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王静
摘 要：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各种因素推动的结果，一方面是客观原因，即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科学的理论指引中国革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衰败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世界带来极大的震撼，促使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主观原因，即马克思主义与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蓝图相匹配、契合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以及马克思主义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促使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1]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诞生半个世纪后渐渐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进程，其中五四时期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则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主义”为什么能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能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发展？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1471这是学术界较为普遍认可和熟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本文试图从知识分子角度出发，将知识分子的个人背景、自身特点与时代背景相结合，深入探究其在五四时期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一、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科学的理论指引中国革命
时代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避免。“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环境的混乱，使得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寻求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这也是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原因。
（一）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的相继失败，转向思想层面的学习
晚清的中国在封建制度统治下腐朽没落，社会民生凋敝。而此时的世界在工业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405，并开始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经过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正如李鸿章感叹道，中国的社会也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开眼看世界”，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以魏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面对鸦片战争后国内积贫积弱的惨淡状况，内心的“愤”与“忧”促使他创作出世界历史、地理巨著《海国图志》一书，力求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随着中西冲突的加剧，内忧外患的加深，清政府接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思想，曾国藩、左宗棠为“自强求富”目的大兴洋务。以上从器物方面向西方学习，都由于未触动小农经济的根基而失败。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后，清政府内忧外患的状况进一步加剧。而仅仅一海之隔的日本，综合实力却不断增强。日本的成功则是得益于明治维新，促使日本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走向富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为了自强和求富而呼吁维新变法，借鉴日本之经验，主张由器物转向制度层面的变革——推行君主立宪制，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保守势力力量依然顽固，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能与之抗衡，革命必然夭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废除了存在了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是其成功的一面，但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又因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等消极的一面，革命最终失败了。面对探索道路的失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反思之后意识到，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于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转向了思想政治战线，研究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在思想文化上开始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努力，成为后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暴露，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思
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中国仁人志士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制度和思想，另一方面中国又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野蛮剥削，人民的生活愈加悲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迷茫和彷徨中苦苦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良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5]。第一次世界大戰昭示着“死亡、破坏、恐怖、荒芜”，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中“极恶”的一面，也让全世界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新的看法。国内《东方杂志》等报纸杂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刊登诸多报道、评论，引发国人热议，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社会由崇拜转向怀疑。而巴黎和会对中国正当要求的拒绝，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道路产生了进一步怀疑。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去，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6]接着一年的欧洲游历，让梁启超亲眼看到了欧洲社会的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生活困难、政治动荡的严峻状况，促使他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价值判断、对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进行反思，否定科学万能，开始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其更理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梁启超的思想转变虽然不彻底，但也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内知识分子的重要影响。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国内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更是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因而纷纷对帝国主义的丑恶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7]397李大钊也指出：“巴黎会议所决议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8]213他们也从中吸取教训，呼吁国人在思想方面“应该发生对内、对外两种彻底的觉悟”[7]412，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则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明确提出的：“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7]427表达出对自由、平等、科学、人权等主张的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爆发后，使得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发生转变，在对西方模式产生怀疑、感到失望的同时，也渐渐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并用其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为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营造了社会氛围，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十月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启发了知识分子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2]1517俄国的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给中国人民，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吸引他们更多关注马克思主义，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和俄国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经济萧条、文化落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带给中国的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样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推动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的解放。而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声明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强烈地号召反帝反封建，增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兴趣，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第一个在中国公开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他在1918年7月1日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具有“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将迎来“世界新文明之曙光”[8]104等世界性意义。同年11月，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后来又发表了《新纪元》和《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提出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8]122。他还在1919年撰写的长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1920年8月，青年学者陈望道首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上海问世，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帮助知识分子更深入地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吴玉章研究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总结以往革命实践的教训，认识到必须走俄国的道路，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大众……他强烈要求组织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李达对此感受到，要想像俄国革命一样取得成功，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成功的经验。他在1918-1920年间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原著，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契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需求，于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原同盟会会员和五四左翼青年等群体纷纷积极学习、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还建立各种文学组织，创办报纸杂志进行广泛宣传，将无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动力，联合广大工农群众，凝聚起坚实的革命力量。
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促使他们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们发挥个人学识与才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转变，但都相继失败了，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也曾使他们陷入迷茫。但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成功实践，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思想文化的变革，最终在众多思潮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知识分子在众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不仅有客观的社会现实因素，更重要的是主观因素的推动。知识分子受到以往思维习惯、知识体系及价值追求的影响，选择了与之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相匹配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大同理想社会形态与有诸多契合之处，成为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自古以来，在生活疾苦的压力下，人们对美好生活都充满着向往，在古代中国则是构建了大同社会的美好社会形态。《礼记·礼运》中刻画了一个清晰且完美的理想社会，包括天下为公的“公有制”，亲友邻里讲信修睦，人们自觉关心社会、遵守社会秩序，社会和谐有序运行等特征，在大同社会中，社会分工明确，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关心弱势群体，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能受到保护。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知识分子为大同社会的实现而付诸不懈努力。只不过大同社会追求的天下大同是一種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境界，而且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到了近代仍然只存在于想象的层面。面对近代中国山河破碎的状况，知识分子对美好生活愈加向往，而且提出了更多理想社会的建构方案。康有为撰写了《礼运书》阐明了他的大同思想之后，又写了《大同书》进一步阐述他的社会政治理想，构建了“大同世”的理想社会，并进一步描绘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9]的社会形态，但由于他提倡改良的方法去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是无法实现的。后来，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以实现世界大同构建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他重点关注的是“平均地权”，提倡将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建设新型社会，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而最终也只能流于空想。至此，知识分子对美好社会的向往都由于受旧制度的束缚而无法实现，但是，知识分子们对理想社会探索的步伐并未停止。
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新思潮传入中国，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关注。共产主义的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描绘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22这与大同社会相通相契，而且更具进步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建构更合乎社会发展规律，更为具体地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科学道路。在当时的环境下，知识分子亟待需要这样的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更符合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愿景，且更具进步性，引起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并被知识分子群体所认可和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契合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实践哲学。儒家从孔子以来，就强调实践智慧，突出人的实践智慧必须转化为实践的行动，即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古代的士人阶层也将“志士于道”作为人生信条，也就是他们追求的是将自己的个人价值与促进国家兴旺联系起来，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群体，强调学以致用，即通过用学识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努力。古代知识分子对“内圣外王”的追求也从未改变，他们强调关于实践的学说转化为实践的行动，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才有意义。
到了近代中國，即使中国的历史条件、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面对近代中国的落后，国家内忧外患生存危机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体现出铁肩担道义的英勇无畏的奉献精神，仍然将救亡图存作为使命任务，这时知行合一更加得以重视和运用。孙中山从个人的立场对“知”与“行”的关系作出阐述，以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不懈努力，即便经历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实践的失败，中国革命又一次陷入黑暗，他们也并未放弃，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在西方的思潮中继续寻找救国之道。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青年杂志》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与他们所推崇的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是相互契合的，正如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纠正了以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不完善之处，指出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并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35，“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4]138。马克思用辩证的、唯物的思维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观点的科学解释。正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也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追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吸引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前后，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急切地向西方学习新思想，并且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潮还未消沉之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传来了社会主义思潮，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在短短几年接触到了从欧洲文艺复兴至十月革命几百年间的各种西方思想、学说，思想界可以说是进入到百家争鸣的状态，这些思潮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类：一是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二是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包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互助主义，武者小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柯金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国内衍生的工读互助主义等;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要是西方启蒙学者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及人道主义等思想;四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改良社会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当时颇具影响的流派有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在主义、经验主义，还有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
在众多思潮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革命性和人民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体现于三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成果中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奠定了研究原理和基本研究方法的科学基础，而另一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则是科学的思想成果，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变过程;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证考察，提出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大矛盾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三是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为无产阶级如何消灭资产阶级、灭亡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建立一个新社会找到一条科学之路。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体现在具有彻底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彻底的批判精神，以及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追求。《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最后还坚定地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435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气的斗争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则着重对德国古典哲学、资本主义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此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还体现在它的不断发展和自我超越，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0]说明它不是“本本主义”，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彻底地批判任何错误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地产生、发展的科学。最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体现在它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287，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虽然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饱受风霜，却一直坚持初心不改，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作为崇高理想，始终以维护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使人民性成为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
从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因素分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与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相匹配，两者都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为最终目标，并且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为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契合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从辩证的、唯物的视角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为知识分子求得救国之道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的、革命的、人民的理论，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成为知识分子在众多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原因。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味随波逐流、盲从盲信，而是在综合了国内外的客观情况、经过了理性的思考和比较之后才做出的慎重选择。马克思主义广泛的传播，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为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分析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对于今天的我们能够得到的启示是，新时代我们仍然应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践，不断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05/c64094-29966415.html.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544.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6.
[6] 梁启超全集：第5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987.
[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8] 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 顾作义.和谐——人与社会、自然的圆融[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82.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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