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在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与反思
范高强
【摘 ? ?要】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后，各行各业都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这场抗疫阻击战中。出版业也不例外，依托其自身的专业属性，以敬业的精神和过硬的能力为社会提供着必要的知识和服务，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和遇到一些现实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又如何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是每个出版人应该认真总结和反思的。
【关键词】疫情防控;传播媒介;图书出版
灾难不单单关涉一个特殊群体切身承受的苦难，它也会发展成为与其他社群相连接的公共话题。在这个公共话语交织的场域中，国家起着主导作用，体现着自身的管理应急体制。所以，灾难叙事不是一个独立的叙事系统，而是国家叙事的一个环节。国家对灾难叙事的起点便是救助受灾民众和维持秩序。因此由国家主导的灾难叙事侧重点在于重建社会秩序，即控制灾难带来的特殊秩序，并连接日常秩序。[1]当湖北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规范处置流程。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2]至此，全国人民由最初对疫情的未知、恐惧，到对武汉的关切与支持，共同参与到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出版业在此期间则展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责任意识，以敬业的精神和过硬的能力为社会提供着必要的知识和服务。但出版业在助力与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也被寄予着更大的社会担当，做好总结和反思是出版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一、高效出版助推防疫宣传，图书质量仍需有所保障
由于引发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为人类首次发现，所以对它如何防治成为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在“两微一端”广泛应用的当下，疫情暴发后新媒体网络平台成为民众了解疫情的重要渠道，对于防治方法也是最初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而海量的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民众难以获得真实准确的答案。其实无论是自媒体、主流媒体还是监管部门，都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当下，大众正处于多元化的数字文化圈中，正置身于立场先行、观点强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3]而在这种信息难辨真伪的时期，出版界的介入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图书的权威性、可靠性和专业性是主观性较强的网络信息难以企及的。
最先介入这个公共话语场域的是广东科技出版社，1月23日即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48小时内便分发17万册于全国各地书店、购书中心及各大公众场所。虽然图书的出版要经过选题策划、三审三校、版式设计、书号及CIP申请、印刷装帧等程序，不及网络媒体信息发布速度快，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图书的出版，已属不易。该书组织相关专家以问答的形式，详细介绍了该病的可能发病原因、临床表现、自我保护办法及防治误区等内容，对科学防控疫情、普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相关知识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随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此类疫情防控手册。
中国人口出版社、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明天出版社等出版了漫画绘本式的防护手册，以更加生动、形象的形式向广大读者尤其是儿童、青少年普及疫情防控知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南大学出版社、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等出版了疫情心理指导手册，为广大民众缓解心理压力，提供了心理援助和心理支持。延边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朝鲜文版疫情防护手册。这些疫情防控宣传手册可谓形式多样，涉及面广，为全国防疫宣传工作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虽然出版业在这次疫情暴发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参与到防控宣传服务之中，但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是需要警醒和反思的。如各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出版的这些防护手册中，还是存在不少文字错误，如“医务工作者”错写为“医蓖工作者”、“呼吸道黏膜”错写为“呼吸道粘膜”、“2019-nCoV”误写为“2019-nCOV”、冠状病毒直径“50—200nm”错写为“50—200m”、“疫情暴发”错写为“疫情爆发”、“马蔺子”錯写为“摹蘭子”、“牛蒡子”错写为“牛夢子”，还有的出现漏字、前后句子重复，等等。这是图书生产速度和质量冲突的一个表现，如何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高质量完成图书的出版，是值得思考和落实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除了在生产过程中增加审校次数之外，针对后期发现的这些错误，出版社可以在各自的微信公众号中做出修正说明，一方面可以表明出版社的纠错态度，另一方面还可为广大读者消除阅读障碍，也不失为一种特殊时期的应急弥补办法。
二、利用融媒平台提供知识服务，抓住改革机遇推进出版转型
以上诸多出版社在出版纸质防护手册的同时（也有很多图书是数字出版），也与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咪咕阅读、喜马拉雅等约20家网络传播平台及数字阅读平台合作，将电子图书上线免费传播，最大程度上加大和加强了疫情防控宣传面及宣传速度。
此外，广大出版机构为配合国家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为“封闭”于家中的民众免费开放了大量的线上资源，以知识服务参与到这次疫情的阻击战之中。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有更多的出版机构开放自身的数字资源。从以上看，众多出版社除了用单一直接的形式——出版疫情防护手册参与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外，更多的是结合自身资源，充分利用媒体融合平台，为广大师生、研究者、普通大众提供知识服务，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服务方式的多元化和纵深化，是以往面对社会灾难时出版业难以做到的，这也是近年来出版业在互联网融合发展探索中的成果显现。
在这次疫情防控期间的出版动态中，有几点是值得出版人关注的。首先，凸显了数字出版的高效性。相较于图书的传统出版流程，数字出版流程全部为线上操作，效率高、流程快、成本低等优势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此次疫情暴发正值春节长假期间，电子书完全跳过工厂印刷、物流运输和书店上架等这些需要依靠人工操作的环节，直接通过数字化的传输来实现制作、分发和上线，较纸质书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其次，开发线上教育的重要性。本次疫情的暴发正值春季招生时期，对线下教育培训行业冲击较大。作为数字出版行业板块之一的在线教育，一直是具有教育资源的出版机构关注的重点。此前，出版机构往往通过对纸质教辅材料的增值，为读者提供线上的配套教育音视频内容。随着疫情的发展，原本扮演辅助角色的在线教育或许将逐渐成为舞台的主角。再次，就读者而言，通过移动终端，进行电子书的阅读、有声书及知识付费内容的获取、相关教辅材料音频和视频讲解的学习，这些对大众来说早已有所了解和尝试过了。但是，此次疫情的暴发作为外部一个强有力的推力，让大众再次切身体验到了数字化内容传播的时效性，以及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数字化内容获取和学习的便捷及高效性，此后读者的消费习惯和阅读习惯或许会出现一个拐点（见表1-1，表1-2）。
所以，此次疫情后出版业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未来的发展方向，要继续加大数字化改革，深化融媒体发展。尽可能地建设自有的数字化平台，这样产业链在出版社内可以实现一个完整的闭环，即数字内容的策划、编辑、加工、上线、销售，全部在出版社内部完成。这让出版社对于自己的内容有了绝对的掌控权，应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也会更加灵活和便捷。
三、积极策划抗疫选题，注意把握思想内容
除了出版疫情防护手册以助推全国抗疫工作的展开之外，策划具有现实意义的选题，以文字的形式记录这场灾疫的整个过程也是出版社最关心的事情，同时也是出版人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据悉，人民出版社自疫情发生以来，积极策划《亲历：武汉抗击新型肺炎全纪实》《天使日记》《最美逆行者》《武汉战“疫”》《风雨中凝聚民族的力量——战“疫”手册》、“新疫情 心防护”丛书、《给孩子的疫情图鉴》《加油，火神山上的车》等十多种选题。《亲历：武汉抗击新型肺炎全纪实》以一线记者的相关报道为素材，以时间为序，全面记录中国人民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武汉战“疫”》由长江日报社编写，从事件概况综述，到具体选择12个一线参与抗疫战斗的典型人物或人群，通过鲜活具体的人物故事，以及记者手记、网友热评，真实全面地反映这场令全球揪心的公共卫生事件。
此外，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都将推出抗疫诗歌集，以诗歌的形式记录这场与病毒的战争、与人心的战争。以“诗”为武器介入灾难救援，给处于灾难中的人们以心灵安慰和活下去的信心，给救援中的各方参与力量以精神鼓舞，给全社会以战胜灾难的巨大信心。
当然，对于那些灾难文学的内容还需严格把关。从以往的非典和汶川地震时的文学作品来看，一些诗歌创作是为了追求时效而写，不少作品流于形式而显苍白无力，既缺乏真情实感，又缺乏深度和震撼力。真正的作家应该成为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铸造有所贡献的人，其作品亦是，而不是把它当作哗众取宠的工具。在灾难面前需要文化行动，但同时也需要出版人的精神自省。所以，在选题策划上，要策划出一批真正能够讴歌一线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更好地鼓舞士气、凝聚民族团结力，展现社会各界万众一心抗击疫情，且能够真正记录时代之声的优秀作品。
四、“热”出版仍需“冷”思考
面对此次疫情这一突发事件，可以想象出版界将会出现一次“疫情出版热”，大体会围绕政策法规、卫生防疫、心理援助、疾病康复、纪实报道、疫情文学等几大类型展开，当然这也是民众所关心和需求的内容。但从以往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出版物来看，存在选题雷同、同质化严重的弊端。很多出版社为了求快、抢占图书市场而仓促出版，使得图书的选题呈现表面化、浅层化和资料化，出版社之间的选题也没能适当地拉开距离， 造成大量同类题材的图书重复出版，既缺少了新意，又浪费了出版资源。
当然，图书的新闻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市场规律，那就是“快鱼吃慢鱼”。从疫情防护手册的出版即可看出，各出版社为争得出版先机，都是以非常规化的速度生产图书。同样，其他类型题材的图书亦会出现这样的竞争势态。这种新闻化图书的快速出版，虽然能够抢占时效，但也有其令人擔忧的一面。首先，图书新闻化可能会导致编校质量的下降，因为各出版社都想成为那条“快鱼”。如果让那些编较质量不高的图书大量流向市场，将会进一步恶化本已不太乐观的图书质量现状，误导出版社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为了求快而忽视图书质量问题，甚至其中的错误会误导读者对事件或知识的认知。其次，新闻化图书的销售往往依赖于大众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度。一旦关注的事件成为过去，立刻就会造成这些新闻图书的滞销。所以，有研究者指出：“图书出版有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图书不应也不能取代新闻媒体，图书应该体现图书的定位和价值。”[4]再次，很多新闻化图书从策划到出版，往往缺乏充分的选题论证和市场调研，在诸多环节的决策上缺乏相应科学依据，投入市场后，销售会怎样，出版社大多没有考虑，只是一味地跟风。
其实突发事件方面的图书出版， 同样要用专业严谨的态度开发选题，切不可操之过急，盲目追求热点;应理性思考，并做好市场需求的调研，在满足广大读者需求的同时，又发掘出那些具有开发潜力的隐匿点，从而形成一个清晰准确、全面系统的认识和判断。所以，出版社要深入这次疫情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对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知，并结合出版社的专业属性，凸显出自身的“专业化”，可以多在事件分支上下功夫，根据读者需要，并着眼于长远，尽可能地开发出一些有分量、有价值、有科学性的图书，以区别于那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图书。
此外，出版人还应该做一些深度反思此次疫情类的选题，从根本上认识这次疫情和反思这次疫情暴发中的得与失。其实传染病的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医疗和科研水平外，也考验着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还与信息能否准确及时披露、民众的防范意识高度相关。所以，出版人除了考虑当下应急类抗疫图书选题外，还应冷静下来思考那些能够真正记录和揭示这次疫情暴发、蔓延的深层原因的选题。非典已经过去17年，除了一些医生回忆录、媒体报道合集、政府大事记、英雄人物事迹之外，仍然没有一本有足够分量的研究著作。希望此次疫情过去之后，出版人能够有更大的思维空间和出版担当为此次疫情做出有价值、有意义的总结。
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以往的思维模式和自身的行为方式加以反思。已有研究表明，SARS-
CoV、2019-nCoV均来源于野生动物，这些病毒之所以袭击人类，很可能是人类侵扰野生动物所致，而且在短短十几年内暴发两次大规模疫情，这本身就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人类如何与自然界的其它生物和平共处，或许也会成为一个公共舆论话题。
以上内容不仅是专家、学者、研究者所要考虑的问题，亦是出版人应考虑的问题。出版人不应被动地做信息内容的复印者或传播载体，更要为社会服务、为文化服务、为后世服务，做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传播者、记录者和思考者。
人类的每一次灾难，不仅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社会的组织水平和民众的人道主义精神，也考验着各个专业阶层的专业水准和专业精神，即考验各个专业阶层如何利用其专业能力或素养参与灾难的救援或提供其他层面的帮助。所以，出版人应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正视和肩负起自身所具有的那份特殊责任和担当。
注释：
[1]黄月琴.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训[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05）：115.
[2]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EB/OL].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
20200121/2400619.shtml.
[3]李鹏.媒介融合时代编辑中心制的重构与路经优化[J].中国编辑，2019（10）：45.
[4]方舒扬，张志强.非典类图书出版的分析与思考[J].出版广角，2003（06）：42.
（作者：辽海出版社副编审;辽宁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
责编：姚少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