经被瑞士、奥地利、德国和荷兰等国禁演，其在庆祝仪式上所演唱的曲目大多数是同情甚至赞誉乌斯塔沙的。为此，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在采访中辩称此举“对民族团结有益”。此前，科琳达于2016年11月访问加拿大时，就因与手持乌斯塔沙旗帜的克罗地亚侨胞拍照而引起轩然大波。2018年3月，国际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曾专门致信科琳达，谴责其在阿根廷访问期间试图为乌斯塔沙政权“漂白”的言行。[6]当然，高层政要的这些言行举止不能与极右翼划等号，更不能贴上极右翼代言人的标签，其与极右翼政党领袖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五，欧盟及其成员国将会在制度设计上限制极右翼的无限扩张。欧盟将会密切关注极右翼的动向，阻止各个成员国政党政治的深度异化，尤其是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年来临之际。因为极右翼的扩张，已经深刻影响到整个欧盟的政治生态、泛欧层面的社会舆论导向以及未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于某些政党政治低质化的国家，未来欧盟将会利用其援助工具，塑造尚未加入而想加入欧盟的国家的政治生活，对已加入欧盟的国家，将在合规的程序下启用成员国相关惩戒机制。同时，各个欧盟成员国的主流政党，尤其是上台执政的传统政党，将会想尽办法阻止极右翼迅猛发展的势头，归化、同化、软硬兼施地对极右翼进行新的身份塑造。
结 ??语
极右翼政党颠覆了传统类型政党中精英主导的局面，其政治纲领和议题关注往往独辟蹊径，对其他类型的政党采取进攻性的政治姿态，迎合了一部分对社会不满的选民的心态，再加上新媒体时代以及当前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困扰的大背景，此类政党很容易实现组织的自我塑造，成为政党领袖灵活运用的工具性组织。也就是说，极右翼政党将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反体制的犀利言辞相结合，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并施以透明而全新的从政方式，从而以成功的新政党形象出现。总之，极右翼政党的出现造成了政党政治空间格局出现明显的变化和调整，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这也迫使传统的左翼或者右翼政党改变选举战略和组阁原则，开始寻求与极右翼政党的结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党间利益庇护关系，从而合力塑造该地区特殊的民主政治进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东欧地区异化政治的最大过错似乎不是对民主的驳斥，而是主流政党与挑战方缺乏宽容和自我约束的结果”。[7]
（作者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
[1]如波兰的自卫党、波兰家庭联盟。前者在剧变的第一个10年从未进入议会。虽然在2001年、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昙花一现，但转瞬即逝，2007年之后的议会选举，该党再次沦为存在感极低的院外政党。后者在2001年的选举中，获得了38个席位;在2005年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4席，8%的得票率;2007年只有1.3%的得票率，没有任何席位，此次选举后该党在波兰政坛基本上销声匿迹。
[2]“吉普赛人问题”最早是由正义与生活党在2005年提出的，意指“对日益增长的吉普赛人口增长缺乏应对之策”。在2006年选举前夕，尤比克党曾经短暂与前者联合组建选举联盟——“正义与生活党——尤比克第三条道路政党联盟”，选举失败后，两党分裂。尤比克党随后将“吉普赛问题”明确写入党纲中并赋予新的更加激进的含义。详见：Andrea L.P. Pirro，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fferent Context and Issues of the Prophets of the Patri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49， No.4， 2014， p.616。
[3] “克里斯瑪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该概念特指“一种神奇的近乎天赋的领袖魅力”。
[4] MihaiVarga，“Hungarys‘Anti - capitalist Far-right： Jobbik and the Hungarian Guard”， Nationalities Papers，Vol.42，No.5，2014，pp.791-807.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ngarian_parliamentary_election，_2018.
[6] MersihaGadzo， “How Croatias World Cup party highlighted ‘fascist nostalgia”，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croatia-world-cup-party-highlighted-fascist-nostalgia-180816192109428.html.
[7] Peter U?eň， “Parties Populism and Anti-Establishment Politic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7， No1， 2007， pp.4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