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机制探析
吴润丰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制度主体对制度的坚定信念、是制度体系科学性的充分体现、是制度本身自我革新的能力彰显，它对于发挥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认同、回应各种质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机制关乎制度的选择、依据、目标与方向。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是制度自信的生成底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制度自信的生成根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制度自信的生成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是制度自信的生成主体，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生成机制。
关键词：制度自信;生成底气;生成根基;生成保障;生成主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在历史与现实的接续考验中，中华民族久经磨难实现了伟大飞跃，迎来了光明前景;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交织中，科学社会主义几经沉沦焕发勃勃生机，高擎着伟大旗帜;意味着在国内与国际的双向互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推进提供了实现发展与独立的全新选择，贡献了中国之策。时代不断变化，但是民族复兴的追求始终没变。“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1]我们的制度来之不易，其过程无比艰辛，我们的制度彪炳史册，其结果无比辉煌。新时代，制度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重要研究论题，要真正做到坚定制度自信就必须“知所从来”，要从生成底气、生成根基、生成保障和生成主体四个方面揭示制度自信的生成机制。
一、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是制度自信的生成底气
树长千尺因其根，清渠恒流有其源。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开始，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运动形态再到制度形态几经迭代，体现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由此观之，我们只有从源头了解社会主义的产生，深入探究社会主义的三种历史形态，才能从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中为制度自信汲取力量、增强底气。
社会主义发端就曾有过天才的构想：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时期主要是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文学性描绘，借用“乌托邦”“太阳城”这样浪漫、艺术的形式表达对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未来社会的憧憬;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由于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因而基本都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建构自己的学说体系，开始突破以往浪漫的、艺术的形式，开始诉诸理论论证，把理想社会制度法律化，构建法制蓝本;19世纪的揭示和批判更加彻底，不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私有制，而且还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揭露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提倡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主张社会和谐，消灭“三大差别”，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理想的描绘，由此也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峰。空想社会主义从诞生到巅峰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发展，闪耀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光点，然而他们的思想终究没有摆脱空想的属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社会发展条件和历史观的双重限制。因此，此时的社会主义构想只能是空想的。
任何理论思维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实现社会主义构想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历史飞跃亦是時代的产物。具体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阶级斗争、科学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思想发展及其转变的产物。其一，阶级斗争方面，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从原先的破坏工厂、毁坏机器发展到成立工会、组织罢工再到组织政党统一行动，实现了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实现了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到转变，成为“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2];其二，自然科学发展方面，从第一阶段——主要从事对于材料的收集，将自然当作既成的事物来理解，确定它是什么，发展到第二阶段——开始进行整理、分析，不仅收集材料确定它是什么，而且也开始将自然当作发展的过程来理解，研究它生成、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以至于让我们能够“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3];其三，思想发展方面，正是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因为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科学的文明成果，在两大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上，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阶段。
为了适应革命需要，列宁着手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简短而内涵丰富的定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4]。这个定义既显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又显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经济根源。在对帝国主义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中，俄国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随着战争的结束，列宁开始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总结和反思，认为实行这种政策是战争的迫使、是经济遭受极大破坏而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措施，战争的结束、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得这样一种临时的政策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因此用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途径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显得非常必要了，而“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5]。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一国或多国可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并正式提出“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6]。后由于形势的发展，斯大林采取恢复国家元气的新经济政策，建立了“苏联模式”。
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开始寻求渠道转移危机、转移人民的视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示了经济危机的危害性，让人民看清战争的残酷，促使无产者在更大可能性和更具现实性的道路上为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实现更大的联合。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主义开始朝着从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从单一模式到模式多样化、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发展的趋势稳步推进。尤其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来说是从学习苏联的建设方式开始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持续推进过程中，毛泽东敏锐地发现苏联建设出现的一些问题，认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7]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中国最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之路，实现了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到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在随后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任务薪传、持续奋斗，独创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理论观点，为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底气满满。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制度自信的生成根基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奠基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它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从其悠久历史中孕育而出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思想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文化源流。“以民为本”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和极具重要的价值。民本思想产生于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他们迷信天命，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惩恶扬善。与此相应的是“天命”的表达亦即“天命”的显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8]。上天的意指来自“民意”，“天意”体现为“民意”，于是乎就将“天”与统治者的关系转化为民众与施政者的关系。其后的诸子百家也对民本思想有过精辟的论述，如儒家提出“仁政”思想，墨家主张“兼爱”思想，道家提倡“无为而治”等。传统的民本思想在近现代中国虽然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正如贾谊《新书》所讲：“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9]也正由于民本思想的悠久传统，使得一些清明之君、贤良之臣能够以此为戒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最大可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奋斗意志是制度实践与创新的内生动力。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作用。自强不息就个人而言，当其面临困境，应当不自弃，努力奋斗，在突破困境中超越自我，正所谓“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10]。自强不息就国家、民族而言，当其遭受压迫、欺凌，励精图治，在压迫和欺凌中挺起民族的脊梁，走出新的民族振兴的道路。近代中国是一部“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面对压迫和欺凌，中国仁人志士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封建落后，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自强、求富以寻出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开展无不证明中国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世界是多民族、多国家的集合体，只有真正的自强才会有真正的自信，只有真正的自强才能彰显制度的魅力。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高尚品格是制度建设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强力助推器。回顾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自我隔离、自我封闭中求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在不断交流、碰撞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发展和完整自己。冯友兰对“和而不同”有过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11]这就好比一道菜和一首乐章，只有多种味道的调和才能成为一种新味道，只有多种曲调的综合才能成为一种新声音。“和”是多种因数的“化学反应”的综合体，“和”思想不仅仅用于提高个人修养，也可由此而推及至家庭、國家乃至天下。《大学》中“三纲八目”的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一种“和”，从“心和”“身和”“家和”“政和”以至“天下和”，以此通达“至善”的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具有“和而不同”的特色：从整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方向，但同时它又是“中国特色的”，它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借鉴世界制度文明，经过不断调整而得以适应中国发展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制度自信的生成保障
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领导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的进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稳步推进的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带领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已然表明，随着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先后失败，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独立、解放和振兴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携人民之手、聚人民之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的确立充分反映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形式。这一制度的确立充分发挥了工人阶级及其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处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中国集中一切力量办成以前想干干不成的大事，为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从此中国人民便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与创新的根本保障。其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政治保障。政治保障事关国家发展方向，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命所系、灵魂所在。国家制度发展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发展程度、发展状况。但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又在某种程度上反作用于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为了保证国家制度正确的发展方向，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其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思想保障。伟大的事业催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指导伟大的事业。我们党从建立以来就坚持用先进的思想指导党的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上作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原创性贡献。这个新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与实践的结晶，是党用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的精神武器，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其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作风保障。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作风问题，在其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是将这些经验总结、提炼、归纳为“三大优良作风”以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作风问题，将作风问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大事，认为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2]。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作风严谨才能获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进方向保驾护航。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纵观党的历史，无论是面对党内一些同志悲观失望以及教条主义倾向，还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因而使得党的指导思想最终都能在正确的轨道、正确的方向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时代的形势和特征，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新的时代课题，保证中国制度的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推向新的更高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汇集了众多领域、行业中的精英分子，并为之建立了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这样既能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不断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以保持蓬勃活力，同时又能广泛地征求意见，不断贴近人民以反映和兼顾人民的利益。
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鲜明的品格之一。其一，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与时俱进的新要求，而与此同存的还有对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产生巨大威胁的老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党必须担负起新时代的重大历史使命，接受新老问题的考验，成为时代的先锋，勇于带头进行自我革命。其二，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不是空话、套话，其底气源于我们党的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的党，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私利可言。因为中国共产党不谋私利，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处事谋根本、谋整体，带领人民谋未来;因为中国共产党不谋私利，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有资格、有底气直面挑战、迎难而上，一次次拿起自我革命的“手术刀”标本兼治革除自身弊病，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一个个难关，攀越一座座高峰，取得一次次胜利。其三，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要求。面对新形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指出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主线、统领、根基和着力点，稳步推进党的建设，争取把党建设成为永立潮头、人民拥护、敢于自我革命、历经风浪锤炼而始终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四、广大人民群众是制度自信的生成主体
在哲学发展史上，对于历史的创造者或者说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两种历史观：一是唯心史观，也称英雄史观，该观点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历史的创造是由少数英雄人物来完成的;另一种是唯物史观，也称群众史观，该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的创造者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国的社会主义给养于唯物史观，制度来源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沃土，人民群众是制度自信的生成主体。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一种运动亦是一种社会制度，与以往任何一种制度相比，人民性就是其最本质、最极具特色的属性。在国家制度与人民的关系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3]马克思的论述充分表明，真正的民主制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人民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由此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从本质上体现人民性，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我们党历来重视人民性，尤其体现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党的十四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14]，党的十五大中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15]，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16]，党的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7]，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18]，党的十九大更是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由此可见，始终与人民携手、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是我们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从历史走来，我们党所做的事情包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等都是为人民谋利益，因为：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的利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人民利益;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同样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人民之忧为忧，以人民之乐为乐，以人民之甘为甘，以人民之苦为苦，努力为人民创造更加丰富、更加幸福、更加长久的美好生活。
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主体。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过极其著名的“窑洞对”，其论题是“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答案是“实行民主”。两人一番长谈之后，黄炎培坦率地说道：“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20]显然，黄炎培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如果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对策又是什么。听了黄炎培的阐述后，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实行民主，即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让人民群众每个人都担负起国家主人的角色，唯有如此中国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未来的发展才有前途。黄炎培赞同毛泽东这一观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将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实行民主才能打破历史周期率。[21]誠如黄炎培所说，历史上的每一个执政团体在刚刚行使职权时没有一件事是不用心的，每个人都很卖力，然而当“环境”渐渐好转过后，其“精神”也就慢慢放松下来。执政地位的获得和执政地位的延续是两回事，因为通过人们的拥护和支持来获得执政权并不代表就可以一直拥有、行使执政权，如果中途背离了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甚至脱离了人民，那么这个执政权就会被人民抛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是真正的英雄。勤劳朴素的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悠远绵长、永奔潮前的脊梁。回眸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发展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缔造了激奋人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通过他们勤劳勇敢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志使中华民族迎来一次次的伟大飞跃。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与建构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诉求是制度选择、建构的参考系，更是制度执行和完善的晴雨表、原动力，要始终牢记拜人民为师、与人民同行。
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未来指向。从历史来看，追求人类解放是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条主线，贯穿于思想始终。早在校园时期，马克思就确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崇高职业追求。马克思以人类社会“未来的”立足点实现了对市民社会“历史的”立足点的超越，超越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图景、世界解释模式和“现实生活世界”，通过“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相结合、现实性与理想性内在统一的道路改变旧世界，进而最终实现了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内在转向。他所向往、所憧憬的不是一部分人的解放，而是追求、实现每个人的解放，他不仅仅是让人在政治领域获得解放，而是让人在一切领域获得解放。他不是让人成为独立的个体，而是让人成为密切交往的社会存在物;他不是要建立“虚假的共同体”，而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从现实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人民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这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根本追求。“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22]把人民作为制度发展的阅卷人，这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是党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是党坚守人民立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党来源于人民、植根于人民，也服务于人民，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的阅卷人只能是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想问题、做决策、谋未来，把人民作为各项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54.
[4]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1.
[5]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7.
[6]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7-108.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43.
[8]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99.
[9] 贾谊.新书[M].王洲明，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102.
[10] 曾国藩家书[M].赵焕祯，校注.武汉：崇文书局，2012：35.
[11]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53.
[12]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48.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40.
[14]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8.
[15]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0.
[16]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9.
[17]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2.
[1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11.
[19]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
[20]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45-746.
[21] 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57.
[2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43.
【责任编辑：刘中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