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开花的马克思主义为何先在中国结出硕果？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欧，却在传入东方后先在中国大地迅速结出了硕果。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其次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精神和时代条件比较契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西欧已有的历史发展经历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对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还不成功的德国，以及那时还谈不上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和中国来说极具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传统精神有很多契合之处，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程度高，从而更易被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在中国更容易结出硕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必然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传统精神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5.008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欧。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170多年来，西欧无产阶级只在法国巴黎有过短暂的胜利，迄今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黑夜之中。相反，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之后却在中国大地迅速结出了硕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西方开花的马克思主义为何先在中国结出硕果？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其次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精神和时代条件比较契合。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体现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种战胜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战胜美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各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各国的资本主义。如今，美国下届总统的竞选者中有人公然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战胜的前兆和表现。而在中国，这种战胜不是前兆而是事实。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渊源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在斗争中创立红色根据地时期。在红色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先后称为苏区、边区、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与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不同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迅速体现并得到根据地人民的衷心支持和拥护。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得到了几乎全部的国际援助，但是海外华侨资本家陈嘉庚对比了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之后却说“中国希望在延安”。[2]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在经济和军事上远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国民党政府还得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却在发动内战后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社会主义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陈毅元帅曾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当年老百姓们正是唱着这样的歌谣，推着小推车奔向枪林弹雨的战场。[3]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汗水“选”出来的，它比西方国家用纸票投出来的政权要牢固得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百年走过的路。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在一些领域技术水平还不高，但却是世界各国中拥有最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即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市场资源配置上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及政府积极调控经济走势，同时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还不发达的国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克服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弊端，从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大的危机应对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事实上，当前朝鲜、古巴、越南、老挝和中国一样，也是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恩格斯曾指出：“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明，世界资本主义正是这种不合理性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真理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必将成为世界性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时代条件的契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亲身经历了西欧封建势力复辟和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对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科学分析和总结，并找出了一条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1850年3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他们指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5]一旦工人政党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会是一句空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在西欧的工人政党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拒绝了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等人主张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在战争中没能团结一致，失去了战胜资产阶级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最好机会。而相对落后的俄国却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抓住时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与欧洲国家相比，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遥遥无期。1911年，中国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王朝大臣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领袖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也失败了。直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中国资产阶级的北伐革命才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当时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项指导，“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6]结果，具有当时中国特点的“市民自卫团”即青卫帮等帮会分子袭击工人纠察队，导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被杀害。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由此走上武装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西欧已有的历史发展经历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对于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资产阶级政权已经比较牢固的英法两国来说效应滞后，那么这些策略对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还不成功的德国，以及那时还谈不上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和中国来说却极具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难题。那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很落后，毛泽东同志曾于1954年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当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恩格斯曾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8]恩格斯的这个论述恰好契合了当时中国的时代条件。正是在苏联的榜样作用和援助下，中国才很快获得了制造汽车、飞机、坦克和拖拉机的能力，并且没有因此而背上偿还不起的债务。[9]
当然，中国的发展并没有简单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而是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时代条件更为契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0]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确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能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1]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就是缩短生产商品（或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中国还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时代条件恰恰适合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就像列宁主张学习泰罗制并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一样，为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直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然，马克思还指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其连续性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永久化。”[12]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时，必须阻止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那种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的永久化，否则必然会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日益僵化，不仅不能进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而且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13]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的这种矛盾，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4]中共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15]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善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就必然会实现伟大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会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精神的契合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16]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传统精神有很多契合之处，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程度高，从而更易被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在中国更容易结出硕果。
一是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中国传统精神相契合。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立场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曾明确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17]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8]
由此可见，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的理解还不够深刻。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对读书人的要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常以天下为己任”，并号召普通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强的自觉担当精神。中国共产党也非常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19]习近平同志更是强调：“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先生，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学生，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要虚心向他们求教问策，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领导艺术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和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这句话包含的道理是很深刻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20]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蒸蒸日上。
二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中国传统精神相契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中叶的中国时曾指出：“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1]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时，都会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呼声。另外，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存在阶级差别，但“民贵君轻”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漠视阶级等级的思想，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使中国传统精神中自然包含自由、平等和博爱。
马克思曾指出，东方与西方的一个不同在于，“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22]因此，如果说在西方，“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23]西方各党派间的争斗妨碍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那么对于需要治理长江和黄河流域巨大水利工程的中国，中央集权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古已有之。
三是马克思主义方法与中国传统精神相契合。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是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得来的，它在历史领域运用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24]而中国传统精神中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人们必须有足够的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
中国传统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具有共同点，即具有辩证思维。而且中国传统哲学强调“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从而还具有黑格尔哲学所缺乏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更为相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研究方法时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25]这是对中国传统精神中“实事求是”的最好阐述。
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就是对这种普遍联系的朴素反映。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26]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和太极图所反映的正是“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其中，“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就是要做到“实其事”，“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就是要做到“求其是”。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7]中国古代文人强调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在西方古代的神话中，人物的命运是既定的，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避免既定的结局;而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人物的命运则是可以改变的。中国传统精神还强调“自助者天助之”“自助者人助之”，中国人民并不消极等待历史的自发前行，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主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苗田田）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2] 赵赓：《“中国希望在延安”——1940年陈嘉庚延安之行》，载《党史文汇》，2012年第6期，第49-52页。
[3] 吕志强：《大胜利与小推车》，《解放军报》，2019年1月11日。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5] 同[1]，第189页。
[6] 同[1]，第195页。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8] 同[4]，第459页。
[9] 余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101-10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11]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07页。
[13] 同[9]，第125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111页。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6]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载《求是》，2010年第7期，第17-2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4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19] 同[14]，第180页。
[20] 同[16]。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265页。
[22] 同[1]，第679页。
[23] 同[10]，第551页。
[24] 同[17]，第459页。
[25] 《資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1页。
[27] 同[10]，第5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