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江南 彪炳千秋

    谭 明 张 燕

    

    常州溧阳市竹箦镇水西村,水田环绕,绿树葱茂,生机盎然。70年前的风云际会,又赋予了它神圣的光彩——抗日战争时期,以陈毅、粟裕为首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诞生在这里,从此,水西村成为茅山乃至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水西村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把抗日的风火燃遍大江南北。

    统一江南指挥,壮大抗日武装

    1939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当局也积极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反共摩擦。在苏南,国民党设立了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尔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又将其所属的沦陷区统一规划为第一、第二游击区,并将国民党主力第40师从赣东北调到溧阳,进一步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为适应苏南敌后抗日形势, 1939年8月14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电呈国民党第三战区:“本军第一、二两支队活动地区毗连,为便利作战及战斗战役中去配合行动以收协助之效,故将二支队暂归一支队陈司令指挥……。”17日,第三战区复电,予以“照准”。8月20日,鉴于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已赴延安,项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汇报并电示陈毅、粟裕:成立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一、第二支队。至9月4日,新四军给中央军委左权、滕代远的报告中已提及:“江南指挥部及一支队司令部在长荡湖以西之黄金山山地。” 11月7日,江南指挥部在水西村举行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会上正式宣布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正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江南指挥部下辖第一、第二支队的第2团、新6团、第4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共约14000余人。成立大会在水西村操场上举行,司、政机关及驻地的战斗部队参加了会议。陈毅、粟裕等领导都做了重要讲话。陈毅说:“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江南指挥部诞生了!江南不仅有第一、第二支队,还有地方党和爱国人士组织的抗日武装,大家各有各的活动地区,缺乏统一领导,不能统一行动,而今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就可以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捏成拳头去打日本鬼子。你们说,十个指头各自乱动好呢,还是捏成拳头打起来有劲呢?”粟裕也讲了成立江南指挥部的意义。他希望大家认清形势,加强团结,共同打击敌人。地方党委、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的负责人陈洪、樊玉琳、王丰庆等都前来祝贺。地方组织和群众敲锣打鼓送来许多慰问品。当日下午组织召开军民联欢会,前马小学教师和战士们还举行了篮球友谊赛;晚上,战地服务团开台演戏,到处洋溢着一派欢乐气氛。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其主力告别了水西村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根据地。

    坚持武装斗争,粉碎敌顽夹击

    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在敌顽夹击的形势下,机动灵活地、主动地选择战机,浴血战斗,打击敌人,从而切实保证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1939年9月8日,第1支队第2团袭击武进西夏墅日军据点,主力在镇澄公路上的陈巷桥设伏,击毁从奔牛方向开来的日军汽车7辆,歼日伪军180余人。9月25日,新四军挺进纵队、新6团、丹阳独立支队等夜袭镇江渣泽车站,并伏击前来增援之日军,毙伤日伪军100余人。10月4日,第2支队第4团在沪宁铁路龙潭至仓头间伏击日军,炸毁日军军车一列,毙伤日军118人,并迫使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天。11月8日,第1支队第2团、新6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丹阳以南九里镇、贺甲村一带,与日军发生激战,至9日,击毙日军168人,俘日军3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江南人民称之为“延陵大捷”。1940年元宵节之夜,日伪军800余人偷袭安中里、樊塘村,进犯水西村,陈毅、粟裕亲自指挥“江抗”2团一部、教导大队及机关人员奋起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水西村,保卫了江南指挥部,创建了以少胜多、保卫指挥机关的战例。6月1日,第2支队第4团一部和支队特务连在江宁县湖熟镇以东的赤山地区伏击日军,毙伤日军130余人,俘日军2人。3日,该部又粉碎了配有骑兵、坦克的千余日军的报复性“扫荡”。赤山之战受到陈毅、粟裕的电令嘉奖。

    

    1939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和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指挥部相继设立,冷欣任行署主任兼副总指挥,并从皖南迁至溧阳。在兵力部署上,又将其主力第40师从赣东北调到溧阳,配合第52师,第63师行动。同时,利用国共合作,委派县长,积极恢复其各级党政组织,进行反共造谣和分裂投降活动,不断制造流血摩擦事件。对此,江南指挥部首先从政治上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遇军事进攻时,则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坚决予以打击,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坚持抗日斗争。1940年6月18日,江南指挥部率主力转移茅山地区,冷欣即以两师之众尾随我北进,并以第40师1个团配合挺进军1个团楔入茅山地区,阴谋向我南北合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军被迫自卫,集中第2团、新6团和第4团,在句容东南的西塔山地区将其击溃,歼顽军200余人,俘100余人,保卫了苏南阵地,赢得了渡江的准备时间。

    实施战略策略,开辟抗日根据地

    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后,向东、向北发展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又再次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发展方针。陈毅对此做出了突破国民党的限制,求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战略部署,即派第2团一部配合挺进纵队进驻扬中,建立向北发展的跳板和第6团以“江抗”第2路名义进军东路地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江南指挥部成立后,又进而实施战略战术扩展。1939年10月,陈毅、粟裕决定西撤至扬中的“江抗”与挺进纵队合编,仍称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下辖4个团。不久,“挺纵”第3团和第1、第4团相继过江,展开于江都和吴家桥地区。“挺纵”第2团以“江抗”2团名义返回苏南,活动于丹北地区,尔后,为保卫江南指挥部,又辗转回到茅山地区。1939年冬,陈毅、粟裕派第4团团部和第2营,组成苏皖支队,渡江到仪征、六合、天长一带活动,次年2月,又派“挺纵”第3团西进,并编入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委,不久与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打通了联系。3月21日,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以其万余兵力,进犯新四军第5支队留守部队所在地半塔集地区,江南指挥部电令挺进纵队、苏皖支队驰援,配合第4、第5支队取得了反顽战役的胜利。根据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精神和苏北具体情况,陈毅、粟裕确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策略方针。为此,陈毅于1939年8月至次年4月间,先后三进泰州与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会晤,经过艰苦说服工作,与二李部建立了一定的统战关系,使新四军得以在江北有了立足之地,建立了向北发展的桥头阵地。至此,大江两岸的苏南、苏北、淮南互相通连,互为犄角,造成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的有利态势。

    在加强向北发展力量的同时,陈毅、粟裕派杨浩庐等人返回东路地区,并指示“重建武装,坚持东路斗争”。1939年11月6日,留在常熟阳澄湖地区的30多名伤病员,组成了“新江抗”,从而为全面恢复苏常游击区的抗日斗争和创建苏常太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与陈毅商定,即派吴仲超、何克希等人到东路,担任“新江抗”的领导。1940年3月,经陈毅的多次要求,新四军军部派第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东路负责组织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指挥。是月底,谭震林率一批干部抵达水西村,旋即去东路。江南指挥部还调派了干部随行。4月下旬,“新江抗”改编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 组成东路军政委会,谭震林任书记。5月下旬,江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5月4日指示精神,做出进一步向东发展的部署。“江抗”第2团全部东进,与谭震林部会合,归其指挥,并配合收复苏浙皖边区。与此同时,江南指挥部和中共苏皖区委还对开辟太湖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0年2月,张之宜等人奉命到达和桥,帮助程维新部开展政治学习,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等工作。3月,陈立平率10多名党政干部进入太湖地区,争取了另一个地方实力派盛计然,还成立了统战性质的半政权组织——太湖行动委员会。4月中旬,彭柏山等20余名干部又奉命前往,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力量,并成立了中共太湖工委,陈立平任书记。从而,苏南新四军开辟了苏常太、澄锡虞和太湖抗日游击根据地。

    

    重建各级党组织,建立民主新政权

    新四军在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一开始就积极培养和慎重发展党员,并着手重建党的各级组织,第1、第2支队活动区域建立了3个特委、14个县(工)委。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加强党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1939年12月,中共苏皖区委成立,吴仲超任书记,从而使苏南各地创建的分散的游击基地,从党的领导体制上也统一成为一个整体。江南指挥部军分委积极指导和协助苏皖区党委加强地方党、政组织的工作,达到了地方党和军队党的统一。1940年3月,江南指挥部与苏皖区党委在水西还召开了县、团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根据苏南的具体情况和工作基础,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并通过《苏皖区党委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会后,又撤销了苏南、苏皖2个特委,将全区划为4个游击区,每个游击区设立1个中心县委,下辖若干县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德、郎溪县,则设立广郎中心县委。另外长江工委直属苏皖区党委领导。同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陈毅立即召集县、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并制定了新的根据地建设计划。

    与此同时,苏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一游击区,建立了镇丹武扬四县抗敌委员会和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二游击区,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也正式代行政府职权;第三游击区,成立了江当溧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抗敌总会和抗战动委会的主要领导也由以前的国民党、开明士绅改为中共干部直接担任。在根据地的中心区,采用民主选举或委派的方式选派了区长,对乡保政权也进行了改选。各地抗日民主政权行使职能开展扩军、减租减息和税收工作,兴办文教、经济方面的公益事业,制定各种条例和法规,对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战,巩固和建设根据地起到重大作用。

    加强军队建设,结成军民情谊

    江南指挥部在艰苦复杂的游击环境中,提出了一边打仗、一边建军的口号。陈毅、粟裕亲自给指战员上马列主义理论课,经常性地对部队进行政治形势、斗争任务、方针政策和红军优良传统的教育。江南指挥部政治部编印了《每日电讯》、《战士报》供指战员学习。江南指挥部采取传、帮、带和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的方法,注重部队在整休和平时的训练,并不定期地举办连、排干部训练班,根据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和编制状况结合实战要求,进行战术、技术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江南指挥部机关和部队在战斗之余,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战地服务团还深入连队开展文艺宣传,进行文化教育,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文化水平,增强了体质。江南指挥部还逐步健全了司令部、政治部组织机构,适当配备干部,充分发挥各类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特长。由此,在革命的大熔炉中,江南指挥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党政军群工作的干部和各种人才,他(她)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为适应部队发展形势的需要,江南指挥部重新组建了以钟国楚为副团长的第4团和以巫恒通为团长的第3团,1940年7月,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上后,这两个团则成为坚持苏南西路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

    江南指挥部政治部民运工作队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同志,深入民众,运用唱歌、演戏、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办夜校、俱乐部等各种形式,揭露日军暴行,宣传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讲解抗战必胜道理,与广大民众同甘苦,共命运。陈毅在水西村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高唱《马赛曲》,发表抗日演说。一次,陈毅到第2团团部驻地洙汤视察,在查看连队厨房卫生时,发现侧室有位老人卧病在床,陈毅立即派通讯员到团部把卫生员叫来给老人治病,并把他留下侍奉老人,直到病痊愈为止。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率领民运工作队,到邻近的前马村工作一个多月,召开过5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一些记忆力强的老人,至今仍能记得起开会时的情景,唱出抗日歌曲。新四军指战员纪律严明,借东西要得到主人家的同意,强借了要受处分;部队转移,把所借东西一一还清,并把屋内打扫干净,挑满水缸,还留下军纪人员,不厌其烦地挨门逐户询问,如发现有东西损坏,则按物折价赔偿。农忙时,新四军还帮助农民栽种收割,如果主人家烧饭买烟,真心诚意招待,他们都婉言拒绝。为此,广大民众都称新四军为王者之师。经过新四军的抗日宣传,解决民众疾苦,以及新四军模范行动,博得了民众的好评。广大民众以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救护伤员、筹粮支前、踊跃参军、积极参战、发展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支援新四军。在共同的斗争中,军民建立的深情厚谊,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建议军部东移,挥师渡江北上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顾祝同、韩德勤兵力,在冬季反攻名义下,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新四军。皖南军部周围有国民党的7师之众,泾县云岭确实在虎狼窝内。为此,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必须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并指出“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此时,陈毅借到军部之机,向项英建议将军部和皖南主力移到苏南,项英也同意东移苏南,与苏南部队连成一片。但是,随着华中的反共风云日紧,江南形势更为紧张,军部东移苏南的决心又动摇起来。1940年3月,军部派袁国平到江南指挥部,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之机,向陈毅进行解释。军部突然改变主意以及决策的犹疑不定,实在使陈毅焦急。于是,他要求军分会和东南局,可以和中央直接联系。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军部和皖南部队东移,认为:“苏南为解决人、枪、款良好地区;皖南则地形好,为向苏浙赣发展战略要点。但目前坚持力量不够,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直到海边。”4月28日,陈毅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提出新四军皖南、苏南力量合并统一,认为“新四军江南部队皖南、苏南力量相等,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单,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5月2日,陈毅、粟裕致电中共中央,认为“皖南部队企图于友方进攻时长征闽浙,这个企图不可轻试的”,建议“主力集中苏南,充分发展,将会有更大地区落入我手”。5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陈毅,表示同意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东移苏南。5月17日、19日、27日,由陈毅以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的身份3次致电中共中央和项英,促请军部及皖南主力速移苏南。陈毅、粟裕考虑到电报不能详细地反映他们的意图,又派民运科长曾如清专程赴皖南汇报。中共中央也于5月26日致电项英、陈毅等人,再次明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在陈毅、粟裕等人的一再建议及中共中央的再三催促下,项英才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我们的意见仍以东移朗溪区域与苏南打成一片为宜。”决定派先遣队到朗溪、广德地区去布置,并要陈毅派部队接应。由此,双方各派作战科长带领参谋、政工人员,勘察道路,测绘地形,选定必要的反摩擦战场,并制定了电台呼号、通讯联络办法,粟裕据此拟定了派3个团接应军部东移的计划,但军部东移仍未见行动。6月4日,陈毅请中共中央再次电催项英。时至6月10日,冷欣部队对江南指挥部形成大包围,皖南与苏南的交通被阻隔,故项英于12日致电中共中央,军部移动已停滞,称“彼方军队已布置”,“只有作待机移动”,从而,军部错失了东移苏南的良机。

    1940年6月中旬,冷欣派其第63师进驻高淳,与第40师、挺进军第2纵队形成对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合围的部署,围攻医院,截断兵站,并制造反共舆论,迫害根据地军政人员,图谋挑起大规模的反共摩擦。江南指挥部为团结抗日,顾全大局,决定北移,到溧武路以北大举肃清敌伪势力。同时,陈毅还致信江南行署秘书长巫兰溪,请其转告冷欣,应以大局为重,造福于国家人民。此时,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受韩德勤唆使,率13个团兵力包围了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八路军南下部队又一时难以到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南、苏北的兵力已不可能同时对付冷欣、韩德勤部的进攻,为避免苏南、苏北两方受损,江南指挥部决定苏南主力渡江北上。6月15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中共中央及时同意了陈毅、粟裕的抉择。6月28日凌晨,二李部队在保3旅配合下,猛攻郭村,陈毅即于当日夜晚轻舟简从,由扬中过江,处理事端。粟裕率领北渡部队冲破日、伪、顽阻击,越过公路、运河、铁路等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胜利到达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师。是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尔后与兄弟部队共同肩负起中共中央赋予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光荣使命。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后,新2支队在司令员罗忠毅、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廖海涛领导下,继续坚持茅山地区的抗日斗争,对外仍以江南指挥部名义活动,在与日、伪、顽的斗争中,部队也有较大发展,苏南抗日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综上所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从成立到陈、粟率师北渡,虽然为时仅9个月,但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陈毅、粟裕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正确指示,并从苏南抗日斗争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党的“三大法宝”,创建、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完成了在长江流域进行战略展开的任务,拉开了黄桥决战与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序幕,奠定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历史造就了水西村,水西村创造了历史。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时期的水西村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红色摇篮,到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由初入苏南时的4000余人发展到14000余人,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重要力量;陈毅、粟裕指挥部队取得了数百次战斗胜利,血与火的锤炼,培养和造就了党员、干部。从水西村走出来的新四军指战员中,建国后授予将、帅军衔的有84名,师、军级领导79名,还有省部级领导36名,地厅级领导85名。原中顾委委员、当年的老二团团长、开国中将王必成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深情地说:“没有水西村,就没有药膳根据地,就没有东进,就没有苏北根据地,也就没有黄桥战役的胜利。”□

    注释:

    ①溧阳,位于江苏省南部,历史上有“扼京畿咽喉,鸡鸣苏浙皖三省”之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就座落在茅山和天目山余脉交汇处的溧阳西北角的水西村。1938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新四军要深入敌后,创造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粟裕同志率领先遣支队到达苏南境内,实施战略侦察。6月,陈毅、张鼎丞同志分别率领一、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6月12日,陈毅在溧阳竹箦桥召开了第一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同年11月选定水西村李姓宗祠作为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办公处(1984年在其旧址上建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同时,将兵工厂、服装厂、医院等后勤单位迁到水西村周围村庄。

    (作者单位:谭明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室;张燕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