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教研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万丹
[摘 要] 园本教研对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和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意义重大。客观评价幼儿园教研投入产出效率，是提高园本教研效益的前提。本研究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江苏省168所幼儿园2019年的教研投入产出进行效率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幼儿园教研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虽然较为理想，但由于规模效率不高，导致综合效率偏低。幼儿园教研投入产出效率在园所性质和常见教研组规模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幼儿园所处地区和教研引领类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9所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投入产出大致可以分为“低投入—中低产出”“中低投入—中高产出”“中高投入—高产出”三种类型。149所非DEA有效幼儿园都存在一定比例的教研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情况。为提高幼儿园教研投入产出效率，教育管理部门与幼儿园应着力优化教研投入产出规模，不同幼儿园需要根据其教研资源的实际情况追求与其匹配的教研产出规模;应适当缩小幼儿园常见教研组规模，尽量采用小组教研的方式;应促使专家基于幼儿园实际进行专业引领，提升专家引领的实效性和教师对园本教研的获得感。
[关键词] 园本教研;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一、问题提出
“教研”是教学研究（teaching research）的简称，[1][2]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促进和教师培养制度，教研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研究主体来看，教研包括专职教研员的教研和教師的教研两大类。[3]本研究中的教研指幼儿园教师的教研。从研究范围来看，狭义的教研是指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研究，广义的教研是教师对包括教学活动在内的所有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4]本研究采取广义的教研视角，幼儿园教研是指以幼儿园所有保教实践为研究对象，以幼儿园教师为研究主体，以助学者（包括教研员、高校教师、优秀幼儿园教师等）为合作伙伴，以解决幼儿园教育教学实际问题和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为目的的研究活动。1996年版的《幼儿园工作规程》首次明确规定“参加业务学习和幼儿教育研究活动”是幼儿园教师的主要职责之一，此后关于幼儿园教研的理论研究渐次涌现。[5][6][7]从2006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园为本教研制度建设”项目至今，园本教研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前，我国幼教界已经建立起省、市、区（县）、园四级教研网络体系，幼儿园教研是我国学前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对于解决幼儿园教育教学实际问题、[8]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9]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10]促进幼儿全面发展[11]意义重大。
在我国，幼儿园教研一般按两条主线展开，包括园本教研和区域教研两种形式。在园本教研层面，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园本教研的现状、[12][13]园本教研中存在的问题、[14][15]园本教研的实施策略。[16][17]在区域教研层面，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教研的现状、[18][19]区域教研的模式探索、[20][21]区域教研的对策。[22][23]综上，关于幼儿园教研现状和对策的研究颇多，但是幼儿园教研成效研究则十分少见。理论上幼儿园教研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实践中各部门的教研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我们到底已经投入了多少人力、财力、物力到幼儿园教研中？这些教研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基于这些教研投入我们到底收获了哪些教研产出？当前幼儿园教研投入与教研产出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幼儿园教研未来的发展方向到底是继续扩大投入还是缩减规模？针对以上关于教研效益的问题，目前并没有实证研究予以解答。教研效益研究的缺位，可能导致幼教界一味在理论上重视教研的重要性、在实践中盲目推进教研活动，而实际的教研效益却未可知，更无从得知哪些因素制约着教研效益以及需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幼儿园教研制度。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揭示幼儿园教研效益现状，从而为改善教研实效、完善教研制度提供实证依据。
在经济学中，“效益”（efficiency）意为任一系统产出与投入的比率，[24]与效率、生产率等词同义，幼儿园教研效益即是指幼儿园教研产出与教研投入的相对关系。为了测算幼儿园教研效益，需要解决两大关键任务，一是构建幼儿园教研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二是选取适宜的效率分析方法。当前，从经济学视角探索教研效益的实证研究仅有一例——肖继军（2011）以总经费、资料费用、教研人员、教研场所面积、设备作为投入变量，将教研成果按设定标准进行量化打分作为产出变量，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简称SFA）测算了湖南省12所高校的德育教研效益。[25]鉴于教研效益实证研究严重缺位，可从相关领域借鉴效率评价指标和效率评价方法。以高校效率研究为例，阿博特和杜库里格（Abbott & Doucouliagos，2003）、[26]瓦宁（Warning，2004）、[27]马丁（Martin，2006）、[28]阿布拉莫（Abramo et al.，2008）、[29]沃兹施德拉兹（Wolszczak-Derlacz，2014）[30]等学者分别研究了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国的高校教育效率或科研效率，我国学者刘亚荣（2001）、[31]成刚（2008）、[32]李祥云（2011）、[33]陈静漪（2016）、[34]汪彦（2018）、[35]苏荟和刘奥运（2020）[36]等考察了我国不同层次高校的教育效率或科研效率。在学前教育领域，王水娟和柏檀（2012）、[37]甘永涛和孟立军（2014）、[38]包海芹和徐丹（2015）、[39]郭燕芬和柏维春（2017）、[40]陈岳堂和陈慧玲（2018）[41]分别研究了我国不同地域的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或幼儿园办园效率。
以上文献表明，在教育领域效率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上，国内外学者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在效率评价指标上，投入指标常用人力投入、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产出指标则常用教学产出、科研产出和社会服务，这也符合效率研究专家科埃利等人（Coelli et al.，2008）的教育效率评价指标框架。[42]在效率评价方法上，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是最常用的方法，二者分别是非参数方法和参数方法的代表，各有优劣。随着DEA方法不断进化，三阶段DEA模型兼具DEA和SFA的优势，既增强了效率分析的客观性，又规避了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可以实现对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简称DMU）效率更准确的评价。[43]综上，本研究基于文献法、访谈法、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幼儿园教研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收集2019年江苏省幼儿园教研投入和产出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江苏省幼儿园教研效益现状。
二、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
DEA方法最初由查恩斯、库伯、罗兹（Charnes，Cooper & Rhodes）于1978年提出，是对同质的决策单元确定其相对有效性的一种数据规划方法。DEA本质上是一种前沿分析（frontier analysis），运用线性规划（linear programming）方法建构观测数据的非参数分段曲面（前沿），然后相对于这个前沿面来计算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44]
本研究运用三阶段DEA模型的思路如下。
第一阶段，基于产出导向的DEA-BCC模型，测算幼儿园教研效益（包括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及松弛变量。其中，松弛变量是指教研产出目标值与原始值之间的差额，教研产出原始值是指基于问卷统计分析得到的教研产出的观测值，教研产出目标值是指基于DEA-BCC模型测算的教研产出的理想值，松弛变量表示的是从非DEA有效单元变为DEA有效单元需要增加的教研产出数值。教研产出松弛变量是第二阶段SFA模型的因变量，用以分析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对教研效益的影响，因此需要专门计算。假设共有n个决策单元DMUj（1≤j≤n），每个DMU都有m项投入和s项产出。对于第j个决策单元，Xj=（x1j，x2j，…，xmj）为投入向量，Yj=（Y1j，Y2j，…，Ysj）为产出向量。vi和ur分别为Xj和Yj的加权系数。设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则DEA-BCC模型的基本線性规划为[45]：
Minwj=viXij+v0s.t.=urYij=1-urYij+viXij≥0，j=1，2，…，nur，vi≥ε70;i=1，2，…，m;r=1，2，…，s
第二阶段，构造相似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分解第一阶段得到的教研产出松弛变量，将其分解为环境因素（本研究以幼儿园所处城市人均GDP代表幼儿园外部经济环境，以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所占比例代表幼儿园师资队伍状况）、管理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并对教研产出原始值进行修正，从而使所有的幼儿园面临相同的环境和运气，此时得到的效率值已经剔除了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是相对真实准确的。这一阶段涉及的数学公式包括[46]：
Sni=f（Zi;βn）+vni+uni （公式1）
[vni|（vni+uni）]=Sni-Zi βn-[uni|（vni+uni）] （公式2）
yniA=yni+[max（Zi βn）-Zi βn]+[max（vni）-vni] （公式3）
在公式1中，Sni为第i个决策段单元在第n项产出上的松弛变量;Zi表示环境变量;βn为环境变量对应的待估计参数向量;vni+uni表示混合误差项，其中vni表示随机干扰，uni表示管理无效率项。基于SFA模型，根据极大似然估计，可以得出βn、un、σu2、σv2的值，代入公式2可以求出管理无效率的条件估计[uni|（vni+uni）]。在公式3中，yni表示教研产出的原始值，以环境较佳和运气较好的决策单元为基准，利用公式3得出修正后的教研产出yniA。
第三阶段，用修正后的教研产出数据和原始的教研投入数据重复第一阶段的产出导向DEA-BCC模型操作，此时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综合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值以及教研投入产出的松弛值。
在本研究中，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产出导向DEA-BCC模型运用DEAP VERSION 2.1程序求解，第二阶段相似SFA模型运用FRONTIER VERSION 4.1程序求解。
（二）指标设计
基于已有文献，本研究选取人力投入、财力投入、物力投入作为教研投入指标框架，选取教学产出、科研产出、社会服务作为教研产出指标框架，据此编制《幼儿园教研效益评价指标访谈提纲》。访谈提纲设置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教研投入方面，访谈问题包括：在您所参与的幼儿园教研活动中，教研投入有哪些表现形式？为了开展教研活动，有哪些人力投入？财力投入包括哪些？物力投入包括哪些？在教研产出方面，访谈问题包括：在您所参与的幼儿园教研活动中，教研成果有哪些表现形式？教学产出有哪些？科研产出有哪些？相关的社会服务有哪些？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对有着丰富幼儿园教研经验的17位教研人员（1位教研员、6位高校教师、4位幼儿园园长、1位教科室主任、1位教研组长、4位幼儿园教师）进行了灵活深入的半结构式访谈，从中提炼出幼儿园教研效益的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
在教研投入方面，人力投入是指参与幼儿园教研的人力资源，主要包括教研员、高校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按照总工作小时数计算。科埃利等人（2008）认为，劳动力素质特性的差异会造成其技术水平的差异，[47]考虑到不同类别教研人员的研究水平有所区别，故需要确定适宜的权重。财力投入是指幼儿园教研涉及的各项经费，主要包括教研材料费用、专家咨询费用、教师外出交流学习费用、教师教研奖金和科研成果转化费用，教研费用可直接加和。物力投入主要指向幼儿园教研场地面积，主要包括教师教研室和多功能厅，教研场地面积可直接加和。
在教研产出方面，教学产出是指幼儿园教研对于教师专业成长、幼儿全面发展和对幼儿园保教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这方面的数据难以客观精确衡量，因此采取园长自评的方式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定性数据用于效率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国内外诸多研究的验证，莫拉迪和艾米瑞泼（Moradi & Amiripour，2017）、[48]吴等人（Wu et al.，2019）[49]先后将李克特量表得分用于效率研究中，我国学者丁德臣（2010）、[50]张卫和李洁（2017）[51]的研究亦表明，当有些效率评价指标的数据难以量化时，采用主观评量的方式来获取定性数据是可行和有效的。在系统梳理教师专业发展评价、幼儿全面发展评价和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研究者编制了《幼儿园教研教学产出量表》，该量表在初试和正式测试中均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①其中，教师专业成长涉及专业理念与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层面，幼儿全面发展包括情感态度发展、知识经验发展和能力发展三个层面，幼儿园保教质量提升包括学习环境的创设与利用、师幼互动、课程建设、家园合作、幼儿园领导与管理五个层面，量表总得分计为教学产出。科研产出是指幼儿园通过教研取得的外显的教科研成果，包括出版物、课题和其他获奖，其中，出版物包括教材或教参、专著或译著、期刊文章、会议论文，课题包括课题立项和课题获奖，其他获奖包括论文或教案获奖、教学成果奖，不同类别的科研产出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差别较大，因此需要确定适当的权重。社会服务是指幼儿园教研经验的辐射与扩散，包括幼儿园教师面向幼教同行、幼儿家长和其他关心教育事业人士开展的公开活动、专题讲座、志愿者服务等，社会服务活动面向的对象不同，其社会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需要赋予权数。
DEA方法的一大优势就是适用于多投入、多产出系统的效率评价，且允许这些投入和产出之间彼此量纲不同，因此，该方法允许幼儿园教研效益的六个二级指标彼此量纲不同。如前所述，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可以直接加和计算，教学产出直接以《幼儿园教研教学产出量表》总分计算，人力投入、科研产出、社会服务則需要加权计算。依据幼儿园教研效益评价指标，研究者基于层次分析法构造了待评价的成对比较矩阵，邀请了具有丰富教研经验的六位专家（包括教研员代表、高校教师代表、业务园长代表、教科室主任代表、教研组长代表、幼儿园教师代表）参加焦点小组访谈，专家就相关指标两两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进行讨论并给出1～9标度评分。[52]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运用yaahp10.1软件构造成对比较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到相关指标的权重系数（见表1）。至此，完整的幼儿园教研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得以构建。基于该指标体系，研究者编制了《江苏省幼儿园教研效益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幼儿园基本信息（包括所属城市、办园性质、教研引领类型、常见教研组规模等）和正式问卷（对应表1中的幼儿园教研效益评价指标）两个部分。
（三）样本选择
本研究将幼儿园视为决策单元，根据分层随机抽样方式，在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3个地区，每个地区各选取3所城市（苏南选取南京、无锡、镇江，苏中选取扬州、南通、泰州，苏北选取盐城、淮安、宿迁），每个城市各抽取约20所幼儿园，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和回收《江苏省幼儿园教研效益调查问卷》，以获取2019年江苏省幼儿园教研投入产出数据。具体操作流程如下：研究者分别联系了以上9个城市的市教研员，请市教研员在本市抽取20所幼儿园推送问卷并提醒问卷填写注意事项，由分管教研工作的园长填写问卷。教研员和研究者通力合作，给每一所幼儿园确定了编号，并收集了问卷填写者的联系方式，以便后续核查数据和访谈。考虑到DEA方法不能对缺失值进行分析，因此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筛选，剔除数据不完整的问卷，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为168所幼儿园。这168所幼儿园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园教研效益的整体分析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可以得出江苏省168所幼儿园的教研综合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幼儿园教研效益的区间分布（见图1）。整体看来，幼儿园教研纯技术效率优于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九成以上的幼儿园纯技术效率高于0.7，而半数以上的幼儿园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低于0.7。
1. 综合效率分析。
综合效率衡量的是幼儿园教研的总体效率情况，指幼儿园在既定教研投入下的最大教研产出能力，[53]既受教研纯技术效率影响，又受教研规模效率影响。三阶段DEA结果表明，幼儿园教研综合效率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141，平均值为0.565，标准差为0.256。在168所幼儿园中，仅有19所幼儿园为DEA有效单元（综合效率值为1），综合有效的幼儿园占比11.31%，剩余的149所幼儿园则存在纯技术效率损失或规模效率损失，属于非DEA有效单元。由图1可知，接近半数幼儿园（76所）教研综合效率低于0.5。综上，2019年江苏省幼儿园教研综合效率总体得分不高。
2. 纯技术效率分析。
纯技术效率衡量的是幼儿园教研无效率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纯技术无效率造成的，也即在不考虑规模效益的情况下，纯技术效率反映了各幼儿园在既定的教研投入下，其教研资源利用能力、教研组织管理能力的高低。[54]三阶段DEA结果表明，幼儿园教研纯技术效率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594，平均值为0.888，标准差为0.108。在168所幼儿园中，有43所幼儿园为纯技术效率有效单元（纯技术效率值为1），纯技术有效的幼儿园占比25.60%，剩余的125所幼儿园则或多或少存在纯技术效率损失。由图1可知，163所幼儿园的纯技术效率高于0.7，占比高达97.02%，仅有5所幼儿园纯技术效率低于0.7。综上，2019年江苏省幼儿园教研纯技术效率较为理想。
3. 规模效率分析。
规模效率衡量的是由于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55]表示投入条件既定时，技术效率的生产边界产出量与最优规模下的产出量的比值。规模效率越大，表明该幼儿园的教研规模越接近最佳生产规模。三阶段DEA结果表明，幼儿园教研规模效率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146，平均值为0.629，标准差为0.255。在168所幼儿园中，仅有19所幼儿园达到规模效率有效（规模效率值为1），规模效率有效的幼儿园占比11.31%，剩余的149所幼儿园则或多或少存在规模效率损失。由图1可知，超过半数的幼儿园（99所）规模效率小于0.7，超过三分之一的幼儿园（63所）规模效率小于0.5。综上，2019年江苏省幼儿园教研规模效率整体偏低。
（二）幼儿园教研效益的比较分析
1. 公办园、民办园教研效益的比较分析。
如图2所示，99所公办园的综合效率均值、纯技术效率均值、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555、0.894、0.613，69所民办园的综合效率均值、纯技术效率均值、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580、0.878、0.653，也即公办园的教研纯技术效率略高于民办园，但是民办园的教研规模效率比公办园更理想，最终民办园的教研综合效率略高于公办园。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公办园和民办园在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得分上差异均不显著（P>0.05）。综上，2019年江苏省公办园和民办园的教研效益大致相当，公办园在纯技术效率方面略有优势，民办园在规模效率方面更有优势。
2. 不同地域幼儿园教研效益的比较分析。
如图3所示，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幼儿园教研综合效率均值分别为0.515、0.588、0.598，苏北最高，苏中其次，苏南最低。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幼儿园教研纯技术效率均值分别为0.890、0.904、0.867，苏中最高，苏南其次，苏北最低。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幼儿园教研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567、0.648、0.681，苏北最高，苏中其次，苏南最低。也即苏南和苏中幼儿园的教研纯技术效率略优于苏北，但是苏北幼儿园的教研规模效率比苏南和苏中更理想，总的来看，苏北幼儿园的教研综合效率优于苏南和苏中。方差分析表明，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幼儿园在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得分上差异不显著（P>0.05），但是在规模效率得分上差异显著（P<0.05），HSD多重比较发现，苏北幼儿园的教研规模效率显著高于苏南幼儿园。可见，规模效率偏低是导致苏南幼儿园综合效率最低的重要因素。
3. 不同教研引领类型幼儿园教研效益的比较分析。
如图4所示，本研究将幼儿园教研引领类型分为四类：教研员引领、高校教师引领、教研员和高校教师共同引领、园内教师引领。四类教研引领类型幼儿园的教研综合效率均值依次为0.569、0.475、0.505、0.618，园内教師引领最高，高校教师引领最低。四类教研引领类型幼儿园的教研纯技术效率均值依次为0.908、0.849、0.899、0.855，教研员引领最高，高校教师引领最低。四类教研引领类型幼儿园的教研规模效率均值依次为0.617、0.565、0.560、0.709，园内教师引领最高，共同引领最低。方差分析表明，四类教研引领类型幼儿园在综合效率得分上差异不显著（P>0.05），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得分上差异显著（P<0.05）。HSD多重比较发现，教研员引领的幼儿园纯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园内教师引领的幼儿园（P<0.05），园内教师引领的幼儿园规模效率显著高于共同引领的幼儿园（P<0.05）。可见，教研员引领和共同引领的幼儿园在纯技术效率上略有优势，但是园内教师引领的幼儿园规模效率更为理想，最终园内教师引领的幼儿园教研综合效率高于另外三类教研引领类型的幼儿园。
4. 不同常见教研组规模幼儿园教研效益的比较分析。
如图5所示，本研究将幼儿园常见教研组规模分为四类：1～10人、11～20人、21～30人、31人及以上。四类常见教研组规模幼儿园的综合效率均值依次为0.597、0.573、0.522、0.451，1～10人规模最高，31人及以上规模最低。四类常见教研组规模幼儿园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依次为0.887、0.881、0.885、0.928，1～10人规模、11～20人规模、21～30人规模相近，31人及以上规模最高。四类常见教研组规模幼儿园的规模效率均值依次为0.663、0.644、0.578、0.486，1～10人规模最高，31人及以上规模最低。方差分析表明，四类常见教研组规模幼儿园在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得分上差异均不显著（P>0.05）。即使如此，图5仍然反映出一种趋势：随着常见教研组规模不断增大，幼儿园教研纯技术效率会有所提高，但是教研规模效率会逐渐降低，且相对来说规模效率降低幅度更为明显，最终造成教研综合效率逐渐下降。
（三）幼儿园教研效益的投影分析
DEA方法不仅可以测算幼儿园教研效率值，还可以得到非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投入产出松弛值，也即非DEA有效幼儿园观测值到DEA有效幼儿园观测值（前沿面）之间的距离（投影）。基于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投入产出数据特征，以及非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情况，投影分析可为非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决策指明方向。
1. 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投入产出特征分析。
在168所幼儿园中，19所幼儿园为DEA有效单元，将这19所幼儿园的教研投入产出数据在总样本中进行排序。按照排序1～56为低投入/低产出、排序57～112为中投入/中产出、排序113～168为高投入/高产出的标准，排序结果显示，19所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投入产出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低投入—中低产出（7所）、中低投入—中高产出（7所）、中高投入—高产出（5所）。以上结果说明，不同教研投入规模的DEA有效幼儿园，有其对应的教研产出规模。不可否认，由于幼儿园办园性质、所处地域、幼儿园自身因素（如幼儿园对教研的重视程度和师资队伍状况）的影响，现实中有些幼儿园教研资源确实较为充足，能够达到中高水平的教研投入，有些幼儿园的教研资源仅能得到基本保障，教研投入处于中低水平，有些幼儿园教研资源则较为匮乏，其教研投入处于低水平。对此，不同幼儿园需要追求与其教研投入规模相匹配的教研产出规模，才能保证其教研有效。
2. 非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投入产出松弛分析。
在168所幼儿园中，有19所是规模有效单元（规模效率等于1），剩余149所幼儿园则均存在规模效率损失。对这149所幼儿园的教研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情况进行统计（见表3），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非DEA有效幼儿园均存在一定比例的教研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情况。通过对比非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投入松弛值均值与教研投入观测值均值，可以得出这些幼儿园的教研投入松弛幅度，同理可得教研产出松弛幅度。对比结果显示，非DEA有效幼儿园在人力投入、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上需要在现有水平上平均降低20.07%、29.23%、31.13%，在教学产出、科研产出和社会服务上则需要在现有水平上平均提高15.83%、25.94%、33.81%。从上述松弛幅度来看，非DEA有效幼儿园的物力投入和财力投入冗余严重，社会服务和科研产出不足突出。
第二，非DEA有效公办园的教研投入冗余更为严重，非DEA有效民办园的教研产出不足更为严重。如上表所示，非DEA有效公办园教研人力投入和物力投入冗余相对明显、社会服务不足相对明显，而非DEA有效民办园教研财力投入冗余相对明显、教学产出和科研产出不足相对明显。可见，公办园教研规模效率不佳主要受投入冗余制约，民办园教研规模效率不佳主要受产出不足影响。
第三，相对苏中和苏北来说，苏南幼儿园的教研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情况更为严重。如上表所示，苏南地区非DEA有效幼儿园的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冗余明显、科研产出和社会服务不足明显，苏中地区非DEA有效幼儿园的人力投入冗余明显，苏北地区非DEA有效幼儿园的教学产出不足明显。这呼应了比较分析中苏南地区幼儿园教研规模效率最低的结论。
四、讨论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本研究对江苏省168所幼儿园2019年的教研效益进行了分析。DEA分析表明：2019年江苏省幼儿园教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偏低，教研纯技术效率则较为理想。比较分析表明：从办园性质来看，公办园和民办园在教研效益上差异不显著;从所处地域来看，苏北幼儿园的教研规模效率显著高于苏南幼儿园;从教研引领类型来看，教研员引领的幼儿园纯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园内教师引领的幼儿园，园内教师引领的幼儿园规模效率显著高于教研员和高校教师共同引领的幼儿园;从常见教研组规模来看，不同常见教研组规模幼儿园的教研效益差异不显著，但是表现出一定的趋势，即随着常见教研组规模增大，幼儿园教研规模效率逐渐降低。投影分析表明：DEA有效幼儿园的教研投入产出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低投入—中低产出、中低投入—中高产出、中高投入—高产出三类，非DEA有效幼儿园则均存在一定比例的教研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情况。
（一）规模效率不佳是导致教研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从教研效益均值来看，2019年江苏省幼儿园教研综合效率均值为0.565，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88，规模效率均值为0.629，考虑到DEA-BCC模型中“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可知江苏省教研综合效率偏低的原因主要在于规模效率不佳。比较分析表明，幼儿园教研规模效率主要与幼儿园所处地域、教研引领类型和常见教研组规模有关。
1. 苏北地区幼儿园教研规模效率显著高于苏南地区幼儿园。这主要与苏南地区幼儿园教研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严重有关。已有研究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幼儿园开展教研的条件。[56][57]投影分析也显示，相对苏北地区来说，苏南地区非DEA有效幼儿园的人力投入、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冗余更甚。这可能与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关，幼儿园教研资源相对更为充足，因此教研投入规模过大，导致教研投入冗余严重。而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幼儿园教研资源相对更为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多的资源浪费，因此教研规模效率相对更高。
2. 园内教师引领的幼儿园教研规模效率显著高于教研员和高校教师共同引领的幼儿园。这主要与共同引领的幼儿园教研投入过大有关。一方面，教研员和高校教师相对于幼儿园教师来说人力投入权重系数更大，因此教研员和高校教师共同参与教研会显著增加幼儿园的教研人力投入。另一方面，教研员和高校教师进入幼儿园指导教研工作时，幼儿园往往需要承担专家咨询费用，这进一步增加了幼儿园的教研财力投入，因此有研究者称专业引领需要量“费”而行。[58]综上，教研员和高校教师共同引领教研会造成幼儿园教研投入规模过大，对教研规模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其规模效率显著低于园内教师引领的幼儿园。
3. 幼儿园常见教研组规模越大，幼儿园教研规模效率越低。这主要与幼儿园教研投入过大和教师教研积极性不足有关。一方面，幼儿园常见教研组规模越大，每次教研活动涉及的人力投入相对越大，需要的活动场地也越大，可能造成人力投入和物力投入冗余。另一方面，幼儿园每次教研活动时间是有限的，教研组规模过大会导致教师展示自己的时间和机会有限，可能对大多数教师参与教研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59]少数“积极发言者”可能会享受发言的过程并受到鼓励愿意继续展示自己，但是“沉默的大多数”可能会陷入更加沉默的境地，当大多数教师教研积极性不佳时必然会削弱教研产出。而小规模教研时，教师个人的参与率、发言率、展示率會明显提高，教师之间更容易形成思维的碰撞，且能够有效避免或减少教研投入冗余。
（二）纯技术效率损失是导致教研综合效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在DEA-BCC模型中，“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因此，幼儿园教研纯技术效率损失也是造成教研综合效率偏低的重要原因。比较分析表明，幼儿园教研纯技术效率主要与幼儿园教研引领类型有关。
教研员引领教研的幼儿园纯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园内教师引领教研的幼儿园，这主要与教研员在幼儿园教研中的独特贡献有关。首先，教研员能够洞察幼儿园教研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幼儿园厘清教研方向。一般来说，教研员往往是优秀园长或者骨干教师出身，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的理论基础，[60]同时站位更高、视野更广，能够从市区层面把握幼儿园存在的共性问题，帮助幼儿园发现自身发现不了的问题，从而引领幼儿园教研方向，强化教师开展教研的信心。其次，教研员能够为教师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推动幼儿园教研可持续发展。很多园长反映，幼儿园教师的理论提炼和归纳能力不足是影响教研成效的重要因素，由此导致教研经验散漫、杂乱，对于教研的可持续发展不利。教研员深入到幼儿园教研中去归纳、概括、提炼、升华出理论，会让理论更有生命力、亲和力和指导力，能为教师架构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61]有效避免幼儿园教研的低水平重复。综上，相对于园内教师引领教研来说，教研员引领教研能够帮助幼儿园厘清教研方向、推动幼儿园教研纵深可持续发展，大大提升了幼儿园的教研组织管理水平，能够显著改善教研纯技术效率。
五、教育建议
第一，优化幼儿园教研投入产出规模。如前所述，教研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是非DEA有效幼儿园存在的共性问题，基于产出导向DEA-BCC模型，幼儿园需要重点优化其教研产出规模，且不同幼儿园有其不同的优化方向。首先，从办园性质来看，公办园需要着力扩大社会服务，民办园则需要着力扩大教学产出和科研产出;从所处地域来看，苏南幼儿园需要着力扩大科研产出和社会服务，苏北地区幼儿园需要着力扩大教学产出。其次，不同幼儿园需要根据其教研投入规模优化其产出规模。由于幼儿园办园性质、所处地域、师资状况的差异，不同幼儿园的教研资源丰富程度确实有所差别，现实情况不允许所有幼儿园教研都能实现高投入—高产出，对此，不同幼儿园需要根据其教研资源实际情况追求与其匹配的教研产出规模。对于低投入规模的幼儿园来说，中低水平的教研产出规模较为适宜;对于中低投入规模的幼儿园来说，中高水平的教研产出规模较为适宜;对于中高投入规模的幼儿园来说，高水平的教研产出规模才是其应该追求的方向。
第二，适当缩小幼儿园常见教研组规模。比较分析表明，幼儿园常见教研组规模越小，教研规模效率越高，对此，有必要适当控制幼儿园教研组规模。尤其是有些幼儿园的教师人数较多，应尽量减少采用全园教研或大组教研的模式（如31人及以上规模），更多采用小组教研的方式（如1～10人规模或11～20人规模）。采用小规模教研形式具有以下优势：一是能够关注到教师个体日常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与心得，真正让教师成为教研的中心;二是能够促进教师之间分享保教经验，实现思维碰撞，建立深度对话;三是可以有效避免或减少重复培训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力、财力、物力浪费。譬如，有的幼儿园近年以小型的“名师工作室”代替了大型的传统“教研组”，有的幼儿园以“分层教研”代替了“一刀切”，这种小规模教研允许教研活动充分考虑各个层面教师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教学实际和内在需要，[62]有助于每位教师在自身“最近发展区”上实现最大限度的发展。
第三，提高专家引领教研的实效性。高校教师和教研员的专业引领是幼儿园教研中必不可少的，对于幼儿园教研的纵深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63]方差分析表明，教研员的参与确实有助于提升幼儿园教研纯技术效率，但是高校教师的参与反而造成纯技术效率有所降低，部分园长反映这可能与某些高校教师的专业引领脱离幼儿园教育实践有关。此外，园外专家资源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研规模效率损失，最终导致幼儿园教研综合效率不升反降。这说明当前园外专家资源的引入并未有效改善幼儿园教研效益，因此急需提高专家引领教研的实效性。首先，专家需要定期连续参与到幼儿园教研中，在熟悉幼儿园一日生活和保教理念的基础上，进行把脉式的诊断和引领，切实帮助教师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教研不断前进。其次，有必要建立专家人才库，将专家特长和幼儿园特色进行匹配，如此一来专家可以为幼儿园教研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前瞻指导，切实帮助幼儿园厘清教研大方向和发力点。
注释：
①研究者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和回收《幼儿园教研教学产出调查问卷》，借助SPSS 22.0软件进行项目分析、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初试回收有效问卷197份，极端组比较法显示11个题项均具有较好的区分度，题总相关法显示11个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P<0.01），相关系数均高于0.4，故11个题项均保留。因素分析显示，KMO系数为0.956，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顺利萃取出三个因子，与研究者预设相符。信度分析显示，三个分量表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依次为0.948、0.953、0.952和0.975（α≥0.9），说明该量表信度非常理想。正式测试回收有效问卷168份，顺利通过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62（α≥0.9），具有较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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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reschool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fair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research is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research.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using the three-stage DEA method，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research in 168 kindergarten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201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eaching research in kindergartens in Jiangsu was quite low， the low scale efficiency was the main cause for that， and the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was quite hig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not found among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s， as well as among kindergartens with different sizes of teaching research groups.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mong kindergarten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s well as among kindergarten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rofessional guidance. The DEA efficient kindergartens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input/low and middle output， low and middle input/middle and high output， and middle and high input/high output. For DEA inefficient kindergartens， there was excess input or output shortage problem.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research， the scale of teaching research should be optimized， the small-sized teaching research group should be adopt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guidance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kindergarten-based teaching research， overal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scale effici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