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建国后至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期间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新思考
关键词 土地改革 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9KY0844，项目名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化解路径研究;本文系桂林旅游学院科研基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8PE36，项目名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析及解决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赵志恒，桂林旅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1.231
中国共产党最善于在复杂多变的众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进而科学地分析和全面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客观地制定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精准确定工作重心。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经济状况处于破烂不堪的局面，国内局势依旧不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何巩固新政权，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及时搞清楚和科学判断建国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成为摆在我党面前的当务之急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我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建国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在新民主主义胜利前夕，我党主要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对我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预测和判断。1948年9月初，刘少奇同志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新中国的主要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成分，在建国后与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之间的竞争将会日益激烈，并逐渐发展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又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1]同年，毛泽东同志对于刘少奇同志的观点给予充分肯定，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围绕建国后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崇高宏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2]这个分析判断对于我党考察建国初期诸多社会阶级矛盾时，及时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毛泽东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标志着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提前认知在党内已经形成了共识，并正式写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之中。这里需要说明，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社会基本矛盾与建国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只是表述不同而意义相同，都是指的党的中心工作任务。
在新政权即将临近的时候，我党开始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在此过程中对中国面临的现状又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问题，解决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应是建国后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对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又进行了重新审视，从而提出了新的构想。1949 年 7 月份，刘少奇同志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的角度，在党内所作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我党在掌握政权执政后，与全国人民所面临的斗争对象将仍然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并且强调这一斗争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面对刚刚建国后的社会现实，打破受苏联经验的束缚，在1950年4月召开的全国统战会议上明确表示：“今天的斗争对象，依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3]这说明我党的领导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认为目前不能助长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社会基本矛盾判断，应该等到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再去思考和实施。因此，我党重新确定了土地改革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再次明确了斗争的对象和团结的对象，主张团结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二、我党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建国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1950 年 6 月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會议。这次会议对于当时党的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和战略策略都做了部署。第一，确定了我党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解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到底”[4]。第二，确定了我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要在三年左右时间内，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强调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5] 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上下团结一致努力创造这三个条件，做好当前的“八项”工作。第三，会议制定了党在建国初期的战略和策略。就是“不要四面出击”。我国完成土地改革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不能四面出击、树敌过多，要减少阻力。顺利进行土地改革和工商业的调整，就要集中打击我们的敌人，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与各党派、各阶级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了进一步缓和人民大众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有时在某些方面也要做出一定的让步。否则，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
然而，我党并没有完全放松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是出于土地改革的需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处于缓和阶段。我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限制又发展，既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的原则，一方面对于民族资本进行限制、节制。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唯利是图、剥削工人阶级利润仍是它的本质特点，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他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不允许他们操纵国计民生。另一方面积极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对于国计和民生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我党采用调整工商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保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问题上，他强调不能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而提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左的”思想，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为了适应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民族资产阶级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消灭的，因为它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但是在目前不能把他们一把推开，还得需要把它团结在身边，以便实现我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同时针对土匪恶霸，要采用严加惩处的策略和方针，孤立主要的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人，壮大人民大众开展土地改革的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刚刚解放后这一特殊时期实践执政的一次积极尝试，在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下，国内政治局势得到好转，经济得到初步的恢复，很好地巩固了国家新政权，从而为新政权的平稳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践已经证明我党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三、建国初期国际关系的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所遇到的国际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是我国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友好关系，得到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另一方面，我国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新中国的成立虽然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但世界上还有很多殖民地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一些国家仍然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侵略弱小国家、称霸世界的野心不死。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刚刚从战争的硝烟中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来，惧怕再发生战争的心理，到处散布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反动言论，制造恐怖局势，煽动反动气焰，强力威慑不听他们指挥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外面临的就是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以穷凶极恶的凶猛态势企图将中国新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仍幻想在中国保留一些特权，留有回旋的余地。美国加快了从中国版图上把西藏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还鼓励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五马”军阀把部队撤退到新疆，与国民党及其他反共势力相互勾结，同中国共产党进行疯狂的对抗。在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阐明了世界战争的观点，他说：“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6]但他又强调战争危险是可以制止的，只要全世界人民觉悟起来，全世界的共产党团结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6月28日毛泽东又发出号召，让我国人民与全世界的人民积极团结一致，做好充分的准备进行并肩战斗，全力回击美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的挑衅。1950年6月，美国趁机朝鲜发动南北战争，纠集十多个国家的兵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悍然出兵发动侵朝战争，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中美矛盾达到极端白热化程度。面对这一矛盾和世界势态，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解决？我党认为抗美援朝势在必行，“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毛主席“保家卫国”的号召，英勇赴朝，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10月25日至次年6月10日，我军连续发动五次战役，使美军迭遭挫折。7月10日美国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以后，双方边谈边打，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签订停战协议。至此朝鲜战争结束，中朝军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将建国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判断是正确的，将国外主要矛盾判断为人民大众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总之，我党在建国后至土地改革完成期间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成为我国进行顺利建国的指南。雄辩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断，就不会有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就不会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相对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就不会快速步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轨道，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更不会进入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371.
[3]毛泽东选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58.
[5]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373.
[6]毛泽东文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