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电影中的“在场”意识

    冯政

    所谓“在场”，即歌德所说的“原现象”，也就是包寓表述对象之下事物的纵深感与真实感。在所有的艺术作品中，作者通过艺术手段凝聚在作品中的存在感、时间感、个人体验等，都是创作者的对原初生活经验的“在场”。所以，从电影的角度来看，“在场”应当是直入事物内部，介入人类个体生存处境，介入对当下生活的困惑，强调个体对于生活的参与意识，从而排除那些陈旧的意识形态用语、制度化语言对于心灵的遮蔽，直逼本真与透明的写作状态。对于一部极具“在场性”的影片创作者而言，意味着去认真地表述包寓于作品中的事物本质；对于有着类似体验的观看者来说，则意味着深度的面对与诱发共鸣。因此，在“在场”的标签之下，英美电影导演用带着心灵情感的故事，使受众以更为本质的方式去感受事件，从而以艺术的方式完成对生活的参与和干预。

    一、《127小时》：向生命致以高度敬意

    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就是用“有形”的艺术手段去描述“无形”的精神世界，将作品中的事物、情境与受众的记忆和体验相叠加，使受众将其转换为自身曾经所处的情境，从而实现了讲叙者与受众的共同“在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27小时》应当是用最具“在场”性质的影片。这部由丹尼·鲍尔执导的美国影片，以真实事件为创作内核，讲述了徒步运动的爱好者艾伦·罗斯顿孤身在蓝约翰大峡谷徒步探险时遇到意外，并且悲壮地断腕自救的故事。反映到受众的眼里，《127小时》的在场式话语为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生命？

    在以往大量记录困境求生的影片里，导演所营造的都是绝望、恐惧、灰暗的情感基调，传递的也是消极的情绪感受。而在《127小时》之中，丹尼·鲍尔却以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气质，全力展现生命的勃勃生机——奔跑在旷野上的艾伦·罗斯顿欢快而自信，像任性的风飞掠过山坡和石缝，娴熟地在石块上蹦来跳去，仿佛是一条深海游鱼般直驱山间，显现出艾伦·罗斯顿掌控自然的精神能量。其中最震撼的面画是丹尼·鲍尔同两个女孩飞速地滑入地下河道的情景，在欢畅如歌、清亮如画的青春气息里，纤毫毕现地展示了艾伦·罗斯顿的精神境界。

    然而瞬间巨石落下，艾伦·罗斯顿被卡在了仄逼的石缝里，在这个仄逼的空间和困厄的时间里，影片里一次次地出现展现着生命状态——一只正午时分飞过蓝天的苍鹰、一只缓缓爬过的蚂蚁、一棵向阳开放的葵花、一片飘过荒滩的云团、一滴落在草叶上的雨珠。犹他州蓝约翰大峡谷那鎏金般的荒野，带着浓浓的诗意，完美地、精确地、必然地、永恒地收藏于艾伦·罗斯顿的眼底，也融入了生命的美好与震撼。而艾伦·罗斯顿与家人一起的日常生活，母亲的电话铃声、父亲在窗前读报、妹妹的美丽身影、未来的妻儿，正作为生命的宝贵记忆不停闪现。这些不可复制的幸福，在生命的峥嵘时刻，激发着艾伦·罗斯顿对“生”的更加澄澈的爱意和对于“生”的更加坚定的捍卫。

    在石缝中用录相机录下自己的困厄，这是艾伦·罗斯顿向生命致敬的另一种方式，艾伦·罗斯顿要用自我调侃的乐观心理，记录这段迥异的时光，想要给亲人留下他的生命态度。在变幻万端的生命潮汐中，爱是一种绵长的精神力量，暗示着生生不息，暗示着未来和希望。正是因为近，才使《127小时》挺立于存在主义风骨中，酝酿着滚烫的“在场”情感。《127小时》又如一把利刃，层层剥去生命之表象，袒露着生命内核，那就是人类生存的尊严。关于这一点，导演丹尼·保尔在片头曲中就抛出了深刻的主题语：“一定有某种化学物，使人之成为人。”

    二、《内布拉斯加》：披露日常中的“真相”

    与惊心动魄的《127小时》相比较，美国导演亚历山大·佩恩执导的《内布拉斯加》显得过于直白，过于平淡，过于写实。在这部没有悬念、没有爱情、没有传奇、没有时尚的电影里，苍苍白发代替了帅哥，衰老臃肿代替了美女，破旧、空旷、平常、粗糙的生活原生态，代替了清山秀水，然而导演亚历山大·佩恩却用纪录片般的真实，诠释生活中的“无形”的话题，思考日常生活所包含的哲学深度，使整部影片有了无法回避的“在场”性质。

    《内布拉斯加》把镜头对准了最平庸的人群——老年又痴呆的伍迪，爱唠叨的低俗妻子葛兰特，对他的一次次走失已不耐烦的两个儿子，一群麻木丑陋的亲属。贫瘠而简陋的小镇，73岁的伍迪在那里出生，像一棵植物般野蛮地长大，入伍参战后，娶了不爱的妻子，开了间入不敷出的小店，生活困顿的他整天还要面对妻子的怨天尤人，最终他只有借酒麻木而自暴自棄。生命将老之时，贫穷的伍迪已在清醒与糊涂之间徘徊，他变得目光呆滞，乱发飘散，语言混浊，举止怪异，成了邻居和亲属眼里的笑料。老伍迪像一座老房子，在人去楼空之后，有谁还会珍惜？他的伤口，哪些人会心疼？亚历山大·佩恩对准的就是这样最常见的生活——宽阔而荒凉的公路，小酒店里奇形怪状的顾客，杂乱的小镇上简单的房舍和口吐粗话的居民，面无表情坐在电视机前看体育节目的老者，收割后空旷的庄稼地。平淡、琐碎、枯燥、低俗的场景，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父辈生活的时空，尽管它时常会被我们忽略、被我们遗忘、被我们阴差阳错地失去，而这却正是受众和影片里的人物一起呼吸的“在场”感，一起生老病痛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的“在场”感。

    站在老伍迪反方向的是儿子大卫，对于父亲来说，大卫早已是生活中的“他者”。在大卫眼里，父亲无能、琐碎、贫穷、病态，父亲的种种行为都与当下时尚格格不入。疲于奔忙的大卫在失恋、工作不顺、经济困顿之中，还要经常面对父亲的走失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难堪，他内心的厌烦可想而知。所以，他容忍哥哥故意弄坏父亲的汽车，他看着母亲对父亲辱骂而无动于衷，他一再阻挠父亲的出走。因为这次偶然的回乡，父亲的生命终于有了回放的机会，大卫清楚看到了父亲的成长背景。由这样平庸的环境和这些粗砺的人群所形成的毫无理想、毫无激情的成长过程，你还能指责父亲的无所作为吗？你还能希望父亲成为多么有抱负人？于是，在大卫心中，父亲的形象实现了修正与重组，他对父亲有了更客观的评估与认知。正是因为《内布拉斯加》“现在时”讲叙风格，使大卫回到了父亲的生活现场，把几乎被记忆掩埋的父亲又拉回了现实，从而实现了父亲的“在场”。于是当大卫实现了父亲的两个心愿，再一次与伍迪经过霍桑小镇时，异常抒情的场面出现了：流水般的音乐，流水般的故人，流水般的画面，流水般的回忆，父亲像一幅镶裱多年的水墨画，陈旧但却内涵丰富，他的生命带着尊严和深沉，如黄昏落日般金灿灿的普照大地。 三、《浮生一日》：关于“时间”的存在性表达

    日本野外摄影师，旅行作家曾《在漫长的旅途中》一书中说过：人可能有两种重要的大自然，一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周围的自然，比如路旁草花或是附近河川的潺潺流水；另一个则是与日常生活无关的，遥远的自然。并不是一定要到过那里，只要心里知道那里有大自然，心灵自然就丰富起来。“时间”与“空间”是人类所思考的永恒的话题，也是最具哲学意义的话题，奥斯卡金像级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和凯文·麦克唐纳正是基于时间和空间的遐想，在2010年7月24日这一天，在五大洋七大洲的192个国家网友的支持下，在“爱”和“恐惧”的主题之下，拍摄了8万多人的生活片段，汇集成了一部真正的“全民式”电影——《浮生一日》（也译作《同一天的生活》）。

    出现在导演镜头之下的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既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也是一个惊喜、悲伤、希望、失落所汇集的日子。影片的空间从喧闹都市的各个角落到最偏僻村庄的丛林中，影片中的人物有开着名车的富翁，也有在街边忙碌的擦鞋儿童。为了保持影片的纪实感，导演采用了那些镜头长宽比不一的画幅，这里既有单反拍摄的高清画面，也有数码卡片拍摄的一般画面，甚至还有鱼眼镜头的画面效果。在“真实”话语之下，在上万组镜头中，让我们一起参与和见证了这个特定的时间下的世界，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在做些什么，是否有人正在体会着和我一样的喜悦伤悲。作为一个孤单的个体，我们经常无力面对距离感和弱小感，很难相信自己的普通和平凡也可以独树一帜，但是当个体汇集成了整体时，奇迹就会发生。

    《浮生一日》让观众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在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里的奇妙——当有人睡眠的时候，地球另一半的人还在狂欢；当你游行狂舞的时候，有人正躺在濒死的病床上。当北极光像妙曼少女般在晨空中惊鸿一瞥，每一个晨起的人也同样的千姿百态——有人睡在舒服的大床上，有人睡在颠簸的小船上，有人睡在路边的水泥地上，有人睡在脏乱的垃圾箱边。人间的温暖与欢乐就这样从千篇一律的时间里渗透过来——无数双起床的脚，无数个舒服的呵欠，无数份报纸被摊开阅读，无数只鸡蛋被打进油锅里嗤啦作响，无数份面包水果正在切开。调皮的男孩从二楼越窗而下，跨越大树、围墙、栅栏之后，只为去超市偷一个面包。人类就是这样拥有了崭新的一天，并在这崭新的时间里找到了自我。在这样一种平行的时间里，在这样一个无限延展的空间里，时间的表达显得更加直接深刻绵长，在无限延展空间之下，以碎片万花筒般的拼图凑起了这个美丽星球上人类的“浮生一日”。

    如果从人文的意义上来看《浮生一日》，你甚至可以将其当成是励志影片。比如影片中的那个韩国人，削瘦而疲惫地行走在夜色中，当他孤独地走遍全世界后，却仍在渴望“为朝鲜的和平尽一份力”；一个挤在墓地的小房子里的贫困家庭，生活无继的男人却勇敢地说：“至少我们还活着，这是我一直的信仰。上帝创造了我们，他不会不管我们的。”一个为了与半个地球之外的丈夫在视频上见面的青年女性，正在精心地梳妆；一个有着身患癌病的妻子的男人说：“我以前害怕癌症，害怕她的癌癥复发，当这一切都发生之后，我已无所畏惧。”影片把最平凡琐碎的瞬间营造出了如此不平凡的视觉效果，让人懂得活着本身就是天赐，纵有再多的苦难与困惑，面对第二天初升的太阳，人类似乎总能恢复信心，这就是一直在支撑着人类存在的本能。没有这种对新的一天的渴盼，人类这个最奇怪的生物群体，就不会在历史的长河里走到如此之远。《浮生一日》的导演用这种广泛的参与意识，在普世性极强的常态场景之下，推出关于时间的理解——对于生活本身来说，过去或未来都是不存在的，人类只活在此刻，只在乎眼前的片刻。在2010年7月24日这个平凡的星期六，“我”和全球所有人实现了交集，时间虽不会停下脚步，但这一刻却化成永恒。

    时间是没有彼岸的，空间亦正被人类无限扩容。在无边无际的岁月里，每一天都是未知的，人类唯有用“在场”才能表达对岁月的敬意。总而言之，英美电影中的“在场”意识并不是停留在对题材选择的层面上，更多的是把“日常”概念作为事物“真相”存放在时空背板上，进而展开对事物内在秩序的梳理，得出哲学意义上的结论。因此，这类影片中呈现的不仅是技术性和种种艺术风格，而是人类觉知现实的本领和挖掘精神生活的力度。它让我们懂得，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拥有共同的呼吸、共同的心跳、共同的水与阳光，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在时间与空间的前提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在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